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自己的新作《生死疲劳》
著名作家莫言在接受《悉尼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记者问，你的新书《生死疲劳》已在北京图书会上重磅推出，你的感觉如何？莫言说，《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的精神。它是一本符合我心目中的长篇小说尊严的书，其中既有严肃的思考，写法又比较新鲜，有富有个性的人物，有狂欢的动物，有爱情，有仇恨，总之是很有意思。目前来看，读者反映很好。记者又问，49万字的《生死疲劳》仅用43天完成。每天平均一万多字，突破了你写作速度的最高纪录，我很想知道你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写作呢？莫言回答说，我虽然只写了43天，但我积累了43年。当时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睡觉时也有一半的脑细胞在工作，有的梦也变成现实。偶尔出去散散步。由于高度亢奋，不至于写了上句没下句，下句永远在等着，最多的一天写了1.65万字。《生死疲劳》的写作中，我丢掉了电脑，重新拿起笔，创作的激情从笔下汹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真正的林海雪原滑雪跟在室内滑雪场完全不同，每天看稿纸在增高加厚，是实实在在的感觉，用计算机就会疑惑：我写了吗？写完后，一个研究生给我录入，修改小说时，计算机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霈公摘编）
●刘庆邦新作《红煤》面世
2006年新年刚过，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在京首发。小说的细腻和深厚震撼了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写到满身都是煤尘的井下工人洗澡时，书中这样描述到：“泡澡也有个火候问题，手上和脚上的纹路最多，最深，缝隙也最多。手脚在热水里泡久了，油性很大的煤尘有可能会浸到肉皮里去，再想洗干净就难了……”关于这一洗澡的细节作家拿出了6000字的篇幅，而另一个写信的细节足让笔触驰骋了5000字。2005年，刘庆邦的一系列以小煤窑生活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颇为引人注目。2006年伊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他的以小煤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红煤》，继续把笔头对准煤窑里的那些矿工们的生活。不过，这次他把重点放在了人性的变异上。小说展示的宋长玉从农民到矿工、到小煤矿矿长又到矿难逃逸者的经历令人扼腕，发人深思。一方面，宋长玉力图改变恶劣的生存境遇，但他却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扭曲了灵魂。另一方面，在宋长玉身上还体现出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和城市对农民的不接纳。可以说，正是这种矛盾促使宋长玉走进煤矿，进而一步步走上一条不归路。著名评论家白烨认为，刘庆邦是个富有生活底气和元气的作家，是披着职业作家外衣的行业作家。《红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两个真实，一个真实是当下变革时期一些农民身上固有的缺点，比如短视、势利等；另一个真实是某些基层农村掌权人的病态心理，像他们的麻木、腐败等。刘庆邦说：“我在农村生活了19年、煤矿工作了10年，甚至差点经历瓦斯爆炸。我的妹夫、堂弟、内弟现在还在煤矿，我和煤矿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洪鸣摘编）
●韩石山《徐志摩传》新版发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6年2月出版了韩石山新版《徐志摩传》。徐志摩，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名字，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浪漫故事，许多人都能背出他的美丽诗句。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徐志摩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他人生的轨迹体现了怎样的中西文化冲突？他生命的辉煌究竟何在？人们所知也许并不很多。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在写法上独辟蹊径，借鉴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对传主各个方面详加稽考。叙事酣畅淋漓且不乏幽默，议论直入堂奥而灼见迭出，堪称一部风格独具的徐志摩的信史。在史实的发掘上用力尤勤，于传主生活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重要史料发现，比如在欧洲与张幼仪的感情纠葛、在上海的一场官司、一生中与林徽因的情感起伏。手经见史料，亦多有辨正。（洪鸣摘编）
●杨志军细解《藏獒》
据杨志军介绍，他写《藏獒》是对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反动，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的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的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他希望《藏獒》能带给人们一种尊严、一种升华、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和平吉祥的心情。他表示自己对藏獒怀有感情，但现在纯种的藏獒已所剩无几，它们都被当作商品关到铁笼子里，所以变得狂躁不安，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除了凶猛再无其他。他说写这本小说也有为藏獒正名的一层想法，希望人们都看到它除了勇猛，还有更重要的有关忠诚、有关职责、有关牺牲等可贵的品质，希望人们在尽力维持它种族的纯粹时，不忘保持它能力上的纯粹。（晓易摘编）
●吴义勤新著《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出版
