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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从天灾人祸看
       炎黄子孙的民族情结
       学者张五常日前在其博客中称：炎黄子孙绝对不是一盘散沙。
       张五常说：我不懂西藏的问题，不容易懂，没有考查过。这里之所以说起，因为炎黄子孙在该事件中支持国家的热情，远比钓鱼台事件为甚。有例外的，属极少数。而我认识的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破口大骂。我不认为这骤起的国家热情来自了解西藏，而是起自一般相信有人搞鬼。不一定对，但早不发，迟不发，发于北京奥运之年，推论用不着读过书。我对政治历来讨厌，但客观、逻辑从来不错。逻辑说，如果炎黄子孙对西藏的热情不变，独立可以免问。如果有搞鬼，搞鬼中了计！
       西藏事件是人祸，四川地震是天灾。把二者混为一谈，为的是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共同点：炎黄子孙绝对不是一盘散沙。是的，这个老生常谈被地震震得不知所踪了。比起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封锁，不可同日而语。动笔写此文之际，二百多个小时过去，所有国内的电视台还播个不停。外间的传媒要怎样摄就怎样摄。温家宝身先士卒，十多万解放军搏命，飞机掷下的物品供给多如雨下，有谁见过捐钱要排长龙？有谁想到哀悼的三分钟整个国家停顿？死者死矣，地下有知，当可告慰！
       张五常表示：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西藏与地震这两件不幸的事触发出来的一个现象需要解释。有点老土的“团结”或“众志成城”是个现象，说得多，见得少。说老土，因为地球上的政客喜欢这样说。现象呢？西方的经济学不容易解释。
       1972年艾智仁与德姆塞茨合著了一篇后来很有名的文章，指出合作带来的产出总值，很多时会比同样的人数各自产出的总值为高。这是把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制针工厂的例子加上变化。然而，从中国今年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的炎黄子孙一呼万应的热情看，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市场有价的总产值可以瓜分。我于是转到史密斯的另一本书，《The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来找答案。
       大家知道，史前辈认为人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但没有冲突地，他早些时出版的小书，分析的是人类天生下来有同情心。以他之见，同情心的或浓或淡，在不同的情况或条件下会不同。例如一个人的亲属或朋友遇难，他的同情心会高于不认识的遇难者，会较为乐于伸出援手。由此引申，如果两个或以上的人，甚至很多人，对同一不幸的事产生了类似的同情心，大家有了共鸣，他们会一起站起来做点事。再推远一点，如果这共鸣的组合是有民族性的，就变为我在这里要说的民族情结了。
       奇怪的现象，可不是真的有民族情结这回事，而是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四川地震之后来得那样排山倒海！炎黄子孙人多势众是个原因，生活好起来了也是个原因。然而，同类的天灾人祸在地球上发生过无数次，我们可没有见过相近的人类共鸣。就是让你以人口比率打折头，你也不会找到可以相提并论的。
       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使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很特别。如果我们拿西方的文化优点来品评中国的，你会觉得中国的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如果你像我那样，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大，在西方二十五年接触他们的文化，再回头深入地看中国，你会感受到有三点与西方的不同。其一是厚。比起西方，中国文化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多彩多姿，但细微的变化多，积累了数千年，其厚度的确根深蒂固；其二是博。如果你有兴趣深入地研究一下二三十年来出土的无数文物，你会发觉地理上相差很远的不同地区，风格与品味大有共通之处。古时鱼雁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三是纯。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些年我和太太在国内到处跑，什么古村古庙到过无数。我喜欢品味挂着的或刻着的对联，文字水平可以相差很远，但奇怪的是内容与感受很一致。从山东的曲阜到湖北的黄州到广西的黄姚，我看到的对联学问不一样，但味道大致相同。中国兵荒马乱的历史满是血泪，但从文化的厚、博、纯这三方面看，仿佛乱世从来没有在神州大地发生过。
       张五常指出：文化传统这样，无疑会大大地减少了炎黄子孙之间的感情传达困难，有需要时内心深处的共鸣就来得容易了。
       民族情结这回事对苍生的利与害要从不同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次震撼世界的情意表达，基本上是好的。善意明确，感情澎湃。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奋不顾身，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穷人抢着去捐钱。这也让外间的众君子体会到，情意如斯，侵犯这个民族可真不易！
       （顾林言）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学者杜平日前在《联合早报》撰文称：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也将成为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杜平说：这些天以来，只要看到汶川地震灾区的悲惨画面，我都会难过得不能自已。在泪眼朦胧之中，千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仿佛重现于面前，感觉好像人间的所有痛苦都让中国人一一尝遍。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民，时不时就要来一场天灾或人祸，似乎这片土地的命运早已注定是多灾多难。
       任何一次重大灾难都有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是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逼回到最原始的生死边缘；二是给整个民族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近六十年来，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不仅给中国带来了难以形容的伤痛，而且更使整个社会的心态歪曲变形。甚至可以这么说，过去几十年，每当灾难降临，中国人的心灵就要经受一次痛苦的折磨和扭曲。灾难的政治化，政治的灾难化，两者交互作用，结果在中国的民族性格中，注入了太多不该有的压抑、苦闷、冤屈、愤懑和抗争情绪。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伤痕累累，还没有彻底痊愈和复原。
