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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者：陈学诚，工人。
       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当年我42岁，是铁路唐山站的一名值班员。27日我正在值夜班，我们像往常一样按时接送列车，当我把第20次特快列车从车站发出以后，候车室服务员张克英叫我去候车室取东西，我行至天桥时，看见从东南方向发出两道像闪电一样的蓝光。当我到候车室，小张刚要给我东西时，只听窗外传来两声像大炮一样的巨响，第二次响过时，地就开始猛烈摇动。这时的灯仍然亮着，眼看着从墙角裂开了一道大缝，窗户上的玻璃也成碎片状哗啦哗啦往下掉，我这才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一边大声喊“克英快跑”，一边向门的方向跑去，只迈了两步就头重脚轻站立不住了。我一下子抓住了门拉手，就在这一刹那间我被砸昏过去。当我醒过来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动了动身子，还有知觉，只是起不来，我慢慢地睁开双眼，从缝里看到了一缕光亮，我把头顶上面的砖一块一块小心地拿开，把身体上的门板掀开，正是我抓住的那扇门救了我，不前不后地把我保护在它的下面。我慢慢爬起来，这时听见被埋在废墟下边的张克英微弱地呻吟：“快救救我！我快不行了。”我立即爬到离地面一米多高的废墟上，拼命用双手搬上面的大块水泥板，大声地喊：“别着急，我马上救你。”可是我已经使出浑身的力气，楼板却无动于衷。我站在高处向四周一看，天哪！只有几颗大树在瓦砾中安然不动，连一座完整的房屋都没有了。这时的我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了，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死气沉沉，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不！我要去找活着的人们。
       当我的心平静下来，飞步向天桥跑去。就在检票出口的门下边，我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两个姑娘，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说笑，现在她们却惨死在乱瓦之下，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我落下了眼泪。时间不容多想，我爬过歪歪裂裂的天桥，行车室屋顶已不存在，站台的风雨篷也已经倒塌，钢轨也已变了形。在行车室内，我的同事李洪儒倒在血泊中，他的左手还拿着电话机。我摸摸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当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我的好哥哥就这样走了吗？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几乎哭出声来。在这极其悲痛的时刻，在外面发车的两位同事跑了进来，和我一起把李洪儒的尸体抬到站台上找了一张草席片把尸体盖上。时间就是生命，这时我才突然想起张克英还被候车室的废墟压着呢！我们飞奔到那儿，确定了克英被压的位置，找了一根铁门闩，把房顶砸开一个洞，我下去搬掉她身上的砖块，她的下肢已经不能动了。废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背了上来，克英得救了。我们又回到车场，当时我是半班的支部书记，调动机车停在那里不能动，我立即通知他们机车马上灭火，然后救人。这时，各个岗位上的工人都已集中到了南庄，把伤员抬到站外的汽车上，运往丰润救治。已经到中午12点多，我连困带饿老胃病又犯了，走到站外的小花园，正赶上发饼干，我吃了几块又参加到救人的行列，直到下午4点多家里来人找我，才感觉背部开始剧烈疼痛，原来背部早已经被砸伤，血直往外淌。
       口述者：宋秀华，农民
       我叫宋秀华，今年51岁，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家在迁安城南30里李家峪村。1976年初夏，刚满21岁的我，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唐山，成为华新纺织厂冷冻车间的一名合同工人。那一年的夏天很热，纺织厂大水塘里的鱼都热得翻了白。7月28日凌晨，我下了夜班刚躺下，正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听到天崩地裂的三声巨响，同时大地开始剧烈抖动，下意识里我想到这是地震。
