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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人认识一个国家｡大约五年前,我在旧金山认识了乔治和戴西夫妇｡他们后来到我住的小镇朗诵｡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余兴未尽,我把他们夫妇请到家中,打开两瓶上等红酒,一直聊到深夜｡在美国难得碰到有意思的人——这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像乔治和我这样的残次品纯属淘汰之列｡
乔治是美国诗人,出生在匹茨堡产业工人家庭,十二岁离家出走,后当兵被送往越南战场,由于参加反战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胜诉,回到美国拿下硕士,再东渡日本学习武术｡
戴西也是诗人,她的身世更传奇｡她出生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文化世家,自幼进天主教贵族学校,上大学后投身政治｡她加入反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成为桑第诺电台的播音员｡革命胜利后,担任新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扫盲运动,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她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内阁成员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国访问,让人目瞪口呆｡”
戴西原意是雏菊｡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在优雅而难以捉摸的美中隐藏着某种野性｡她的皮肤会让人想到某种贵重瓷器,却在革命的风暴中完好无缺｡她年轻时想必了不得,给以男性为主的革命带来多少动力｡
从我教书所在的印地安那州的冰天雪地中出发,换了两次飞机,终于到达热带的尼加拉瓜｡昼与夜,冬到夏,有转世投胎之感｡到达离首都东南四十公里的格兰那达已近午夜｡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城镇建于1524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在旅馆办好手续,我穿过中心广场来到对面的文化中心,今晚是诗歌节的开幕式,我刚好错过｡人们随着音乐的召唤纷纷起舞｡
有人高呼我的名字,原来是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只见他像老鹰张开翅膀向我扑过来｡他就像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一章直接进入下一章:我们刚在智利分手,又在尼加拉瓜重逢｡他掏出他主办的文学刊物,封面人物就是我｡他得意地说:“在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中,我是最棒的｡”
乔治和戴西随即出现,久别重逢,我们像孩子一样高兴｡戴西的眼睛闪光,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把你带到了我的祖国｡她把我介绍给诗歌节的组织者和尼加拉瓜诗人们｡“这都是我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她说｡乔治告诉我,今年11月的大选,桑解很有希望重新执政｡戴西将参加竞选班子,一旦成功,她很可能重新入阁｡我们为革命的新曙光干杯｡
2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买牙刷顺便逛逛街｡这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其繁华程度远不如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城｡按国民总产值,尼加拉瓜排一百三十一位,是拉丁美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尼加拉瓜(Nicaragua)一词的后缀阿瓜(agua),西班牙文是水｡它西临太平洋,东抵加勒比海｡还有两个大湖,果然水源丰沛｡尼加拉瓜于1821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1912年美国在尼加拉瓜建立军事基地｡
农民出身的桑地诺(Augusto C.Sandino),1926年从墨西哥回国,领导金矿工人起义｡同年12月,美国为了支持保守党政权,派出两千名海军陆战队登陆｡桑地诺带领着二十九个伙伴进入了山区,展开游击战,队伍不断壮大｡人们称桑地诺“自由人的将军”｡当时全世界只有六百多架军用飞机,美国竟派出了近七十架对付尼加拉瓜游击队｡1928年美国胡佛总统提出与桑地诺谈判,被拒绝｡美军终于在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1934年2月21日,桑地诺应邀到首都马那瓜共商国事｡当晚,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在总统府设宴招待｡酒宴结束后,索摩查指派的凶手在暗中开枪杀害了桑地诺｡索摩查1936年就任总统,建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家族独裁统治｡
