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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之元建议组建“中国人民
       永久信托基金”
        学者崔之元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这一制度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将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崔之元称：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可能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早在1938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米德又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作用。
       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找工作。
       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利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密切关注阿拉斯加州的社会分红实践。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喜欢把社会分红叫作“基本收入”。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我国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江苏、浙江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与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共资源类似，我国央企大多数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不妨借鉴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将166家央企的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再将此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
       这个数目最初看起来不多，但随时间推移，基金本金会越积累越多，社会分红的数额也会翻番。全国人大每年还可讨论是否根据需要将央企金融企业利润、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受益的一部分注入“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这样，十年之后，社会分红的数目将很可观，并且会积累很大数额的永久基金。
       （谭军林）
       底层沦丧的危险
       学者孙立平日前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认为要警惕底层的沦丧和道德的沦落。
       孙立平称：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庭汉在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三十二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
       孙立平指出：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的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其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看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如此，但沦陷却绝非个人之事。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
       匮乏的资源，狭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的刻意回避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王斌）
       新左思潮的回流
       日前，学者任剑涛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在评价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时说：这个论争影响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新左派的论述对中央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
       任剑涛称：新左思潮的影响有其客观理由，因为之前我们边际配置不足，平衡考量没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新左思潮的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国家新的负担，比如说三农问题，每年国家投入上千亿，在农村公共制度建构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秩序混乱的情况下，这笔钱有多少能落到实处，这是我担心的。
       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是一种小市民式的东西，那叫妇人之仁，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所以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农民进城之后该怎么办，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给农民工子弟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还是让他们成为新的文盲，这些问题是我们真正要管的。左派考虑问题不是这样。我的一个左派朋友说，要使农村成为蓄水池——城市能容纳他们，他们就进城，城市不能容纳他们，他们就回农村——哈哈，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在谈到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时，任剑涛认为：这个问题要分两面来看：一方面，就政策的总体设计来说，不能像左派那样仅仅强调道德同情，大量投入资金却不管结果如何；另一方面，贫困问题我们要解决，社会福利也要推进，但政策设计要精细，政府要给贫困人口补贴，但是够他们吃饭就可以了，创造财富的人应该吃得好一些，否则，贫困人口连饭都没得吃。
       很多人把自由主义的辩论妖魔化，说自由主义学者和富人、大资本家同盟，其实搞错了。
       自由主义强调政策设计的精细化，这是对此前粗放政策的一个考验和超越，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并不看重与谁结盟的问题。比如对农村贫困问题怎么资助，如何让农民有序地进入城市，完成农民的居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等等。另外，城市的贫困者应该怎么援助，他们下岗转岗应该补贴多少，如何提供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都需要严密的设计。有的人这边领300块钱的补助，那边再多打一份工，不报告给政府，这就是政策设计的巨大漏洞，因为他们白占了纳税人的便宜。
       现在我们更多是表示同情，心潮澎湃、泪流满面，然后把钱扔出去了。这是一种不足取的、非常粗糙的社会福利取向。
       任剑涛强调：真正使社会稳定发展的不是激进思想，也不是保守主义。激进派主要是想打破现有秩序，而保守派希望捍卫传统价值，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智慧强调我们既不极端激进，也不极端保守，强调在一个制度平台上由各方表达主张，然后由公民做出理性判断，这才是转型社会的理性选择。