       我们的屋子里住了10个人，都是年轻姑娘，大家都慌了手脚，几个人扑过去抢一个门闩。我大喊了一声：“大家别慌，要想活命，一个人来开门！”门打开了，人们跑出去，我是最后一个。但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灰尘弥漫在空气中，视野所及处，除了我们的小屋、工厂的一截大墙和墙边的一根电线杆子，其余的什么都没有了。四面八方传来哭嚎呻吟的声音。
       我们惊恐万状站在那一截大墙下，望着眼前的一切发呆，我知道站在那里也不安全，把大家叫到马路中央。刚刚站稳，从北面跑来一个工友，喊着我的名字：“秀华妹妹，不好了，我们屋的人全都压在下面了！”她叫宋桂霞，是我的老乡，我招呼大家一起去救人，但没有人动。只有我和宋桂霞一前一后向她的工房跑去。不知什么时候宋桂霞落下了，就只剩我自己。跑着跑着，我被吓得停住了——大地裂开了一条一尺多宽的缝，黑洞洞深不见底，就横在我面前。我担心对面的一半儿会像行将沉没的舢板一样飘走，于是我学着《渡江侦察记》里侦察兵过河探冰的样子，蹲在地上伸出腿，用脚蹬了一下对面的地，没有动，我这才敢跳过去。
       宋桂霞的工房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片废墟。我拿了一块砖头绕着废墟敲打碎石断瓦，喊着几位工友的名字：“乔德文、雷文霞、高素霞。”一遍又一遍，希望她们听到后能回答我。这时我听到乔德文微弱的呼救声：“大姐，我就在你脚边。”我问她：“小乔，你现在还挺得住么？别着急，我去找人来救你。”她说：“我还挺得住，你快点回来。”我把砖头放在地上做标记，回身把丰润县建筑队的4个小伙子叫来，这时宋桂霞大姐也及时赶到，我们6个人一起，把3位被压工友扒了出来。雷文霞和乔德文平安获救，但高素霞被屋子的横梁砸在当胸，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我记得当时她的身子还软，我们把她放在草帘子上，盖了一个床单，希望她还能活过来。隔了一会儿，我再掀开床单看时，那一幕让我永生难忘——她的脸变得像脸盆一样大，而且呈黑紫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死亡。
       再回到自己的工房，收拾一下东西刚出来，对面跑来一个中年人，边跑边喊：“迁安的同志们、党员同志们、共青团员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我是（华新纺织厂）武装部的张干事，咱们到工房区去救人吧！”可是只有两个人响应，一个是小周姑娘，一个是我。我们跟着张干事跑向工房区，刚到地方，大家就失散了。一个小伙子好像刚从废墟里钻出来，浑身是血，发疯了似的求人们救救他被压的家人。他家的房子已经倒塌，一个洞里面传出呼救声，小伙子声嘶力竭地向里面喊：“大姐、立军，你们还活着么？大姐，立军！”我这才知道里面是他的姐姐和小弟弟，大姐叫着外面的弟弟的名字立山，但说不出别的。我用砖头把洞口一点点凿大，往里爬时尽管非常小心，额头还是被划伤了好几处。里面有一位大姐被砖头压得结结实实一动不能动。我找到一根铁棍，用一块砖头像锤子一样将铁棍砸进砖堆，用力撼动，然后再抽出来，如此反复，大姐一点点能活动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把她救了出来。可是小弟弟还没有救出来，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继续清理他身边的砖块。立军被楼板压在了床上，我还用那根铁棍把床的四条腿推倒给他扩大活动空间。接着，我又用碎玻璃把床上的草垫、被褥划开，把里面的谷草、棉絮拽了出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的上半身终于可以活动了。小弟弟更加着急：“大姐，我好着急呀！”我说：“别急，我一定救你出去！”又过了很久，我也疲惫不堪了，终于小弟弟立军只剩下一个大脚趾被楼板卡住，可那块楼板我说什么也撬不动。我告诉他：“你不要乱动，我去叫别人来一起把楼板搬开。”我爬出洞外找人，却只看到了他哥哥立山，他刚挖了一个洞，听到里面有爸爸妈妈的呼救声，但一个枕头挡在洞口，拽不出来又推不进去。里面的人呼救声越来越弱，我知道里面缺少空气，抓起一块碎玻璃把枕头划开一道口子用手把谷秕捧出来。