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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努力，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约言，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
       ——摘自《古兰经》2：177
       一部正在拍摄的摄影机，仿佛一挺瞄向现实的机关枪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将所谓的反恐目标锁定在千沟万壑的阿富汗山区，我们的视线也跟着美国大兵咄咄逼人的脚步，迅速深入到了这个陌生的中亚邻国的腹地，在阿帕奇直升机和F16战斗机的带领下，我们俯视着疮痍满目的阿富汗大地，在精确致导炸弹的一次又一次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我们流泪淌血的心，记下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阿富汗城镇和乡村。电视新闻里，播音员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强势力量或当权者的名字，但是人民在哪里呢？那些在稍纵即逝的卫星传送的画面中仓促闪过的衣衫褴褛的身影，那些在若无其事的广播稿里呈直线上升的令人发指的伤亡数字，还有那些数字背后，穿行在呼啸而过的子弹中，辗转于尸横遍野的废墟外，挣扎在贫穷和死亡的边缘线上，求告无门、欲哭无泪的无辜百姓呢？他们的眼泪和痛苦，他们的绝望和希望，他们的生命和家乡，他们的道路和未来，又在哪里呢？
       2004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伊朗美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的《下午五点》为我们带来了穆斯林世界的答案。简洁、朴素、安静、流畅的画面中，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诺格拉一家苦难、艰辛、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生活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宗教和政治的刻意宣传，没有种族和历史的激进的戒备，没有对战争无休止的控诉，也没有对闯入者愤愤不平的怨恨，诺格拉和年迈的父亲、忧伤的嫂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侄儿一家四口在默默承受中一步步走向死亡和绝望的真实处境，让我们在目不转睛的深情凝望中，体会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
       二十四岁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以她年轻却异常真挚的热情和勇气，当然还有一个伊朗导演的非同寻常的智慧与洞察力，赢得了戛纳评委们和所有充满良知的观众的敬意。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了，但当她以超乎年龄的成熟与理性，将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人民长期以来在黑暗中的生存，以及他们在微渺的希望中找寻生存意义的努力，用绝然不同于BBC和CNN的声音传达给世界时，世界还是感到了震惊。
       “以充满诗意的世界观关注生命和未来”，是本次戛纳电影节将“竞赛单元”的重要奖项——评审团特别奖颁给萨米拉的理由。这位历史上最年轻的，曾经三次有作品入选戛纳电影节参展的美女导演，在获奖感言中坦承，拍摄这部影片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告诉世界“一个更加真实的阿富汗”。事实上，从十八岁以处女作《苹果》登上影坛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并引起世界瞩目开始，“进入”和“关注”就一直是萨米拉创作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立场和姿态。尤其是对战争中灾难深重的阿富汗人民，她更以一腔热血倾注了无限真诚的爱与同情。正因为如此，在《下午五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评价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感人的非政治电影”时，她表达了由衷的谢意：“我认为，作为电影制作者，我希望为民族、人民和人类，而不是为政客们服务。”“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它反映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阿富汗妇女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长久地驻留在人们心中。”
       这个愿望应该早在2002年就已经实现了。这一点或许甚至是导演本人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下午五点》不过是又一次有力的印证，证实人们心目中美丽的伊朗女人留下的一贯的深刻而且极具个性色彩的印象。那一年，萨米拉参加了由法国导演克劳德·勒鲁什、埃及导演尤瑟夫·侯赛因等十一位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导演为纪念“9·11”事件执导的短片集《“9·11”事件簿》，该片被称为是“从十一种审视2001年9月11日纽约悲剧的视角和十一种发自他们主观良心的视点，尽展了自由表达之义的电影”。萨米拉的《真主：建设或毁灭》一片被放在开篇的最显要位置，影片讲述了“9·11”之后的一天，一名年轻女教师试图向一群天真而贫穷的阿富汗儿童解释发生在遥远的美国纽约的袭击事件，并唤起他们对遇难者的哀悼，却因为孩子们与美国人生活水平和文化的巨大差异而被迫放弃的故事。
       萨米拉在向媒体解释她这个十一分钟的短片的创意时这样说：“我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到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我曾打算拍一部电影，讲述在一些国家，如阿富汗，贫穷所造成的差距，以及和富裕的发达国家的普遍矛盾。“9·11”事件发生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该是时候重新讨论这个矛盾了。人们对“9·11”事件谈论得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看到这关系到发达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存在的某种划分。穷人深陷贫困当中，富人却不断累积增加他们的财富。没有人想到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会在这冷热气候的差距中爆发。”
