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时间：2004年8月17日下午4时。
       讲述人：张继海，现年86岁，1947年任村民兵指导员、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现离休。离休前系某公社主任。
       地点：山西省河曲县唐家会村。
       一
       土改的时候我没有挨打。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我应着村民兵中队指导员，还兼着中共地下党村支部书记。唐家会与岱岳殿村当时划分为两个大村，两个村子，总共发展了十四名党员。都是在地下活动，受区委直接领导，不公开。为什么不公开？因为那时候共产党还没得势，不敢公开。党员和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包括执行任务。
       比个例子。某一天区上叫你去，有一批传单要送到河对岸接头地点。接任务之后，马不停蹄冒险出发过河。那时候的河好过啊？不好过。河对岸是陕西省府谷县，为国民党二十二军把守，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就禁河禁渡，大天白日枪子儿飞得嗖嗖的。枪子儿飞过头顶的声音就跟猫儿叫似的，“喵儿——喵儿”。什么时候不高兴他就打枪放炮，河岸这厢春天耕种，秋天收获，都得民兵荷枪实弹保护着才行。
       夏天自然坐船，装神弄鬼扮个杀猪的、贩货的、讨吃要饭的过去，交给对岸接应的人。至于再送到哪里，发到哪里，不是你的事，不用你管。送过去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回过头来还得到区上销差。销差怎么销，并不是去应个卯，不是。你到了区上，让你闲呆着，等对岸的消息传过来说他送到了，这才能销差。
       其实，这个过程并不长，往往是，你前脚回来，后脚对岸的消息已经到了区上。区上的同志笑脸相迎，说明消息到了，如果黑封着脸，说明消息没到，你得等着。就这样销差。
       所以我这个共产党的支书身份不公开，就那么几个人知道。公开职务是民兵中队的指导员。没有共产党哪来的指导员，名义上，这个指导是牺盟会派驻的。牺盟会，就是牺牲同盟会，具体是怎么个称号，我其实也不大清楚。上级叫咱怎么办就怎么办。听上级的。
       1947年，村里的组织情况大致如下，村里有村公所、农会、工会、妇联会、青年团等组织，再加上民兵中队，全村共有干部四十多人。四十多人干什么？村公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分配军粮、军鞋等支前任务，民兵则主要是维持治安、巡逻防河。
       每天，民兵天一擦黑沿黄河岸埋地雷，放岗设哨，防止对岸国民党部队偷袭，组织各小分队在村子里巡逻。那时候，民兵最忙。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协助村公所工作，主要是设防布哨，不敢稍微有差池。当然，差池也是有的，河对岸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也挺苦，穿的军服都青一块绿一块。为什么？没染料，将河岸的杨柳树砍倒，把树皮里的绿颜色榨出来染军服。稍不小心，那些家伙们就趁夜摸进村子，偷抢些东西再过去。这主要是在冬天，夏天他不敢。过来也不敢声张，悄悄过来，悄悄过去，贼似的，偷东西是主要目的，过了河，才敢鸣枪，意思是偷成功了，让这边知道，干气你。从来没杀过人。
       1947年大约是9月份，反正是庄禾收仓，天气转凉，地上落霜。早晨起来，地皮上的霜就跟五六十岁的老汉头皮一样，一层白毛茬。土改开始。
       土改一开始，上级派来工作组。唐家会村的土改工作组有五个人，一来了就黑封着脸把我们这些应干部的叫到一起。谈话。不，简直是训话。一进村子黑封着脸我就觉得不大对劲，想着不对劲，果然不对劲。
       首先呢，人家一进来就称我们这帮人是“旧干部”。咦？我们的新政权刚刚成立还不到七年，咋就一下子成了“旧干部”？犯错误啦？不像！还没有犯过劲儿来，工作组就让我们“暂时停止职权”，说是土改工作的需要，先要“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对我们这些旧干部要逐一“审澄”，先审后澄，一池子水澄清，清水在上泥在下，这叫纯洁党的组织。
       土地改革先倒改到我们这些人头上了，成年累月巡河防河，组织生产，征粮征兵，倒先做下罪了？一开始，大家谁也想不通，但没办法，连一点商量余地也没有。我们这些人，村长、民兵中队长和我身上的枪随即让工作组下了。我们这些干部从这一天起不允许回家，全都关在村公所的院子里，等待审查。
