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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的巨变
       德国社会学家、因《风险社会》一书具广泛影响的乌尔利希·贝克日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国家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推测要稳定得多。
       贝克认为：中国社会处在巨变之中，尤其在个人生活领域，某些传统观念正在逐渐消失。人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中国人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都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近乎于反常的现象。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开放，国家权力机构以及经济组织的并存和运作方式令西方人感到陌生。但这种结构似乎比我们想象得要稳定得多。我们原以为，中国私人领域解放的火花会波及公共领域，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生活的自由与解放都有其自我发展空间，也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化的组合模式。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西方和世界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全球活动家，在世界市场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中国因其较低的工资水平、高效率，以及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对多方形成竞争，但中国人则视自己为全球化的牺牲者。中国人认为自己陷于被动和不利局面，被排斥在世界重大决策之外，尚不能完全融入相关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社会，民族意识很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中国人尚没有对自己的崛起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多的思考。这就导致中国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西方和世界眼中的自己。
       关于“风险社会”的观点，贝克也做了阐述，他说：1980年代我就意识到，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在于研究社会的变化，但当时的社会学将自己封闭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之中，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社会现代化进程上，试图重新定义各个机构。于是我开始注意到环保问题。环境遭破坏并非是现代进程失败的产物，而恰恰是这一进程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后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大自然遭到破坏。我认为，这些副作用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我想到撰写《风险社会》一书。所谓风险社会即意味着：伴随现代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对社会基石构成威胁，它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取得成功的阶段。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全球化是一个背景议题。我至今还记得，当我于1980年代初提到全球化一词时，内心充满着歉疚，因为我是最早使用全球化一词学者中的一位。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就是一例，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超出了事发国家的边界。如今，全球化议题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德文的风险（Risiko）与灾难(Katastrophe)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风险是人们预知的不幸事件，而灾难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预知灾难方面，大众媒体和科学工作者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而预知风险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人们要采取行动，而且是跨国界的行动，这样一来才能阻止风险的发生。比如目前对气候变暖的讨论等。所有受到影响的个人和集体都应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
       （梁利文）
       重新审视中国
       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教授日前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
       沟口雄三说：我提出了以十六至十七世纪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立足点的看法。因为，十六至十七世纪，在中国发生了大的历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其后不久，为中国带来了辛亥革命。但是，我所说的变化，不是侯外庐先生曾提出过的、早期启蒙思想等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类西洋型的近代化变动。我所说的变动，是指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乡里公论”，即“地方的公事地方办”的所谓民间主导的“乡治空间”的成立、成长过程所显示的东西。
       这个过程，一再被用“地方自治”的词汇说明，但是我不使用这个词汇，而使用“乡治”这一词汇，因为“地方自治”这样的词汇充满西洋风味，我想避开。在西方，如果说到“地方自治”，包含有民间的通行自由等城市市民的政治自由，指的是作为权利被获得的东西。而“乡治空间”，是绅、民交错的空间，其由来也不是权利的获得，而是来自于以相互扶助为主轴的、道德性的公共活动。这种活动，产生于十六至十七世纪，即明末，最初是作为救济饥民、弃儿，抚养老人、病人等个人的善行开始的。到了清代，扩大到修路、架桥、疏浚运河等公共事业，活动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这样的民间公共活动，是中国的特殊的东西。其后，经过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变动，达到了蓄积武装力量(团练)的程度，势力增强。“乡治空间”蓄积的力量，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支撑起了“为了地方的军队”(即湘军等)，以后发展为军事上的“省的力量”。不久，带来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特点有三：(1)终止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2)各省各自发扬“省的力量”，形成独立状态；(3)中央集权制崩坏，国内陷入分裂割据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白，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权化的道路。中国的这种分权化道路，与当时欧洲和日本所经历的“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欧洲与日本等国的历史学家，把“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视为普遍的近代化道路，而认为“从集权到分权”的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落后的。
