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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在一柄斧子上
       像伏在一具琴上
       ——海子《自杀者之歌》
       俄罗斯《晨报》2005年7月25日发表安德烈·克赖尼题为“中国人正因自杀而绝种”的醒目文章，文章指出：“近一年内，中国有近二十五万人自杀，主要是服用农药或化学毒剂。农村自杀现象尤为严重，自杀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自杀人数则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刚开始我和很多读者一样，觉得这又是外国人中常见的一种见风就是雨的夸夸其谈，但随着资料搜集和采访的深入，我才发现，这一回俄罗斯人恐怕并没有道听途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数据更为触目惊心：“中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估计约425万；每年约有28．5万人自杀，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为2．87万人；城市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于农村，但自杀率却远低于农村……自杀将成为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中国居民的第一大死因。”不论是俄罗斯《晨报》，还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出示的数字，都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中国农村妇女自杀调查报告》统计，自1990年至1994年，每年自杀人数达到324711人，而就这两年中国精神卫生方面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形势更不容乐观，在某些省份更有恶化的趋势。
       按照联合国全球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成功人数的10—20倍的理论来估计，中国自杀未遂人数将达285万—570万，具有不同程度心理疾病的人数达到俄罗斯《晨报》所说的“三千万人”之巨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这表明，俄罗斯《晨报》的报道还是严谨的，没有失实和夸张，一场精神鼠疫(看来，远比猪链球菌疫情来得可怕)正在中国大陆上蔓延，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独立调查后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现状忧心忡忡，他们发出警告，中国自杀死亡数目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大幅度上升。自杀在中国二十岁到三十四岁妇女死亡原因中高居第一，作为中国三大精神卫生问题之一的自杀现象应是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005年7月的《读书》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吴飞先生写的关于中国自杀现象的札记文章。吴飞先生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费力鹏大夫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以亲身经历讲述他所了解的中国自杀状况。他认为，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很多都是非常草率、非常情绪化的，原本只是为了吵架和赌气后吓唬一下亲人，就顺手拿起身边唾手可得的剧毒农药，一饮而尽，结果酿成惨剧。农药的易得性和毒性太大成为中国农妇自杀成功率居高不下的“双保险”，这种说法已经成为国内相关部门和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对象，定性为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的第一杀手，似乎很有道理，深思之下却不免令人感到疑惑。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说个别农妇因对农药的毒性知之甚少而“误入歧途”还情有可原，那么说每年(请注意是每年)近十万农村妇女的自杀(总人数达到十七万左右，喝农药可能占到百分之六十甚至更高)都是因为她们对农药知识的匮乏而造成这样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至少也应该追究农药推广和安全保障方面负责人不作为的相关责任，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动用一切宣传手段，改变农民认为农药“不毒”的滑稽现状，相对于去杜绝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迷信活动，让农民不要去喝农药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吧。但事实却无情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国家有关部门采取的是简单地限制农药生产，或者监控销售环节的措施，农药是农村的必备品，这样的措施既不治标又不治本。
       对中国自杀现象，费力鹏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其他大夫的说法是精神疾病在中国的蔓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造成的人间悲剧，这种可能性绝对存在，但问题同样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根据北京方面出示的证据，精神分裂症患者只占到自杀总人数中的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自杀者其精神状况还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他们可能焦虑、愤怒、悲观、绝望，对生活丧失信心，但有没有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则值得商榷。普林尼的说法可能代表了一大批中国自杀者的内心欲求：“生命并非是令人快意的，我们不必费任何代价去延长它。无论什么人，必有一死，虽然他的生活充满着憎恨与罪恶。心境烦恼的人，有一个主要的救济，即大自然所授予人的最崇高的幸事——适宜而死，此法的最佳之处，就是每个人都能利用它。”叔本华则认为，乐观的人也可能自杀，其临界线就在于，只要外部肉体的痛苦超过心理承受能力，不论他以前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都可能以自杀来一了百了。