洞口通开了，虽然人还进不去，但能透进空气，里面的人暂时不会被闷死了。这时华新纺织厂来人了，工友们临时组成的抢险队把我替换下来。我交代了一下立军的事，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个工友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哪儿的人？”我说：“我姓宋，迁安人。”他说：“你别走，这家姓侯，是干部，一会儿他家人救出来了，你们要见见面。”那种情况下哪儿有时间，我又赶到别处，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记得，后来我又提着一个大水壶，从水塘里灌满了水给刚被救出来的人洗手洗脸。那身冷冻车间的白色工作服，穿起来像护士一样，人们还以为我是救护队的呢。
       天阴沉下来，好像快要下雨了，有一位大夫正在发放塑料布，看着我忙忙活活一天了，也要给我一块。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接，因为我看到还有好多伤员躺在地上没领到塑料布。回到住处才发现，自己所有的东西、衣物全都被人偷走了。劫后余生又变得一无所有，真的走投无路了，这时候我才想起了回家。
       天上下起雨来，血水和雨水混到一起，冲刷着地上的一切。夜色越来越沉，我和同伴王秀兰冒着大雨，趟着血水步行回家。整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雨一直在下，又一天一夜，我们走到沙河驿。找到当时还没有过门儿的大嫂，正赶上老父亲不放心，从家里出来找我，也找到了那里。我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家。
       口述者：杨月林，军人。
       我1975年因工作需要，从地方水电工程局调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在一个连队任技术员。该部队1973年奉命来到唐山北部山区——迁西县承建潘家口水库。施工如火如荼，准备1976年汛后截流，工程正处在“与洪水赛跑”的关键时期。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整个部队停工待命，28日、29日分两批开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团里原定8月1日建军节那天要为我举行入伍仪式，7月29日中午，连队接到下午1∶30开赴唐山的命令，并指定我也同往。仓促之下，我的入伍及着装仪式也提前了两天，团首长亲自将军装、帽徽、领章交到我的手上，并且庄重而严肃地说：“杨技术员，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军人了！请你马上换上军装，跟我们一起去唐山！”从那一刻起，已34岁的我便穿上了盼望已久的绿色军装，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也是从那一刻起，开始了我近30年的军旅生涯。
       当天下午4点左右，几十辆军车风驰电掣般抵达唐山北口，可是一直拖到晚上12点，才挪到落脚地——唐山军分区大院。我们连队接受的是地区商业局招待所的抢险任务。部队首长要求首先搜寻活人，尽量想办法搭救，团部也派来吊车配合。经细听和观察，确定废墟内有活人的可能性不大时，开始挖扒遇难者。各个楼层及房间，每吊起一层楼板，就有几个遇难者；特别在楼梯间，遇难人更多，其状惨不忍睹。仅来自贵州铜仁地区的赴遵化参观学习代表团一行几十人，几乎无一人幸免。据统计，我连在招待所共扒出200多名遇难者。前几具尸体，战士挖出后不知如何处置，我和连长、副指导员及卫生员，找来棉被将尸体裹住，四人将其抬到公路边，待运尸专车运出掩埋，尽量让死者衣被裹体。但尸体越来越多，哪有那么多衣被？看到这种惨景，内心难受至极！哪还有食欲，头一天，从部队带来的4个小馒头，一个也吃不下。就在我连抢险的楼盘边，有母女俩恸哭，呼唤着亲人的名字：“老天为什么不让我们娘俩替你爷俩去死！”看到老人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也非常难过，一怕她们哭坏身体，二怕她们靠近危楼，造成意外伤害，我过去安慰多次，请她们尽快离开，并将身边带的两个馒头送给她们。