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生于1946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天生的革命家”｡他父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1961年以桑地诺命名的桑解宣告成立,年仅十五岁的奥尔特加加入后,立即和伙伴抢劫了“美洲银行”的一家分行,为革命带来第一笔“启动资金”｡1979年,桑解发动总攻,索摩查三世逃往美国,桑解成立了民族复兴政府｡后当选总统的奥尔特加,取消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特权｡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进行经济制裁,同时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势力,发动内战｡1990年大选,内外交困的桑解,终于败给亲美的反对派全国联盟｡
这一历史转折改变了戴西的生活,她退出政坛,离开故乡来到美国,认识了乔治,在旧金山定居下来｡而我也由此通过乔治和戴西认识了尼加拉瓜｡
是夜,在一个烧毁的教堂前举办诗歌诵会｡先由政要讲话,为一个纪念铜牌剪彩,上面刻着“这里是格兰那达”｡
威廉•沃尔科(William Walter)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出名的海盗｡行医､当律师､办报纸都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好勇斗狠,开疆拓土｡1855年5月,带领六十名散兵游勇从加州启航,抵达内战的尼加拉瓜,占领格兰那达,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规定英文为官方语言,推行奴隶制｡在尼加拉瓜人的反抗下,1857年他逃离格兰那达前烧毁了许多建筑,在废墟上写下“这里曾是格兰那达”｡1860年,他再次去尼加拉瓜远征,途经洪都拉斯时被捕,后被军事法庭处死｡这个沃尔特多少有点儿像山姆大叔早年的漫画式速写｡
3
哈罗德和《新新闻报》主编与我共进早餐｡我跟哈罗德头天约好去马那瓜,他请主编推荐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首选竟是他们报社｡我们搭两位台湾诗人的顺风车,到了马拉瓜换乘出租车来到《新新闻报》报社,这是尼加拉瓜第二大报纸,第一大报叫《新闻报》｡依此类推,第三大报纸应叫《新新新闻报》才对｡进了《新新闻报》的简易楼,哈罗德把我推给准备采访我的女记者,自己忙着去办事｡“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女记者的头一个问题｡一见哈罗德回来,我站起来说:“我不能接受这采访,她连我打哪儿来都没闹清楚｡”女记者不肯罢休:“我可以问一般性的文学问题呀｡”“那你找别人去问吧｡”我说｡
出了《新新闻报》来到隔壁的《新闻报》,哈罗德索要有关诗歌节报道的剪报后,我们往湖的方向*5*6｡马那瓜与其说是个都市,不如说是个大村庄,其赤贫程度让我吃惊｡我说起美国入侵和左翼革命｡哈罗德愤愤地说:“可别跟我提什么桑解,这个国家就是被他们搞糟的,执政十几年,搞国有化倒好,先把自己腰包塞满了｡”我反驳他的说法｡哈罗德说:“我从来就不是右派,拉丁美洲作家没有几个是右派｡但我对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左派有足够的警惕｡他们一旦上台全都变质了……”在大太阳底下,我跟哈罗德两个老外,为第三国的政治现实争得脸红脖子粗,汗都下来了｡
一个推车卖冰棍的人带来了凉意,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决定包下辆出租车,去报社以外的名胜古迹转转｡老司机皮肤黧黑,很健谈,乐于充当我们的导游｡我们先沿市中心兜了一圈｡那里一片废墟,只有一栋高楼孤零零地立着,据说那是有丰富地震经验的日本人盖的｡1972年圣诞节前夕,马那瓜发生大地震,百分之七十的建筑物倒塌,二十五万人无家可归｡祸不单行,尼加拉瓜又在1998年受到飓风毁灭性打击｡鉴于天灾天祸,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放弃尼加拉瓜的巨额贷款｡
桑底诺塑像立在湖边山坡上,巨大身影投向天空｡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中,一个民族英雄是多么孤单｡
说到11月的大选,司机说:“要说我是桑解的老战士了,但他们让我厌倦｡我当然还站在左派一边,但不会再选原来那批人马了｡”我让哈罗德问他知道不知道戴西,司机回答说:“当然,那个游击队姑娘,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她是个好人｡”从马那瓜回格兰那达的路上,开出租车的小伙子年仅二十一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提到大选,他痛快地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谁给钱我就选谁｡”
4
我请乔治夫妇和一位墨西哥女诗人吃晚饭｡我们桌邻天井,阵阵晚风袭来,略有凉意｡背景音乐是尼加拉瓜民间歌手的奔放歌声｡我说到白天和哈罗德的争论,还有出租司机的说法｡戴西告诉我,哈罗德的话基本是对的｡尼加拉瓜的政治腐败是有悠久传统的,且不说横征暴敛的索摩查家族,最近的例子是1996年当选的右翼总统,两年前因贪污受贿被判刑二十年｡革命成功后,桑解某些领导人也腐化堕落了｡但她认为,革命的成败应放到当时全世界冷战的背景中去看｡美国想尽各种办法颠覆左翼政府,诸如经济制裁,媒体宣传,支持右翼发动内战｡
她告诉我,由于内战和贫困,在尼加拉瓜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百分之七十,他们对革命所知甚少｡戴西动情地说:“我常在想,那些普通老百姓怎么看我们,革命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让我感到内疚｡”她提到过去的一个女战友,革命成功后曾任驻越南大使｡后来她对桑解内部的腐败失望了,决定摆摊卖杂货自食其力,直到今天｡其他摊贩称她为“我们的女司令”｡
最后我们说到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他是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去年诗歌节开幕式上,就是首先由现任总统朗诵达里奥的诗篇｡乔治说,你能想象美国总统布什在集会上朗诵惠特曼吗?