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刊顾问吴义勤教授有关小说的论著《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一书，于2006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吴义勤就把学术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长篇小说的阅读和研究上，本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90年代的长篇小说，但实际的研究却远远超出了90年代的范围，因为当代文学是一个无法割裂的完整过程。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杂志上独立发表过，《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也曾多次给予全文转载。本书的研究还以“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艺术问题的反思”为题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的立项支持。（洪鸣摘编）
●河间市被命名为“诗词之乡”
2006年初，河北省的河间市被命名为全国“诗词之乡”。河间市历史悠久，汉河间献王刘德在河间城北修建了君子馆等学宫，请四方大儒讲经授学。被后世尊为“诗祖”的毛苌被刘德立为诗学博士，在河间传授诗经。自古以来，河间的诗词文化一直繁荣昌盛，延续至今，为此，全国诗词学会把河间命名为全国“诗词之乡”。他们还特意给河间市发来了贺词，贺词写的是“龙翔凤逸诗苑千秋承大雅，笔落神惊骚坛百代振雄风”。（洪鸣摘编）
●印度女作家拒受印度文学大奖
二OO六年年初，印度文学院宣布将国内最高文学奖授予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伊，然而她却拒绝领奖。罗伊37岁时，以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微物之神》荣获全美国图书奖和1997年英国布克奖，当时的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比尔教授表示：“我们（评委会）全都为这部动人的小说着了迷。”去年罗伊完成了一部题为《无穷正义的代数学》的散文集后，立刻引起了印度文学院的注意，并决定以国内最负声望的文学奖来嘉奖她。但罗伊认为自己不能接受与印度官方有这样密切关系的组织授予的荣誉，因而拒绝接受由其颁布的2005年文学奖——一个价值约570英镑的奖，并宣布这个组织正对她献媚。罗伊在致印度文学院主席的信中表示：“今天的印度政府依然坚持这些政策，显然是要在现实中不惜任何代价将它们付诸实施。”因而，她将拒绝因为文学奖项而让自己与她所憎恶的政府产生任何联系。印度文学院似乎并不感到羞耻。学院秘书长KSatchidanandan表示：“我们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文化团体，评奖的钱来自人民。无论如何，没有任何撤消奖项或以任何其他作家代替罗伊的打算。所以不管罗伊本人怎么反对，这次她肯定是要被授奖了，她自己高兴也好，抗议也罢，全在问题之外了。”（左晓光摘编）
●晓苏短篇小说进入多种选本
在2005年，本刊执行主编晓苏先生在《收获》、《花城》等刊物上发表了12篇短篇小说，除3篇被《小说月报》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外，还有四种“年选”选收了他的作品。吴义勤先生主编的《2005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山东文艺出版社）选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洪治纲先生主编的《2005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选了《背黑锅的人》。王蒙先生主编的《2005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选了《背黑锅的人》。王干先生主编的《2005年最佳获奖小说选》（北京燕山出版社）选了《侯己的汇款单》。（闻雪摘编）
●格非认为写小说比搞研究难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先生，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是写小说难，还是搞研究难。格非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写小说要困难得多。”他的理由如下：“一、做研究，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大堆资料可以依凭，而写小说，你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光溜溜的墙壁了。二、前人和同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构成学者做学问的契机，或拾遗补阙，或考据，或猛烈批判、创建新说。写小说呢？前人的作品通常只是障碍，你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作家以前的作品更是障碍之一。三、如果某一位学者积累了一套研究方法，长一点可以用一辈子，短一点也可以管上三五年；而小说家过去的经验则帮不上他什么忙，两部作品之间永远是全新的挑战。四、与学者相比，作家更容易受到自我怀疑的纠缠。福楼拜会为一个形容词浪费整整一天的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快要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时仍然认为它毫不价值。这都是令人恐怖的例子。我想，作家与学者所使用的语言表面上一样，实际上完全不同。”（闻雪摘编）
●张贤亮关于自己的人生定位
多年前，张贤亮以《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老人与狗》等作品蜚声海内外，之后他又开创了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将一片荒凉之地变成“聚宝盆”，成功地实现了由作家向实业家的转型。张贤亮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享有众多外国版权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了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其中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代表作被译成29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发行。1993年，他独具慧眼创办的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目前已成为宁夏旅游业的知名品牌，无形资产达5000万元，有形资产上亿元。谈起对影视城的经营管理，张贤亮认为，文化企业要用“文化眼光”来打造，诚信是一个企业最大的价值所在。经过在商界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出现在公众眼前的张贤亮俨然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谈到人生定位，张贤亮告诉记者：“我还是一名作家，我欠的‘文字账’太多，答应了要给别人写的东西，就一定要做到。”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平日里应酬和其他事务比较多，张贤亮常常在晚上写作，有时候要写到凌晨一两点。（洪鸣摘编）
●陈忠实谈文学的涉性问题