       沟口雄三指出：其实，上述中国与欧洲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区别，显示的是近代化过程与结构的区别，不应被理解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当然，两者间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的区别是必须注意的。欧洲与日本，在近代以前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封建领地的划分使通行不自由，还有不平等的世袭身份制。因此，其近代革命主张废止领地制，主张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由此产生了自由与权利等主张。而在中国，从宋代开始，便没有世袭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形成了以实力为本位的社会，通行与商业是自由的。因此，也就没有类似欧洲与日本那样的争取自由与权利的斗争。
       如果我们着眼于以上历史脉络的区别，就可以明白，以欧洲基准，即按照欧洲的历史脉络制定的标准，来观察中国历史，是多么的没有意义。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呢？简单地说，应该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与欧洲不同为前提，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为标准，观察中国的历史。例如，从探索中国历史中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进一步探索善堂、善会等，探索实行公共事业的集团与商业网络组织的行会，探索作为自卫组织的保甲组织和团练组织，探索作为由血缘联系的相互扶助组织的宗族制度，探索充实“乡治空间”的各组织的历史足迹。
       在这里，我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我不希望将我的工作简单化为“与西洋对抗”的东西，要感觉到中国历史的脉动，必须与封闭的“文化本质主义”诀别。但是，在“普遍化”的名义下，将中国的历史嵌入出自欧美的框架，也是我反对的。说到今天我们以怎样的框架观察中国，就会直面思维方法上的问题。历史分析，不能成为原封不动地解释现实的工具，但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方法，是会影响到面向现实的应有的思考的。
       现今，亚洲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脱离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混乱时期，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发挥其本来拥有的潜在力量。但是，这种潜在力量的应有状态(完全不是就理想而言)，恐怕包括中国人在内，我们的基本认识都是不完全的。
       （王少普）
       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9—10月号发表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作者是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再像以前那样齐头并进，两者开始分道扬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茁壮成长，而民主却脆弱无力，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具备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并取代了民主制订生活规则。文章摘要如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密切相关的两大思想支柱，它们能给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由。
       普遍看法是，只要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发展，另一个必然会紧随其后。然而如今它们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资本主义在茁壮成长，民主却难以为继。从俄罗斯到墨西哥，许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只是名义上实行民主制。它们遇到了近年来也困扰着美国民主制的那些难题，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阶层倚仗迅猛发展的经济，削弱政府体察民情的能力。
       当然，民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由公正的选举。这种体制所要实现的是公民齐心协力推动公益。虽然自由市场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却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岗位没有保障和全球变暖等问题。民主的初衷是让公民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副作用。
       资本主义的作用是做大经济蛋糕，仅此而已。虽然资本主义变得十分迎合人们作为个体消费者的需要，民主却在艰难地行使其基本职能，即：申述并捍卫公益、帮助社会实现增长与平等。在最佳状态下，民主能让公民集体讨论应如何切分蛋糕和决定哪些规则适用于私有财物、哪些适用于公共财物。如今这些任务逐渐被交给了市场。现在急需的是划分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界限——一面是经济游戏，另一面是如何为它制订规则。假如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允许公司尽情参与到市场之中，那么民主的任务就是阻止由这些经济实体来制订我们的生活规则。
       在美国，关于经济变化的讨论往往发生在两个极端的阵营之间：一派想让市场不受阻碍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护就业岗位和维系社会的本来面貌。在争论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几乎总是获胜。
