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读书人对亡国危机的直接反应之一，就是奋起鼓吹推翻满清统治的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中最动人心魄的倒不是一次次失败的军事起义，而是暗杀和自杀。这种血醒的暴力，极大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和文学，其中有些以身相殉的英豪之士，他们的诗文成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鬼神泣壮烈——自杀与杀人
当亡国危机日益深重，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表达不足以宣泄革命党人的激愤之情，不足以启发国人奋起救国的觉悟时，诉诸于流血牺牲的暗杀、自杀的暴力活动似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901年《清议报》第八十八期发表的李群文章《杀人篇》云：
江河而可以口舌挽也，亡国而可以笔墨兴也，则吾见夫支那之倡开智之说者数十百人于兹矣，曰译书，曰报章，曰演说。吾不敢谓开智之说无益于中国也，特畏死之性质未去……知之而不能行，则亦何取乎知也！言乎势，势则实事胜于空言矣。吾见夫北清之乱，西兵残杀惨无人理，而南人且日饮酒观剧以酣以嘻也；实事尚如此，何论乎言？可以见支那畏死苟安之心，非火及燃眉，刀冷颈上，及身亲见之、亲受之，则永世不能改也……总之因循苟安之积习牢不可破，观望徘徊，不肯身先发难，所以然者畏杀而已，畏杀者畏死而已……是故今日支那之兴也，则第一义曰杀人。
杀人是不得已的选择，舍此无法“存吾种保吾国”；同时杀人流血也是建设文明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民贼之血、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士之血相揉相倾相搏，而文明于以生。人但知杀身成仁者之愿己流血，而不知愿己流血者之亦愿人流血也。”牺牲是全社会的事，只要是杀人流血，最终都有功于中国之改革。由这奇特逻辑，作者就得出慈禧太后杀六君子，也有功于中国之改革的结论：
中国改革，倡于戊戌，当是时，真伪杂揉，人人言保国，人人言维新，一哄而已。自六烈士之杀，而新旧泾渭与是分矣；而志士之气，乃激而愈奋，不动不止矣。则支那士气之第一震，西太后杀人之效也。自汉口之难作，而志士乃愈切齿椎心，欲得而甘心矣。则支那士气之第二震，张之洞杀人之效也。自此而后，无论顽党若何其炽，网罗若何其密，而改革之势，年盛一年者，可决计也。则支那之兴，虽曰西太后、张之洞杀人之功也，亦无不可也。此就对面言之也。若夫志士之杀人，则亦有乐乎此矣。人而为我杀也，则积极之利顺也不待言矣。不幸而吾为人杀，则仇雠愈结愈深，杀机愈酿愈烈而文明之期愈迫愈近。掷一人之头以易千万人之头，流一人之血以致千万人之血，以千万人之头之血造亿万世之文明，以度无量数之众生，何其重也！……吾愿志士勿自馁，而日祝张之洞、西太后之尽出其杀人之技，以造中国也。
可见推崇杀人流血，已经到了不讲条件、绝对肯定的极端程度。这种奇异的激愤之论，正是社会情绪转向极端激烈、暴戾之气弥漫于国中的最明显标志。当然，崇尚鼓吹暗杀，也与青年革命党人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和俄国虚无党人的影响有关。《民报》第2期就把俄国无政府主义女英雄苏菲亚作为封面，汪精卫在《民报》第12期上专门发表文章，论证暗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曾朴在《
孽海花》中也以赞扬的笔调写到了俄国虚无党女杰克兰斯、夏雅丽等人的暴力活动。革命党人在组织军事起义的同时，尤其热衷于暗杀活动，光复会甚至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专事刺杀满清大臣，以期产生震慑朝廷、鼓舞民气、激励斗志、加速革命进程的目的。辛亥革命前最著名的暗杀活动有：
1905年9月24日，吴樾在北京车站暗杀出洋五大臣（未遂）；
1906年，杨卓霖在扬州暗杀两江总督端方（未遂）；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
1910年，汪精卫、黄复声在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
不独革命党人从事暗杀。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也汲汲于策划暗杀满清大员，慈禧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当然满清政府悬赏革命党和康梁的人头，也等于公开鼓励暗杀。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革命党和保皇党也以暗杀手段剪除自己阵营内的异己分子，比如陈其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康有为曾打算刺杀毕永年等人。辛亥革命前近十年间，暗杀的舆论鼓吹和不时见于报章的已遂未遂的暗杀新闻，使得中国弥漫了炸药和鲜血的气息。吴稚晖为暗杀所作的辩护最为简明，他在《杀人》一文中说：“刺客而能存必死之心者，非但于理为顺……即于谋亦必达。因同死之志既坚，则不求匿避之路在。一切乘机俟隙，皆从容不迫矣。盖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伟大之人物也。”“流血五步，而无形中减少流血成河之惨剧，真慈爱之至矣！”杀人的誓言和枪弹爆炸的声浪，则一次次宣告着英雄的登场和烈士的诞生。不成功，便成仁，是民族主义革命暴力活动分子的基本信条。