       “事实上，这场在西方爆发的暴风雨，可以通过全球一体化而摧毁东方。我想指出，在西方一个城市里倒塌的两座大楼，会造成东方众多城市的毁灭。我还想展现：一个对双子塔的毁灭并不负有任何责任，甚至之前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的民族，却如何因为这一事件，以致遭到侵袭，落得一无所有。”
       在短片《真主：建设或毁灭》中，最后一个镜头是天真可爱的小男生仰起头来看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同时按照老师的严厉要求认真地想象跟自己的生活其实毫无关系因而也根本无从想象的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而在电影《下午五点》中，最后的段落里也出现了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极其相似的情节，诺格拉和父亲分别拉着马车行走在漫漫荒漠当中，美军的直升机在天空中盘旋，发出巨大的轰鸣打破寂静，诺格拉抬起头来，长时间地向空中凝视，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两架飞机，面无表情。烟囱/世贸大楼—阿富汗孩子和飞机/闯入者—诺格拉之间形成的遥不可及的空间感正是萨米拉想要表达的：“自从我开始考虑全球化问题，我就思考沟通方式的扩展意味着什么，同时它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将来达到同一生活水平的国家，是否将有同样的平衡和公正呢？但当看到像阿富汗那样的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现状时，我感到非常震惊。”
       “今天，当双子塔倒塌的图像能够即时通过电视传送到世界各地，并激起广泛的人道主义同情，刹那间，各个国家都感同身受，仿佛自己的家园遭到了侵袭。我不禁疑问，为什么像阿富汗这样一个国家，同样存在于地球上，却没有人关心它的灾难和其民族的衰败呢？9月11日所发生的是全球性事件。电视卫星当然可以把这些图像实时传送到世界各地。然而，250万阿富汗人民在二十年内，由于战争和饥饿而死亡的事实却被遗忘。”
       “由于卫星系统的存在，强权者可以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播到全世界。但在这部影片中，各种不同的观点通过唯一的媒介传播，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响起了不同的声音，即使卫星传播带来的噪音使我们听得不够清楚，但很明显，新的一代将作出努力，认同这些声音，并将更深入地探究出现寂静的地方。我相信，这部电影将以不可磨灭的方式，逐渐影响公众的观念。如果战争的概念建立在单一思想的基础上，那么和平则将通过保护思想的多样性和多种思想的对话而得以实现。我们应该看到，在嘴巴被封堵以防止对话的地方，炮口却打开了。”
       最后，萨米拉略显激愤地说：“一部正在拍摄的摄影机，仿佛一挺瞄向现实的机关枪。”
       继续向前，赤裸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
       
       目光所及之处，阿富汗一片苍凉。走私、逃难、死亡、战争、毒品、侵略、歧视、贫穷，比比皆是。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到亮光和希望的词与它相连接，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所承受的苦难和绝望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她的人民在世界的凝视中选择了沉默，任凭西方媒体任意想象和揣测，他们并不辩解，或者压根失去了辩解的气力。但是伊朗人似乎忍不住了，他们懂得他们的痛，甚至他们也深切地体验着他们的痛，正如萨米拉所说，伊朗与阿富汗不仅有着血肉相连的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还有着820公里的共同边界和频繁往来的民间友谊，300万无家可归的阿富汗难民长期滞留在伊朗，一定是由于共同的信仰，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邻国穆斯林兄弟最善意和平等的对待。当我们想要了解阿富汗的时候，伊朗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真相的窗口。
       首先是那部在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拿到金棕榈大奖的、伊朗著名电影人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执导的《樱桃的滋味》，在这部充满了宗教和哲学的神秘色彩的影片中，那个德黑兰知识分子巴迪寻找在他自杀后可以埋葬他的人时，邂逅了神学院的阿富汗学生。本来，这个孤独消沉、生活窘迫急需用钱的阿富汗男孩在巴迪看来应是最佳人选，但这个看起来有些羞涩和腼腆的孩子，最终却坚守了宗教信条和圣人之训，固执地反对巴迪自杀，更不愿玷污自己的双手，承担不义的罪名。这样的阿富汗人虽然面目模糊，但却是坚定而沉默的。
       接着就有了马基德·马基迪的《巴伦》，这位以《小鞋子》闻名于世，似乎总是沉醉在一片童真质朴中的导演，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儿童以外的世界，画面中充盈着马基德对阿富汗难民的难以掩饰的悲悯。故事以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为背景，讲述了女扮男装的巴伦含辛茹苦地支撑家庭过程中感人的一幕，父亲贾纳夫不慎摔断了腿，工作便由“儿子莱梅特”顶替，包工头拉提夫发现莱梅特是巴伦假扮的，为她的品格所感动，倾尽全力帮助她的家人。当贾纳夫带着一家人回阿富汗的时候，拉提夫赶去送行，他明白自己与巴伦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界线。在那离别的一刻，巴伦感到了拉提夫充满爱意的目光，她抬起头，缓缓地摘下了面纱……
       在民族苦难的大全景下，我们随着导演的镜头凝聚目光，被生活艰辛磨砺得粗糙不堪的心再也难以注意的细节，正暗暗透露着春天般的爱情讯息。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基德仍然讲述了孩子的故事，从伊朗的儿童到阿富汗的少年。巴伦和拉提夫仍然是孩子，巴伦身材瘦小，尚在发育，拉提夫的唇上刚生出淡淡的短须，跟任何一个少年一样精力旺盛，好勇斗狠。他们不过是过早地被生活投入了成人世界，扛起了本不该由他们来承受的重担，因此，哪怕是一丁点异样的关怀、微妙情愫的萌动，都会让他们热烈爆发，迸发出纯真少年的全部激情，忘我投入。《巴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它通过一个含蓄内敛的青春期爱情故事告诉我们，生存在底层却依然能葆有一种精神，并因此而神采飞扬的不仅仅是巴伦和拉提夫，而是隐忍却始终都没有丧失信心和尊严的阿富汗人民。