       这并不局限于美国。欧洲最近的公司调整浪潮动摇了这个大陆致力于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贯信念，这让欧洲人争论不休，焦点是他们是否主张在国内外社会代价日益上升的情况下谋求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私利。以汽车工业为例。2001年，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亏损严重，原因是欧洲的汽车买主抛弃该公司转向汽车售价较低的竞争对手，为此公司将全球员工裁减了2.6万人。如今，欧洲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状况越来越好，但工作没有保障和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就连为制止市场不公正现象而建立的社会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这种变化，欧洲的民主国家表现得麻木不仁，公民表达反抗情绪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规模抵制和罢工。
       在日本，许多公司废除终生聘用制、裁减员工和关闭亏损生产线。曾经以“全民皆中产阶级的社会”而自豪的日本开始暴露出明显的收入悬殊。跟世界上许多自由国家一样，日本的民主脆弱得无力应对自由市场酿成的诸多社会苦果。
       民主国家的公民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然而我们逐渐把责任交给了私营部门———公司以及它们的游说队伍和公关专家。但它们本身并没有责任解决不平等问题或保护环境。我们忘了它们只保证盈利。
       为什么资本主义取得成功而民主式微？民主日渐衰弱主要是因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于是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设法出台使它们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律法规。结果形成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赛，它淹没了普通公民的声音。
       公司逐渐制订它们自己的规则，同时被委以某种社会责任或道义。然而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谋利，没有人授权公司主管人员在盈利的同时兼顾公益。民主的职责本应是代表公众划分这种界限。
       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假如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那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
       （高燕丽）
       美国犹太游说集团
       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Amazon.com上，排名第二的是新近出版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该书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大牌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沃尔特。2006年3月两人在《伦敦书评》杂志上发表轰动一时的同名文章，是继前总统卡特的新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之后，美国主流学术界权威首次公开批评指责美国犹太游说集团。
       这部新著以大量实例和分析，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受到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和控制，因而常常损害美国自身利益。这对以色列实际利益的打击，不亚于卡特总统从道德角度的批判。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两位教授最初的文章，原先是美国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稿。但是在犹太势力的打压之下，《大西洋月刊》竟然毁约不予刊登，其它美国刊物也纷纷敬谢不敏，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最后只得到英国的《伦敦书评》杂志上发表。
       文章发表后，事情继续发生。美国蒙大拿大学历史系主任邀请沃尔特去发表演讲，却遭到校内外犹太人的一片讨伐，并且发起运动要撤销这位系主任的行政职务。
       犹太势力还在当地传媒“声讨”沃尔特教授，将他比作三K党人和纳粹同情分子。
       同年，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学的中东问题学者组织讨论会，邀请了沃尔特教授和其他“对以色列不友好”的学者，结果引起校内外犹太组织的全面抗议，甚至威胁要骚扰这一会议，迫使会议组织者雇用警察维持秩序。
       犹太组织还发起公开信，呼吁各界人士和校友（显然主要针对犹太富翁）停止捐助布朗大学，成为利用金钱压力打击“对以色列不友好”的学术活动的例子。今年夏季，在犹太势力的压力之下，在芝加哥的美国最大天主教大学DePaul大学开革了一名著名的“反以色列”教授，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重大新闻。9月14日，哈佛大学的一名黑人教授在校刊上撰文，也列举了犹太势力在哈佛大学有效地压制“反以色列”意见的种种手段。
       这些事例显示犹太集团在学术和文化界的人力资源，是其封锁美国社会上层“反以色列”和“反犹”言论、从而维持犹太势力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重要层次，其作用决不亚于美国政治选举中的金钱。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新著成为畅销书，说明亲以色列犹太势力对学术文化界的钳制开始出现漏洞。
       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内部也具有可贵的左翼自由主义传统。新近的“反以色列”舆论不少来自美国犹太人自身，被DePaul大学开革的“反以色列”教授本人就是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后代。可以预料有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会开始触摸犹太游说集团的“老虎屁股”。
       最后提一下，犹太势力渗透美国“上层建筑”，始于1930年代前后犹太人逐渐“征服”常春藤盟校。这一先例值得正在成为常春藤盟校最显目少数族裔的华人后代借鉴。
       （于时语）
       经济增长可以扶贫吗？
       学者许宝强日前在《明报》撰文，质疑在香港有一种流行但未经验证的说法，是指经济增长会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从而舒缓甚至解决贫穷问题；而要令经济快速增长，政府的干预需愈少愈好。循这思路，订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和公平竞争法等措施，不仅没有必要，更有可能令低收入阶层受害。然而，这种绝对放任主义的说法，真的可以令低收入工人受惠，解决贫穷问题吗？