       可是，这次四川大地震却是一个历史性的例外。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为什么国民心态竟然在瞬间变得如此成熟？
       其实，中国的民族性格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早成熟。上下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早就使中国人的精神定于一格：中庸、善良、谦和、坚韧。只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才使中国人丢失了自信，丢失了自我。至于过去六十年间，中国的国民心态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变得茫然，民族精神几乎沦落到虚无状态，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治国不当，上之所思并非下之所欲。由于民心被违逆，民意被阻塞，民气被压制，导致人性被扭曲，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如果要问此次震灾之后，中国人为什么空前地团结，为什么在哀痛之时还是民心平和、民气顺畅，为什么在大难临头之际能够上下气息相通、休戚与共，那就必须从上述角度去寻找答案。很显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居庙堂之高者”不仅仅常怀忧民之心，而且更是身先士卒，体察民心，体恤民情，顺乎民意。
       民意就是天意，顺之者昌，逆之者蔽。可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执政者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天意，所以往往是居高临下，不惜投入庞大的资源，调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可是，几十年以来，种种努力都流于空洞和说教，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
       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要赢得民心、凝聚民气、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原来是如此地简单：把人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人民知道一切，让人民去参与一切。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
       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里，前一半时间动荡不堪，人心大乱；而在后一半时间里，整个国家都在马不停蹄和一门心思地追逐物质文明的发达，经济在“疯狂地”成长，社会在“疯狂地”变迁，几乎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心灵的重建和精神上的反刍，结果使人性的光辉被世俗利欲的浮尘所覆盖，没有得到拂拭，更没有得到淬砺。这是中国为高速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让那些几乎荒芜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六十年来，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停下脚步，在哀伤之中默默感受着同胞的苦难，在哭泣声中共同舔舐着民族的新伤口。这是十三亿人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决定于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记忆。当代中国的民族性格成型于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近代以来种种不幸的历史记忆。中国的国民性格需要不断地升华，所以需要不断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我不知道这次四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心灵感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导正中国的社会心态，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感动人心的集体记忆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
       （吴奇）
       甘阳谈“4·19”运动的意义
       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认为：“4·19”全球华人在欧美各国高举五星红旗大集会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4·19”运动让全世界看到新一代自强自立自信自由的中国人，他们高举国旗的游行是完全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他们响彻全球的呼声更是完全自由地从内心最深处发出。以八零后这一代为主的“4·19”运动凝聚着中国人五千年文明的骄傲，百年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六十年奋发建国自强自立的底气，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自信和自由精神。
       甘阳说：百年来的中国，有四个时刻最全民一致激动人心：第一个时刻是1919年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第二个时刻是1949年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三个时刻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全民欢庆迎来改革开放；第四个时刻就是2008年“4·19”运动全球华人怒吼“做人不要CNN！”“4·19”运动的意义实际已经超出了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时候，中国社会和政治毕竟处于最糟糕的时候，“4·19”运动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意义甚至已经超出了奥运会比赛本身。“4·19”运动实际标志着人类企盼已久的真正的“世界主义”的到来，这种“新世界主义”与以往“旧世界主义”的区别在于，以往的所谓世界主义实际上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因此“旧世界主义”往往更多表现为西方的傲慢，尤其是西方舆论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甚至使西方一些小政客与小记者都以为自己的偏见代表真理与事实。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新世界主义”，这种新世界主义的核心在于真正建立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因此“新世界主义”必然要以根本否定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没有这一否定，就不可能有东西方世界真正的平等相处与互相尊重。这种“新世界主义”首先由中国人开创推动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最强大最独立的非西方国家。“4·19”全球华人的吼声告诉CNN等：你们的那些报道，“我—不—相—信！”
