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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底层写作”甚嚣尘上，好不热闹。作家们倾心书写，刊物编辑则鼓而噪之，似乎“人文关怀”已笼罩神州，体恤之风吹遍大地。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也是生于底层，长于底层，现在有人来自觉地关怀了，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但是，当我带着朴素的感恩之心来读那些“底层关怀”的小说时，我的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它们带给我的，常常不是温暖、亲切、友善和企盼，而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快慰和暴力化的戏谑。
       放纵叙述的“底层”生活
       在那里，“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同时他们又决绝地践踏着别人的尊严；他们总是在不幸的怪圈里轮回着，很多人最后只能以惨死来了却尘世的悲苦。
       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作家们似乎带着某种“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
       倘若不信，我们不妨先看看那些写“女底层”的作品。譬如刘庆邦的《家园何处》，写了一位叫何香停的农村女孩，先是在工头张继的引诱下失了身，继而被张继转给别人玩弄，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地走上了卖身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何香停的内心里只有微弱的后悔，以及不折不扣的认命，却并没有对堕落的抗争。而他的《金色小调》里，小兰和铁虎、小华和铁狼这两对夫妻之间的性交换，甚至比现在城市里的换妻游戏还自然，而且彼此竟毫无顾忌，倒是象征着传统观念的铁虎母亲灯嫂，捶胸顿足地吼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曹征路的《那儿》被视为底层写作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其中的下岗工人杜月梅也是一个暗娼。在《霓虹》里，曹征路更进一步地正面书写了一个叫倪红梅的暗娼。为了让倪红梅成为暗娼，作者不惜将各种极端的不幸全搬到她的身上——丈夫因公惨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病瘫在床，自己又下岗，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操起了皮肉生涯。但是，从倪红梅生前的大量日记中，我们看到她不仅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如常将自己与老舍笔下的“月牙儿”比照)，而且人也长得不错。这让我们很难从逻辑上想象她必须走这一步，她的日记中也始终缺乏这种内心的煎熬，只有在婆婆骂她时她才有所自责。
       最有意思的还是梁晓声的《贵人》。小说里的大学毕业生素，仅仅因为家庭贫困、自己又不愿意离开京城且一时找不到工作，于是便在好友芸的教唆下，将自己的身体以不菲的价钱卖了出去。虽然在卖身的过程中，她也深感屈辱和痛苦，但是，却始终没有道德上的真诚的自我拷问，只有一些声誉上的小心翼翼地维护。
       看了这些书写“女底层”的小说，说实在的，我直犯心绞痛。或许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认定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真实生活——即使有一万零一个理由否定它们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底层，人们也同样可以用小说理论来为它们辩护，因为小说就是展示一种“可能性”的生活。现实生活里，什么“可能性”没有？如果是这样，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作家们并非不能写暗娼，而是如何写出她们的内心生活。因为，无论从人物自身的情感角度、法律威慑的因素，还是从小说必须具备的说服力上来考虑，这种由道德滑落所引起的内心挣扎与煎熬，都应该是作家深究的关键之所在。它是真正地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写出生存之不幸所无法绕过的问题。苏联的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就曾说过：“人类天赋的良心使他在行为与道德规范相抵触时饱尝煎熬，这么说来，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剧成分。”我们的作家在写这些底层女性时，虽然一概赋予了她们善良、柔弱的天性，却没有深入到“良心”的本质上，展现她们因为自身处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煎熬，从而使她们的不幸始终停留在被同情的价值层面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再看书写“男底层”的作品。最典型的，也许要算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小说。它们常常将农民安置在一种暴烈的临界点上，让他们在各种惨烈的绝境中失去正常的人性，或者在孤立无援中丢失生存的权利。在《马嘶岭血案》里，九财叔和“我”仅仅因为二十块钱的缘由，竟连杀七人，最后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有关九财叔打架、被枪击中、连杀七人的场景，被作者叙述得惊心动魄，鲜血四溅，甚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更充满暴力化的惨烈意味。《太平狗》里那只叫“太平”的狗和他的主人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所遭受的全是冷漠、喝斥、凌辱和追打，太平一次次地死里逃生，而它的主人却没那么幸运，最后惨死在一家工厂里。这篇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对于民工来说，城市永远是欲望和利益的陷阱，是肢解一切情感(包括人与狗之间的情感)的冷酷的利刃，是没有生路只有绝境的地狱。