不直接诉诸武力行动的读书人，则继承发扬了谭嗣同的献身精神，以主动的自杀来排解对国家前途绝望的痛苦，表示对黑暗凶残社会的抗议，并希望以死来唤醒世人的觉悟，激发革命党人更顽强的斗志。陈天华、姚洪业、杨守仁（笃生）等人因愤懑而自杀，在相当程度上确实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最令世人震撼的是，1906年，杭州有一女子惠兴，出身官宦世家，为启蒙而开办女学堂。开学典礼上她“登坛演说，痛陈教育的关系，非兴学不能自强。忽然间，拔出刀来，在膀子上割落一块肉下来，鲜血直流，滴个不住。众人大骇，女杰却面不改色，向众宣言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从此日推日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若这女学半途停废，我必定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开学后，没有多时，渐渐的经费不够开销。女杰支持不住，知道即使劝捐，未必有人应允；即使应允，零星少数，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又想出一伟大举动。亲手写了一封上某当道的书，痛陈女学兴衰的利害，代本校请常年经费。却暗暗的生吞洋烟一杯，并写了遗书百余言。愿将一死动当道，请的款，兴女学，图自强等话。写毕就死，年纪只有三十五岁。一时轰动杭城，各报喧传，都说是中国六千年来世界第一伟人。”（1906年2月8日《顺天时报》）因办学不顺遂而起自杀之心，不止这一例。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一次在大会上述说办学艰难，不能得到当局有效支持，说到激动处，说既然校长无力办好学校，当以死谢诸君，说完即拔手枪自杀。幸亏众人抢救及时而脱险，一时传为佳话。更后来，据夏*9尊回忆，他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任学校舍监，宿舍失窃，有怀疑对象而没有证据，他为此苦恼，求教于李叔同。李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自惭不能照行”。可见自杀在一些认真的人看来，乃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李叔同这个建议的前提是，他相信人有良知，有羞耻心，有责任心。但这只是个善良的假设。为负责任而自杀，未必能感动做错事的人出来自首。
李大钊曾针对民国初年的暗杀与自杀感叹道：“天祸中国，杀机四伏，怨气郁蒸，愁云漫空。或争权固势，煽动兵机；或邀宠希恩，杀人献媚；或擅含沙之技，弹肉横飞；或极愤世之心，饮刃自裁……光风霁月之天，乃一变而为血浪光之域。耗矣哀哉！吾少典氏之子孙，不死于暴君，不死于强敌，不死于水火，不死于疫疠，而将死于互杀、自杀以无噍类也矣！呜呼，岂不痛哉！”（《原杀》）
但是梁济的自杀和后来王国维的自杀，就不单是一个情绪极端化到失控的问题了。他们是为殉文化死的，因此而成了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即使猛烈批判梁济文化立场的陈独秀，也对他自杀体现出的“真诚纯洁的精神”给予了肯定。陈独秀说：“梁先生自杀的宗旨，简单说一句，就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新时代的人物，虽不必学他的自杀方法，也必须有他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1916年1月15日）。陶孟和则认为，“悲观的自杀是厌弃生命的自杀，用不着批评。为唤醒国民的自杀，是藉着断送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岂能有效力么？”（《论自杀》，1918年1月15日）
铁血铸诗文——以秋瑾为例
李群式的“杀人”理论，很快在现实当中得到回应。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成功和被捕后遭清廷斩首挖心的酷刑，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紧随其后的秋瑾，也英勇从容就义。这两个英雄人物的牺牲，实为1911年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相比之下，秋瑾的影响远远超过徐锡麟。徐锡麟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并无其他业绩，也不以诗文名世。秋瑾则首先是一个反抗专制社会和旧式婚姻的奇女子，是最早主张女性权利的思想家，做过教师、办过报纸，从事最激进的暴力革命活动，尤其突出的是，她还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词、歌、弹词等等。这样她的牺牲引发的震动就相当大。
秋瑾1877年生于福建同安，长于绍兴，后随父宦游湖南，在湘出嫁，随夫到北京，与其夫决裂后，东渡日本留学。在她生命最后两年，则奔走于上海、浙江和日本之间，教书、办报、从事革命活动。秋瑾的故乡绍兴，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地，历史上涌现了无数名士豪杰。这里有大禹陵，有兰亭雅集的故地，有陆游吟咏爱情的沈园，有徐渭的青藤书屋，当然更不用说当时的名士蔡元培也是绍兴人，先于秋瑾牺牲的徐锡麟也是绍兴人。绍兴的辉煌历史和杰出人物，对秋瑾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而她成年后在湖南生活的那些年，恰好是维新运动在湖南最热闹最猛烈的时期。秋瑾寓居北京时，正逢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深刻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变发生。这些事件虽然没有在她的诗文中有直接的记载表现，但对她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秋瑾到东京后结识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如徐锡麟、陶成章等，加入了光复会，成为该会在浙江的负责人，回到上海又见到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随即投身于教育、妇女解放宣传和革命运动。绍兴光复军起义失败后，她像谭嗣同那样，没有选择逃身自保，被捕后次日凌晨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时为1907年6月6日。世纪之交的中国，有如此经历和作为的女性，秋瑾一人而已。