       针对西方某些舆论以指责的口气把全球华人的这次运动称为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甘阳指出：这是典型的颠倒黑白。因为这次围绕奥运会的冲突中，恰恰是那些挑起事端的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代表最狭隘的西方民族主义，而且以CNN为代表的媒体竟然毫不掩饰地发泄其最恶劣的种族主义，这才真正让人震惊。而中国人维护奥运火炬恰恰代表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北京奥运，就是希望借此表达中国人民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往来的最美好愿望。但这一充满世界主义精神的美好愿望竟然被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看作是发动反华运动的大好机会，西方那些公然号召利用奥运会让中国出丑的疯狂叫嚣，让中国人几乎无法相信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个样子！尤其那些纯洁的八零后中国年轻人，很多人最初的反应是痛哭，是心碎，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从前相信的西方媒体竟然会如此卑鄙、龌龊、下流、无耻，竟然会公然捏造事实。他们被深深地伤害了。全球华人自发的“祝福北京奥运”恰恰是要在全球坚持“新世界主义精神”，它反对的就是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甘阳还认为：“4·19”运动恰恰大大有利于中国与西方的长远关系，西方人历来相信“斗争哲学”，如果你不斗争，就表明你理亏。如果连这点道理都还不明白，那才真正是弱智的表现。中国与西方的友好关系绝不可能靠中国一味忍让来建立，而必须建立在该反对时必须反对，该斗争时必须斗争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官中最受西方尊重的人之一是沙祖康大使，恰恰因为他一贯敢于针锋相对，坚持斗争，他曾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直接了当要美国人Shut up，反而赢得西方媒体赞扬。中国人必须了解，西方人最尊重敢于斗争的人。唯有坚持斗争，才能终结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才能建立中西方真正平等交往的基础。“4·19”运动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对西方人民和西方媒体的一次“再教育”运动。“4·19”运动将促使西方有良知的媒体重新反思检讨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它实际将迫使西方媒体今后对中国和非西方的报道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事实上“4·19”运动已经完全把海外藏独声音压了下去，因为西方媒体不得不更多报道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甘阳也指出：举办奥运会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开始改进许多传统的政府行事方式。以前那种一切重大活动都主要由政府部门来安排的管理方式有必要改变，这种方式一到重大活动就影响政府日常运作，政府部门疲惫不堪，成本太大，动机很好但实际效果往往是民众反而觉得有被排斥感，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须同时培养中国公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和习惯，一方面必须让中国公民能自由自愿地表达自己最强烈的感情，同时更要培养公民自觉维护法律秩序的习惯。不要老是怕出事，人民表达出来的基本感情是爱国的，要相信绝大多数民众是爱国的，人民的情绪和政府的希望是一致的。可以鼓励企业和学校放半天假，让大家自发参与火炬接力。让民众自发参与可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避免那种一切按部就班的呆板。例如不用由政府去给每个人发一面国旗，让学生和民众自己自发自愿准备国旗。“4·19”运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星红旗从来没有这样在全球如此到处飘扬。这是中国民众自发的。这是发自内心的行为。这说明国旗这个政治符号已经成为中国人政治认同的一个要素。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有一些共同的政治符号，这些符号一定要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来，这是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方面。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最重要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自发自愿自由地表达维护这个共同体，“4·19”运动正见证了这一点。
       （胡志辉）
       徐友渔谈“我一代”
       日前，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称：整体上来说，整个人类历史上，由年轻人发起的各种运动，总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也总是得到了社会比较宽容的态度和比较正面的评价，但并不等于说每次年轻人的革命，每次学生运动的要求和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都是好的。
       徐友渔说：比如西方大哲学家杜威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说，火烧赵家楼是违反法律的事情，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从法制上讲，西方人看来不管怎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不对的。第一次接触杜威观点的时候，感到这和教科书上的说法不一样，我产生了困惑，同时于我也有一些启发。现在是到了该对学生运动做一些反思的时候了，过去的溢美之词容易将学生运动捧到天上去。
       徐友渔认为：年轻人有跟社会的对抗情绪，和他们的年龄，他们处于较弱的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基础都有关系，所以容易表现出一种激奋的东西。但是如果分析中国的情况，我想应该补充一点，就是中国的学生运动、年轻人造反也和他们经常处在没有言论、集会自由的情况下是有关系的，所以一旦能够突破禁区获得发言的机会而又不像平常那样容易遭受惩罚的话，他们一定会以一种极其夸张的、不加以深思熟虑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对他们平常所遭受的压抑感的一种强烈反抗。另外该指出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所说的年轻人的反抗情绪、造反行动并不只是老年人才反对他们，年轻人的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每一次的造反行动都是有具体诉求的，对于这种具体诉求，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往往还不是代际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对社会问题的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而产生的分野。