       事实上，文化程度、两性差异、种族、遗传基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可能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大多数自杀的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在贞操、爱情、生育、经济、家庭暴力、子女教育和田亩收成的各种压力之下压抑和扭曲着自己的灵魂，但她们的承受能力终究是有底线的，一些看似偶然的赌气式行为，其实背后总是隐藏着日日夜夜的不满、愤懑、忧伤和无助，自杀只是一次“横竖横，拆牛棚”式的总爆发。这是中国农村的最底层，不仅要承受城市迅猛发展的诱惑及其“副产品”：强烈的自卑感，还要承受以丈夫为代表的男权文化的压迫。在农村，妇女仍然是“劣等人种”，贩卖女性的人贩子屡禁不绝就说明这种潜在市场仍然非常旺盛，而家庭暴力更让这些坚韧的脊梁一次次地屈服下来，她们的抗争遭来的是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唯一能够奏效的手段恐怕只剩下了农药。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的国家(高出百分之二十六左右)，这种奇怪的情况不仅出乎世界医学界的预料，也出乎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预言。在那部自杀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自杀论》中，涂尔干也认为妇女由于她们任劳任怨，喜欢安于现状的特性，所以自杀率总是低于男性，他用非常翔实的数据统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沿，当引人深思。请不要将目光仅仅死盯在妇女身上不放，中国男性的自杀人数同样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就简单地认为中国人自杀人数排世界第一位是“天经地义”的事。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收入低，人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这就是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但对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工资性收入仍然是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工资得不到保障，不能按时足月发放，生活就难以为继，那些靠退休金生活的职工更是如此。”在城镇是如此，在农村更是雪上加霜。在自然灾害频发的2005年，很多地区的农民颗粒无收，冬天是北方地区的雪灾，春夏之交则是中南部地区的水灾，虽然国家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和补助政策，但仿佛杯水车薪，比如子女的学费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让不堪重负的农民愁眉不展，甚至走上极端的案例已经见诸报端。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已经比任何时
       刻都严峻地摆在我们政府职能的面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点不容置疑，但这并不表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毫无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何清涟先生所说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怨恨情绪普遍增强，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迭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兴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这些社会黑暗面的问题虽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但确实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一种无法排遣的愤怒导向了自己，而一个家庭的悲剧也由此而生。
       农村：身份认同的极度困惑
       在故事层面上，《胭脂扣》显得非常老套。一个痴心女子和负心郎的故事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层出不穷(比如《杜十娘》和《白蛇传》)，除了说明中国男人比较花心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道德训诫的意义。但从自杀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佳的文本。“胭脂扣”作为过去时代的爱情信物原本在1930年代的如花和十二少的心目中价值连城，它代表着忠贞的爱情(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过去时态)，但经过五十多年阴间的等待，当如花回到人间，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十二少与她殉情的谎言被揭穿了，五十年前的爱情际遇经过了时间的历练，却忽然成了一个丑闻和笑话，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胭脂扣遭受“基本的贬值”，它回到了现代时态的十二少的手中，而且带着如花的伤心、绝望和不屑。
       如果以古代人的眼光来审视，《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和程蝶衣的自杀以及在乌江自刎的项羽都可以算得上“从一而终”、“有仁有义”。也许都是李碧华作品的缘故，《霸王别姬》的叙事方式和《胭脂扣》非常相似，同样存在两种时空观的二元对立。古典时代的种种观念(当然包括自杀)在现代社会的运行准则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之所以不被包括师兄在内的人们所认同，就缘于他固守一种所谓“过时”的道德规范，拿戏文中那一套化石似的生活方式硬嫁接到现代中来，显然，时间不对了——其中其实隐含着一种对“往事不可追”的扼腕叹息。