       文章说：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克鲁曼今年2月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Who was Milton Friedman?》的文章，在肯定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价格理论等方面对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也批评弗里德曼所鼓吹的绝对放任主义，认为它不仅没有为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带来经济起飞，更令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态恶化；此外，克鲁曼又同时抨击绝对放任主义对低收入工人所产生的相对负面的影响。
       克鲁曼认为，在美国1930年代大衰退之后，当人人都认为市场不成时，弗里德曼提出市场是有正面作用的观点，是勇气的表现。不过，他批判弗里德曼走得太远了：市场有用并不代表市场时时都起正面作用，更不是指只有市场才能对经济起正面作用。弗里德曼的绝对放任主义的问题，正在于从不承认市场都会出错，以及政府干预有时也可以是有用的。
       克鲁曼以美国为例，指出在1947至1976年认可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占主导的期间，美国家庭的实质收入中位数增加了一倍；但1976至2005年放任主义流行的时段，美国家庭的实质收入中位数只增加了23％，远低于之前的增长。克鲁曼认为，1976年以后美国家庭收入相对前一阶段低的原因，除了是经济增长率较低以外(不错，在这个放任主义占主导的时段，经济增长确实不及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时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上升：战后二三十年美国增长了的经济财富，较平均地分配给整体人口，但1970年代末以后，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长只及平均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一，而极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则惊人地上升。
       弗里德曼认为，毋须采用最低工资和建立工会，工人都能够自动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但克鲁曼指出，在最低工资被容许降至低于通胀率、私营部门的工会大量消失之后，美国工人的经济福祉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他因此诘问：“弗里德曼是否对于看不见的手带来的慷慨过于乐观？”克鲁曼总括，尽管那种认为放任自流的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和普通市民生活水平都带来好处的说法十分流行，但能够支持这种看法的实证资料却少得可怜。
       文章指出：法国已故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经济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尽管低收入阶层也能“分得一点残羹剩饭”，但由于他们的工资增长不及物价上升来得快，因此生活水平反会下降；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的时段，由于通缩，工人的生活实质可能会改善。
       布罗代尔引用经济史家的统计数据指出，1380至1510年和1630至1750年的欧洲百年经济衰退日子里，工人的物质生活并不比安定繁荣时期为差。倘若我们加上一些非金钱收入的因素，那种放任不干预会导致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人民(包括低收入者)生活质素改善的逻辑，显然不一定能成立。
       正如布罗代尔指出，在经济快速上升、物质财富得来容易的年代，人们自然倾向不思求变；但一旦面对衰退，则只能在劣境中寻求各种新的对策，刺激创造力的发展。此外，经济增长快速的年代，自然生态的破坏也相对严重；相反，缓慢增长让人类回馈和保育自然坏境较为容易。
       事实上，单纯的经济指针，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并不是衡量贫富的唯一或最好的指针，特别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正如波兰历史学家Bronislaw Geremek在他的《贫穷的历史》(Poverty, A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中指出，贫穷不仅是经济物质层次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乎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的问题，与教育机会、工作前途等大有关系，因此不能只以单一的经济指针来量度贫穷。这样的观点，对分析什么是富裕也同时适用。
       换句话说，根据Geremek的说法，对贫富(以及贫富不均、分化)的理解，不能抽空于其坐落的具体社会脉络，包括社会对弱势社群和富裕阶层的态度，以及社会对不同社群、生活模式和行为所作的科层化的价值分类。事实上，在现代物质相对充裕的社会，例如香港，贫穷问题不再是由于人民不够食物，或无家可归，而是由于未能像“一般人”一样生活。缺乏“一般人”应拥有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甚至可能会被视为不正常、危险和潜在的罪犯。同样道理，富裕也并非仅指丰衣足食，更同时是能够享有“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奢侈生活和社会地位。
       文章认为：贫穷（和富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同时是文化心理的概念。尽管人们拥有的物质商品比以往为多，但由于社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令低收入者或处于相对弱势社会位置的社群，由于不能像其他人般生活，因此感觉自己贫穷。
       这种主观的感觉，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贫富问题，可能比“客观”的经济指针更为重要。
       Geremek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消除贫穷，相反更在不断生产贫穷，因为现代经济需要大量贫困的劳工，以降低生产的成本。作者引用了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赤裸告白：“在废除了奴隶的自由国家，存在大量贫穷的工作者是最宝贵的宝藏”，“如果有别的可能性，就没有人愿意受苦于贫穷或为生活而艰苦工作”。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Charles Tilly在他的《耐久的不平等》也提出了类似Geremek的观点。他指出，不平等并不会随着经济繁荣而缩减，而这种“耐久的不平等”状态，建基的是各种划界的分类(bounded categories)，例如男／女、本地市民／外国人、贵族／平民、黑／白等等，而非根据个人的不同特性和表现。而这种制度化的划界分类得以历久常新，往往得力于剥削、囤积机会、竞争和适应等机制。
       （肖海）
       当代文学的思想困境
       作家曹征路近日在《小说选刊》发表文章，认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诸多困境。曹征路称：
