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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部分青年学者中有一个颇为时髦的提法：淡化历史。如何“淡化”?“淡化”到何等程度?“淡化”的目的如何?似乎并未见诸文字(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不过，“淡化”的样板儿似乎已经有了。最大的“样板儿”是周作人。有人说：周作人是“五四”文坛巨匠，贡献卓著，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当了汉奸，为人不齿，但毕竟五六十年过去了，何必揪住不放?需要“淡化”了。连类而及的“样板儿”是胡兰成。胡兰成虽然不是什么“五四”文坛巨匠，而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汉奸，而且官拜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宣传大臣，然而，他却是天才女作家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而且二人的恋爱如火如荼，“超越时空”，引得世人艳羡，“红尘滚滚”；他的《民国女子张爱玲》又写得妙笔生花、“香艳可口”。因此，当汉奸那点儿事也应该“淡化”了。扩而大之，“淡化”到了古人和外国人。比如画马专家、书法家赵孟頫，在金、元之际投降了，当了汉奸，更要“淡化”；明末的钱谦益投降了，当了“二臣”，也要“淡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虽然支持过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和血腥屠杀，但他的哲学很“伟大”，对他的那些污点自然更是要“淡化”了。
       能说这种“淡化”一点道理没有吗?当然不能。因为历史的确在发展，时代也的确在前进。人们总是要向前看，总是要超越历史，创造未来。历史上的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善善恶恶、忠忠奸奸……又怎能老是抓住不放呢?“淡化”一点，“宽容”一点，是绝对必要的。抓辫子、打棍子不是一个开明的政策，也不是一个优良的学风。因此，我们主张对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要取一分为二的态度，特别对那些既有贡献又有污点的历史人物，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让污点掩盖贡献，而要对他们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如果某些青年朋友的“淡化”之说即指此而言，老朽如我者又怎能不举双手赞成呢?
       可惜，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一些青年朋友那里，“淡化”来“淡化”去，历史的真相不见了，美丑善恶不分了。甚至于，“淡化”变成对某些“丑行”、“丑类”的美化了，“淡化”得出了圈儿、离了谱儿、变了味儿了。
       不妨仍以“淡化”样板儿周作人为例，有人说：即使他当了汉奸，仍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有的说得更妙：周作人不当汉奸，别人不也要当吗?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呢!似乎大有越是“好人”越要当汉奸之概。而在另一些人那里，抬高周作人，贬低鲁迅，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试问：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淡化”吗?究竟是“淡化”还是“毒化”呢?如果这样“淡化”下去而不加抵制，有朝一日，周作人会不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大成至圣先师”，需要我们顶礼膜拜呢?
       胡兰成虽不如周作人这样显赫，但某些人对他的钟爱和吹捧并不亚于周作人。他潜逃到日本后写的美化自己、歪曲抗战、攻击中共的信口开河之作《今生今世》，某些人竟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誉之为“旷世佳品”。特别书中写他和张爱玲婚恋的那一章——《民国女子张爱玲》，更成了沦陷区文学的“最佳散文”而被不加任何说明地收入了某“沦陷区文学大系”。其实，仅就此章而言，也绝不像某些人吹捧得那么好。第一，张爱玲爱上胡兰成虽然属她个人的私生活，别人不容干预，然而，在当时的“孤岛”上海，这无异于向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身投靠，张胡之恋并非什么超时空、超政治的“伟大爱情”，而是张爱玲的一种糊涂和耻辱。当时，一些进步爱国人士就曾尖锐批评过。第二，胡兰成利用张爱玲的糊涂和“爱情到上”而玩弄张爱玲于股掌之上。胡兰成早已有妻室儿女，也早已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渔色专家，他对张爱玲又有何真情?和张重婚不到半年，他在武汉便又与一18岁女护士同居了。然而，在他笔下，他却成了一名风流潇洒的“多情种子”，总是“艳福齐天”，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众多才女、美女不断向他投怀送抱，使他欲罢不能。第三，表面上是记张爱玲，实际上是美化他自己。除把自己写成“多情种子”外，还大吹他如何有眼力，识大体，随机应变甚至淡泊名利，大吹他如何拒绝中共权威人士让他去北京就任学术职务的邀请。
       至于丑化抗战，把抗战末期的中日两军的对垒说成犹如儿戏等，就更是贯穿全章、全书的汉奸基调了。由“淡化”历史发展到美化胡兰成这样的丑类，实在是开了历史一个大大的玩笑。
       同样的玩笑也出现在古人和外国人身上。比如赵孟 ，肯定他马画得好、字写得好也就行了，而有的文章偏偏吹嘘他如何如何有民族气节，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至于海德格尔，则早已被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些青年朋友即使在毫不沾边儿的情况下，也要引上一两句这位“哲学大师”的名言借以名高。谁要不识相，胆敢批评这位“大师”曾经“附逆”希特勒，那就非遭“大师”信徒围攻不可了。
       虽然胡适先生有言：历史是一位任人妆扮的小姑娘(大意)。但历史不仅不是这样的小姑娘，相反，它恰恰是一名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不容人们任意捏造，也不容人们任意歪曲，尽管人们可以任意持有这样那样的历史观，但历史事实却只有一个，白纸黑字，历历在目，铁证如山，任何混淆、篡改、歪曲都只能是徒劳的。文学研究不是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像历史研究那样要求之。然而，文学研究往往离不开历史，特别文学史的撰写和描述，本身就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因此，毋庸赘言，它也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历史科学的检验了。因此，“淡化”历史变成美化丑类、“毒化”历史便不能不遭到历史的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