       如果我们把“胭脂扣”的寓言推而广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下的自杀现象同样存在着这种现代性焦虑的因素。马克斯·韦伯的“祛魅说”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上帝死了，神退居幕后，世俗社会才有了“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动力，才能使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得以发扬光大。韦伯继而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和西方一样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一种阻力关系。中国人对待圣贤书的态度和西方人对《圣经》的态度有得一拼，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更热衷于掌握一种社会的或者心理的平衡(中庸之道)，不给逼急了，农民是不会起来起义的，“士”这个阶层也情愿以背诵四书五经为乐。但是当船坚炮利的西洋军队以武力打破这种平衡，使得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激进地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学说，才能赶英超美、救亡图存时，儒家伦理才在制度层面上彻底崩溃。但问题在于，在民间，特别是那些偏僻的乡村，虽然没有桃花源“未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么夸张，其行为规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祖上的旧制，农民意识通过婚丧嫁娶等等民俗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这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精神寄托在田地和子女的健康成长之上，它们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没有别的精神寄托，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完全押宝在一件事物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生意外，他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中国的情况是：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三至四倍。涂尔干认为，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的自杀现象，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大变局有关。当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是考上大学就是进城当了民工时，一切都改变了，像如花一样，似乎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扭曲，这是一个有钱人的花花世界，和质朴节俭的农民、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可不是一路。对融入现代社会的渴望和现实的种种挫折往往使心理失衡。传统的农村社群和农民意识都在迅速解体，取而代之是遥不可及的城市乌托邦。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那些考入大学的农村学子从此以后就摆脱了农民身份)，这是一个虚幻的目标，他们可以通过打工赚来的微薄收入在老家充充脸面，在城市里却什么都不是。身份认同的极度困惑困扰着他们，让他们不知道该走向何处。临床表现为心烦意乱，容易动怒，对自我的价值认识偏低。
       河北省青龙县朱石岭村一个叫文琴的妇女，因为丈夫打了几下顽皮的孩子(一岁半大)就自杀了，自杀未遂后，医生询问她自杀的原因，她向医生表示：她心里乱得很，不知道是怎么了，心理压力大，鬼使神差一般就喝了农药。她还说刚刚喝完农药以后她很后悔，不是后悔自己这条命去得太容易，而是后悔那些药要一千多元钱，让她给糟蹋了。在她的眼中，自己的生命还不如一千元钱。据我了解，这种莫名奇妙的自杀在农村相当普遍。
       与意识上的脆弱和空虚相比，另一方面的痛苦来得更为切实，那就是经济上的压力。湖北农村的黄春婚姻十年间，生了三个女孩，生到第四胎总算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却欠了一屁股债。丈夫后来患肝癌逝世，家中一贫如洗，黄春在经历了第二次失败的婚姻后再也无力支撑这个人不敷出的家庭，也无法提起生存的热情，只好喝农药自杀了。还有媒体报道有父亲因为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学费一时想不开而自杀。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实在是不怎么新鲜。
       农村经济的增长在1990年代后有所趋缓，而城市发展的步伐却从未歇一歇。这就造成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大幅提升，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如此数量的农民自杀是中国结构性危机的结果，温铁军先生也认为国内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未很好的缓解。农民现在正选择革自己的命来表示一种悲壮的、无言的抗议，这些用血写就的自白书被医生们误读了，被改写了，正如瓦格纳曾经说过的，所谓自杀动机的统计，实际上是负责提供这项资料的医生对动机的看法的统计，因为这些统计者和自杀者都并不清楚他们发生心理危机的社会学原因。
       城市：利己主义自杀
       当然，中国的自杀问题还不简单的是一个“三农问题”。我们不能漠视城市中同样越来越严重的自杀和心理危机现象。费力鹏大夫指出：城市内的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精神分裂症，其患者要超过农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用自杀这种更为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罢了。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利己主义自杀是高等社会中的主要形式。所谓利己主义自杀，不是说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自杀，而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按个人的生活而生活，并且只服从于自