       2001年，穆森·马克马巴夫以纪录片风格的《坎大哈》捧得戛纳金棕榈奖。在这部描写阿富汗民族苦难的极其写实的电影中，穆森讲述了一位已通过难民身份移居加拿大的阿富汗女记者纳法斯收到受困于阿富汗的妹妹的来信，信中讲她不堪忍受可怖的生活而打算在日蚀之前自杀，纳法斯为了营救妹妹，星夜兼程赶回坎大哈的故事。一路上，女记者目睹了阿富汗破败的现实和民众的灾难：女人们必须把面孔遮掩在面纱后面，不能单独行动，面对武装势力的搜查硬要说自己是谁谁的妻子，甚至在看病时还要与医生隔着黑布通过小孔交流。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2002年他拍摄的影片《奥萨马》中。同样是女扮男装，穆森·马克马巴夫镜头里的那个女孩就没有马基德的巴伦那么幸运了。这个长着一对惊恐的大眼睛的美丽的阿富汗少女纳比，为了养活年迈的祖母和衰弱的母亲，装扮成少年奥萨马，历尽了艰险，最终却被塔利班发现，作为惩罚嫁给了年逾七旬、妻妾成群的部族长老。
       在穆森影片中出现的阿富汗人，尽管前途依旧渺茫，就像《坎大哈》片头的月蚀之光，微弱，暗昧不明，令人忧心忡忡，但他们还是充满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牺牲的勇气。移居海外的阿富汗女人纳法斯毅然只身回到苦难的家乡，虽然影片没有告诉我们结果，但行为本身就是同情、牺牲和责任。她向我们宣告：在战争和灾难面前，最无辜和无助的便是女性，与此同时，在战争和灾难面前，表现得最勇敢和顽强的，也正是阿富汗女性。
       其实不仅是电影，还有小说。在影像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文字跟了上来，同样的感动和尊重，同样的悲悯和怜惜，力透纸背的字里行间，渗出了同样的血肉相连的疼痛。几乎与《坎大哈》上映同时，伊朗女作家兼电影制作人丝芭·沙克布，出版了一部讲述阿富汗女人在战争和流亡途中悲惨境遇的小说《哭泣的阿富汗》，作者在扉页上这样写道：“是的，传扬这些箴言吧。女人们应该带着对战争的憎恨生下孩子。天地由英雄之手而毁灭。只有我们，可以令她重生！欢乐之曲，悲伤之歌。目之所及，世界已毁。赐福于那些重新建造她的人吧！赐福于那些创造美好世界的人吧！”这番话，应该算是伊朗的穆斯林姐妹们对阿富汗人最真诚和美好的祝愿吧。
       小说《哭泣的阿富汗》和电影《下午五点》的故事结构非常相似，两位情感丰富细腻的女性创作者不约而同地将爱倾注在沉默的大地上沉默着，甚至连面孔都不为人所见的阿富汗女人身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锡林·戈尔和电影中的女主角诺格拉性格相似，经历也相近，不过一个生活在美军攻打阿富汗之前，一个生活在战争结束，但和平与安宁的生活仍然远远没有到来的现在。
       锡林·戈尔的父兄在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战争期间离开家乡参加了抵抗组织，很多年都没有回来，她成人之后离开母亲嫁给了哥哥的战友，善良的摩拉德，在苏军撤走内战爆发之后，他们逃难到了巴基斯坦，在那里，她忍受了饥饿、歧视、挨打、被强奸、被包养的命运，生下了丈夫和别的男人的孩子，苟延残喘着回到了祖国；但是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塔利班来了，锡林·戈尔将大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嫁给了来求婚的年轻英俊的塔利班青年，带着女婿的聘礼举家逃往伊朗，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国度，崭新的希望，崭新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然而这里“到处都是阿富汗的兄弟姐妹——刚刚到达的，即将离开的。到处充斥着饥饿、失业、悲伤。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友好的邻国也开始感到不堪重负了，在好不容易把因为赌博被抓进了监狱的丈夫赎回来之后，他们只好再次踏上逃难的路，“像牲口一样被拉回了阿富汗”。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回到故乡，等在那里的只有母亲的坟墓，又聋又瞎的父亲，踩了地雷丢了一条腿的哥哥，失去女儿精神失常的嫂子，“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锡林·戈尔只有这样一路安慰着自己，继续流浪。
       在电影《下午五点》中，诺格拉是一个爱漂亮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位有着严格宗教信仰的赶车老人。每天早晨，她的父亲都会赶着马车带她去上学，但父亲刚一离开她就会从经学院溜走，换上书包里那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打上淡蓝色的洋伞，跑到专为女学生开的现代学校里。在那儿，她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天，老师让她们填报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大多数女生选择了教师和医生，只有少数的几个选择竞选总统。诺格拉便是其中之一。她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竞选，还得到了喜爱她的年轻诗人的支持，就在她以为距离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和她一样打算竞选总统的同学在她面前被炸弹炸死，接着又在无意中听说她的当卡车司机的哥哥在巴基斯坦被地雷炸死。在一次又一次地搬家之后，他们终于一无所有，没有吃的，连水也越来越难找，他们在城市的废墟里流浪，连最后的马车也为了取暖而付之一炬，即便如此，嫂子怀中的婴儿仍然饥寒交迫地死去，眼泪已经流干了，诺格拉和她的家人只有继续生存下去，继续前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电影《下午五点》的结尾，绝望的诺格拉领着同样绝望的嫂子去找水，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当初梦想竞选总统时的豪情壮志，她体态僵硬，神色漠然，只有口中喃喃自语地朗诵的那首年轻诗人教给她的诗歌《下午五点》，显出些微的生气：“这是五点整，其它的一切都死了，只有死亡，我想学会像河流一样哭泣，由柔软的云，以及一条深深的河流，它将带走公牛的尸体，往后，我们既不认识公牛，也不认识无花果和马，以及你家的蚂蚁，因为你永远死去了，啊，可怕的下午五点，这是下午时分的五点……”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小说《哭泣的阿富汗》的结尾对锡林·戈尔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继续前进？去哪儿？为什么？一切都无所谓。赤裸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走。道路像孩子一样饥渴，它把鞋子都吞噬了。孩子们放弃了希望和意志，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光芒。
