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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衣柜，里边的衣物安放有序。一个花包裹，又一个花包裹。哪一个包裹里是孩子的衣服，哪一个包裹里是自己的衣服，哪一个包裹里是我父亲的衣服，不用打开衣柜，母亲就能说出它们的准确位置。她常一边翻动一个泛着油泡的面饼，一边为正在寻找袜子的父亲指明方向。
       衣柜是母亲的领土，她不能容忍将衣柜里的衣服弄乱的行为。为了寻找可以做布口袋或包制一个写意的布娃娃的材料，我不只一次地破坏过那衣柜里的秩序。
       母亲的衣柜，让我魂牵梦饶。两扇铜扣闪亮的木门后面，关着我制作玩具的所有材料——布块和棉花。偷偷地打开它，然后慌乱地寻找，成为幼年最具冒险精神的行动。母亲随时会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这个偷袭者，脊背总是最先暴露在一个强悍守军的刀戈之下。
       尽管从母亲戒备森严的衣柜偷拿花布块的难度是如此之大，我还是成功地为我的布娃娃做好了一件粉色花布的小衣服。她的裙子我想做绿色的。我利用母亲去5里外的韩国屯商店买油、盐、海带、布匹的至少2小时的充裕时间，也未能找到我所期待的绿油油的一块布。最后，我选了一块白布，为她做了一条白裙子。做完白裙子后，我找到了为她做一条白裙子的理论依据：我的娃娃她不用到田里去劳动，亦不用去厨房煮饭，那致命的泥污和油迹就无法靠近她。穿着白裙子的布娃娃躺在我的一个纸盒子里，我可以保证她不会被生活弄脏。只要盖上那盒子的盖子，泥土、烟尘、脏了的手，就都被彻底地阻挡了。许多年后，当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一所小学教书的时候，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了一条白裙子。第二年的夏天，我又买了一条白裙子。我越来越像我在幼年亲手包制的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布娃娃，我实际上就是那个布娃娃从纸盒子里走了出来。我的白裙子注定会被弄脏，但是我发现脏了的白裙子可以洗涤。
       现在，我又一次打开这个紧闭的衣柜的时候，我不害怕被母亲发现了，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的衣柜里的秩序已经没有人维护。母亲的衣柜已经是一座失守的城池，惟一的守军倒下去了。
       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母亲少年时代的刺绣作品，并没有同母亲生前所用的大部分衣物一同从一团火焰的入口穿过，随母亲而去。它们留了下来，留在了母亲的衣柜里。也许它们在母亲的其他衣物紧张而静穆地手拉着手，穿过火焰，紧追母亲匆忙的脚步的时候，还没有从几十年的沉睡中醒来。
       母亲的生命结束后，我发现我不了解她，尤其是她的前40年(母亲生我时38岁，父亲40岁)。多年以前，在我还幼小的时候，母亲曾以故事的形式，讲述过自己生命的前20年，而那时我没有注意听。我给予母亲讲述的注意力，被皮筋，嘎拉哈，天下太平你输我赢的游戏分散出去了大部分。我的记忆里只残存着母亲讲述的片言只语。有一天，当我突然意识到母亲的讲述对我是多么重要时，我的母亲已经不存在了，她的讲述也永远停止了。
       母亲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虽然她有很好的语文修养，通晓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作文记事游刃有余，可她的手里没有放一支笔的空隙，生活的内容占满了她的双手。她从20岁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生育。她没有想到要在第一个孩子吃奶与第二个孩子形成胚胎的间隙写上一篇文章；也没有在第三个孩子断奶与第四个孩子降生之前忙里偷闲写上两行诗。如果打算从汉语文字这条道路上追寻母亲的踪迹，那无疑是走进了死胡同。母亲不在这里，不在汉字垒建的国度里，那么母亲她应该在另外的地方。
       当我展开母亲的结婚幔帐，上百朵姿态各异，色彩纷呈的花朵随着我的手的展开依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花朵和叶片是母亲记录生命的隐秘符号。母亲抛开已娴熟掌握了的文字而运用了另外的符号，并不是有意藏匿。应该说文字更具迷雾的性质，更容易藏身，而母亲选择的植物符号，主要是花朵，叶片，藤萝，这些有颜色和姿态的符号，也许比文字更会言说。
       母亲的结婚幔帐是一幅长卷，是她的嫁妆之一。在3米长的白斜纹布上，母亲耗时2年，刺绣了上百朵花。我疑心母亲的一生都在这些花朵里。我从那些花朵的名字，颜色，呈现的姿态，藤蔓的走向，甚至它们在幔帐上所处的位置上分析，我期望对母亲不清晰的章节，模糊的段落，都能在这幅幔帐上找到由花朵，叶子做好的记录。