       由于从潘家口工地运来的饭食救济了沿途的灾民，我连已3天断炊，我和连长为让战士多吃一口，各自省下一个馒头。3天之内仅进食一个馒头，还要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抢险。中央军委及时筹集到给养后，我们的膳食才基本得到了保障。盛夏时节，繁重的救灾抢险，水是个大问题，好多战士干涸的喉咙已发不出声，头两天还可从附近冰糕厂的破库房里扒出点被污染的冰糕、冰棍解渴。后来，就连澡堂池子的脏水，渴极了，也得喝几口。
       不仅身体受到考验，而且精神也非常紧张，连续不断的大小余震惊心动魄。看着战士惊恐的神态，连长提醒干部，为稳定战士的情绪，干部要振作精神，多同战士聊天谈心。即使天塌地陷，干部要首先跳下去，为战士垫底！
       后来，我们连队又接受了某小区一栋家属楼的扒尸清理任务。因家属区内多为私产，上级要求尽量按户清理，并将清理财物按户登记，每晚清点后上交团部，连长将这工作交给了我。我深知，清点登记难度很大，必须认真负责。根据楼房坍塌特点（屋墙四壁垮坍，楼板整体塌陷，一栋楼如同叠罗汉层层压盖，揭开一户的楼板，全家人基本都压在下面），逐层按房间单元编号和挖出的户口本、工作证以及财物（主要是手表、存折和零碎钱币）的位置，详细分析判断，然后登记造表。记得有一位女户主叫胡文敦，同丈夫一起遇难。清理其家财有一存折，折上存款2万多元（当时可算得殷实家境）。两三天后，其子从天津赶来寻亲，我如实告诉他其双亲一起遇难，并请他到我们团部认领父母遗物。他非常感激解放军，称赞我们工作做得好。
       8月中旬以后，清尸工作告一段落。我们立刻转入为灾民搭建临时抗震房的工作。虽说没有了难闻的气味，但劳动强度相当大。看到灾民还住着不能遮风雨，甚至不能遮羞的用塑料布、牛毛毡搭的抗震棚，心里不是个滋味，所以憋足了劲，同战士一样，搬砖、和泥、锯木条。我们连队仅用了半月时间就盖起了两栋抗震房，得到上级表扬。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唐山电网很快恢复供电，潘家口工程当年截流计划不变，我连承担的是基础处理隐蔽工程，截流前必须完成。8月30日，也就是我们来唐山整30天，接到命令返回潘家口工地投入专业施工。
       口述者：阮步安，农民。
       丰润区常庄乡的甸家洼村是唐山大地震中附近几个村子里受灾最重的。我当年31岁，任村党支部书记。在震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我也成了由130口人组成的大家庭的“家长”。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有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这种情愫来自乡亲们与自然抗争的精神，以及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震灾发生后，全村的房子一间也没剩，都平了呀！那叫惨呀，其中有一家6口，并排躺着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一根掉下来的房檩齐刷刷砸中了脑袋，最小的4岁男孩因枕在母亲的胳膊上才幸免于难。地震后，我很快逃生了，我的母亲和小儿子却没能活下来，我顾不得太多了，我是一村之主呀！我光着两脚，只穿一条内裤跑出去了解情况，眼前的一切真叫人心惊！等来到村边的知青点儿时才看到了希望，因为知青点儿的房子是后建的，比村里的房子都要结实。他们40多个人中只有2人遇难。“大家快跟我去救人，留几个人烧点热水吧！”见我这副样子，一个细心的女知青递给我一条鸡腿裤，这可是我平时禁止她们穿的，我觉得它代表小资思想，为这她们背地里没少嘀咕我。可我当时二话没说就蹬了进去，居然能穿！当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发现女知青刘爱忠已和几个同伴儿端着稀粥逐个儿照料伤员了，史茂田和陈维世等好多人还和村民们一起搭起了棚子，垒起了土灶，这些刚刚20出头的孩子们就像土生土长在村里的娃一样，一点也看不出了城里人的娇气。早上8点多钟时，丰润粮库开来一辆大卡车，帮我们把伤员运到了紫草坞兵营。当天下午，唐山汽车配件厂给村里送来一台柴油机，解决了我们的吃水问题。有了这么多外援，我们的救灾工作进展顺利，到天黑的时候，全村的最后两位遇难者被扒出来了。这时，我突然想起知青们的家都在市里，目前家人的情况大家都不清楚。在我的一再催促下，这40多个孩子当晚9时多才离开了村庄。
