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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是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他的作品有着以一贯之的创作底蕴与创作主题，关注底层人的生存苦难与抗争及其社会环境。正如他本人说的：“我有一个很大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苦难——人的生存苦难。”在他的近作《大年夜》里就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同时在叙述结构上别具一格，蕴涵了深厚的社会意义。
       鬼子是一个善于叙事的作家，这一点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过。鬼子在《艰难的行走》的自述里曾谈到当年读书时曾为生计而写过一些通俗小说，这些经历对于他再次踏上文坛并成为优秀小说家提供了汲养。《大年夜》是他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叙述视角是很独特的，美国文论家艾伯拉姆斯定义视点为叙述故事的方法，即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方式或观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叙述里的人物、情景和事件。在这部小说中叙述是从莫高粱的生存境况切入的。莫高粱作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着不幸的遭遇：离婚，儿子小，经济状况拮据，年年用一把旧扫帚扫屋，老婆跟他离婚后他就在沮丧颓废中度日。他懒散着拖到了年底最后一天才想起要是再不扫屋就过年了，儿子丰富的联想颇具说服力的使他放弃了用旧扫帚扫屋，但日用土产商店的扫帚价钱很贵，卑微的小人物过生活就得精打细算。小人物的莫高粱的社会待遇也是卑微的，李所长找莫高粱帮他们所里掏厕所，却说“给你帮个忙”。在社会底层跌打滚爬的莫高粱到底乖巧，能逢迎、委曲求全、察言观色，对于李所长的予与求的微妙区别熟谙于心，因此能讨得李所长乃至前任所长的欢心，莫高粱又得到了年底暂时帮他们所上街收钱的营生来赚点劳务费，却得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过后依旧得忍受。穷人是没有志气的，小人物要讨生活似乎命中该承受这一切，这是弱者的生存法则。
       莫高粱在大年的最后一天鬼使神差的和上街“偷税”的老阿婆遭遇了，莫高粱就缺一把扫帚，偏偏老阿婆卖的就是扫帚，命运就是这样，总是充满着偶然和不可预测。莫高粱胳膊上一定套着具有身份标志意味的红袖套，这会使他感到这个红袖套所标示的权力会神奇地附着在他身上，他莫高粱就不再完全是原来的莫高粱，而是权力的标志，莫高粱就在占小便宜的心理促使下使用了红袖章所带来的权力理直气壮地白拿了老阿婆一把扫帚，莫高粱飘飘然起来，张扬地把扫帚朝头上的天空高高举起，像展示战利品似的。人性是复杂的，当非理性的欲望膨胀时小人物也会作恶，一把扫帚已经不能使手中有小权力的他满足，当他白拿第二把时竟意外地被始终胆怯的阿婆抢了回去。老阿婆是羸弱、无助的，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来看她是个谜，是作者设置的悬念。莫高粱无奈中耍心眼骗阿婆到早没人的所里去找李所长。在复杂的人性世界里，存在着巨大社会地位差别和物质差别，人的心态很难保持平和，人性中的某些东西总是蠢蠢欲动，寻找一切机会弥合失衡的心态，哪怕是虚幻的和暂时的，人性被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所异化也就在所难免。莫高粱一到所里就极力模仿李所长的种种姿态、眼神、动作：本性驱使他要给阿婆水喝，为模仿就故意刁难托辞，并把老阿婆关起来。但人性中毕竟有一扇窗朝向天堂，他离开时老阿婆的种种反常让他心慌，但粗粗检测后他想他会很快就回来放了她，让她赶在散街之前，把剩下的那两把扫把卖了。小说用这一笔开启了莫高粱的人性世界的一线缝隙。
       正如一位评论者说的：“……偶然性成为小说叙事发展的动机。在鬼子小说里，是许多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命运的走向而将人物逼到一个能动的环境里，以展示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生命本然的冲动。”莫高粱的不幸命运在他向光头收摊钱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极其意外地被光头扁担上的钉子打穿太阳穴死去了。其实就生物界来说，生存本来就是个几率，每一分钟都可能出现意外，而鬼子正是利用这种世间不可知力量造成意外的高手。莫高粱命运的突转带来了小说叙述结构的突转和时间空间的极大跨越，这种突转是煞费苦心的，正如鬼子在关于《大年夜》的四点备忘录中说的：“我只是想：老妇人如果有灵魂在天，她会告诉我们什么？她的灵魂在哪？如何才能找到她的灵魂，如果找到了，也许就找到了一个小说。”“但我依然找不到那位老妇人的灵魂，她只是时常让我感到不安，好像我欠了她什么，直到莫高粱这个人物在我的想象中慢慢地出现……”巧妙的叙述突转带来了叙述空间的膨胀和空隙的产生，为其它叙述因素的注入提供了可能和介入点，也为叙述提供了更具透视力、更具有洞穿力的视角即鬼魂的视角，我想这一视角恰恰是鬼子苦苦寻觅的，正是这一视角才使得关于老阿婆的叙述得以深层次展开并具有了深刻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批判色彩。有评论者认为广西三剑客的创作具有一种“巫气”，有的说是巫文化思维的渗入。关于这一点他们尽管没有承认，但在鬼子的这篇小说中，中国传统的有关灵魂的思维观念是切切实实介入了叙事结构的转换。