       “继续向前，赤裸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这几乎是诺格拉和锡林·戈尔以及千千万万阿富汗女性共同命运的真实写照。小说中锡林·戈尔在异乡遇到的一位好心的餐馆老板这样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幸福的人，现在仍然活着的阿富汗人都是幸福的人。”
       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一如生活本身
       以女性主义的视阈和立场进入穷苦绝望的阿富汗，用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示阿富汗穆斯林姐妹的苦难深重的生活，对于电影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和小说家丝芭·莎克布来说，都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选择。尽管伊朗电影惯常关注孩子和妇女的主题的传统，使得萨米拉在对相似命题的处理上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论是画面的选取还是情感的驾驭都显得游刃有余，但这显然不足以构成挑选这一命题完成“进入”邻国及其人民内心世界的全部理由。事实是，在此前种种伊朗电影中出现的妇女形象，更多的是承载了作者本人主观意志的文化符码，希冀由此表达一种对体制和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反叛，比如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塔米妮·米兰妮的《两个女人》和《面纱背后》，以及以公路片形式出现的《无记名投票》。女性视角和女性主人公的设置似乎都为了同一目的而为，即控诉和揭露。这样一来，作品会由于理念先行的刻意努力而呈现出沉重和呆板的面貌，现实越是残忍和离奇，就越是显得陌生和遥远，使观者产生难以言说的隔膜。
       这种情况在玛兹耶赫·马克马巴夫的《女人三部曲》中有所改变。这部电影以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串起三个女性小故事，以一种静静流淌的生命流程似的叙述模式展现女人在生命轮回中平淡无奇的成长历程。《女人三部曲》也被翻译成《当我成为女人时》，从内容来看后者显然更加贴切，它神似地把握了作者的意图。这不是一次单一向度的自以为是的宣讲，导演通过三个女性主人公的生活将女性一生的三个阶段的成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把对女性社会处境的同情，对她们生命经验的体认，上升到了本体的、哲学的高度，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场景更像是女性生命个体的存在自身，而非作者想要让她成为的那个样子。
       这种浑然天成的意象显然来自于导演对女性本体的准确把握，而这种把握则来自全心全意的“进入”和“关注”。与此形成呼应的，就是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下午五点》中展现的阿富汗少女诺格拉的一段生命流程。这种相似的风格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坎大哈》到《奥萨马》再到《女人三部曲》和《下午五点》，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关联逐步地显现出来，来自同一个家族的作品才会有的那种内在的关联。至此，有必要强调已经出现过若干次的马克马巴夫姓氏。这个在伊朗声名显赫并已成绩斐然的电影家族至今已经培养出了一位摄影师、一位录音师、一位美术设计师、三位导演和一位图片摄影师兼剪辑师。
       这个家族的父亲穆森·马克马巴夫作为与阿巴斯齐名的伊朗第二代导演，曾以《魔毯》获得199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以《万籁俱寂》提名1998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并获得“特别关注”在内的三个奖项，以《吉什岛的故事》、《坎大哈》分别提名1999年和200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又以《奥萨马》捧得2003年第61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在拍摄了十四部故事片、三部短片，出版了二十八本书并剪辑了二十二部电影作品之后，这位最为活跃的伊朗电影导演下决心暂停手边的拍摄工作，准备花费四年时间传授电影艺术，他成立了“马克马巴夫电影学校”，有大约二十名亲戚朋友参加了这所学校最初的培训，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伊朗第一批女导演的、他的妻子玛兹耶赫·马克马巴夫，和他的女儿萨米拉·马克马巴夫。
       毫无疑问，在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里，穆森·马克马巴夫将给予萨米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父亲给予女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还有来自教师的言传身教。作为一位被誉为“代表着伊朗电影的良知”的导演，穆森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人道关怀的艺术家，他曾经为阿富汗难民问题给伊朗总统写信批评伊朗的移民政策，之后又亲自前往阿富汗考察难民营的生活状况，并拍摄了两部阿富汗题材的影片，获得强烈反响。在这个过程中，萨米拉始终紧紧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和思想。
       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萨米拉就是带着深刻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出发的，这使得她的进入不是一种单纯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们说同样的语言，我们是邻居，我们享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文学成果，我们甚至连曾经遭受过的苦难都有诸多相似，在我拍摄过程中，更多的阿富汗人把我当成他们的妇女，而不是伊朗人。”她把自己和“他们”融为一体，“悲伤着你的悲伤，痛苦着你的痛苦”，因而产生出迥然不同于猎奇者和旁观者的自在从容。观众也会被这种从容的情绪感染，并且不知不觉地跟随她进入她所设置的那个客观情境中去。
