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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辨，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1）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2）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3）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渊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19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钟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1920年代中叶，终于19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七十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清华学派”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谱系，而这一谱系又以特定的学思传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对这一谱系的代际界分尚不明朗；而没有对基本谱系的把握，就无法对其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对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当为王、梁、陈、赵四子。四人年龄相差甚大，年岁最长者为梁（1873年生），最少者为赵（1892年生）。其时，王、梁年约知命，而陈、赵均逾而立——这在一般学人当是治学起步期，而早慧的陈、赵二子则已进入学术丰收期（陈虽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气象煌煌）。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末度过了至少约二十年时间；而这二十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些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19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
       至于其时的李济、吴宓则在学术上也已初具气象，其学术上的大丰收将于后一阶段到来。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准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1890—1900年（黄节、刘文典略长，分别生于1873、1889年，学术成熟亦稍早，但调入清华时间较晚，因此，尚未跻身第一批队）。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而“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其中一些人构成了廿卅年代“新月派”的骨干。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年龄段限，并不排除年轻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个异数，便是张荫麟（1905年生）。此公属于早慧的天才，年仅十六便入清华，此后几年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学衡》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气象，开始了其学术丰收期。在“清华学派”的谱系上，他也与冯、金、朱、闻诸子同属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贫弱，用力过勤，不善惜身，为情所伤，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学人硕果渐丰之时，不幸病殁。
       其时，曹云祥、罗家伦、梅贻琦等相继主事清华，从全国名校网罗名师（多为全职），并吸纳大量归国留学生。此等气魄，在南北各国立、私立名校中，绝无出其右者。
       以年度计，主要有：
       1922：梁启超、陆懋德；1924：钱端升、吴宓；1925：王国维、陈寅恪、吴宓；1928：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陈福田、钱稻荪、冯友兰、邓以蛰、马衡；1929：黄节、蒋廷黻、叶公超；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罗常培、徐耀辰、杨宗翰、许地山、张崧年（申府）、商承祚、顾颉刚；1932：闻一多、雷海宗、许维澄；1935：潘光旦、李景汉。
       以学校计，则为：
       北京大学：梁漱溟、刘文典、邓以蛰；燕京大学：杨振声、冯友兰、顾颉刚；南开大学：蒋廷黻、刘崇、雷海宗、李济；北师大：杨树达；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宓、叶企孙、顾毓齀。
       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师于北大、燕京诸校；史学系班底主要“搬”自南开；而理工科则假手于东大。在此后二十来年中，吴宓为清华培养了万千英才；而叶企孙则为清华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外籍院士），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定然冠绝中国。
       至此，大批中坚人物悉数到场，清华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为：大师办学，名师执教，文理兼顾；国学与西学并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清华学派”的气象日渐呈现出来。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19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二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李健吾和曹葆华等。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19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钱钟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以及“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钟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1940年代，正逢动乱。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这对其研究不免有负面影响，多少滞缓了其学术收获期。所幸其中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仍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这批学人对此后新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19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其门生）。这也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此后，学术界在数十年中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大家，此后数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其间有一批人深受“新启蒙”影响，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会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数十年后中国政坛的明星，如“二乔”、姚依林、蒋南翔、于光远等。当然，以学—政二分的眼光看，这与规范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已有距离。
       紧接此后的是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三强合璧，傲视海内，人才出炉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祺、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联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三十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后基本上长期被“改造”，其成长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经过卓绝努力而有所建树，实属至为不易。细言之，此“末代人”有几大特点：