       第一，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陷入了精神困境。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失魂落魄的作家形象。中国作家集体“躲避崇高”、“远离革命”的苦涩宣言并不说明文学与政治无关，而恰恰证明那是自我精神矮化的开始。知识分子的整体犬儒化策略造就了一个时代，而1990年代客观上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也使他们找到了利益均沾的感觉，于是嘟嘟囔囔语焉不详起来。细究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大的个人主体性精神的失落。第一次是五四以后，个人没有出路，经历了一次寻找“集体”的痛苦（但那时与民众结合的真诚美好还在）；第二次是反右“文革”以后，个人更无出路，经历了一次“国家” 认同的痛苦（但那时改造自身的善良愿望还在）；第三次就是九十年代以后，个人欲望得到部分满足，“身份质疑”成为时尚，经历了一次“拜金拜权”的痛苦（此时除了嬉皮笑脸装疯卖傻娱乐至死已没有其他表情）。可以说这一次的精神溃败是致命的，主体意识完全消失。无庸讳言，“消灭了法西斯，自由并不属于人民”是知识分子心中解不开的死结，以真诚换羞辱，好心当作驴肝肺，确实是怀疑主义滋生的土壤。而“反右”和“文革”又是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空前的失望感失败感使他们已经无意再去舔干伤口。但消灭法西斯错了吗？追求理想错了吗？眼中有多少泪珠儿需要宣泄三十年？我们泼脏水非要把孩子也泼掉吗？
       第二，对“现代性”的理解误区。要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一百六十年来无数志士先贤的不懈追求，并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来比附这个过程，因此现代化就意味着先进化高级化不可抗拒化。但用贴标签的方式来理解复杂的思想，用一风吹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又是我们永不悔改的自选动作。在1980年代大多数作家都把“现代派”艺术理解为“现代化”艺术，可能是由于深思不足消化不良所致。可是迟至今日还坚持“现代派”艺术就是与物质生产科学技术进化史相匹配的、并能表现更为复杂的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高级文学样态就是脑子有病了。在1980年代围绕着《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的“真伪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后来出现的关于《文学的根》究竟是“现代的根”还是“中国的根”的讨论，都充分表明无论哪种悖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把中国想象为他者，确认为边缘与中心、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说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形式高级，本身就隐含着传统艺术的低级，很自然地就把现实主义当作了低级的粗糙的落后的艺术，是标准的文学进化论。艺术形式有高下吗？宋词高于唐诗吗？元曲高于宋词吗？以“现代化”作为价值标准来评价“现代派”艺术，实际上也完全忽略了“现代派”自身的反现代性内容。与此相对应，在哲学领域对萨特、尼采等人的介绍中，也把他们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内容故意遮蔽掉了，仅仅把他们当作个人主义的反权威的先锋来描述。这种简单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统治了我们近二十年，以至于很多文学青年不知道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相。在1980年代，“现代派”被理解为刚刚被发现的新形态，看作一只“漂亮的风筝”，并被当作创作的新资源，事实上是源于无知。中国在五四时期就经历了这样的发现过程。对西方现代派的译介、研究和吸收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在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和情调氛围等要素的现代转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基本实现。在1930—1940年代，“现代派”小说诗歌的创作甚至在《现代》杂志的倡导下达到过一个高峰期。在1950—1970年代，在封闭、封锁的条件下，茅盾在《夜读偶记》中也透露过西方现代派最新进展的信息，并把它作为与现实主义对立的“新浪漫主义”来研究的。而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译介，在1960—1970年代就有，只不过那时还是停留在特权阶层的“内参读物”，经由高知高干子女的传播，刺激起小圈子的创新意识而已。
       第三，“赶超一流”，“与国际接轨”和“诺贝尔奖情结”。在理论上，由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逐渐占了上风，中国文学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就被简单归结为技不如人，就和当年维新派一样，要解决船坚炮利问题。认为现代的必然高于传统的，西方的必然领先于中国的，新人必然超过旧人，“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怎么写。于是整天都在琢磨那个瑞典老头的心思，他究竟喜欢什么？魔幻的还是结构的？意识流还是生活流？重的还是轻的？是存在还是彼岸？宽门还是窄门？于是艺术就被简单理解为形式与技巧，而这种形式与技巧的艺术又直接和文学划上了等号。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门专业技术，小说就是语言、叙述和结构，诗到语言为止，作家就是特别会码字的人。不再是发现和认识，不再是思考和想象，更不是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人家都那么写了，咱们还这样写！可是你真那么写了，你自己还在吗？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这是鲁迅当年的问题。在今天可能还要加一句：中国人失去审美判断力了吗？有一个陕西老太太的剪纸在欧洲出了画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令欧洲人目瞪口呆大为赞叹，可她自己家里却挂着港台明星的招贴画，她说那个——好看！到了1990年代，随着商业出版的盛行和新闻媒体的炒作，这种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更是衍生出了众多的类似“标准”（比如年龄、性别、籍贯、职务、身份、长相、健康状况、写作速度、发行量、外国人喜好等等）。如果说1980年代提出纯文学口号尚有摆脱精神枷锁的进步意义，此时的纯文学马车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承担和价值判断，只剩下“性”在一路狂奔。于是“怎么写”就变成“这么写”，否则就脱离了“国际”。
       曹征路最后认为：我一点都不怀疑，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产品一定会大批量地走出国门。这就好像1980年代全国都在说粤语白话、模仿港台明星做派一样，那是由经济高地向洼地的自然流动，而不是作品的品质决定的。到那时中国真的能拿出表达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争取解放、渴望尊严和自由，并由此寻找到中国道路的优秀作品吗？我不知道。
       （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