       在电影《下午五点》的开头和结尾，萨米拉设计了相同的镜头：诺格拉和嫂子在阒无一人的荒漠中寻找水源，在寂静和沉闷得即使隔着摄像机也能让人感到窒息的画面中，诺格拉背负着沉重的水桶嘴里喃喃自语地默念着年轻诗人教给她的诗歌《下午五点》。
       这个镜头的重复运用使得整部电影的叙事修辞呈现一个首尾相衔的封闭段落。生命的循环往复，从原点复归到原点，就像丝芭·莎克布在《哭泣的阿富汗》里所说的：“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一如生活本身。”在两个相同的画面之间，诺格拉走过了一段绝望—希望—希望破灭的过程，这也是战争之后千千万万阿富汗人民必将走过的路程。
       和父亲在《奥萨马》里采用的那种充满了悬念和戏剧张力的表现手法不同，萨米拉为自己的影片《下午五点》选择了传统的单一向度的顺时线性叙述方式，诺格拉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看似寻常琐屑甚至有点儿显得单调刻板的生活细节构成了缜密、小说式的情节结构。观众循着主人公的生活逻辑不由自主地代替她寻找和思考可能的出路，令人沉重和绝望之处也正在于此，没有出路。
       即便如此，影片所呈现的诺格拉的绝望—希望—希望破灭的这一过程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也就是说，从开头到结尾的这个相同镜头的使用，其间是经过一个巨大变化的动态过程的，这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真切走近和认识阿富汗妇女和现代阿富汗社会的可能性。尤其是战争之后阿富汗年轻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年轻的诺格拉在整部影片长达近一百四十分钟的时间内，差不多一直都在坚持一个从女子学校里得来的信念——参加阿富汗总统大选。如果不是对于导演萨米拉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真诚的信任，我们简直无法相信在破旧的废墟中辗转迁移的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阿富汗少女的梦想，想象当中更大的可能应该是一件漂亮的裙子，一份可口的食物，一栋温暖的房子，或者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一场含蓄隽永的恋爱。但事实正如萨米拉所讲述的那样，争取自己的权利，在社会中获得价值与承认已经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勇敢的、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期望的年轻人的必然选择。
       人们正在为身披波尔卡长袍的阿富汗女性播音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欢欣鼓舞，接着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赛场上又出现了身穿运动服装的阿富汗女田径运动员，现在，又有了女性的总统候选人。人们读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对于阿富汗这个久经战乱的国家而言，即将在10月5日举行的大选是历史性的一次选举，对于阿富汗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她们将第一次拥有民主选举权利。在十八位候选人当中，一位妇女的身影格外耀眼，她就是玛苏达·贾拉勒。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廉政社会的玛苏达说：如果我赢得了选举，我将成为阿富汗的总统，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妇女来说是一种荣耀。”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有益的萌芽。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在这些女人的生命深处潜滋暗长，并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了她们的生命轨迹。
       这一点在丝芭·莎克布的小说《哭泣的阿富汗》中也有形象的记录，新婚不久的锡林·戈尔对丈夫摩尔德讲过一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彼时她已经在俄国人开设的课堂里学过诗歌和算数，因此她对丈夫提出了重新去上学的要求：“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和学会了这一切，它们已经存在，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不可磨灭，即使我愿意，我也不会将它们从头脑中抹去，在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不认识也很想认识的东西，我要看见它们，闻见它们，听见它们，我想看看那些我未知的领域，我想听我没听到过的声音，看那些我不认识的人的眼睛，我想学习另一种语言，呼吸另一种空气。”
       由此可见女性地位的微妙变化。在这个父权和夫权占绝对强势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里，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们在表达自己意愿的同时，她们的自我意识的悄然崛起也使得她们和男人之间一直以来的从属和依附关系被彻底打破。《哭泣的阿富汗》中还有一个更典型的段落，女人们询问女医生阿扎丁娜为什么没有结婚，她回答说：“因为我不需要丈夫，因为我自己挣钱。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因为我不愿意有一个男人认为，我是属于他的。因为我自己买东西，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工作，或者我是否要工作要睡觉，因为我能自己决定，我什么时候吃饭或者是否要吃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生活更满意。”
       如同电影《下午五点》中诺格拉和仰慕她的年轻诗人之间的微妙的爱情，从一开始诺格拉向诗人询问巴基斯坦的总统是男是女，到后来诗人不遗余力地帮助和鼓励诺格拉参加竞选，可以看出诺格拉始终处在主动和支配的位置上。她的自主意识和对社会的强烈参与令诗人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有趣的是，每一个两人同时出现的段落中，都是诗人在矢志不渝地追随着诺格拉和她的梦想。毫无疑问，这将是对传统社会中男女关系的一次彻底颠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诺格拉的嫂子雷洛马，在同一个家庭中出现两个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并不是无谓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看，雷洛马可以理解为是萨米拉为诺格拉设置的一个“陪衬人”，雷洛马的生活始终都围绕着那个不在场的丈夫，因为除了他，她几乎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在影片的每一个段落当他们遭遇到新的打击时她都会一筹莫展地看着前方，神色迷惘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该等我的丈夫回来。”“等他回来”是接受传统教育的女性唯一和永恒的生存哲学和理念，“他”是她的世界的核心和灵魂，除“他”之外，她的存在就是荒谬和不合理的。