秋瑾是个性极强的女性。徐自华所作《鉴湖女侠秋瑾墓表》说她“生平爽明决，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自以与时多迕，居常辄逃于酒。然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拂剑起舞，气复壮甚。”她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准备起义时，“尝短衣策骑郊野，佩枪射鸟为乐”。“每饭必饮，饮必醉，醉则历数当朝执政者之罪，闻者咋舌，不敢置一辞。”
秋瑾牺牲后，社会舆论反响极为强烈，最终导致办理秋瑾一案的多名官员去职，有人易地做官而不被地方绅士接受，有人则只有隐姓埋名以度余生，更有人无法安心最终自杀。秋瑾死后，江南各地纷纷出版、上演有关她的革命业绩的戏剧、评书等等。这种特殊的“哀荣”，迄今为止，现代中国还没有哪个诗人作家享有过。由此可见秋瑾当时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本文不能全面评述秋瑾的诗文，此处只简略介绍她表达亡国痛愤和渴望暴力牺牲的诗作。比如下面的诗句：
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感时》）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故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宝刀歌》）
伤心铁铸九州错，棘手棋争一着难。……陆沉危机凭谁挽，莫向东风倚断栏。危局如斯百感生，论交抚案泪纵横。
河山触目尽生哀，太息神州几霸才！……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柬某君》）
除了强烈的抒情，在秋瑾不多的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之一就是刀剑兵戈，直接咏刀剑的就有五首：《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剑歌》、《红毛刀歌》、《宝刀歌》、《宝剑歌》。在一般诗中出现的刀剑等武器就更多了：“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英雄身世飘零惯，惆怅龙泉夜夜鸣。”“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领海无权悲莫索，磨刀有日快恩仇。”“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作为一个女诗人，在诗中如此执著于武器这种暴力的象征，在中国诗史上极为罕见。在秋瑾赴日前的诗文中，看不到这些暴力意象。她到日本后风格变得更“酷”，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形势恶化，读书人情绪被刺激趋向极端。另一方面，大概是受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从现存文献中，尚未发现秋瑾与日本人交往的具体记载。但她不算多的诗中，有四首就是写给日本人的。前三首都与战争、武器有关，而揣测第四首的含义，则似乎有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可供玩索，原诗是：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简单说，此诗的基本含义似乎是，秋瑾对日本或某日本人，不无感情上的寄念牵挂，所以有“梦魂三岛月玲珑”之句。但“匈奴”未灭，何以情为？！诗人因“伤心家国恨”而不堪“客里度春风”。她本是慷慨悲歌、豪放激烈的女侠，对日本武士道发生好感是可能的，由此而引起日本人的好感更属自然。现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广泛影响显而易见，但学术界在讨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似乎很少注意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话语暴力倾向与日本武士道的关系。简单考察现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可以发现，凡是文风泼辣酷烈、立论极具杀伤力的人，大多有留学日本的背景，比如鲁迅、陈独秀、创造社诸位才子，四条汉子，以及后来的胡风等等。而凡是有英美留学背景的，则相对比较温和。胡适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但胡适的文风温和，是“刍议”，陈独秀就毫不客气亮出了革命的旗帜，而且不容商量，而且要拖来四十二生的大炮为文学革命轰开前进道路，文学革命而要用暴力手段推动，虽然只是比喻，已可见出五四激进派做不妥协战斗的决绝姿态。李对此作过不无偏颇但非常精彩的对比分析（见《中国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论晚近历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第七章）
兵器总是与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而以死救国则成为秋瑾最基本、最突出的态度。
天下英才数使君，据鞍把剑气纵横。
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
——《赠蒋鹿珊先生言志且为他日成功之鸿爪也》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
——《柬某君》
汪精卫行刺未遂被捕后所作口占诗四首，正与秋瑾的态度一脉相承：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煊赫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梁启超十年前鼓吹中国人要有尚武精神，歌颂历代武士（刺客），如今终于有人来继承其精神了。
慷慨赴燕市——理由与逻辑
