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的原主编沈昌文先生可谓编辑大家了。半年前，他出了一本书：《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这本书前有一自述，是篇极有意思的文章。我首次看到这篇文章是在《南方周末》上。这次，再读，仍兴趣盎然。尤其是文章的第十三段，说他思想“跪着造反”，谈他如何“跪着造反”，更是令我生出感慨，看到他的“生存之道”，看到他是如何谋事，以求获得“生存之权”。
沈先生是值得佩服的，更是值得学习的。只是你虽“好好学习”，未必定能“天天向上”。“跪着造反”，说来容易，真要做到，何其之难？“知易行难”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了。很多事情，我们虽能十分深刻的“得之于心”，做时结果往往却是不能圆满的“应之于手”。这就是所谓高下了。这个高下真还不是你明白了就能拉平。何况，往往，很多时候，你未必就真的明白，或者说是完全明白。很多词汇，你虽认识，也仅仅是认识而已，若非自己亲历其中，那里面的辛酸苦辣、艰难曲折、喜怒哀乐，就不是你能体味的。
“跪着造反”就是这样——既要“跪着”——又要“造反”——此人若是没有理想，没有自己的韧性追求，要他“跪着”，而且甘心，而且依旧头颅高昂，而且照样脊梁挺直，而且四肢还要“造反”，想必难以做到的。古往今来，大浪淘沙，人多一旦跪下了，头颅也就低垂了，四肢也就趴地了，脊梁也就弯曲了。“跪着造反”，虽然辛酸，虽然令人感到无奈，但也让人看到“跪者”使其对方感到无奈：还能拿他怎么办呢？除了将其彻底封杀，使其死无葬身之地，不能拿他怎么办了！一个人若真“跪着”了居然还要“造反”的话，你说他还会怕死吗？一个人若真“跪着”了居然还要“造反”的话，显然也就不怕死了！“跪着造反”就是这样——既然不能站着“造反”，那么，我就“跪着造反”！无论站着还是跪着，我终归都要“造反”的！
我这样说是否就说“跪着造反”就很好了？当然不是，显而易见，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我这样说只是想说“跪着造反”这种姿态比起“宁愿站着死”来未必就是一定怕死。“跪着造反”这种姿态只是“跪者”为了“造反”所选择的“造反之道”。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比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是勇敢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人。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为了推动时代前进，无论站着还是跪着，他们都是要“造反”的，而且能够忍辱负重，同时依旧头颅高昂，一如既往，挺直脊梁。至于是否断其头颅，或者是否折其脊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证明：他们是宁死不屈的。
我这样说，只是想说，“跪着造反”，虽然“跪着”，实则并不逊于站立。生在狭窄的铁屋之中，活在矮小的阁楼之内，你若站立，就须低头，腰也必然跟着弯曲。“低头造反”，“弯腰造反”相比昂首“跪着造反”，方向就难那么明确，目标也难那么清晰，手脚也没那么方便，稳准狠更谈不上了，效果也就会差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能否算得一家之言？
沈先生是极聪明的，所以他思想“跪着造反”，所以他选择“跪着造反”，所以他和他的前辈，所以他和他的同仁，所以他曾工作的《读书》，能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读书无禁区”，能对我们的思想进步产生十分美好的影响。
“跪着造反”是难受的，不坚强是做不到的，无韧性也做不好的。
“跪着造反”能使我们时时刻刻保持清醒，记住自己是跪着的，以期自己能站起来。
“跪着造反”还使我们避免产生站的错觉——那种“摧眉折腰”立着却自以为站的幻觉。
谁也不愿“跪着造反”，“跪着造反”实出无奈，自然也就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