       不过在电影中这个人物的功能还不是仅止于此，她同时也可以是诺格拉的一个有效的社会参照物，换句话说，诺格拉和雷洛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们都将面对同样的命运，而在这样的命运面前，除了梦想之外，诺格拉并不比雷洛玛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她们的前途同样地一筹莫展，在继续向前的道路上，她们最终的境遇很可能都是走投无路。在辗转迁移无数次之后，在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老父亲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在烧掉了赖以生存的马车之后，在再也找不到水源之后，她们都要面对被父亲埋在荒漠中的小侄子的命运——死亡。这个时候，梦想就愈显虚妄，或者它原本就如风中之烛，脆弱，而且转瞬即逝。就像诺格拉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学、竞选伙伴米娜在街头被炸弹炸死后一个人在空旷的皇宫废墟中狠狠地踩地面发出回声，那种绝望和无助是所有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着的女性共有的宿命。
       现成的一个例子是萨米拉的父亲穆森拍摄的《奥萨马》，这部片子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年仅十三岁的阿富汗女孩玛莉娜·歌芭哈里，她在喀布尔街头乞讨时被穆森发现，她的朴素却异常出彩的表演为影片赢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的殊荣，同时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印度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荣誉，尽管如此，在拍摄结束后，小女孩的“贫困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的改变，所有的光环褪尽之后，她依旧回到自己破旧、摇摇欲坠的小土屋中，戴着面纱过着跟从前一样的日子，她的命运也依然像其他大多数普通阿富汗女孩一样，掌握在父母的手中。”
       如前所述，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对诺格拉投入了全神贯注的爱与同情，因此她才可能赋予这个普通的甚至是有点不那么好看的人物一个相当充满了诗意和激情的内涵。而《下午五点》的独特魅力还不仅如此，她的丰富而宽广的外延使得影片呈现出在历史重压下反弹出的巨大张力，电影的意义于是超越了她所讲述的故事和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萨米拉的真诚和努力于是有目共睹，正如萨特·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里所写的那样：“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她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萨米拉说：“我想做的是尽量真实地反映阿富汗妇女的实际状况，真实的状况是，这个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但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机会与男人相比实在太少。在一些国家，比如伊朗，比如阿富汗，女性更难成为导演、总统，所以我认为女性更多地参与文化和政治事务会是一件好事。”
       在这块被神遗忘的土地上还有人能知道点什么吗？
       想象萨米拉在阿富汗那片土地上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虽然简单但其实并不现实，这个充满了天赋的智慧，又在后天受到了独特的并且是适当的艺术教育的伊朗女子，总是在带给我们惊喜的同时与我们拉开距离。于是好奇心很容易驱使我们到电影中去寻找答案，要知道，电影中一定会隐藏着作者的真实想法，即使他们不愿意透露。
       带着这样的一种探询的目光来看《下午五点》，就不会将它视为一部单纯的女性主义题材的影片，女性解放或者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许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甚至是串起整个故事情节发展主线的诺格拉也不会被认为是唯一的主角，她也许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寓言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她只是提供一个“进入”和“关注”的视角。毕竟在她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在战乱中挣扎着生存的阿富汗人，我们经由主流媒体的连篇累牍的、自以为是的介绍似乎耳熟能详，但仔细思索之后又会发觉其实仍然陌生无比的那个国家。
       在这种时候，你很难把诺格拉只看作二十三岁的诺格拉本人，同样也很难把雷洛玛就看作诺格拉的嫂子，还有那个长得极像传说中的阿凡提的慈眉善目的老大爷，也就不再单单是诺格拉的父亲了，由于这个电影的特殊题材使它从一开始所承载的社会内涵和观众的期待，使他们在电影里的角色已经大大超越了角色本身。可以大胆地设想，青春期的诺格拉象征着扑朔迷离的阿富汗的未来，诺格拉的嫂子象征了颠沛流离毫无希望的现在，老父亲则隐喻着已经衰老但还尚未远去的历史。
       不论是现实还是未来都是令人绝望的，不仅仅是诺格拉和她的嫂子，灾难也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战争，死去的孩子，失踪的丈夫，破灭了的梦想，灾难将一直持续下去，在这个古老而贫瘠的国家。
       经历了二十三年战乱之苦的阿富汗经济已“完全崩溃”。据世界银行统计，在阿富汗有800万人依赖食品救济，500万人背井离乡，50％的人营养不良，33％的儿童是孤儿，80％的人是文盲。此外，阿富汗没有正规的中央银行、财政、预算、税收、海关和司法，更没有完整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电力、邮电等系统。可以说，阿富汗问题堆积如山，工厂倒闭、农业凋零，已成为“世界上最穷苦的国家”，重建工作基本是“白手起家”。