       己的自我感觉状态——这一种自杀是由于个性太强。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类自杀者往往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也正因此而常常被时尚的潮流抛到了一边。城市中，这种自杀模式显然占据了上风。
       王国维的自杀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后来被陈寅恪加以强化，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以“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方式抵抗现代化“推土机”的一面旗帜。王国维所痛心的是传统的丧失，尽管他留过洋，却以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学术之道为己任，值此“一国文化衰亡之时”，王国维做出这样激烈的举动，力图维护一种文化的纯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同样是一种现代性焦虑症，说明在城市中也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障碍，而且很可能被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极端化。和王国维非常相似的是胡河清，这位被王晓明教授认为是“绝不与时俗同流”的文学批评家终日浸润在古典的氛围之中神游千里，做他自己的“白日梦”。他“常常望着花园中老槐树的黑影，憧憧而思”，这种思想的慢与户外商业社会的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胡河清死于细雨霏霏的夜晚。夜晚对胡河清而言一直是一种秘密的隐痛，失眠让他不厌其烦，而不可遏制的梦境则使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夜晚是胡河清的精神毒药。上海那个充斥欲望幻想的夜晚对于一个以古典生活为最高生活目标的学者来说难道不正意味着一场劫难?在农村中是农民的绝望，在城市中则是一种虚无主义观念的甚嚣尘上，逃学、毒品的蔓延、性行为和一夜情的放任自流、摇滚乐和各种“颓废艺术形式”的盛行都在加剧着都市人的迷惘和不适感。在胡河清，跳楼可以看作是高蹈者最后的抗议之声，为古典的尊严作了王国维式的“以死相争”。毫无疑问，城市(特别是夜晚)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催情剂，在激怒和困扰着胡河清这位“特立独行的人”。
       所有的人在读到海子的遗书“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时，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证明海子自杀的最好标识。不过如果从涂尔干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标榜个人主义的最好宣言?海子的死是个人的死亡，它无关于他者，是体现他庞大诗歌帝国梦想的最后一次化学反应的结果，所以他很早就把自杀的工具——斧子——看成是和抒情的工具——琴——一样美妙的事物。
       张国荣曾经向他的母亲说过和海子非常相似的话：“我是谁，我是最美的那个。”“我最美”，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美与不美、高贵与卑贱、支配与被支配的世界，就像海子心目中诗人与非诗人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等级。研究过张国荣自杀的批评家张念这样分析张国荣的死因：“他急于摆脱困境，结束自己，在一定的高度碎裂，摧毁和这个世界的一切联系。”剥夺自己与世界的一切联系不是一种自闭，而是让自己像皇帝一样去登基，居高临下地审视他底下的臣民——那些庸庸碌碌的人，所以张国荣的自杀，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利己主义自杀。
       显然，和张国荣不太一样，海子、戈麦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原因，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戈麦生前好友桑克先生当谈及十四年前戈麦的自杀时，仍然非常沉痛，他说：“戈麦自杀的原因，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也都在找。只是有一些猜测。这些猜测仍然保留着，一是精神的，我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是生活方面，这个比较次要。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精神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有自杀倾向，且有实践的，不止戈麦一个人。我自己也是如此。不过戈麦的死使我们不再继续死了。那时大家都绝望到没有路可走的程度了，主要是精神，而精神压力是和社会生活有关的。其中私人原因也有，但是比较次要的。和那些比起来，私人原因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国荣衣食无忧，还有一部分城市居民就不那么幸运了。更多的城市居民从来没有选择当无产阶级的愿望，他们总是拼了命去养家糊口，而迎接他们的却往往是一盆冷水。贫富差距的拉大，忽视了“分配”中的公平原则，造成了中产阶级这一中间支撑性阶层的重要缺失，而就业保障的轰然倒塌，也使贫困群体(或者相对贫困群体)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强化。虽然余华说“活着的人就应该活着”，但死去的人并不愿意遵守余华的教诲，他们有自己的生存逻辑。
       当生活的恐惧超过了死亡的恐惧，我们没有理由再苛求那些死者。那些用自己的方式远离我们的人，虽然“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我们相信，请珍惜生命，这句话永远是健康社会应该给予那些悲观者最诚挚的忠告。
       (注：本文所涉及的自杀以及自杀未遂者文琴和黄春为化名)
       河西，学者，现居上海。曾在本刊发表随笔《园林乌托邦》、《恶之平庸、现代性与经验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