但梁启超却并不认同自杀行为。无论杀人或自杀，这种以死相拼、渴望牺牲的决绝态度，具有丰富的内涵。正面看，赴死当然是为了警醒国人。谭嗣同以流血换取社会进步的英勇态度已开其端，秋瑾等人大多有类似表白。梁启超论自杀曰：
发狂之极，其结果乃至于自杀。自杀之种类不一，而要之皆以生命殉希望者也。故凡能自杀者，必至诚之人也。一私人有自杀，一国民亦有自杀。何谓国民之自杀？明知其道之足以亡国，而必欲由之是也。夫人苟非有爱国心，则胡不饱食而嬉焉，而何必日以国事与我脑相萦。故凡自杀之国民，必其爱国之度，达于极点者也。既爱之则曷为杀之？彼私人之自杀者，固未有不爱其身者，惟所爱之目的不得达，故发愤而殉之。痛哉，自杀！苦哉，自杀！一私人之自杀，于道德上法律上皆谓之有罪，私人且然，况乃一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呜呼！我国民其毋自杀。
不自由毋宁死，固也。虽然，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自杀者，志行薄弱之表征也。呜呼，我强毅之国民，其毋自杀。
有无意识之自杀，有有意识之自杀。今举国行尸走肉辈，皆冥冥中日操刃以杀吾国者也。故惟恃彼辈以外之人，庶几拯之。浸假别出一途以实行自杀主义，是我与彼辈同罪也。呜呼，我有意识之国民，其毋自杀。（《自由书·国民之自杀》）
肯定自杀的合理性，但却反对自杀。除了他正面论证的理由，还有别的原因。一是梁启超和胡适一样，以乐观主义者自居，对国家前途、对人性、对自我一直有信心。二是梁启超少年得志，曾经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而且已经是舆论巨子、社会名流，既未遭遇根本性挫折，自然不会有彻底的绝望感产生。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去肯定自杀。
章太炎则赞同自杀。陈天华因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愤而蹈海后，有人以为诚属无谓之死。章太炎不以为然，发表感想云：“天下必多此辈，而后临事不惧。何者？无名誉之死，尚优为之，况复见危授命，为举世所尊崇耶？若必选择死所，而谓鸿毛泰山，轻重有异，则虽值当死之事，恐亦不能死矣……凡事取法乎上，所成不过中流，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
此外，认同自杀者还有另一种死里求生、以死换生的独特逻辑。前引李群的文章有如下内容：
……将欲生之，必先死之，不能驱之与俱死，必不能缓之与俱生，是故死也者，生之渡津筏也。仁者不畏死，以其爱生也；仁者必杀人，以其欲生之也。……国而以死亡也者，则必以死兴之。深沟横于前，猛虎跃于后，后顾无及也，虽懦夫一跃过之矣。举彼之保身家、保禄位、苟延残喘之心，一刀斩绝，身家已不保，禄位已不得，残喘不可延，以畏死之心处必死之地，楚歌四面无地可容，然后率之以登二十世纪之新舞台，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夫而后可与言竞争，夫而后可与谋改革。
按照这个逻辑，少数人的死是为了多数人的生，个人的死是为了民族的生。甚至，只有置之死地而后才能求生。但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韩信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利用人的求生本能来激发其殊死搏斗勇气的战争谋略。在社会革命中，这个逻辑不能成立。一般人不会为了生而先去冒死之险。传统的战争策略不能成为进行社会革命动员的理论依据。这其中的难点是，除非鼓动者自己先赴死，否则便没有说服力。从客观效果看，敢死者日众，则国民不畏死之勇气得以发扬，于国家自立自强未尝没有好处。但鼓励人赴死，毕竟缺乏伦理上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企图以自杀以博取名声而又不敢真死的可笑事。章太炎曾揭露吴稚晖（敬恒）在日本期间，“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可见那时自杀几乎成为青年人情急之下很容易做出的一个举动，无论他是否真想赴死。
有的人不怕死，愿意死，则是为了以从容赴死的姿态获得一种崇高美感的享受，进而获得名垂青史的满足和光荣。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几乎已经成为晚明以来讲究气节的士大夫的集体无意识。《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入狱后答记者：“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厚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亡国覆宗，祀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名垂青史的未来想象，似乎可以给人以无限的勇气。汪精卫行刺失败，入狱后作诗明志：“初心虽不遂，死所亦已获。此时神明静，肃然临汤镬。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他唯一担心的是死后默默无闻，头颅不能高悬国门为人所知：“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当局者迷。清季暗杀与自杀的高潮期，鲜有人对此现象作系统分析评论。1913年李大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暗杀与自杀的原因。他说暗杀盛行，最初是“起于政治之不良”，而一旦人心陷于以暴易暴的狂涛之中，似乎“有无形之魔力驱策之，使入此潮流，纵或威之以祸，尼之以力，彼亦有所不顾”（《原杀》）。自杀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大约不外模仿、激愤、厌倦、绝望四种。此后陈独秀1920年发表长文《自杀论》，参考欧洲社会学相关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自杀现象。他总结自杀的原因有三：知识信仰发达、情绪压迫、经济压迫；前两者偏于主观，后者偏于客观。三大原因又可以细分出十六种具体原因。第一类有：厌世及解脱、烈女殉夫、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义士殉国及朋友、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义；第二类有：失恋、羞惭、忏悔、名誉被污、考试落第、刑罚地痛苦、虐待地痛苦、疾病地痛苦、愤恨；第三类有：饿寒所迫、债务所迫。从这个目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几种与晚清革命党人暗杀和自杀的原因相似：义士殉国、志士殉主义、羞惭、考试落第、愤恨。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考试落第这一项。只不过这里的“落第”应该是指代指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不是某个人具体的落第。废除科举造成的士人阶层的整体危机，乃是士人态度迅速激进化、暴力化的根本原因。