       一、在学思境界上，一般都多专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学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学科（与文史哲、语言学），而社会学科则寥寥无几，鲜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人才，相对而言，作为法学家的肖蔚云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袁方，当为其中有数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联大之培养，而在1950年代社会科学的被取消，使年轻学人学无所用，久费成荒。作为资深学者的陶孟和、陈达、费孝通（社会学人类学）、钱端升、楼邦彦（法学）、罗隆基、王造时（政治学）、陈序经、陈岱孙（经济学）等人（多为清华人），大都处境不佳，或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沦为“右派”）。这与出身延安的红色文化人的境遇适成反差。相反，虽为民主人士却转事左翼的马寅初（经济学）则境遇颇佳。
       三、此代学人中留在大陆者与留学海外者差别甚大，如王浩、邹谠，以及此前的杨联升、何炳棣等，大都较多地发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和专长；而留在大陆的学者则一度困于时势。同是主事哲学的联大人，殷海光与何兆武、黄楠森就差别甚大；极具诗才、颇具气象的穆旦也沧桑历尽，最后英年早逝。
       四、此批学人中为以后培养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如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等。这为三十多年后中国西语人才的培养保存了火种。
       源流与变迁
       如人所言，老清华的“美”化程度甚高，海归派占相当比重。清华学派确乎深有西学背景，但与国内其他名校关系亦颇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开及东大南高（中央大学）及私立的无锡国专。清华与北大、南开关系之深自不必说；与东大亦较有瓜葛，领导如罗家伦、顾毓齀、吴有训，教授如吴宓、梁实秋、浦江清、陈梦家等均结缘二者。清华与中山大学也关系甚密，如王力兼长中大文学院，从而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后来陈寅恪亦南下转事中大。
       因此，所谓“清华学派”，就不只是“清华的学派”，而是中国大学体系（知识界）中的“清华学派”。
       既然“清华学派”不完全是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这要对其谱系做一细察。从其谱系来看，该派成员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华的文人学者。此中多为“老清华”，少数是在他校读完本科（或同等学历）后转考清华研究院（特别是东大、北大和无锡国专的毕业生），但这为数甚少，因国学研究院前后四年仅七十多名毕业生，仅半数于其时清华每年所招本科生；也有极少者为他校转学到清华读本科的（如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考清华）。
       二、在清华（含联大）供职的文人学者。事实上，这一批教师约有半数出身于清华；另有一些是他校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如北大、南开、东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师也可跻身此列，如吴可读（Pollard）、温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与清华学人私交较密、因缘较深的其他学者。此一部分只占极少数。
       因此，“清华学派”成员的主体仍是清华学生与教师，易言之，清华本身即是“清华学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开、东大、无锡国专等则构成其基本的预流。如是一来，“清华学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
       抗战以后，三校虽言北还，但局势日乱，1949年大批人员南下，多少削弱了清华的力量。三年后，局势骤变。院系大调整中，国立大学一家独大，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渐告终结。地处京师的名校首当其冲：燕大、辅仁等被撤并；清华、燕京的文科被归并至北大；燕京、辅仁已付阕如，清华成为巨型的纯工科大学，北大则为老牌的文理大学。外界强力以其锐不可挡之势，冲击了文化生态，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是时，颇有渊源的“中国人民大学”已破土而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红色圣地。京城高校出现了“人北清师”的格局。
       文科编制的撤消，基本消除了“清华学派”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华学派”气脉大乱，乱相频生，五代而衰。此后的清华文科凋零殆尽，面临着重生之大任。
       内涵及其表征
       以上的谱系梳理，可以见出“清华学派”之内在实质与精髓乃在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颂王国维之语，但又何尝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呢？第一代掌门人开创的学风在此后得到了贯彻，清华学派由是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该学派的基本特征：
       一、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
       这与老清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19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钟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1920—1930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当然，该特点的深层原因乃是老清华的体制优势。一是选拔机制上，常规与破格相结合。老清华素以择才极严著称，但对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选人才”。如钱钟书数学仅得15分，而中英文特优，清华予以破格录取；华罗庚亦无正规学历，但熊庆来慨然允其入学；吴晗也被胡适推荐至清华；钱伟长英语考试不佳，未被北大录取，而由其叔父钱穆推荐到清华。二是晋升制度上，不唯资历，唯才是举。本国教师与外国教师、本校出身与外校出身平等对待，对优秀教师敢于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极为优渥。按清华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带薪休假出国进修（如朱自清于1931年开始的“欧游”即是如此），这在其时亦是绝无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学派”中相当多人出身清华，但基本上克服了“近亲繁殖”的锢弊，这也与其用人机制有关。一般说来，教师的延聘途径主要有：1）清华毕业后留校助教，渐次晋升（如吴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瑶、季镇淮、朱德熙）；这只占一小部分。2）清华毕业后放洋深造，然后回校供职，如“庚款留学生”赵元任、胡适等，以及吴宓、闻一多、贺麟、张荫麟、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陈省身等；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为三十来岁的少壮教授，事实上构成了后期的中坚。3）本校毕业生在外校任教（任职）后返聘回清华，如罗隆基等。4）从它校（包括国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刘文典、冯友兰等；另，南开、东大出身者也相对较多；长期服务于清华的外教亦不鲜见。
       二、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十五岁左右，七八年后二十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四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二十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三十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二十七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二十五；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二十八；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二十九；至于钱钟书，更是在二十八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三十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三十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三十出头荣升为教授。及至联大时期，占半壁江山的清华学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华北还之后，李赋宁、与杨绛（季康）均被聘为教授，李仅三十二，杨亦年方三十八，实属相当年轻的女教授。至此，钱氏夫妇均为清华少壮教授。即便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王瑶也以其卓异的成果而被评为北大教授，年仅三十八。而一旦评上教授，学者便无太多职称、生计之忧，便于专心教研。毫无疑问，这样一批三十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不仅如此，“清华学派”在外校亦影响甚巨。例如，抗战期间，成都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即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无一不是此派中人。其时，清华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复旦大学教授时，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三十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而此时，清华的年轻教授、外籍教师的比例，均为全国之首。三、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