       针对奥运火炬风波、抵制家乐福事件及《时代周刊》把中国青年人定义为“China"s Me Generation”（中国的“我一代”）即“自我的一代”的说法，徐友渔指出：我认为实际上恰恰相反，表象上是年轻人非常自我，自我到了不讲证据不讲理性，一味地表现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凸现自己的主张，好像是“只有我的一代”，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是失去自我的一代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诉求并没有真正地通过自我，而是随大流、盲从，这种盲从刚好是证明他们是没有自我的一代。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信息状况了解甚少，他们其实没有信息自由，他们没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丧失了独立分析的能力。最近这个事件之所以出现，让我来看，我会把他们叫作是“丧失自我的一代”，那种表现出来的很唯我的状况，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的现象。如果我自己仍然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反思说得很透彻，思考得很清楚的话，我现在最愿意告诫年轻人的是：千万不要以为你们处在信息化时代就了解很多，当你们有热情想要行动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其实你们是处在一个信息极不充分、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徐友渔说：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经历，比他们更极端更盲从，做了一些追悔莫及、可笑荒谬的事情。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自己没有觉得是这么大的错误，也没有意识到在这么大的历史灾难或说悲剧里，我扮演了那么可悲的角色。当然也有一点，从当时个人主观动机上来说，我确实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这不能成为理由。当时身边也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亲戚语重心长地提醒过我，但是当时我也未必听得进去。我个人是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之后才具备了自我批判的能力，才去反思我所受的教育，我看的电影戏剧，我听的广播，我看的书，这里面有多少是错误的信息，我觉得这是吃了天大的苦头才能换来的。那么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我们是没有太多理由指责和苛求他们的。在当下就能够清醒地具备这种批判和自我怀疑，从前人经验吸取教训的人，有一种很高的智慧和品格。
       （杨文会）
       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上海文学》2008年第二期发表了北京青年学者李云雷对作家刘继明的访谈《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就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底层文学”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刘继明指出：有人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以及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统统纳入到“底层文学”这个范畴来讨论，并据此认为现在的底层文学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至少有两个误区，其一，他们把底层文学简单地当成了一种创作题材，就像以前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农村题材”、“城市题材”或“工厂题材”一样。其二，他们忽略了底层文学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逻辑性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催生出的必然产物。如果无视这一点，随意混淆和扩大底层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就等于取消了其作为一种近些年才出现的创作思潮的意义。
       刘继明认为：中国文学界的“思想贫血症”由来已久。如果在八十年代，这种现象还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泛政治时代的一种反驳，甚或称得上是文学的进步，但到了不断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各种极端的艺术实验不仅不再受到丝毫的限制，反而呈现出一种毫无节制的蔓延的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如果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终结论”面前睡大觉，甚至以规避任何思想探讨和交锋为荣，就不只是一种刻意为之的矫情，而只能说是一种思想贫乏和懒惰的表现了。现在不少对底层文学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评论家，往往只把目光局限于孤立的文本分析，便提出诸如“艺术粗糙”、“展示苦难”之类的责难，而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更迭和人性蜕变似乎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这样一种狭隘轻率、缺少历史感的认知态度，就使他们对底层文学的判断显得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甚至片面肤浅。如果我们的评论家认为作家对时代状况和人的生存境遇没有刻骨铭心的体察和体贴入微的描写，也不认为底层人民对现实中的不合理性与黑暗面的抗争正是他们出于对这些“普世价值”的渴望，却让那些动人词汇像一个美丽的气球高悬在空中，它所起到的作用就不仅不能增加文学的力量，反而会削弱文学的真诚品质。况且，在不少底层文学作品中，作家们着力表现的所谓“宽广的爱”丝毫并不比其他文学作品少。
       刘继明强调：底层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股尚处于发展当中的创作思潮，底层文学也无须担心外部的干扰，关键在于这些作家自身的力量是否能够使他们走得更远。正如鲁迅先生在评价当年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时说的那样，作为一种正在复活的“美学原则”，底层文学是属于未来和“别一个世界”的。