飞腾儒冠误——赴死之深因
在晚清革命派充满正义和牺牲精神的崇高叙事、抒情背后，其实包含有青年革命党人对自己处境焦虑、不满乃至绝望的巨大心理力量。刺杀清五大臣未遂的吴樾，留下遗书，其中有云：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余父弃官为贾，至是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弟兄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以八股为事，且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为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免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岂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是时奉天被占，各报惊传，至时而知国家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吴樾在从事革命前，也是汲汲于功名的普通青年人。他十三岁即“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放弃科考后，交游者非官即幕，又动“功名之念”。自读《革命军》后，才“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在这里他省略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那就是废除科举从思想上给青年士人带来的巨大冲击。《革命军》发表于1903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9月24日吴樾在正阳门车站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这几个事件之间固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废除科举对青年人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废科举并非突然之举，此前已有多年的酝酿和舆论准备，1905年的正式废止，只不过仿佛给了垂死病人最后一击而已。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实与此有根本关系。
通观历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乎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变革，这是事实。但知识分子无可遏止的激愤，却不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相反，他们日益强烈的激愤，发展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极端地步，却正是改革的产物。改革的力度越大，知识分子的不满就越强烈。具体说来就是，知识分子由科举而仕进的前途，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而日益渺茫，直至这条道路彻底被堵死——科举的废除。须知很多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苦读多年，做着科举入仕的美梦。一旦这个梦突然破灭，对他们的打击该有多么大，由个人前途渺茫而产生的愤懑，该是多么强烈。最残酷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原先鼓吹的革命，真实行起来，首先就要革知识分子自己的命。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无论读书人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意识有多么强烈，他们只要想进入社会，就要面临就业、觅食的严峻现实问题。富家子弟还好说，不就业也无衣食之忧，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来说，就业则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这正是贫穷读书人极度激愤的最重要原因。不少人采取与汝偕亡的拼死姿态大体也与此有关。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摧毁了清政府（和传统文官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摧毁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进身之阶。废科举直接的受害者正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任何社会阶层。
