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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一片绿色的山坡，就是那个山坑坑了。山坡是村里的大田地，长着不大好的红薯和玉米。我起先就在这大田地里干活。下了乡，开始分不着好活，派到了大田里。好活是村东头的蔬菜地，一年四季给城里人种菜，一年四季跟鲜嫩的黄瓜、西红柿、青椒、豆角打交道，不要说尝鲜，光闻那润润的味就够舒坦的了。而且一年四季拿工分。大田不行，夏收、秋收把人累死，冬天把人闲死，累死不多拿工分，闲了不开工分。再说那山坡地，荒岗一片，土质薄不说，存不住水，下雨往低处流，干旱了还得担水浇。村里的意思好像不指望这些大田，光蔬菜和山坑里的副业就够了。
       山坑里的副业无非是打石头。把石头从山体上崩下来，再一块块打凿成形。唐山郊区这儿的山不是高凸挺峻，多是丘陵，因而就渐渐开采成了石头坑，又大又深。打出来的条石自然会有客户来拉，有些客户要求送货，就用得着马车队，也就有了双重效益。打石头、拉石头的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这和蔬菜队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男人们干活可以只穿条短裤，利利落落地流汗，袒露那一块块油亮的肌肉。身为男人，当去山坑一展身手。而大田里干活的虽男女参半，却是一群老弱病残，今天这个不来，明天那个不来，散兵游勇一般。
       山坑里还有另一项副业，就是烧窑。即利用山坑的石灰石烧灰，就地取材就地消化。石灰窑在这一带特别普遍，村村都有打石冒烟的山坑，那是乡村的饭碗呢。
       以往上工，远远的望那座石灰窑，窑上飘来的烟煤味，是那么富有诱惑力。望着窑上的人笑闹着，有一下无一下将悠锤抡成优美的弧形，想着有一天能与他们为伍，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终于也就有了那么一天，队长说你明天别来了，到灰窑上班吧，我竟以为听错了。我这是升级了。在大田里干，那是被人看不起的、工分最低的一个“工种”。能进副业队，就是能为村里做贡献，就是把你当一个男子汉看待了。后来我知道，如果不是窑上的一个伙计去赶了马车，我还上不了窑场呢，这也是我的幸运。
       回家的路上，我五音不全地唱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并深情地冲着窑上望了一阵子。
       人生便是这么回事，当你受条件所限，你的愿望总是不会太高，且十分容易满足。一旦条件允许，那些愿望就会再上一层楼。就像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着回城去哪家工厂上班呢?现实离愿望的距离太远了。
       这山坑的窑有两孔，一共六个人，队长、老技师和四个年轻人。
       在这里干活，脱不得衣服，还要能忍耐流汗。上班就得披挂整齐。头上戴一个能护耳朵和脖子的帽子，多少有点像日本鬼子或古代将士，再戴上厚厚的口罩和一块大垫肩，脚上是一块罩布，盖住脚面，还要有一副加边框的眼镜，手里不是拿了长长的铁勾子就是一副大锤，完全一副武夫的模样。拿铁勾子是进窑洞去捅炉子或把烧成的石灰捅下来，拿着铁锤则是在窑上边砸石头，从山坑里拉来的石头一般都很大，得砸成小块的才好烧好装车。这两种活是倒换着干的。累倒也说不上，主要是热，抡锤得一身汗，进了窑洞更得一身汗，对于农村的活来说，这算不得什么。
       刚来的那天，正有两个人在窑上很悠扬地抡着大锤，将一块块大石头砸成小块，再扔进窑里。看那潇洒的招式，还以为是俩大小伙子，等摘下口罩，觉出了脸上的秀气，又一扑棱从帽子里跳出两根小辫，真就让人吃惊了。原来窑上还有两个姑娘。