       单单内战期间埋下的上千万颗地雷就要清上二十年，加上在美军事打击期间塔利班增埋的很多地雷以及美军投下的未能引爆的集束炸弹等，一一清除需要大量经费开支。大量难民回国以后，如何安置是一个大问题。由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住所已毁于战火，许多回归的难民只能栖身于废弃的集装箱或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大量回归难民的生计也成问题。过渡政府要想办法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救济难民，但资金又成问题，仅2000年用于难民遣返援助计划的预算就有1300万美元的缺口。2003年3月，阿富汗北部地区又发生了里氏七级的地震，死亡人数几天内就有4800—5000人，数以万计的灾民等待救济。这些都使其刚刚开始的重建之路更加艰难。
       电影的结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诺格拉的父亲在荒漠中埋葬自己的孙子，遇到一个独自行走了四个月已经精疲力竭的老人，他问那老人要去哪里，老人回答说去坎大哈，问他去做什么，他竟然说去参加那里的长老集会，讨论要不要把本·拉登交给美国人。这个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一脸严肃地指出，本·拉登是我们的主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不希望把伊斯兰教徒交给异教徒的美国人。这是一个有点让人意外和啼笑皆非的情节，诺格拉的父亲听后无可奈何地告诉他，你晚了，老头子，沿原路回家去吧，美国已经占领了阿富汗，本·拉登和奥马尔毛拉在外逃亡，喀布尔到处都是亵渎神明的话，好像真主不在了似的。真主降下怒火，有人说阿富汗开了个口子一口吞下去。奄奄一息的老人反驳说：真主没死，真主没死，一头驴死了，一头公牛死了，海洋会干涸，海洋会死去……
       死亡其实已经近在咫尺，甚至已经将他们包围了，时间似乎已经静止，时间之河不再流淌，听得见历史的脚步正一点点逼近，但是信仰还在，在接踵而来的灾难面前，坚持着信仰的老父亲反而是最坚强的一个，即便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他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就像马克思说的，在最绝望的地方宗教就诞生了。
       而事实上，在阿富汗，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一千三百多年来，它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98％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0％为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伊斯兰教长期作为阿富汗的国教。十九世纪末，阿富汗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削弱部族势力，推行用伊斯兰教法作为全国统一的律法，甚至到二十世纪的阿富汗宪法中还有尊崇伊斯兰教的条文。近现代史上阿富汗的法律都是依照《古兰经》和其它伊斯兰教典籍来制定，司法部的官员要由毛拉担任，伊斯兰教的学者负责解释法律，各级法官也要由毛拉们来担任。
       可以看出塑造这样一个坚韧而慈祥的父亲形象的用意所在，这个父亲尽管恪守着宗教的信条，但却并不因此显得面目可憎，他不仅独自苦苦支撑着这个三口之家，而且，在获知儿子死讯后，为了不让女儿和媳妇难过独自忍受着悲痛，半夜里起来向长年相伴的那匹老马倾诉，在孙子死后，他又用朗诵经文的平和的语调安慰媳妇说：“雷洛玛，别哭了，当一个人沉睡的时候，他就死了吗？我说他没死，他会醒过来……”年轻的萨米拉在尊重信仰的同时也尊重历史，就像她在保持着民族自尊的同时也保持着独立的思考。每年到戛纳参展她都身着黑衣黑袍的传统伊朗妇女的装束，她说：“我到这里来，代表着伊朗妇女，我希望随时提醒人们，我是来自伊朗的女性。”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说明问题，诺格拉在暂时栖身的宫殿废墟遇见了一名长着西方面孔的士兵，她上前向他询问他们国家竞选的情况，当问到他是哪国人时，那士兵出人意料地回答，法国人。于是他们之间展开了年轻人之间才有的亲切友好的无国界的谈话，气氛轻松愉快，但很快地，远处有几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而来，看上去善良温厚的法国士兵忽然神色慌张地告诫他们，你们快走吧，他们要来了。
       显然，“他们”是不友好的。
       为什么选择法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与诺格拉交谈，“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一来，谈话就不能继续？这是一个巧妙的暗喻。一切都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法国人不是占领者。事实上，为了在战后阿富汗重建过程中施加更多的影响，一些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向阿富汗派兵，为进行阿富汗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做准备。2001年11月16日，法国首批58名士兵分乘两架军用运输机前往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这是法国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派遣的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部队的先遣队。
       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没有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那样明显，但在阿富汗问题上，欧洲还是摆出了和美国不尽相同的姿态。欧盟试图利用反恐战争扩大自身的影响，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2001年9月21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反恐怖行动计划”和发表的一连串声明反复强调了三条原则：一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二是要求美国军事行动“找准打击目标”，避免伤及无辜；三是把打击恐怖主义与宗教问题严格区分开。欧盟的这三项主张显然与美国并不完全合拍。