       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的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重西学，首先是重外语。早年清华教育中极重外语，其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清华研究院也以其极高的外语和国学的要求让人叹服。后来，大学部还一度力倡学生们兼修第二外语。及至联大时期，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生均须通过第二外国语考试。这样的一种氛围，催生了大批通晓多种外语的奇才：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轻的邵循正、钱钟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二十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洋化程度高）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教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数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二十五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张荫麟二十九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二十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四、兼盛文艺与学术。
       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质量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创作实绩斐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二十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轻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更令人称奇的是那文学院的“才子”钱钟书，作为一代大家的钱钟书，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当然，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这与其说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天赋地利的硕果。以1920年代前期而论，清华每年招生数不过一二百，而报考者则在万人以上，这种约百分之一的录取率，从根本上保证了清华的生源质量。而保持低录取率，正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础之一。若无一流生源，再多名师巨匠也徒叹奈何。惟有名师育英才，才可保障这种教育模式的运作；没有低录取率，何来高成才率？五、专业精神与公共关怀。
       清华学派虽崛起于“五四”之后，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学人们治学甚勤著述极丰，却并未藏身书斋、埋首故纸堆，在专业之外，他们也关心民瘼。虽然其政治观点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怀不可抹煞。如果说五四前后是北大独领风骚，那么1930年代前后则是清华不甘人后。五四以降，学（文）人问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跃，先后有过“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派；相应的“新月派”及“战国策”派则是清华学人的动作。1920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学人的政治实践，而后来的政治实践就多了清华的身影。其时，在“谈政治”或“干政治”中，胡适、张君劢、王世杰、王宠惠、丁文江、罗隆基、蒋廷黻、吴景超、翁文灏、陶希圣、顾毓齀、何廉等都曾涉足，这其中就有不少与“清华学派”素有渊源。
       此外，“清华学派”也有“兼容并包”之气度。这不仅表现在内部的宽容上，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聘请外校教师来兼课。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职于北大的钱穆等人也常被邀讲座或授课。1936—1937年度，清华历史学系出于学科建构的需要而设“中国地理沿革史”，但本校并无史地研究的专门家，因此特从校外聘来谭其骧（燕京毕业），此时谭仅廿六岁。——而我们知道，五四前后的北大，浙、皖两派势力奇大，乃至于让极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特别是其时的国文系，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门友徒几乎左右了全系，让外人极难入足。
       由此可见，如此稳定的名师队伍，如此年轻的教授团队，如此优质的精英培养，如此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尾声： 嬗变与终结
       长期战乱，导致基础教育薄弱；加之扩招，大学生源亦受影响。清华亦不例外。1947年，“教师人数减少，学生人数激增”，“学生程度比战前稍差，此为全国学生普遍现象，任何学系皆然”。时势对教研影响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极受影响。五年后，清华、燕京文科并入北大。“清华学派”的学（文）人不复如初，悉数肢解到北大、科学院等处，学派之“流”被腰斩。
       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只是在学科建制上根除了“清华学派”的根基，铲除了其文化土壤，那么，此后数十年的人事代谢，则在人脉上消解了“清华学派”的传承。从此，“清华学派”渐成历史，但见故人去，未见新人来。嬗变既已开始，终结岂可避免？
       ——1949年，一批资深教授远走海外（如胡适、罗家伦、萧公权、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学子游学欧美，从此再未归国（如杨联升、何炳棣等）。尽管如此，其在谱系上仍属“清华学派”，且基本上贯彻了“独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华学派”在海外犹有余脉，薪火残存。但是，时光流逝，作为正宗“清华学派”传人的那几代人年岁渐长，先后离世。虽然他们大都学有传人，如萧公权之传汪荣祖、杨联升之传余英时、殷海光之传陈鼓应，海外学界亦有数“小虎”，说来，虽与“老清华”不无渊源，但离真正的“清华学派”已太过遥远了。及至今日，真正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在海外已是余脉渐绝，薪尽火未传。
       ——1949年，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远赴北美；1969年，另一导师陈寅恪病殁广州，国学院导师尽去，“清华二龙”仅余其一；1978年，原国学院主任吴宓病逝。至此，清华研究院故人俱尽。四年后，吴宓门之“虎”（李健吾）病故；十四年后，吴门之“豹”（曹禺）西归；又二年，吴门之“龙”（钱钟书）驾鹤西归。“二龙”俱失，“雏龙”安在？！国学院已成往事，文学院亦然归尘。
       ——1984年，金岳霖去世；1988年，梁漱溟去世；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华“首席院长”冯友兰去世；至1994年，“清华四剑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于学派的其他传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昏黄。作为个体的某些老清华人仍然存在，只是，作为“学派”的硕学鸿儒“老清华”，已然不复存在。
       事实上，早在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华学派”的终结。
       刘超，在读硕士研究生，现居北京。已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