在南美洲,革命和诗歌的确有某种特殊关系｡下令刺杀桑地诺的索摩查一世于1956年9月被诗人帕瑞兹刺杀｡帕瑞兹留下这样的遗言:他只是做了“任何热爱祖国的尼加拉瓜人早就该做的事”｡索摩查家族特别恨诗人,特别是索摩查三世,无数诗人丧命在他们手下｡依我看,革命与诗歌共享幻想与激情,但革命一旦转换成权力,往往就会成为自身的敌人｡好在诗歌和权力无关,甚至是权力扼杀的对象｡我琢磨,作为诗人和革命者,作为高级官员和流亡者的戴西,到底是个什么人?
戴西告诉我,她昨天见到当年“桑地诺之声”的忠实听众,他把当年录制的录音带送给戴西｡另一个人在听到戴西的朗诵后过来问:“你就是当年的广播员?我的脑袋受过伤,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就在刚才,我突然认出你的声音｡”
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1978年某天,在秘密据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戴西打开录音机开关,调试音量,对准话筒:“这里是桑地诺之声,现在开始播音……”
青灯
魏斐德教授退休的纪念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策划｡从今年年初起,我和他的学生叶文心教授及助手在网上书信往来频繁｡在线性时间的进程中,必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魏斐德本人体内酒精含量不断上升,教授夫人的情绪随之波动;权力真空所带来的危险的寂静,幕后学院政治运作的种种变数;助手秘书们的未来出路,在读的博士生本科生的普遍焦虑｡更何况魏斐德在伯克利执教四十年,自立门派,弟子无数,谁来接替掌门人的位置?这多少有如一个王朝的结束,牵动多少人心｡
我5月3日从纽约匆匆赶回加州,第二天开车前往伯克利,住进校园内的“女教职员俱乐部”｡这维多利亚式木结构的小旅馆隐藏在树丛中｡
5月5日下午3时许,我们与教授夫人梁禾在旅馆汇合,她先带我们到附近酒吧喝一杯｡轮椅上的魏斐德在秘书的陪同下出现,他刚下课,憨笑的脸上略带倦意｡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他是长子,有弟妹各一,弟弟参加越战后死于癌症｡魏斐德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搬到纽约｡父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海军服役｡1944年他父亲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以《小贩》一书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发财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中小学,在佛罗里达高中毕业｡由于这一特殊经历,他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十一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二十九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 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作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伯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19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叶斌的说法,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开其相关思想时列文森突然辞世｡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
美国学术界在传承关系上如此脉络清晰,实在让人叹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它有如地图,标明每个学者的位置,并为后继者指点方向｡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1992年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发表就职演说《航程》｡他的弟子之一杰森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描述说:“那是永远难忘的辉煌时刻｡只有他的少数学生参加了在希尔顿饭店舞厅的这一盛会｡我敢肯定我们全都为那一刻的荣耀感到温暖,为我们老师的成就得到公认而自豪｡当我们聚在舞厅外激动地议论时,很多亚洲专家也被感染了｡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出色的演讲｡”
《航程》基于对哥伦布､魏斐德一家和郑和的航程的回顾,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年记忆开始的:偷袭珍珠港那天下午,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和他父亲在他家窗口交谈,引起了年仅四岁的魏斐德的注意……他接着讲述了从1948年到1949年他们家沿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路线的游历,由此出发,他从中国苦力在古巴港口货船上的绝境,到郑和耀武扬威的航程……那跨时空跨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退休纪念活动开幕后是小型晚宴｡叶文心教授特意把我安排在魏斐德和家人的小桌上｡我与魏斐德对坐,在座的有他妹妹､妹夫和他那英俊的儿子｡烛光在每个人脸上摇曳｡他们提到死去的父亲和弟弟｡死者如沉钟,往往只在家庭团聚时敲响｡梁禾也坐过来,担心魏斐德喝得太多｡他们在俄勒冈州绿水青山的乡下买了房子,退休后将搬过去｡我总是开玩笑说,魏斐德要被老婆绑架到了“绿色监狱”去了｡此刻,我煽动他在入狱前多喝几杯｡
