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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还没有住进石牌村，就已经留意上这家面积还不够二十平方米的小店。
       那天中午和一个朋友在村子里找房子。我们在小店门口看到了房子出租的招牌，等着用他们的公共电话拨打招牌上的号码时，朋友捅了捅我，然后，向我使眼色。我知道他的鬼鬼祟祟是因为什么。一个穿着薄薄吊带短睡裙的女孩子趴在桌子上打电话。她的大半边屁股和红色的三角裤从裙子的下边挣扎出来，鲜艳夺目。我的朋友在她的身后走来走去，双眼一直没有从她的屁股上挪开。女孩子的声音清脆、婉转。我想她应该是和男朋友通话，脸上布满娇羞的笑容。一会儿，她站直身子，高高举起的手臂让她的右胸一览无遗。她的乳房白皙、饱满，乳头尖细、红润。我的朋友这个时候已经站在她的右边，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我站在小店的中间，和看上去很年轻的老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他靠在货架的边上，微笑着面对我。我喜欢这样的人：脸带笑容，目光专注。他说，这一块地方比较清静，乱七八糟的人少，不像石牌村其它地方。他说，生意非常难做，一个月差不多二千块钱的租金，压力很大。收入很大部分就靠公共电话。他说，他想转手了。我探头探脑地往外面看，前面就是石牌小学的围墙，往里走过两条小巷子就没有路了，来来往往的人不多呀。他的母亲坐在一边，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儿子。他的妻子在里面炒菜，走出来，问我，老板，在我们这里吃饭，好不好？我受宠若惊。是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在广州的日子里，我很少受到这样的邀请，更何况我和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他母亲在旁边用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怂恿我留下来吃饭，我还是拒绝了。我们离开时，我买了两瓶矿泉水，老人边用抹布擦着矿泉水瓶，边唠叨，后生仔，怎么不在这里吃饭呀？朋友在下台阶的时候鼓动我，就租这个地方的房子，以后他就天天来看我。他后来也很少来，我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女孩子了。
       我就真的在店子旁边租了房，一栋楼房的六楼。每天我都必须从小店门口经过。早上出去，大铁门还关着。傍晚回来，总是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在店子里。老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听一群石牌村的女人们聊天。那是专门带人租房子的，她们就聚在那一块地方守株待兔。我一直觉得奇怪，老人能够听得懂吗？她们说的可是广州话呀。她就笑眯眯地坐在那群女人们旁边的一张小凳子上。小老板坐在柜台的后面，专注地看香港的电视节目。他的妻子在厨房里忙来忙去。老人朝我扬扬手，说，下班啦。我笑着回答，是啊。刚开始我还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说话，后来我就匆匆走过去。我不知道和他们该说啥，又不想在那里买东西。面对他们的热情，我总是觉得欠他们一点什么。我只能选择逃跑。
       我很少看到有人在里面买东西。围在门口看电视、打牌、聊天的人倒是不少，但那些人大多数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我看到坐在地上打牌的人，他们手中的扑克牌都已经缺腿断胳膊了。而且，石牌村的四周已经被一家接一家的超市围住了。那些超市的货物多，品种全，价钱相差不大，而且新鲜。我在士多店买过一包速食面，回到房间时，才发现已经过了保质期。那个晚上，我看到他们转让这家店子的日期在一天天逼近。
       一对中年夫妇接下这家店子。那天下班回去，走进小店，我差点被摆在进门旁边的冰柜碰到膝盖，正想和他们开玩笑，说他们生意好添置了家当，就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问我，老板，要什么？我抬起头，看到秃顶的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面前，我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哦，换了。我看了看，东西多了，但里面的摆设没有多大变化。货架挪了个地方，从进门的左边摆到右边；门口摆放电话机的小桌子从右边挪到左边。墙上的那两个明星还斜靠着卖弄风情。