       自由主义从来不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所以社会情绪对它不满，极端保守主义、极端激进主义对它也不满，但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不能突破的现代底线——你不能以高尚的理由把人家的生命财产剥夺掉，你得建立法律主治的国家秩序，这是关键。
       任剑涛还认为：总体上我们现在叫转型社会，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另外一个判断是，面对这么复杂的时局，任何观察与分析都有种种不足，所以不管当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怎么争论，不管最后大家有什么样的个人恩怨，每个人都应该有反讽意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话。
       我批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危机，其中有一点，就是中国学者对时局的判断，关心权力如何运用的多，关心权力来源的少；另外一点就是以自己的学术策略来替换公共责任，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刘小枫和甘阳，都是这样，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
       任剑涛最后说：当然我不像刘小枫那样超越现代性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回到个体生命处境来思考人生安顿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走那么远。他做学问的精神我是尊重的，但是我不同意他对中国问题的解码思路，因为个体安顿是个心性问题，是个人信仰问题，你没有办法以个人解释来解决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另外，他说研究神学只为解决个人的灵魂安顿问题，这个说法我很不同意，因为你是公众人物，除非你写的东西放在抽屉里，不发生任何公共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影响力那么大，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就是犬儒主义了。
       （刘磊）
       李零谈传统
       日前，学者李零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演讲时，说到传统与西化等问题。
       李零说：“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受之于他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二百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李零认为：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姚远）
       美国的软霸权
       学者陶文昭日前撰文，分析美国的软霸权，文章称：软霸权是来自于软力量的霸权，主要包括制度、文化和科技等几个方面。软霸权的这几个方面相互紧密联系。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制度，也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融化到所有文化产品之中。科技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文化的范畴，而运用最新科技进行文化渗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西方的这些软霸权与硬霸权相互配合，构成复杂的霸权体系。
       文章详细分析了美国的软霸权，并分为三类：
       制度霸权。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苏联剧变和冷战结束之后，历史终结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这实际上是美国制度霸权的最简要表述。在政治方面，他们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在美国各届总统的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正式的文件中，自由和民主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把推广西方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的关键选项。他们以西方模式做标准，凡是不相符合的国家，就扣上集权、专制的帽子，列入世界的另类，进行打击、孤立、制裁、渗透等。2006年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持的国家安全项目，集合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以及政商、学界四百多人，经过两年半研究完成了《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安全：二十一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发展所谓的全球性“民主国家协约”，即把世界上采纳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合一起，加强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美国应促使世界各国政府达到 PAR标准的建议。PAR是英文 Popular（有民意基础）、Accountable（对公民负责）和 Rights－Re－garding（尊重人权）的英文缩写。这个报告具有浓重的民主霸权气氛。在这种民主霸权高压之下，亚非拉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潮流。在经济方面，他们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克里斯托弗·芬利森、托马斯·李森等人联合撰写的文章《看不见的手：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秩序》，考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兴起过程，认为其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技术，广泛地渗透进各门学科，取得了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地位，从而在构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它在资本、技术、市场、军事等所有方面都拥有压倒性优势，基于市场准入的自由体制有利于其资本向全球扩张，牟取巨额利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以西方为背景，不同程度地将新自由主义原则制度化。在美国和国际组织的强势压迫和引诱之下，不少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金融转向自由化，社会福利开支削减，关键企业私营化等。