小说由原来作为现实存在的莫高粱和作为符号存在的阿婆之间的叙述，转换为因死亡而具有了透视尘世一切物质与精神能力的莫高粱与老阿婆之间的叙述，从而使小说的视角由现实的被异化的人的视角转化为非人的视角，也就是跳出现实，并以鬼魂视角反观社会自身，就会发现身处其中时不易发现的缺陷和问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打破了原叙述视角的局限与障碍，使小说叙述空间扩大并使小说具有了极大的张力。同时视角的转换给小说带来戏剧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戏剧成分时提到“突转”和“发现”，对于前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指行动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后者指的是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和“发现”同时出现是最好的“发现”，因为二者同时出现的时候，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大年夜》就具有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小说中莫高粱的死使小说的演进方向急转直下，“突转”产生了，莫高粱死后才“发现”老阿婆胃里的那团鸟蛋大的消化不掉的野菜，尽管这种发现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好的“发现”，但这种突转及伴随而来的“发现”唤醒莫高粱的良知和对老阿婆的怜悯，莫高粱的性情也发生了突转。
       化作鬼魂的莫高粱从太阳穴上被打穿的黑洞中浮出来时，“浮在了一个巨大的黑压压的花圈之中，不同的只是，他发现插在花圈上的竟然都是一些人脸”。残酷的幽默竟有些神似于庞德在《在地铁站》中感受到的一刹那恍惚。良知回归的莫高粱终于想起了老阿婆，跌打滚爬于尘世夹着尾巴于艰难中讨生活的莫高粱本质毕竟是善良的，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救不出老阿婆，世界就是如此悖谬，如此荒诞不可理喻，为恶时虽存善意却无善良行为，良知回归后要行动时却已丧失行动能力，这是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个充满荒谬和非理性的世界，而人生原本就是隐型的原生悖谬并不断派生出无数交错纠错复杂的荒诞。无奈的莫高粱于是两度求助于早已回家过年的李所长，所长家里丰盛的年夜饭把所长老婆似乎也熏成了一道美味。莫高粱第一次求助被所长夫人操刀杀鸡泼血吓得无果而返，找不到求助的对象，只好再次来找所长，跪倒在所长面前恳求他，所长却充耳不闻，莫高粱发现他的话像一缕轻飘飘的烟从所长一只耳朵进又从另一只出来一飘就飘走了，他咬断一节手指堵住所长一只耳朵却堵不住所长的嘴、鼻孔、发根。莫高粱以灵魂的名义寻求和所长的灵魂对话，但他终于发现所长是个根本没有灵魂的活人，这是现实的辛辣表征。
       小说中莫高粱的四处求助颇有寓意，它是寓言，是深刻的具有讽刺意味和道德批判的寓言。人类丧失的高贵的良知却残存于一个鬼魂身上，一个非人身上，这种良知如此微弱、无力、无助，其中的寓意发人深思，它是人类日趋淡漠的道德良知向人类发出的警示。隔阂和冷漠不是人类应有的，可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求助所长无望的莫高粱向瓦镇人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可没人懂他，没有人理他，反而纷纷杀鸡往门槛上洒血以示恐惧和拒绝。莫高粱绝望的三次悲怆绝伦的怒吼是悲愤的求助同时又是人性的拷问，是对现代人泯灭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性流失的拷问，是良知的绝望的呐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情景造就人们生存状态的淡漠和隔阂，悖谬的现实加剧了人生存的酸楚与无奈，同时也显示了作者深沉的形而上的思索。绝望的莫高粱无助地跪倒在瓦镇大街上，这是罪恶向善和良知的忏悔和赎罪。当老阿婆的魂站在莫高粱面前时，小说的叙述视角转换为虚对虚，于是小说中老阿婆的一系列悬置得到了解读：她年老力衰；家里粮食最少却偏被人偷；家里没鸡，难请警察；孙女外出打工将回却生死未卜；几天水米未进只好饿着走很远山路来卖扫把，上次卖扫把仅得一块钱买盐，这次又被莫高粱抢走两把。法学家说:恶法非法，但善的法遭遇打折扣甚至恶的执行者时这种善的法所能带给人尤其是底层人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这是法的悖谬，也是现实的悖谬。
       从小说所展示的人物生存世界来看，面对现实而荒诞的世界，鬼子没有回避，他是位具有强烈现实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曾提到过读鲁迅的小说，真正让他感动的是《阿Q正传》，是鲁迅那种对人、对民族极大的悲悯。这种理念的扬弃和选择表明他是一个立足现实、贴近现实、关注现实的作家，是充满着责任感的作家、用心来写作的作家。在小说中鬼子没有回避、美化底层人的生存艰难，而是逼近他们生存的真实，展示了他们生存的荒诞和苦难，充满了生命内在的焦灼感。这正如他所说的生存的苦难成为他小说很大的主题。而这种创作意图使他的小说给人以厚重和贴地行走的阅读感受。
       鬼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在《艰难的行走》中他谈到：“不知是否还有人赞同文学也是思考人生的一门学问？”他童年趴在墙头看屋后山脚下坟场的一幕幕场景已经为他打开了最初的思考人生的大门。对人和人生深沉的思考使他走上创作道路后更倾向于形而上：“如果真想当好作家，最好的路子就是循着一根‘形而上’的东西，有自己形而上的东西，永远走下去，不断地丰富自己。”也许正是这种对形而上的追求，使他给了小说温馨的结尾，给这个非理性的荒谬的世界带来一丝温暖。这种精神取向富有理想国的意味，尽管是虚幻的，但却是对良知和道德伦理等美与善的追寻与肯定。
       杨柳，河南许昌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