       这对夫妇勤快多了。有时早上出去，他们已经把门打开。男的背着手站在门口，不知道他在观望什么；女的在里面收拾东西。晚上，有时我两三点钟回来，店子的灯还亮着。那男的端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他们还帮人代灌煤气并且送气上门。我在那里灌了一次煤气。那天，是那个女子帮我扛煤气瓶的。我走在她的身后，到二楼时，我说，放下来，我们一起抬上去吧。她没有回答我。到了三楼，她的速度明显慢了，我又说。她还是没有回答我。快到四楼时，她停了下来，一只手扶住肩膀上的瓶子，一只手抓住楼梯，喘气。我大声说，放下来！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动。我放下手中的袋子，抓住瓶子，她斜着身子，低头，两只手攥住瓶子，转身，脸朝向我。我看到她的头发贴在额头上，一脸汗水。她说，我们收了你的钱，就要做好。我说，没事的。我在心中跟自己说，以后不能再让他们代灌煤气。
       他们的卖力并没有使生意春暖花开。店子里总是冷冷清清，飞舞的苍蝇肯定是走动的人的几倍。偶尔走进去，那些苍蝇一动也不动地趴在玻璃板、包装袋、墙壁和地上，它们连躲一躲的想法都没有。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个老板的叹气，广州到处都是黄金，怎么我就捡了一个烫手山芋呀？天天都在贴钱，亏本。路口的那个肉菜市场拆了，听说要建超市。我点点头。你有没有朋友可以接手的？他问我。我马上回答他，没有，我的朋友没有做生意的。他黯然地望着门外，不知道能不能转出去。他的声音很低，像苍蝇一样，在地上蠕动。
       店子还是出手了。他们搬走那天是星期六，我刚好在楼下。他们低着头，一前一后。那个中年男子的头发似乎更少了。一辆脚踏三轮车上堆着他们的生活用品。他们看到我，点点头，就走了，没有什么言语，很快，就消失在涌动的人流中，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
       那些天店子门口的台阶上没有什么人了，那屋子在搞装修，叮叮咚咚，乒乒乓乓，看来是要改头换面。从门前经过，我禁不住就想，新来的人会卖什么呢？一个星期后，一块“湖南蒸菜馆”的彩旗在小巷子的入口处飘扬。
       我一直没有见到蒸菜馆的老板，每天从那里走过，就看到一些扎着围裙的女孩子在忙碌。生意应该是不错的。有时晚上从外边回来，他们的桌子把一条小巷子都占满了，行人只能侧着身子从桌子和桌子之间小小的空隙走过去。一堆一堆的年轻人喝啤酒、吃宵夜。他们大声吆喝、说笑，喝醉了就在墙角呕吐，或者蹲在路边痛哭。广州是一座夜猫子一样的城市，石牌村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欢笑、有人在流泪。有时，早上上班，还能看到那些女孩子在收拾桌子。但这样的光景并没有维持多长，也就半年，因为一场打架，蒸菜馆关门了。
       ——“操他！”
       声音从右边传来。我马上往右边望去，一些光着上身的男子舞着刀、棍子、水管或者拳头涌进一家小食店。片刻功夫，就听到零散的惨叫声，几个人用手护着脑袋往外面挤，一边哭叫着，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其中有的人头上流着血。逃出来的人在路边，男的无神地站着，女的蹲在地上，流血的捂着头，也没有人来为他包扎伤口。
       打斗还在继续，有人退出来，又冲进去，还有人从别的地方赶过来。刚才我在挑西瓜时，就听到这样急促的脚步声，但我没有留意。
       “死人啦！快走！”在开始松弛下来的噼里啪啦声中，突然冒出了一声惊叫。那些光着上身的人纷纷退出来，站在小食店的门口。一个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大声对着店里的人说：“告诉你们老大，叫他小心点。”四周围观的人急速地向周围退避，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会，退避的人又挤向小食店。我冲在前面。店里没有人。塑料的桌子和凳子全烂了，这一块那一块地铺在地上。碎在地上的，还有碗、碟子、酒瓶、筷子、锅，我还看到一些面条、青菜，还有肉，几摊血。我还看到两根手指头，并排躺在白色的塑料板上。
       这是我在一篇叫《水果刀为什么这么长》的文章中写下的一些文字。它是真实的，我只是把“蒸菜馆”换成“小食店”。那天，警察来的时候，那些服务员脸色惨白，还蹲在墙脚发抖。警察问她们话，老半天都没有人回答。那个男厨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警察摇摇头，很快就走了。
       那家店子几天后又变了模样，成了一家早餐店。一个矮矮的、黑黑的四川人成了老板。他的模样就像武大郎。他的老婆却长得很俊俏，高高的，皮肤很白，凹凸有致，声音像银铃一样，已经是三个女孩子的妈妈，还像一个未婚的白领。他们大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中间的在幼儿园，小的还在地上爬。我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如果不是为了一个儿子，我现在还在老家当中学老师。赚了钱，我就让老婆回去生儿子。我就不相信我这辈子会没有儿子。他望着妻子，咬牙切齿地说。