我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十三年后,在北京,即我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那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难以辨认的故乡､尘土飞扬的街道､装饰浮华而无残疾人通道的餐厅和史学大师在轮椅上挣扎的无奈表情｡
此后我们从往甚密｡三年前我们办喜事只请来五位亲友,包括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有一次梁禾央我读诗,由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他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落了泪｡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了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分解成两个词,即“他的”“故事”｡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上帝的故事､强权者的故事,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无论如何,那些繁浩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很难想象没有《
史记》没有《资冶通鉴》,中国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1950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看中了他｡卡特执政期间,他还差点儿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但他还是选择走学术的道路｡由于列文森猝死,年仅二十七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主持纪念活动的周锡瑞教授追忆往事｡他当年来伯克利投奔列文森,没想到导师之死让他成为仅年长几岁的魏斐德的学生｡那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而他又是学生领袖之一,根本没把这年轻导师放在眼里｡在魏斐德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的《法国农村史》,遭到周锡瑞等激进学生的抵制——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被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十六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魏斐德说完平静地离开教室｡
还有件事让周锡瑞难于释怀｡他写博士论文时,魏斐德在信中写道:“你的立论(thesis)有问题｡”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误以为后者,勃然大怒,写了封长信痛斥老师｡直到魏过五十岁生日时,周终于为此道歉｡周锡瑞教授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而魏斐德也被回忆之光照亮:有一次和周锡瑞一起去滑雪,擅长滑雪的周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当魏从陡坡上摔倒,周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魏带下山｡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
纪念活动的真正高潮是第三天上午助手秘书的表演｡她们首先抬出十年前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健康乐观的魏斐德｡接着展示的是他的小说《皇家棕榈大道17号》的封面｡按她们的说法,好莱坞最近购买了改编权,于是她们分别朗读被“改编”的章节,引起阵阵笑声｡魏斐德上台致谢,他特别提到助手凯西,提到1998年手术事故后她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此,他泣不成声｡
活动结束次日,我和魏斐德夫妇相约在一家咖啡馆吃午饭｡天晴,乍暖还寒｡魏斐德的倦容中有一种轻松感｡他要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我把他送上汽车,拥抱道别｡梁禾告诉我,有人提议以他的名义创立什么“伯克利学派”,甚至提出“魏斐德主义”,被他断然回绝｡“那是可笑的｡”他说｡
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权力和声誉被滥用的危险｡而他只顾在历史的黑暗深处,点亮一盏青灯｡有诗为证: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变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青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北岛,诗人,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失败之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