       这是70年后了，我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在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我的阅读方式，以及我为实现这种特殊的阅读所使用的辅助工具。
       我用了一把木尺，一把黄色的木尺。
       那是一把裁剪用尺。上面的刻度清晰，也应该精准。我的姐姐曾用它做过衣裳，还开了一间成衣店。开一间成衣店一般要备一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一把鹈鹕嘴状的长剪刀，一把直尺，一条软尺，再有一盒画粉就基本行了。两年后，当我的姐姐，姐夫双双离开人世后，他们的缝纫机，他们的锁边机，他们的剪刀，他们的尺，还有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都归了我。这样，我的孩子的数量就上升至3个。他们依次为上中学，上小学，上幼儿园。几个月后，我决定把缝纫机和锁边机卖掉换些学费。结果是总共卖了300块钱。想不到这些大家伙如此的不值钱，在我的孩子们开学了，一次要交上千元学费的关键时刻，未能切实地帮上我一把。剩下尺子和剪刀我决定不卖了。后来软尺丢了。我疑心它本就是一条长着黑色条纹的白蛇。它寻了一个墙上的缝隙，没留下任何话，就轻轻地走了。那把木尺留了下来，没有逃走。也许是因为它的身体过于僵直，墙上的缝隙不太适合它的行走，其思维也比较迟钝，不愿意过多地考虑将来的事，或者对我的困境麻木不仁，看不到也感不到我的痛苦。能在我的痛苦生活里安然度日而没有什么不适感觉。转眼，姐姐已经离世7年，那把她曾用来谋生的木尺，一直跟随着我。在这7年里，我搬过3次家，丢掉遗弃了一些生活用品。当我终于在一所新房子里安顿下来，暂无搬家打算时，我发现那把黄色木尺，它竟没有在我颠沛流离、从城东到城西的长途迁徙中丢失。它在我的新房子里找到了栖身之地。黄色依然鲜亮，黑色的刻度一点也没有退色。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这把木尺一直沉默着跟随了我这么多年，却一直没能参与到我的生活中来，也就是它一直没有什么用，我只用它打过一次孩子。
       当我展开母亲的幔帐，对那些纷乱的花朵一时不知如何解读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那把在我的生活里处于赋闲状态的黄色木尺。它横卧在床头，呈一个休闲的姿势，我一抬手就能触到它。我意识到，它能帮助我，它存在的意义将在此时此地实现。
       母亲的绣花幔帐平铺在我的大木床上。多年来，它一直被折叠着，被包裹着，现在，我把它平铺在我的床垫之上，抻平它的每一个褶皱。这一工作让我突然陷入困境，那些几十年压成的折印，坚持着它被折叠的记忆，那些被我小心抻平的折印趁我不注意，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偷偷地往回收缩。它们是不可能回到原初的折叠状态，但它们在做着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努力。
       上午的阳光先是穿过了我的半透明的窗帘，然后来到我的后背。我凝视着母亲的幔帐，阳光也凝视着幔帐。突然，我看见一朵花的花瓣动了一下；又看见一朵蝴蝶梅上的一只小黄蜂开始高频率地震动翅膀，嗡嗡的声音从白布上升起；一条藤蔓的旋状触须抖了一下，它又长出了一厘米。这就使它够到不远处一根粗壮的主干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希望。几秒钟后，我看见我母亲于70年前刺绣到一块白布上的所有花朵和叶子都颤动了起来。它们开始了中断了70年的生长。我担心那些娇柔的花瓣会凋落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窗子，它们正大开着，仲夏的微风正在努力地摇晃我的窗帘。对于这些颤动的花瓣来说，那些在窗口徘徊的风是危险的，即使是最轻的风也是危险的，我一回身关上了窗子。
       我已把那把木尺拿在了手里，那些花朵在光线照射下的突然复活，让我的手发生了幅度不小的颤抖。用木尺和我的眼睛解读凝固状态的花朵，应该是游刃有余，但面对突然复活了的花朵，我的木尺还能不能担得起这个重任？我的手在抖。
       我握木尺的左手的颤动是无法立刻控制的，我给予我的左手以充分的理解，并允许它的情绪波动起伏，但我的右手从粉笔盒里拿出了一只红色粉笔。右手将推动我的阅读，并使左手渐渐的安静下来。木尺终于行动了，它在幔帐上从左边起，量出了1米的长度，红色粉笔在1米的点上画上了标记。木尺继续前进，它又量出了一个误差很小的1米，在这里，右手拿起了一只蓝色粉笔，并划上了标记。最后的1米是黄色标记。至此，我和木尺对幔帐阅读的第一步完成了，也就是分段。我和、木尺把这个3米长的幔帐平均分成了3等份。我要找出每段的主要内容。如果是一篇文章，这一环节会略有难度，但我的母亲在这里没有难为我。我看见，我母亲在三个自然段里的表达十分清晰而明了：1.芍药花。2.细粉莲。3.莲花。
       （选自《大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