       李云雷认为：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待历史采取轻率的态度，随意取舍和阉割，在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我们不仅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也很不够。钱理群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与学者，他在刚刚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中，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治学思路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双重性”的反思，这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在时间上，这些反思包括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反思，同时也包括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再次是对当前思想立场的反思，钱理群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同样持一种双重性反思的立场，他既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批评遮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试图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在现实中艰难地确定自己的思想立场。他还将底层文学同现代文学史上的“普罗文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普罗文学”不仅是先锋的，在市场上也很成功，旷新年在《1928：革命文学》一书中做过很好的梳理。李云雷指出，现在的底层文学，一个缺点是艺术视野不够开放，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还不够，跟某些赞同底层文学的批评家不同，我并不认为底层文学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底层文学在开拓表现领域的同时，也必须变革艺术形式本身，这是我说的“先锋性”的另一层含义。二十世纪的泛左翼文学，可以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有布莱希特的戏剧，即使在今天，也有墨西哥马科斯的寓言故事，有樱井大造的帐篷剧，但我们现在的底层文学作家似乎只能写作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方面，先锋文学也有遮蔽性，比如《百年孤独》，在“先锋文学”的视野中只注意到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过去现在将来时”，这可以说是买椟还珠，在今天，我们只有将之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与马科斯的出现，与查韦斯等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名著。如何不为单纯的形式所囿，将底层文学的先锋性激发出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孔海明）
       
       诗歌是思想和精神的面包
       诗人胡亮日前在为诗歌刊物《芙蓉锦江》的汶川大地震诗歌专辑所写的卷首语中称：诗歌是思想和精神的面包。
       胡亮说：《对话录》的作者，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早年研究灵魂，到了晚年，转向研究自然。在《自然界问题》的第四卷中，塞内加谈到了公元六十二年的坎帕尼亚大地震并黯然发问：“如果连最最牢固的大地也在震动，那么，眼前还能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呢？”
       坎帕尼亚大地震已经成为渺不可及的历史云烟，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茫茫时空依然在炫示其巨大的破坏力：海啸、台风、洪水、暴雪、大旱……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蚁惶惶不可终日。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或者这样表述：数百颗原子弹在成都以西的高山峡谷之间被同时引爆！此后数日，余震不断，波及面积逾十万平方公里。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连废墟也被夷为平地。
       让我们这样回想：八天前的中午，许多人正谋划着后面五分钟或者整个下午的生活步骤，几经犹豫终于决定前去付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比如过度的劳力、必要的忍让和些微的尊严，细小的设计已经成熟，幸福已经现形，灾难却突然降临，——他们甚至还来不及想到死。死是遥远的，对于那些只有几岁的小儿女来说，死甚至是虚假的。然而，死昂首阔步而来，就像诗人狄兰·托马斯在《时光像一座奔跑的坟墓》中写到的那样，“他的带尺/丈量着寸寸肉骨”。目前粗略估算，遇难人数将可能超过五万。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数以十万计的救援者用手指、电锯、千斤顶、起重机和最后一点力气在瓦砾的汪洋中打捞着零落成泥的生命。一百五十小时之后，仍然不断有人生还，成为回到我们身边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们惊魂未定，他们只剩下了自己的身体，或者，一部分身体。他们需要水、熟食、抗生素、棉被和帐篷。
       没有任何一个幸存者希望空投下来的帆布包里装着哪怕一小袋诗句。当此之际，十万行伟大的诗句，已经抵不上一小块肮脏的面包。“五月十二日之后，写诗是奢侈的”，一位诗人在网络上喃喃自语。我们如何证明诗不是一种小摆件，与牙雕、青花瓷、梨木笔插和蜀绣桃园图一起安放在乌木制成的博古架上？
       这个质问如此咄咄！也许，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才不会为之困扰。他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大地，还有灵魂，也会发生大裂、遭遇万劫。更为可怕的是，没有剧烈的摇晃和惊惶的呼叫，只有接受和对接受的习以为常，有的人甚至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们安居在思想和精神的重灾区。诗人，如同那些赶赴灾区的志愿者，他们的身影如此孤单，但又同样坚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看似坦畅的阳光大道，在众人止步的坍塌处，艰难地搬运着壅堵的词汇，试图打通一个出口，把思想和精神的面包传递过去。与之相比，语言的成长和壮硕不得不退居其次——尽管这也非常重要。
       这种力量，曾经得到过展现。坎帕尼亚大地震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维苏威火山突然苏醒。图拉真皇帝的朋友小普林尼在致罗马历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的几封信中描述了这次灾难，并让自己的舅父老普林尼——一位冒着越来越稠密的火山灰将四层桨舰驶往险境的老人——臻于不朽。这几封信，必将比今天重新发掘出来的庞培古城更加有力地抵抗时光的蚕食。
       现在，让我们像诗人维吉尔那样，低声复述埃涅阿斯逃出毁灭之城特洛亚之后的痛苦言语：“尽管一想起当时的情景便不寒而栗，不过我还是开始追忆。”
       （许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