       2002年8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军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都明确表示，为防止阿富汗再变成“恐怖分子训练营”，美军部队将在那里驻扎多年。
       专家指出：美军进驻中亚，特别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以后继续维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其目的显然不仅仅是针对阿富汗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2001年12月中旬，美国助理国务卿琼斯在美国国会中亚和高加索小组委员会上称，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不会撤出中亚，并阐述了中亚的三大利益：防止恐怖主义扩散；为中亚的政治、经济改革和法制机构提供保障；确保安全、透明地开发里海资源。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的战略目的是“一箭三雕”，对俄罗斯的南部、能源运输线路和中国的新疆施加影响。更具体的说法是，美国要以此为“跳板”，进而控制战略资源丰富的里海地区；对中国西北部施加影响；限制甚至完全排挤俄罗斯、伊朗在中亚的存在；决定中亚国家的未来发展；在该地区形成亲美联盟，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
       就像萨米拉所说：阿富汗的历史是“令人伤心”的。
       这个中国古籍称为“大月氏”的贫穷的内陆山国，在1971年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它的物产并不丰富，但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多种文明的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自古以来欧亚大陆上人类迁移、征伐、商旅活动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十八世纪之前，入侵阿富汗的就有波斯人、希腊人、萨特人、匈奴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等。十九至二十世纪，英国分别于1838年、1878年、1919年发动了三次阿富汗战争，最终都因阿富汗军民的英勇抵抗而宣告失败，1919年8月，英国与阿富汗正式签订《拉瓦尔品第条约》，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和具有外交自主权。但仅仅时隔六十年之后，苏联为与美国争夺在南亚地区的霸权，于1979年12月悍然入侵阿富汗，一直到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撤出，持续九年零两个月的战争中，苏联先后投入七十多万人的兵力，约一万五千名苏军丧命，战争更导致十万多无辜的阿富汗人死于战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不仅如此，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还多次出现过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它的独特的历史传统、地理状况、民族构成、宗教影响，以及前述外国势力对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干涉，都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的长期内战的导火索。
       战争、逃难、贫穷、无知，似乎是阿富汗人民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并且相伴始终的命运。
       小说《哭泣的阿富汗》中，少女时代的锡林·戈尔天真而且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幻想，在苏军撤走之后，她以为从此将与战乱永别，但是母亲对她说：“愚蠢的小孩子，你根本不懂得人生……山里面是战争，村子里面是战争，戈壁里也是战争。……战争才刚刚开始。”
       充满了人生阅历和智慧的母亲一语道破的是阿富汗人的命运，战争对他们来说是常态，俄国人走了之后灾难仍在，各个派系的武装力量爆发了更加惨烈的大规模内战，抵抗侵略的各游击队组织转而进攻由苏联扶植的纳吉布拉政权，在他们的身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也介入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2年，纳吉布拉下台，各武装派别进入喀布尔，围绕着政权分配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阿富汗人别无选择，城里城外，南方北方，依然是一片混战。
       1996年，塔利班拿下喀布尔之后，一度出现过消除混战、一统河山的可能性，但境外势力支持的北方联盟与之形成对峙，最终在“9·11”之后迎来了美国军队的大举进入。小说《哭泣的阿富汗》写到锡林·戈尔与她所暂时栖身的村子里的女医生、裁缝妻子等一群妇女聊天谈心享受难得的午后平静生活时，作者丝芭·莎克布充满了伤感地凝视着她们说：“在这个下午，她们还不知道，她们会拥有这么多远在欧洲和美国的朋友。她们还不知道，只能使用枪炮和炸弹来进行反恐怖的斗争。这个下午，女人们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无数的炸弹将投向她们，投向喀布尔，投向所有的城镇，投向她们的祖国。这个下午，她们还不知道，几个月后，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死去，死于美国人的用来解救她们的轰炸。”
       这个思路与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真主：建设或毁灭》中所要表达的如出一辄——在绝境中疲于奔命九死一生的阿富汗人比如锡林·戈尔和她的孩子们，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苦无助里，竟然还需要为远在千里之外、生活和历史全都毫不相干的美国人负责。媒体在连篇累牍地叫嚣“9·11”如何改变了世界格局，但却几乎只字不提锡林·戈尔、诺格拉和她们的家人遭遇的种种不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媒体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地方，艺术家拾起良知，为这个生灵涂炭的民族发出了宝贵的声音。
       沙蕙，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电影在场》、《忧伤的米粒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