       这两个姑娘长得还不丑气，其中一个叫“甜儿”的，一双大眼老爱粘着糖似的看人，听你讲这里那里的事；嘴儿不大，说话柔声细气，甜润润的。女孩子能到这副业队来干，也算不简单，不是有门路有人缘能实干，也是来不了的。跟她们在一起干活，让人快慰。
       我就这样抡起了悠锤，女孩子能干的，咱也能干。
       那悠锤头大棒细且长，柔性很好，抡起来棒子就成了弯的，利用那个悠劲将石头砸开。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开石法，干起来也有兴致。
       烧灰窑得用烟煤，那烟煤味道其实很呛人，我却自然地接受了。蓝黄色的烟在窑顶上袅袅迎风，远看像一件带彩的衣衫。
       每日去上工，转过村角绕过大田就看见了那件飘柔的衣衫，闻到了风儿送来的烟煤和石灰的混合味道，尤其看见先到的女孩已经干起来，抡锤的剪影那般飒爽，就有了一种生活的向往和甜蜜。就不由地跑上前去，操起另一柄悠锤，窑场的早晨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脆响和嗨嗨哟哟的男女声合鸣，那早晨也就显得特别迷人。
       下乡那阵子，不图别的，只想把活干好，出的力气看得见，队长不嫌弃，年底能评个高工分。
       日子就这么打发着，还挺自在。
       就怕下雨，一下雨灰窑就烧不成了，拉灰的车来不了，堆积的石灰也就废了。要是遇了连阴雨，淅淅沥沥多少天不开晴，就更让人烦，没了工分不说，闷在家里特想那烟煤的味道。也想那几个人。
       队长这人话不多，性子有些硬，不大爱笑，让人觉得城府很深，不像大田队的大午队长，让人喜欢接近。不过这队长办事活道、义气，把个窑场搞得红红火火，人也处得和和顺顺。那次掏完了窑，别人回家吃午饭了，只我和队长值班。一辆带拖斗卡车来拉灰，没带装车的，恰此时远处响了一声雷，半边天就渐渐黑了，司机一急，愿出五块钱装车费请我们帮忙。当时肚子正咕咕叫，队长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先操起了锨。两人出了好一身大汗，总算在下雨前把车送走了。“给，一人两块五。”我吃了一惊，当时是不许个人挣钱的，这钱应该归队里所有。“拿着，饿着肚子干了半天，还不顶一顿饭钱?”我只好接在手里。这是我下乡以来见到的头一笔现钱，心里自然美气。真感激队长，他如果不给我，自己装腰包，我不会知道。
       窑场的师傅也不爱多说，干啥事身体力行，没事了就闷着头吸烟，他到了都没问过我是哪的，家里都是谁。
       倒是那个挺招人的甜儿，给窑场增添不少欢乐。她可以把老师傅的烟袋藏起来，让老师傅急得团团转；她敢和队长掰手腕，两手算一只手，最后连下巴颏都压上去。她爱穿条米黄色的的卡裤，裤角露出一圈水红腈纶秋裤，这在当时可是最流行的。甜儿十九岁，和我同龄，跟我说话却从不叫名字，只说“哎，下乡的。”不知是高看我还是小瞧我。她那没深没浅的性格，健美匀称的身子，也真为我们这个窑吸引来不少客户。有个开车的每次来都爱缠着她说笑，她说不准要找个城市人。
       十九岁，是个走向成熟的年龄。人到了这个年龄，多少有点幻想，有点危机感。那时总把二十岁看得很大，真怕一下成了大人，成了大人以后的事太多大复杂。
       我的十九岁就这么平静也不平静地熬着。一天八个小时，看太阳升起又落下，石头一块块砸开一块块烧粉又一块块被拉走。
       那个山坑，敲打了多少年，不见明显的变化，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这片丘陵会在汉子们的手中消失。
       我呢?我的年华会在这灰窑上一点点染白吗?
