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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叫作“精神脑震荡”状态。我将主要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误区。
       第一个是“封建”。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没法说话了。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这却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示出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Feudality”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废除了封建制度。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事实的真相是：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问题是，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用错的背后，是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与西方社会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些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工商业也在大多数时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可是，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而且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到十九世纪末，我们觉得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中国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我们由此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的经验坐标全部垮掉了，只能跟着眼前那个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我们看过电影，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要获得时空坐标，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哪里算哪里，通常我们看到，在他重建自己记忆，并唤回记忆的过程中，构成一部悲喜剧。
       中国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像鄂伦春就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体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挨打。西方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一下让中国人找到了位置，看到了希望，奋起直追。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上，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经历的道路。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因为我们停滞在封建社会里。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个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加于中国历史。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认为生命进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而是呈一种树状发展的。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被人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属于马克思原意的东西。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仍在使用的，而且还没有人认为它是陷阱，这就是“启蒙”。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Enlightenment”，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的角落，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好比一座房子，本来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需要一个已经存在着的参照系。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需要一个外面世界的参照系，譬如说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认为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他曾说：当我们欧洲人还在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智慧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东方，当时是中国的光明照耀西方。
       然而，当年欧洲人都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有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脑中构想，甚至杜撰，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经常回想她，甚至梦中和她相会，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越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期盼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已经是两回事情。
       可见，法国人崇尚东方，以为是用中国文明开启西方智慧，而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并不是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是智慧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迪。在其他讲座上，我还重点讲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希腊哲学、犹太信仰以及通过中世纪的融合，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西方文化固有因素的自然萌发。所谓启蒙，就是理性主义的思维内核，从信仰外壳的束缚下，一步步萌发、生长。
       关于这一点，德语中相应于“启蒙”的词是 “Aufklaerung”，比较清晰地揭示了它的本意，与英语、法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它指的是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但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黑暗、落后的，需要用外面的光芒来改造自己。说穿了，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一厢情愿地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进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是受动的，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平庸，并因此被动、挨打。
       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
       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因此“中国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在座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并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是一个时间的混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的时间坐标。
       我发现，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上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概括就是：打破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曾经有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就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嗦嗦、空洞乏味的老太太说话，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么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
       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恰恰相反的转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但到了二十世纪末，全球却完全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与众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什么也不是，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二十世纪末期，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相反，全世界人民在社会生活里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与“全球化”。
       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Modernazition”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Modernazition”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直接从词意上理解，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外在的、偶然性的倾向，每种文化都会有其现代化。如果这样理解，那是一种错觉。
       西方文化的“Modernazition”在近代以来有内在的必然性，这种时尚不会出现在其他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他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文明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成的。
       因此，“Modernazition”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对普遍理性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里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平常在研究者的视野里，尤其是非西方民族追赶西方文明的思维里，“Modernazition”只是一种文明现象，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中国有那么多人研究所谓“现代化指标”、“现代性内涵”，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Modernazition”，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就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关于这一点，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到这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他表示赞同，不过，他对“启蒙”还是持肯定的看法。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跟着它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所以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于是，我们就自觉将自己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
       “现代化”这个词语呢，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资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在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此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现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就是西方文化，而它又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时尚化、新潮化。但说穿了，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在“现代化”、“现代性”上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教授的说法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理路是对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地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概念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作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经验，它必须被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与生俱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康德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它们都是人先验的东西。时间和空间不是物质世界中有的，只存在于人的意识里，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二十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是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康德强调，人的知识的前提是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
       康德的思维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爱因斯坦十三岁就读过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他后来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人们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同样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时代。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索就消失了，按照康德的逻辑就是不可能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今天，中国没有科学了，中国科学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以为这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国际接轨，这也是头脑不清醒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完全不考虑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地位，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
       但是，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模式、楷范、榜样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练习，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相对稳定，也造成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不鼓励标新立异。所以，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就是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耻辱。比如说，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当年，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尊重的法国客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是被镇住了，突然他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的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的话，他们当场就会笑希拉克，也要拿他笑上两千年。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和埃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脑震荡者。一些地方官员们一听说秦始皇兵马俑排上“世界第八”，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湖北发掘的楚墓、四川发掘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并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印度，还只是个假的东方。于是，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有位著名的哲学家，对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材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这位哲学家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是真正的智慧。
       又比如说体育。百年中国在体育上很曲折，我们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他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得到磨炼。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磨炼意志。这一倾向明显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他也很重视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应当说这比今天的主流更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也有国际体育比赛，但重点还是在大众体育方面，组织大家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国际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全面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处在一片自卑中。但是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比赛，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却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庆贺女排冠军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自己锻炼身体，也不是自己激励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获得面子、荣耀。中国体育的重点从此转移到竞技比赛上来，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这种一切为了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像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体育牵系着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家。有人统计，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的成本，是七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二十八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一般的经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上，给我们面子上的满足。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批判“锦标主义”，今天中国的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远多于褒扬。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金牌才有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首先是他自己的，对于他来说够了。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再比如说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被本·拉登撞垮的世贸大厦，建成都三十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及能源、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那些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都到哪里去了呢？通通都到了东亚地区，尤其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来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还要建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上，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地方官员都在争GDP水平，这种心态与许多人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纪录是一样的。这一切数字游戏，既无法理解西方文明的精髓，又找不见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治愈这种脑震荡，可能只有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零零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我特别强调中国的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大学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就是要为中国人建立自己心中独立的文化坐标。文化立国，是我们根本的出路。
       （本文为作者于2004年4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姚国华，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文化立国》、《大学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