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一个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女孩、一纸推荐全市学生观看该电影的五部门联合发文，再加上“巨额留学费用”、“数百万公司股份”等一连串谜题，让深圳“妞妞事件”持续热闹了一段时间。
事实上，从南京某媒体率先报料开始，全国十多家报刊加上电视、网络早已将此事炒得纷纷扬扬，对深圳市政府的缄口不言，新闻舆论或直接或婉转，“质疑”声早已响成一片。
面对如此热闹的景象，我却没有多少说话的兴趣。因为从舆论热火朝天与权威部门一片沉寂的鲜明对比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隐隐做痛的无力感——我想，多数新闻人和评论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想靠公众舆论撬开权威部门的铁嘴钢牙，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去年年底的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或许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但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信息似乎又表明，推动黑龙江权威部门积极表态的力量也许并非完全来自于媒体与舆论的口诛笔伐；而更多的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一件又一件交织着权力、金钱、不公正的社会事件，在舆论的追问与权威部门的缄默中不了了之——从深圳市现有的表现看，“妞妞事件”或许也要加入“不了了之”的行列之中。
放眼今日之中国，公众舆论的力量正在生长，但依然微薄。当我们大讲舆论监督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体制性事实是：舆论能够反映和影响民意，但民意未必能够左右权力——这一冰冷的事实点中了舆论监督的软肋，几乎废掉了新闻舆论的全身武功。
新闻舆论事实上与公共权力无关，只与公民权利有关。新闻舆论只能借助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才能发挥所谓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必须包括舆论影响民意——民意影响权力的基本过程，而后者恰恰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新闻舆论可以影响民意，民意却很难左右权力——这缘起于公民权利难以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困局。在目前的干部任用制度下，权力分配的决定者不是公众；对于多数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而言，决定自己“官帽”去向的不是广大公众，而是身处更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因此，不少官员只会将上级的意志当作利害计算中的一大关键变量，而对群情激昂的公众的意志不屑一顾。
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即使新闻媒体将零散的公民的意志成功地聚合成气势磅礴的公众舆论，公共权力依然可以按照其原来的逻辑运行下去，权力的掌控者不会因为舆论的变化而失去什么实际利益。因此，虽然“妞妞”的父亲显然知道沸沸扬扬的舆论质疑——“妞妞”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非议)现在满天都是，他们(指她的父母)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他依然可以泰然处之、对公众没有任何交代。
面对“妞妞事件”，我想一切的讨论最终都必然回复到那个古老的话题——体制问题。的确，在宏观的体制问题解决之前，公众舆论难以影响公共权力，舆论监督也只能处于原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