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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屈原以他高洁的品质和奋进不止的爱国精神而受到无数志士仁人的赞美和景仰。其实，细细审视屈原作品我们会发现，人们所赞美的屈原更多的是作为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征，而那个有着心灵挣扎痛苦的生命个体的屈原却往往被忽视。本文试以《离骚》为例，探讨屈原人格中造成其痛苦和悲剧根源之一的自恋情结。
       在《离骚》中，诗人不遗余力地赞美自己，表白自己高洁的品质，这对于讲究谦逊自抑的传统人格无疑是一种标新立异，这种超乎寻常的自恋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三个方面。
       首先，诗人颂扬了自己高贵奇异的出身和俊洁纯美的外表。《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腾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高阳氏颛顼只是传说中的楚国祖先，屈原却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自豪地向世人宣告自己是古帝颛顼的子孙；而且在寅年寅月寅日出生，与常人相比，更是显得奇异无比。“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这些诗句充分显现了一个兰佩荷衣、纯美卓绝的诗人形象。无论他走到哪里，即使是被流放荒僻之地，屈原依然注重修饰和保持自己的俊美高贵外表，“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正是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傲气铁骨的写照。
       其次，诗人大肆渲染自己内在高洁的品质。在诗人的眼中，自己高贵奇异的出身就是自己的“内美”，正如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又如朱熹《楚辞集注》注云：“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也。”从早年起，诗人就严于自律，非常注意自己思想品质的锻炼，“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可证。《离骚》诗里，屈原又先后以“秋兰”、“木兰”、“白芷”、“杜蘅”，“胡绳”等香花芳草象征自己高洁的品行，并且十分自信地说：“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羌无实而容长”的意思是内中没有诚信的实际，虚有美善的外貌。整句话其实在告诉世人，诗人要让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在自己身上，因此不与那些萧艾之类的“贱草俗人”同流合污。
       再次，屈原始终坚守着以理想改造现实的斗争精神，在其奔涌澎湃的感情的支配下，表现出主宰一切的气魄和超凡神奇的力量。为了追求理想，他可以朝发苍悟，夕至县圃，连羲和、望舒、飞廉、鸾皇、雷神等法力广大的神也甘心听命于他，成为他的随从。他可以“折若木以拂目”，可以让鸾鸟云霓簇拥在他的周围，甚至还可以命令天帝的守门人把门敞开。在这一切“上下求索”的活动中，诗人犹如自然的主宰、宇宙的上帝，轻松自如地上天入地，驭使自然而神游于天地之间，无拘无束，何其痛快。此外，诗人在《离骚》诗中使用第一人称“我”、“余”、“吾”、“予”的地方有近百处，反映了他高扬的傲视万物的主体精神和对自我强大力量的赞美。
       然而，屈原的自恋注定会以悲剧而告终。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代，屈原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承担起非个人的强国图存的责任。可是在楚国的政治昏暗的形势下，不为其君信用的屈原只能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等待着听信谗信，疏远自己的楚王有朝一日能幡然醒悟，这就是现实中的诗人自我形象。另一方面，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辰，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促使屈原对自己的赞誉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俨然是个“救世主”，这是他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诗人对理想的自我抱着极大的自信和希望，坚信完美的“自我”能够改变自己所期望改变的一切。可现实中的自我又是那么真切，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现实受挫折的屈原只得将现实的自我进一步内化到理想的自我中去，以求得心灵的栖居之所，现实中的挫折感越多，自我期待也就越高，理想自我也就越膨胀，自恋就越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在强烈的挫折面前产生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愤世嫉俗，甚至包括热爱支持过他的人民，这也就容易理解他发出的“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感慨了。
       随着自恋带来的暂时的满足感的消逝，屈原的理想自我反而带给心灵更多、更大的创伤，以至于这伤口无法弥合时诗人只能绝望地选择了怀石自沉于汨罗江，走向了悲剧的毁灭。
       吕浩源，中学教师，现居湖北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