       有时真不敢想。
       闲暇的时间会有某些想法蹦出来，也会有莫名的孤独和惆怅。因而就格外怕下雨，怕太阳回落；因而就格外地猛劲干活，干起活来就什么都忘了，回到屋里累得倒头一睡什么都不想了。
       闲暇时间的那些想法朦朦胧胧的，还有一点就是想年轻人必想的那个事，那个媳妇该从何处来？来个啥样的?有这个念头的时候，甜儿那眉眼身段就会在眼前亮一下。
       不过，没多久这亮点就灭了。
       那日我先回去吃午饭，吃完了没歇就往窑上赶，队长和甜儿还没吃饭。
       推开那间熟悉的小屋。那是窑上唯一的小屋，用于晚上老师傅看窑及放些杂乱的工具。
       甜儿和队长在里边，队长坐在小土炕上背靠着墙，甜儿坐在炕沿脚点着地。两人显得平静又很慌乱，甜儿脸早红了，下意识地撩了一下鬓发说：“是你呀，吓我们一跳。”
       队长这才掏出一片纸，从烟荷包里捏一些烟叶在上边，卷成喇叭状，在唇边粘牢，咬掉头，点着火，让我也坐到炕上去。
       甜儿说了声“我先吃饭去啦”，就跑出去了。
       我感觉我来时两人正在一起亲昵，听到脚步刚刚分开。而这之前我一点迹象都没发现。
       干活儿的时候甜儿小声说：“哎，下乡的，你不会跟人说吧?”
       我摇了摇头，这时我看清她的脸上有些小疙瘩，是那种青春美丽痘。
       “是他追我，我没法。”她又表白了一句，这句很软弱。
       其实她很单纯，我把她看高了。在年轻人心目中，队长的官不小，能和队长结上，也是本事，尽管队长比她大七岁，显得有些黑。
       而不久那个赶马车的伙计又回来了，我被分配去了稻田，再不久就遇到了唐山大地震。
       大地震没把稻田震坏，地是掀得高高低低的，但稻子已经该成熟了。
       那两孔窑却塌了。
       地震的时候，下起了雨，往后又接连下起了大暴雨。再往后天干了，太阳一直毒毒地照着，所有水滋润过的土地和叶子都干了。
       那是七月份。
       人们最后涌向了山坑。那个多数人不常去的地方，这时却排起了长队，方圆的人们都来了。
       那水浑浊浊的，在石头坑的最底处。这是下雨从高处流下来的积水，现在成了救命水。
       我是提着水桶走向山坑时看见那两孔亲切的灰窑的，我的感情不由我的目光对它们作深情的扫描。
       那里静静的，没有了那件诱人的在风中飘着的蓝布衫，没有了叮叮当当砸石的声响，两孔窑塌成了两个陷坑。窑下是一片成熟的石灰，那经过甜儿这样的手一块块敲开又一块块烧熟的石头，在雨中粉化了，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但我总觉得甜儿那笑声还在，那咯咯的笑在窑上奔跑着，洒落着青春的汗珠。
       窑上的人一定是最痛心的，那是他们最直接的饭碗呀。
       而我就在这时发现了甜儿。
       她正站在坑边的一块石头上费力地提着半桶水。若在平时，这半桶水何惧于她。眼下她显得那般没力，脸儿憔悴得没了红润，头发零乱地绑在一起，那条米黄色的卡裤沾满了泥灰。
       我从后边挤了上去，帮她提起来。她看见是我，眼角一红落下一颗好大的泪珠。然后一步一挪地往坑上边攀去。
       我挑了水追上她，一只手同她一起提着那半桶浑汤，一路无话。到了村口，她说啥不让再帮，只好由她了。
       后来听说，队长砸伤了肩，断了一只胳膊。她家只剩了她一个人，只好搬到了队长家去。那时，连办结婚证的地方也没有了。
       我曾去找过队长，各家各户临时窝棚搭得哪都是，早离开了原来的房屋，一时没有找着。后来又听说队长被救护队接走了。
       多少年过去，很多事情都淡忘了，下乡的日子却在沉淀中越来越清晰，何时在哪里闻到一股烟煤味道，立时就感到那般润肺迷人。在农村见到那烟雾弥漫的石灰窑，会发很长时间的感慨。会觉得这种活计是十分掏力的肮脏的，会觉得十九岁的时候不可思议。
       不过，我不后悔我的十九岁，我感激并且珍重那宝贵的年代。
       我这时又想起了灰窑，那蓝黄色的烟纱，那叮叮当当的打石声，还有那个形象早已模糊了的甜儿……
       王剑冰，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诗集《日月贝》、散文集《苍茫》、《绝版的周庄》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