       早餐店刚开业时，前面摆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益街坊，开业优惠一周！2文10个包子，1文10个馒头。”“文”在广州话中表示“元”的意思。两块钱可以买到十个包子，这样的好消息一下子把四周的人都引来了。那些天，每天早上走出小巷子，要小心，才不会和人相撞。但慢慢地，生意就冷清了。老板明白了位置的重要性，他用铁皮做了一辆高高的手推车。车的中间有两个洞，那是放煤气炉的。一个一个的冒着热气的蒸笼叠在上面。天还蒙蒙亮，他就把车推出去，停放在石牌小学门口的空地上。但生意还是一般。他把老婆派上阵，一下子就火了。每次经过那里，都看到许多人围在他老婆身边。他乐呵呵地在店子里照顾小孩，不时把蒸好的包子、馒头放在单车上送出去。有时走在他后面，我就看到一叠蒸笼在移动，他的身影都被挡住了。
       他的早餐店开了将近一年。那大半年的时间，我每天早上在那里买下两个包子、一盒牛奶或者一袋豆浆。那里的包子不仅品种多：肉包、菜包、莲蓉包、豆沙包、双黄包、糖包、花生包……而且非常好吃。我还没有走到店子前面，就闻到了一阵阵的香味。特别是冬天，手里拿着热气袅袅的包子，我就感觉到温暖。那年春节前，他把店子退了，他说，要回家生儿子了。
       春节后，有人把店子租下来，改装成酒吧。我看到“星梦酒吧”这四个字时，就猜想那肯定是头脑发热、心中有着梦想的年轻人干的。泡酒吧的是有钱、有闲的人，而且，酒吧是要成行成市，要讲究环境的。孤零零地藏在石牌村这样一条肮脏、狭窄的小巷子里，会有什么人来光顾呢？更何况，石牌东路上立着一串的西餐厅、咖啡厅、酒吧呀。它的开始就已经宣告了它的结束。还不到一个月，酒吧就关门了。
       铁门关了一段时间，夏天到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在里面装修。这样的大动干戈，难道又要变成士多店吗？等到一片艳红的灯光映照在石牌小学的围墙上，我才知道，店子成了发廊。石牌村的发廊十有八九和色情有关。从发廊门口经过，总是能听到小姐们的莺歌鸟语，“老板，要不要按摩？”“大哥，进来吧，小妹等你呀！”“先生，舒服舒服吧！”我没想到，我的进进出出从此有了丰富的内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遭遇一两天的热情问候之后，再也没有人对我发出盛情邀请。这些阅人无数的女子，她们察颜观色的本领远在一般人之上。
       店子里面的摆设已经全部改变了。一面大大的镜子对门挂着，镜子下面是一排柜子，上面放着一些修剪头发的工具。那是遮人耳目的道具。店子的中间摆着一些小凳子，下午两点钟起，就可以看到小姐们脸朝门外、两腿叉开地坐在椅子上，对在门口观望的成年男子招手。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钟。
       发廊的开张使原来还算安静的地方变得嘈杂，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出没。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朋友坐在发廊的椅子上和小姐聊天。他近乎直接的辩白平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我笑着告诉他，档次太低了吧。石牌村的治安员也不时在这里打转。他们的行动让小姐们感受到了压力，也影响了发廊的热闹。小姐们陆陆续续走了。我在村子的一些小巷子、士多店门口看到她们狩猎的姿势。她们放弃了根据地，又开始了打游击。建设根据地是要有实力的，打游击成本低，收获大。
       发廊是靠小姐支撑的。小姐走了，发廊也就只能关门。店子又变得黑灯瞎火了。
       从发廊变成网吧，这中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网吧开业那一天，一大群孩子围在门口，他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表情兴奋、激动。我猜想那些都是石牌小学的学生。从学校到这里，走路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有了一个好去处。
       网吧的生意非常好。白天，孩子们把二十多台电脑占满了；晚上，那里成了年轻人的世界。我进去过一次。那里面烟雾缭绕，光线昏暗，气味难闻。有人把脚架在桌面上，有人趴着睡觉。联网打游戏的大声吆喝，聊天的戴着耳机。几个女孩子在靠门的地方看影碟。墙脚放着一大堆一次性的饭盒。我很快就在老板疑惑的目光中离开那里。我想我是很难在网吧这样的地方呆下去的。
       和我那么快离开这家小店子的，是这家网吧。一个石牌村的村民在这里找到他逃学的孩子。第二天，他带着一些人把里面的电脑砸了。听说，那个老板被打伤住院了。我还听说，围观的那些石牌村的妇女们拍手称好。
       不久，我就离开广州到了另一座城市。我搬离时，店子的铁门上还贴着“旺铺出租”的告示。我不知道，现在，小店子又变成什么样子了。
       陈小虎，教师，现居深圳。曾在本刊发表散文《广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