       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既表现在大众文化层面，也表现在精英文化层面。在大众文化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充斥着世界市场。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四分之三，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美国的时尚、饮食甚至穿着习惯，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播映中，外国节目占有率只有1.2％。现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是农业和工业产品，而是电影、电视节目、电脑软件和书籍等。在这些看似娱乐的影视产品中，大都蕴藏着美国式的文化意识，包括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宗教信仰等等。文化产品成为美国大规模输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工具。在精英文化层面，除了常见的意识形态、民主和经济观念霸权之外，还要特别指出社会科学霸权。德国学者里查德·明赫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学理论对欧洲社会学的影响后认为，美国社会学自二战后至今一直主导着世界社会学的走向，并对它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社会学理论学派林立，虽然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理论源头，但它们一个共同的信念是：社会是由自由的、独立的个人，通过竞争、交换、协商、合作的活动而构成的。当今发展中国家学术界，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当地社会的分析，依照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裁剪。
       科技霸权。美国经常将所掌握的高科技作为筹码，利用高科技禁运来挤压与威胁别国，迫使其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以技术转让为手段，达到拉拢和在政治上控制别国的目的。冷战时期，美国就和西方盟国一起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当时的苏联东欧集团进行敏感技术和物资的贸易禁运。冷战结束后，西方的科技霸权越来越多地采取技术限制、技术壁垒方式，限制在国家之间转移技术，以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视中国为战略对手，不允许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近年来美国提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对中国三十年领先的目标。为此，美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取得先进技术，包括军用装备，也涵盖生物制药、卫星通讯、电脑晶片等民用领域。当今科技霸权还以极端地使用知识产权面目出现，表现为：没有竞争者时凭借知识产权牟取暴利；针对不同客户实行价格歧视；出现或可能出现竞争者时低价倾销或者以其它种种手段扼杀竞争者；知识产权拥有者之间通过协议横向限制竞争谋求垄断化；纵向限制竞争，即限定批发商、零售商有关知识产权产品的销售价格、销售地域或销售数量等等；在转让知识产权时违背受让方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它不合理的条件等。
       （许平远）
       “中国风”在亚洲流行
        《亚洲周刊》日前刊文称：目前亚洲出现一场从未有过的“中国风”流行曲浪潮。流行曲不再只是“哥哥妹妹”的情歌，而是流动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中华文化浪潮。在台湾、东南亚的流行曲歌词中，“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曹魏枭雄”、“曹操”，还有“华陀”、“老子”和“孔子”，穿插出现，在台湾的S.H.E、周杰伦、吴克群，在新加坡的林俊杰等以中国文化及历史元素呈现的流行歌曲，成为乐坛天之骄子，流行榜上展现长虹，专辑销量在数百万张以上。
       该文指出：非常吊诡的是，这股风潮恰恰出现在台湾“去中国化”之际。那些“中国风”的流行曲，从台湾到东南亚，再像环回音效一样转回中国大陆，激起中华文化的回响，也引起全球华人社会的共鸣。 台湾偶像歌手S.H.E组合从今年五月推出《中国话》歌曲至今，由于歌词包括“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而在台湾引起争议，话题延烧全球网路，许多网友上“You Tube”和“优仕网”分享这歌，表达不同看法。另一位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乱舞春秋》：“曹魏枭雄在／蜀汉多人才／东吴将士怪七星连环败／诸葛亮的天命不来／这些书都有记载／不是我在乱掰……”就复活了约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战场上马蹄声带来的万马千军气势。《乱舞春秋》风靡歌迷，吸引许多青春世代探索古代那场争战。这首歌是周杰伦《七里香》专辑大卖原因之一，全亚洲已销售三百万张，还在持续。“枭雄”曹操也同时出现在新加坡偶像歌手林俊杰的歌曲里。林俊杰以摇滚中国风演唱：“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林俊杰的《曹操》专辑大卖，全亚洲销售二百万张之后，还在热卖中。
       在中国风歌曲流行的同时，今年夏天的一项调查指出：“全球音乐欣赏品味出现改变，亚洲的流行乐迷开始将西洋音乐从MP3与CD随身听中移除，改听亚洲艺人的作品。”这项由香港的“思纬市场资讯公司”所做的调查指出，一度在亚洲地区相当受欢迎的西洋流行、摇滚与饶舌乐热度开始退烧，取而代之的是中文、韩文与泰文等类型的流行乐。
       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数位文化中心主任须文蔚分析：“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两岸三地的影视文化对古典文学和历史下这么深的功夫。从电影、电视到唱片，都可以看见、听见中华文化的踪影。”
       观察近年来新一波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盛行现象，须文蔚对亚洲周刊说：“政治分裂，但文化认同，这种中国风影视现象缝合了一些撕裂的伤口。在政治撕裂中，流行文化带来安定。”
       须文蔚还指出：“中国风流行歌曲盛行是经济消费市场引起的现象，两岸三地在文化产业上各擅胜场，香港的电影制作、台湾的流行音乐以及大陆的电视制作互有优势。台湾的流行音乐界必须抢攻大陆市场，开始引进大量的中国文化题材。同时，大陆与香港制作的电影或电视剧，也透过与台湾音乐人合作，藉此吸引阅听人消费影视产品。两岸三地的娱乐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附带产生文化统整的现象。”
       填词人姚谦说，中国风一直存在于流行音乐。例如《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甚至《情字这条路》，都是泛指中国风。姚谦最新作品《Yellow》已于六月发表，由中国大陆新生代歌手李颜龙演唱。歌词中写着：“红的紫的绿的蓝的现在轮到黄色的／该我发声了／虽然这世界／还是那么的吵／呵满天都是天王天后正当道……是黄种人的时代了／Yellow龙的符号……”
       姚谦称：“我有感亚洲兴起的速度来势又快又猛。黄色在一世纪前是不好的联想：贫穷、封闭、情色、懦弱。但现在Yellow是新思维、新浪潮的符号，所有的亚洲人都是黄种人，特别是现在亚洲年轻人已受到好的教育，对明天充满希望。我用愉快的乐曲形式让年轻人藉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感受自己的角色并互相鼓励，进而传递一个讯息‘黄种人年代已来临’。”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凤五说，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能与现代科技结合，重新展现生命力，未尝不是可喜的事。然而，流行趋势能否造成文化本质的影响，还得视未来歌曲创作的广度与深度。
       周凤五指出，所谓“采用深具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歌词”，不应只采用若干中国历史名词、古典诗词、传说故事；也不应只是片面的、狭隘的强调民族意识。它必需深入文化的底蕴，探索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价值，进而给予真挚而诚恳的重新诠释，才可能撼动整个文化的底层。
       （海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