       王祥夫的《街头》写了一对哑巴夫妇为生存计，在街头设了一个自行车修理摊。一天，一位开着宝马车的妙龄女郎在倒车时，压坏了哑巴的车摊，该女郎不但不向哑巴赔礼道歉，还蛮横地痛骂哑巴，并叫来男友助威。尽管这对男女向哑巴恶语相加时，遭到了围观众人的愤怒谴责，但哑巴还是被他们逼着到附近银行取钱赔款。当哑巴从胸口的衣服里掏东西时，大家都以为他在掏钱，谁知他掏出了一把刀，愤怒地杀了那对男女！可怜的哑巴，成为一个绝望的凶手。
       刘庆邦的《哑炮》里，矿工江水君为了霸占工友宋春来的妻子，发现一枚哑炮故意不说，结果让宋春来炸死，自己娶了宋妻乔新枝，直到多年之后，江在临死前才向乔新枝道出实情。他的《穿堂风》讲述了侄媳妇房林凤对待病重老人瞎爷如何地尖刻、冷漠和歹毒，这里，江水君和房林凤的行为，已完全滑出了底层现实中最基本的日常伦理，甚至已触及法制底线，但他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如果我们再看看方方《万箭穿心》等系列关于乡村妇女惨烈命运的追叙，以及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关于工友的惨死、春妹的被骗、工钱被恶意扣押甚至被迫下跪等细节，我们从内心深处所涌现出来的感受，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或许，这些的的确确是转型期底层平民的真实处境。它以极端的现代性，在激活个体生命欲望的同时，也果断地颠覆了日常生活伦理，扭曲了底层平民的基本人性，催生了恶与罪的滋长。我也不想否认，有些小说在对底层苦难与平民人性之间关系的审度上，确实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但是，面对这种惨烈的现实处境，我们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这种集体性的“崇苦崇恶”的审美追求，是否有其必要性？
       滥情和无情一样可怕
       我们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或多或少都会表现一些人生的苦难和不幸，这并不值得奇怪。作为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一种基本伦理，作家们为弱势群体代言，分担底层平民生存的艰难和不幸，也是值得尊重的。
       但我觉得，作家们应该清楚：第一，苦难并不等于正义，展示苦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作家的道德姿态，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拥有了某种艺术上的优势。第二，当我们将良知、道德和情感置于底层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底层苦难的现场，以此来展示作家对苦难的特殊思索和表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予底层苦难以真正的艺术震撼力。
       遗憾的是，在读了许多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之后，我却感到，它们普遍地陷入到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尤其是一些作品对苦难的放纵式叙述，甚至让我对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都产生了怀疑。
       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就强调过，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同情，但他坚持同情必须用判断与思考来加以制约和调节，“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为此，他盛赞莎士比亚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既有同情，又有节制，并在同情与节制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
       我想，这也是一个现代作家应该确立的一种艺术信念。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滥情和无情一样可怕，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向我们揭示某种生存的本质，也不可能展现作家的思想智慧，更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设性思考。甚至，从那些极为苦烈的叙事场景中，我们都很难判断这些底层的平民们是否还具有爱的能力，感恩的能力，牺牲的能力，也很难看到人类必须具备的某些永恒的伦理基质。
       我再次申明，我并不想全盘否定底层写作的价值，而只是觉得，面对当下的底层生活及其尖锐的苦难与冲突，我们的作家是否可以更理性一些，更节制一些，更温暖一些，更个人化一些，不必一个个全都沉迷于苦难的悲切现场，以为底层必惨、必悲、必堕落、必血腥。要知道，那里同样会有爱、有温情、有感恩，甚至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无畏和无惧、坚韧和公义。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想想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在热销，最根本的原因，同样也是它们都写出了底层平民在面对苦难和生死时的执著、宽厚和无边的坚韧，包括亲情间相濡以沫的温暖，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出了眼泪的宽广”。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伟大神圣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摊血和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所以，他极力推崇应该用文学“为人类‘爱’字作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明”，诚哉斯言。
       洪治纲，评论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审美的哗变》、《永远的质疑》、《零度疼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