我们可以对1840年以来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冯桂芬1861年因清朝两次鸦片战争败于英国而表达的“奇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产生共鸣。其原因除了冯的思想传播不广，国家危机尚不深重外，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读书人仍然还有读书做官的美好前途，大家正以曾国藩、左宗棠们为榜样，梦想在“中兴之世”有所作为呢。冯桂芬后来进入曾国藩幕府，受到赏识重用，似乎就没有像1861年时那样的奇愤了，即便有，也是一种没有真正切肤之痛的清流之议罢了，比如后来的张佩纶、张之洞一类人所表达的情绪和意见。到甲午战争前后，读书人仍然是在按传统路径设计自己未来的：由科举入仕；此路不通则走干谒入幕的别径，晚清很多著名文士，都有做幕僚的经历。康有为上书皇帝的行动与他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相一致，而他成为举人又与他的意见引起重视几乎同时发生。这是很有象征意味的。所以康有为在变法期间虽然有杀慈禧的计划，但他毕竟不是激愤得要吐血的贫穷革命分子。因为他已经成了皇帝的顾问，走上了仕途，虽然很短暂。康有为即使被通缉，四处流亡，但做素王、任帝师，经营天下的雄心和内心世界的充足仍然如故，他的价值信仰系统并没有发生崩溃。薛福成虽无功名，却由入幕（做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而入仕（后来官做到浙江绍台道、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辜鸿铭入幕（为张之洞服务多年）后虽未能入仕，实际地位也和高级官僚相去不远，他自己虽不甚满足，毕竟也无大遗憾。这两个著名的幕僚，也有完足而一贯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仰。
有的人就不同。孙中山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没有走科举之路，但他的用世之心，在初期和其他读书人没有什么区别。他1894年到天津给李鸿章上书，未被接纳，这个挫折显然与他后来的道路选择有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刘师培。这个早慧的天才，十七岁一考中秀才（1901年），十八岁连捷成举人，十九岁参加全国会试，目标当然是进士及第。可惜他参加的这次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他落选了，由科举入仕这条路永远走不通了。这个出身贫寒书香门第的青年天才，本来就肩负着振兴门第、光宗耀祖的神圣使命，现在却要落空了。更要命的是，他家四代，寿命逐渐递减，他本人不能没有心理压力，偏偏很年轻就得了糖尿病。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刘师培会试失败后，立即由扬州老家去了上海；一到上海即与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张继、谢无量、黄炎培等反清革命者相过从，其学养文章得到这些人的高度评价。他改名“光汉”，在大量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参与实际的暗杀活动。他在《论激烈的好处》这篇文章中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激烈派的好处，他自己认为是“无所顾及”、“实行破坏”、“鼓舞人民”。最能说明他激烈程度的，是他在1904年居然给湖广总督端方下了一通劝降书，其文略谓：
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论》，撰《中国民族志》，撰《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夫固非伊于朝夕矣！……观于广西会党，蔓延西南，浦东盐匪，起义江浙；汉族之民，又孰不兴我义旗，以恢复神州之土哉？俟光复功成，固当援冉闵戮胡之例，歼尔贱夷，俾无遗育……故为尔辈计，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人民亦可援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受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上端方书》一）
他要是仅仅限于这种文字上的极端激烈，那倒简单。令人叫绝的是，这个“激烈派第一人”，大约在写劝降书两年后，居然被他劝降的端方所招降，成了替端方刺探革命党人情报的间谍！他写信给端方表示忏悔：
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辩，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残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刺激，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上端方书》二）
最后他干脆公开成了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爆发，端方在四川被杀，刘被囚禁，经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营救，出狱后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未几成为阎锡山的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又由阎推荐，袁世凯给了他一个公府咨议的头衔。他后来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吹鼓手，第二次落水。袁世凯死后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1919年末病死于北京。