《滇池》2006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陈骏涛关于当代文学的访谈，其中讲到陈忠实和《白鹿原》。文章中说：“写性，在今天恐怕不应当成为一种禁忌，它本来就是文学写作应有之义。古往今来流传下来的那些经典作品，很少有不涉性的。食色乃人之大欲。小说既然是写人、写人性的艺术，就不可避免地要涉性。《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在谈到《白鹿原》的涉性描写时，说到过这样两句话：一是不回避，撒开写，二是不作诱饵。当然，这两条要实践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而《白鹿原》在这方面却处理得比较好，看得出来作者的一种相当严肃的态度，不轻佻，不为性而写性，主要表现人物在特定状态下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而现在我们一些作品中的性描写，是为性而性，有极大的挑逗性。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同样是写性，是有高下美丑之分的。”（闻雪摘编）
●洪治纲对几篇名家新作表示不满
著名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2005年的几篇名家小说发表了批评意见。他认为这些小说在叙事上“难如人意”。文章说：“譬如何立伟的《停电》，始终满足于大量的情节堆砌，从唱歌、下棋、灯光球场夜聊到师徒恋，各种骚动不安的场景在一个停电之夜频繁地转换，再加上人物过多，导致整个叙事忙于交待，却无法落到真正的核心地带。贾平凹的《羊事》叙述了一件乡村趣事——三叔50元卖了自家的白羊，然后又花80元买回了这只羊。我们姑且不说这篇作品有何丰厚的意义，仅就其叙事的逻辑支撑点来看，就显得相当脆弱：三叔家养羊理应是有些经验的，既然羊都不吃食了，为何卖掉后又变成能吃能喝的羊？再进一步说，像三叔这样的‘馕子’能成为村里富裕人家么？能使‘我’有足够的理由去他家借钱么？”（闻雪摘编）
●陈继明瞧不起余华和莫言
《朔方》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宁夏作家陈继明的访谈录。访问者漠月问陈继明：“你怎样评价余华？”陈继明说：“余华，我一直不明白他的名气是哪儿来的。《许三观卖血记》，在我看来可以改成一个短篇，还不一定好。《活着》，让人物一个接一个死去，是偷懒和想当然的做法。和那些真正有建树的作品相比，你就知道这两部作品有多肤浅了。据说很多外国人对他评价不低，由此我们知道，外国人的话同样是不可信的。”漠月接下来问：“你怎么评价莫言？”陈继明说：“莫言没哪一部作品触及了人性幽微之处，莫言一直是个写故事的作家，而不是写灵魂的。和他的声誉相比，他的作品还是弱了些。”（闻雪摘编）
●“双百”方针的来龙去脉
《北京日报》2006年2月13日发表朱志敏的文章，谈到“双百”方针。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会议决定对科学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在随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说了“百家争鸣”四个字。鉴于毛泽东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晓苏摘编）
●季羡林94岁披露异国恋情
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新近推出新作《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此书为哈尔滨出版社抛向北京图书订货会的一颗重磅炸弹。据出版社编辑透露，该书是对94岁高龄的季羡林近一个世纪曲折人生回忆文章的汇集，包括日记、怀旧文稿、游记以及一些专门记录先生与友人相知相处美好经历的文字。该书责任编辑介绍说，季老上大学之前，由家里包办结了婚。他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济南当了一年国文教员，此后便是漂泊异域，一别妻小，长达十多年。在德国时，他与同住一条街、又经常为他打字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之间萌生了爱情。数十年之后，有好事者找到当年的女子伊姆加德，并为他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伊姆加德给季老寄来了她80岁的照片，桌子上仍摆放着当年她打字的打字机。但这时年轻美丽的姑娘已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而接到她的照片时，季老也是90老翁了。（闻雪摘编）
●《鲁茅致红军信》入编《
鲁迅全集》引发争议
学者倪墨炎新近指出，《鲁茅致红军信》不应入编《
鲁迅全集》。因为此信并非出自鲁迅手笔。他认为：（1）此信文风和鲁迅一贯的文学风格大不相同；（2）将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并一再出现在鲁迅笔下，简直不可思议；（3）鲁迅当时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尚未建立组织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看到中共中央的那么多文件？（4）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同时倪墨炎还举了丁尔纲教授在《新文学史料》所发文章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丁教授认为此信信末呼“万岁”口号，“在鲁迅一生中从无先例”，可见此信确实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另外，他还引用了茅盾就此信的观点，茅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说过两点：一是他没有目睹过此信；二是事后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信或电报的内容。因此倪墨炎认为此信不应入编《
鲁迅全集》。（剑男摘编）
●于光远批评两位作家
《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刊登了于光远的文章说，山西作家中有一个柯云路，当他写《新星》的时候，写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写黄帝内经的文章，做胡万林的吹鼓手，胡害死了很多人，柯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当作协两位书记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协时，我表示如果柯是会员，我耻与为伍。谈到贾平凹时，他说贾平凹的小说是有水平的，但是他不喜欢《废都》中模仿《
金瓶梅》中删节多少字的作法，这是一种生意经，同时，《废都》中宣传了许多伪科学，这也是他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剑男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