       震前，我们村共有51户人家263口村民。震后经清点人数，共有62位村民被砸死了，除去陆续被运到外地治病的伤者，全村只剩下了130口人。这130口人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我这个一村之主，我自己更是感觉出了肩上的重担。震后第二天，我就组织起村里的青壮年，在村外挖了3个大坑：16岁以下的孩子们葬在一个坑里，成年男女分别葬在另外两个坑里。同时，我和党员们带领大家搭了两个棚子，把这130口人安顿在这两个大棚子里。此后的日子里，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成员就按照不同的分工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天还没亮，有两个中年妇女就起身操持一大家子的三餐；一拨儿年轻的女孩子跑去推碾，把新收的小麦碾碎做粥或做饼吃；剩下的青壮年们在我和党员们的带领下做粮囤、垒猪圈——因为我们村里刚刚收获的3万多斤麦子还晾在场里，猪场里180多头猪虽然大部分都逃生了，但村子周围环水，它们口渴时必定要回来。当时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特别团结，大家不分昼夜地忙活，连几岁的孩子们也跑来跑去跟着清墟、搬砖。粮囤做起来了，我们保护好了粮食，没有尝到挨饿的滋味儿；猪圈垒起来了，真的有猪陆陆续续地回“家”了，两三个月以后，居然还有十五六头母猪领着自己的小猪崽儿也前后脚赶了回来。
       震后，大家就这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半个月的时间。而就在震后的连续三年内，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利用救灾物资在村南500米处地势较高的地方建起了一个新的甸家洼村，到1979年8月，全村每户人家在“重生”的村子里都有了一套三间的新房。而在这三年中，我们村700亩地的粮食不但没有因为劳力减少而减产，反而平均一亩地净增150斤的产量，村民的工值每分增加了0.12元。
       甸家洼村震后“重生”了！我这个“家长”倍感欣慰。我发现，在灾难的面前作出抗争时，人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当然，村子的重生也靠来自各方的帮助，对此，我们永世难忘！
       口述者：韩志成，军人。
       30年前唐山大地震时，我所在部队正驻守在小泊。7月28日凌晨，在睡梦中我被一股巨大的推力从炕上掀下，来不及反应，凭着本能在急剧荡动的地面上瞪着眼，摸着摇摇晃晃的墙壁迅速向门外奔去。
       稍顷，大地像死一样沉寂，令人窒息。一会儿只听见人声嘈动。“地震啦！快出来啊！”我趴在地上只听到二班长于学林拖着嘶哑的声音在吼着。“二班长，你们班的人出来了多少？”我站起来喊道。“知不道啊！六班长，你们呢？”“我也不知道，赶快清点人员组织抢救！”“是！”“刘金保！张辉（江苏人）！”不好，睡在我身边的两个新战士还没有出来，在已倒塌的屋檐下，我与已出来的毕德柱（副班长）等战友将他俩从空隙中一一拖出来。“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我对他们说。“班长，不要管我们，救其他人要紧。”又是一阵抢扒，我们班的人已全部活着出来了。“二班长，我们赶快来清点人员，把没有受伤的组织起来。”话毕，我们立即组织没有受伤的战士分别向连长、指导员、排长以及连部后勤班的宿舍奔去。
       当我带着一支人马奔到连长（李秀国，河北人）宿舍时，只见倒塌的房屋像巨大的斗笠一样盖住连长一家，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快！从上面开洞！”我一边吼着一边和战友们快速地扒起来。“啊！头发！”“快扒！”在乱砖之中，连长的两个小女儿和一个小儿子露出了他们的血肉模糊的脑袋，我们赶紧将他们拖出来，两个小女儿已经死了，小儿子奄奄一息。“老李啊！老李！”在临近大门的窗户下，我们扒出了连长的妻子，她裸露着身子哭喊着连长。“连长在这儿！”副班长毕德柱嚷道。只见连长蜷缩在炕下，炕上的铺板已经被砸断，一根粗大的梁条压在他的肩上使他上下不能动弹。“快！”我们迅速扒开乱砖碎瓦，大伙儿咬着牙奋力提起粗大的梁条，将连长从里面斜拖着出来。
       “战士们都出来了吧？”连长问，“……？”我们默默无语。