这个只活了三十六岁的天才学人，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家四代人未竟的学术事业是一部《左传旧注疏证》。这样一个“天生”的儒者，如此之快地抛弃了儒家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从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迅速变成“激烈派第一人”，时而鼓吹极端排满，时而反对一切改革，时而主张极端无政府主义，时而赞同独裁专制，思想之混乱多变，在同时代无出其右者。政治立场如此，为政治服务的学术亦复如此。他的《攘书》（1903年）叙述的是汉族被“夷”不断征服的历史：秦汉之世，华夷的分界在长城，魏晋以来推进到黄河，金元以降更南移到江淮。他说如果汉族还不觉醒，苟且偷生与蛮族杂处，百年之后汉族就要变成野蛮人，千年之后干脆就沦为禽兽了。他写于同年的《中国民族志》，又一反前书的观点，说黄帝以前汉族也处于“客民”的地位，后来才成为“主族”，以后各时代，四方的蛮族最终都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则汉族根本不存在沦为禽兽的危险。如此多变，最后背叛了革命，成为帝制复辟闹剧的参与者，也就不奇怪了。仔细研究刘师培的内心世界肯定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从大处着眼，刘的二度变节，其实是遭遇传统社会解体时代，读书人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努力过程中，自然要上演的悲喜剧。刘师培发表于1914年的一首诗，多少能看出一点他的心境：
看镜悲秋鬓渐华，年来万事等搏沙。
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清溪处士家。
三十一岁青年的白头悲情并不真实，他真正愁的是不能飞腾——出将入相。没有了科举，文章写得再好，又能飞腾到哪里？“儒冠误”颇有意味，是儒学误导了他的认识，还是儒生的身份限制了他的发展？或者，干脆就是科举那个“冠”的废除误了他的前程？很可能是后者。刘师培本人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中，就认为学校不如科举。在科举制度下，以他的聪慧和知识准备，入选翰苑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做帝师、掌军机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他顶多是个杰出的学者，出将入相的抱负大约是无从实现了。他想做一个自由的飞鸟，但禁不住钓饵的诱惑而要作吞钩之鱼，虽然明知有危险：
朝饮燕市酒，夕驱夷门车，
丈夫不得志，寥落悲穷途。
长铗鸣秋风，知音无风胡。
宁为投林鸟，不为吞钩鱼。
君看鸟投林，犹借一枝居，
游鱼吞钩去，何时返江湖？
——《杂咏二首》
自由的飞鸟和吞钩的游鱼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足见刘师培面对功利诱惑的矛盾心情。
民初一些激进革命党，其实是极具功利目的、无道德可言的政治投机分子。刘师培是一例，吴稚晖也是一例。这个后来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的老革命党，在辛亥前《苏报》案时就有向清政府告密的行径，被章太炎揭露。他百般辩护，章太炎的回答是更彻底地揭露他朝秦暮楚投机钻营的真面目：“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孙中山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
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又是一例，这个“旷代逸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就是为了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而不惜放弃、违背基本的道义原则，结果身败名裂，徒令后人叹惋。刘国钧辛亥间讽刺政治时尚人物“但取黄金印如斗，何论暮楚复朝秦”，杨度等人正是如此。
科举对很多人的影响，当事人在科举废除之初可能并不很清楚。就像主张自由的人很可能为自由所伤害而不自知一样，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其实也正是这一制度变迁的受害者。即使在近代洋务运动中得到最大利益的人，也仍然对科举极为重视，留恋难舍。盛宣怀就认为他一生三大憾事的第一件就是没有中举（盛的三大憾事是：没有中举，没有当过真正的县官，没有到过欧美）。可见科举对士人影响之深之大，非一时所能消除。罗志田指出，“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清末革命者的极端激愤，根源当在此处。
从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看，士人阶层失去原先的社会地位和传统社会的解体是一回事。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和具体制度安排达到的程度，决定着士人阶层在新制度下的出路和前景。五四激进派之所以亢奋乐观，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新的制度安排中占据了或即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比如大学教员、政府官员；五四的退潮，是因为位置的争夺基本结束，大家各安其位了。但新一代人仍需要寻求出路，无路可走时，就只能选择出国。而出国的遭遇更出意外，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一度连面包都没有，不得已发起抗议运动，结果部分学生被逮捕遣送回国。留日学生也曾遇到类似问题。即便如此，能出国的还是比较有办法的，无法出国的贫民子弟，没有任何出路，自然会形成新一轮的激进态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的动力来源。
单正平，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膝盖下的思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