       “华国柱（河北人）！华国柱！”刚才带领一支人马去抢救指导员以及连部后勤人员的二班长急促地奔过来，“六班长，司号员华国柱来了没有？”“没有啊！”“不好！他的床铺上方都扒光了还不见人。”“快！再去扒！”连长强撑着站起来说道。“连长，看看你的孩子。”一个战士提醒道。“别管他们！”连长一边说一边向前跨去，扑通倒了下来，我们前去扶他。“你们快去，别管我！”一把将我们推开。“华国柱！华国柱！”战友们仍然在呼喊着我们的司号员。“人呢？”全连只有司号员一人不知下落，“快！把这间屋全部掀开，找！”连长拐着腿赶来，说着就动手扒起来，扒着，扒着，仍然不见人。“不会上哪儿去的！”指导员董志云（山西人，震后调团后勤任职）、连部文书秦俊生（苏中黄桥镇人——与口述者同镇）等人都说，“昨晚上我们一起睡觉的。”怎么会不见人呢？我琢磨着，会不会当地震发生的瞬间，司号员随着震波向外奔去，还没到门外房屋就倒了。“快！在大门口处扒！”我提醒道。又是一阵紧张，“司号员在这儿！”战友们嚷道，只见乱砖、门板重重地压在司号员的身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扒出司号员，连长赶紧抱起他放在一块平地上，“卫生员，赶快抢救！”听不见卫生员的回答，“卫生员万平（江苏扬州人）呢？”连长问。“卫生员在看你的儿子。”我说道。“别管他，救司号员要紧，快去喊！”此时，卫生员万平已听见连长的喊声，左肩背着刚被扒出来的药箱快步赶来（右臂也受伤了），经过一阵抢救，司号员才稍有呼吸，好险啊！再晚一点就不行了。
       在昏天黑地里，在一片废墟上，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整个营部所在地凡被压在倒塌的房屋里的干部、战士以及干部家属们已经全部出来了。
       天亮了，昨天美好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只见到处是残垣断壁，马儿乱奔，猪仔乱跑。一根根电线杆有气无力地歪斜着，稻田里堆着一块块从地底下泛起的青沙、泥浆，像一个个巨大的坟包一样，一道道地裂的口子，深长深长的像一只只青面獠牙的庞然怪兽张开黑洞洞的大口，似乎要将我们一口吞下去似的。看着我们辛勤耕耘的土地伤痕累累，真是辛酸万分。
       这时，连长命令紧急集合，带领我们向团部赶去。团部所在地的遭遇更惨，好多干部、战士以及家属们都活活地闷死了。七班长孙乃胜（江苏泰州人）等人将政委芦兴仁拖出来后，政委已经气若游丝，因情况相当混乱，扒出来搁在一边的政委被猪仔啃去了半个脸。事后统计我团干部、战士（不包括家属）共144人死亡，以后集中掩埋在一个大坑里。
       从团部返回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向附近的村庄奔去，当我们赶到东边不远的一个村庄时，又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映入我们眼中：老奶奶跪在倒塌的房屋上扑打着，年轻的妇女披头散发在地上打滚，孩子们一边爬着，一边“爸爸、妈妈”地喊个不停，活着的人们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从废墟里扒出来摆在一边。“快！扒！”连长一挥手，我们又将整个村庄搜索了一遍又一遍才放心地离开，与老乡们依依惜别。
       当晚，我们全连以排为单位睡在自己用塑料雨布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非常闷热像温床一样，我们啃着压缩饼干在里面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奉命到团部所在地执行救灾任务，是日中午又发生了一次6.3级的余震，震时只见长长的柏油马路像一条黑色的巨龙一样在我们的跟前起伏，我们蹲在地上目睹着这发生的一切。这次余震真是雪上加霜，几乎彻底摧毁了所有的建筑物。
       8月23日，我受连首长的指令，由16个战士组成了一支加强班，冒着盛夏酷暑，起早贪黑以最快的速度，将团直机关（政治处）所住的钢结构防震屋搭建好。震后的日日夜夜，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其他地方特别是唐山市区怎么样呢？
       “唐山都平了”，人们纷纷带来消息，整个唐山市区这个有北方小上海之称的重工业城市，也在地震的瞬间变成了废墟。震前66座高大的烟囱（有一次我与战友们在唐山市凤凰山公园游园时曾好奇地数过），如今只剩下唐山市水泥厂一个——歪歪斜斜、垂头丧气、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像是为同胞们的惨痛遭遇而如泣如诉。震前，我连在唐山市华岩新村（全连住在该村老百姓家里）协助承建的军招待所几幢大楼也已全部倒塌，是年2月接替我们进行施工扫尾工作的另一个连队只存活了几个人，其余的战友都被无情的地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资料提供者：甄小璐，记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