       我当时有些害怕，不由得个紧张，没有经见过这种阵势。天底下还有个自己人收拾自己人的道理？但想了想，平素下也没有得罪下个人，工作上也尽心尽力，没有什么大的闪失。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名义上是停止了职务，但河还得防，地雷还得埋，三十多人的民兵中队还得有人领导。怎么办？工作组让我这个不带枪的干部继续组织民兵巡河防河，黑夜埋雷，白天起雷，按岗设哨完毕，再回到“禁闭”里呆着等候消息。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在离唐家会村三里地的梁上。娘十几天没看见我回家，以为出了什么事，跑下村来一看我被关了禁闭，哭着嚷着和工作组的人说理。这时候，新选的村干部劝娘说：娃娃不相干的，是个好娃娃，受不了治，你放心就是了。
       一看和娘说话的新干部，我扭回头就朝墙根唾了一团浓痰，心里咒道：啊呸！什么东西。
       二
       工作组停了“旧干部”的职，开始选新干部，也就是组建新班子。
       当时，上头发了一个文件，咱不识字，二二三三记住了两句，其中有一句叫作“贫农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选干部的标准是谁穷选谁。
       村里的穷人铺下一层，怎么个选法，根本用不着瞎操心，工作组自有主张。筷子里面拔旗杆，穷人里面选穷人。工作组登望远，站在边墙（即长城——作者注）垛口，看谁家房顶上长着草，谁家房顶上的草长得高，里面肯定住着最穷苦的人。这样滤一圈，再到街巷里走一遍，在这些长草的人家之中挨个儿访问过，看谁家没门没窗，用驴毛口袋当帘子，用羊毛毡子挡寒风，不用说，里面肯定又住着最最穷苦的人。两圈滤下来，新班子三下五除二就组建完成了，成立了新组织叫作贫农团，贫农团的头儿却是“洋坛”李金金。
       洋坛？洋坛就是抽大烟鬼，因为抽洋烟典房子卖地押老婆，这称为洋坛。李金金一辈子抽烟贩烟，结交些红皮黑鬼，日子过成光景，光光的景儿，光棍一条，家里要甚没甚。
       再看贫农团里的七八个人，其中几个不是大烟鬼便是赌博汉，秕皮烂咯碴，日子过得穷球倒塌炕板石，要一头没一头，有今天没明天。工作组从那些破房子里拉出来的就是这么些货色。当然，也不能说人家工作组工作作风草率，挨家挨户了解干部乡评的过程中，这部分人对干部的意见最大，记的仇最多。因为他们都是多少年来“改造二流子”运动中的对象。实受老实的人仅有两三个，也是平常捏不起鼻子，说话没牙音，走路没脚踪。
       开始，村里人有议论，说尽选了些灰人来组织农会，工作组的同志人家政策水平高，说是这是“阶级麻糊”的观点，过去把那些因受剥削而失去劳动热情的劳动条件的人错当坏人来改造，本身就是错误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谁也不敢吭气了。
       过去改造“二流子”被一风吹。我们这些旧干部头皮紧抓抓的，这些人平时赌博抽烟谁没受过干部的骂？谁没受过干部的罚？这下可揽下稠屎了。
       折腾了一个多月，进入冬天，很快滴水成冰，大河封冻。土改进入实质性阶段。
       先是定成份。
       当时全村共四百多户一千多口人，都是靠地吃饭的主儿，最后，全村共定下地主两户，富农十多户，中农二百多户，贫农二百多户。
       中农和贫农好区分，一般来说，能靠租地佃地或者自己有几亩好地过了光景的就是中农，过不了日子一屁股饥荒的就是贫农。至于地主和富农的区别，就看他自己劳动不劳动，如果不劳动不下地不捏一根柴草，只靠出租土地过活的那就是地主，自己有地，雇人耕种同时自己参加劳动，这就是富农，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的区别就在于你雇人不雇人，长工短工都算。一雇人咋啦？那是剥削。
       地主两户，分别是李二登贵和李晋。
       先说李二登贵，那一年四十多岁，有钱，他只有三十多亩水地，但他有钱。哪来的钱？他是经营地主。甚谓经营地主？就是不靠土地过活，有自己的生意。李二登贵在城里开万义诚票号，规模并不是很大，但那是拿钱生钱的生意。那时候关山不靖，土匪遍地，生意难做，李二登贵的万义诚不知道在绥蒙一带有什么特殊关系，在外做生意的人都托凭他交接往来款项。比个例子，你在某地给他交一百银元，凭一张银票再到万义诚兑款，就成了八十，他从中可以得二十。就这生意。
       但李二登贵的乡评好，人和气，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说的就是他。轻易看不到李二登贵跟谁吹胡子瞪眼。穷人一时过不了，三块两块的都得到他的周济。你有了就还，没了他也不要，如果不还，你也不好意思再开第二口，因之乡评不错。
       全村数他有钱。他不当地主谁当？
       再说李晋，李晋是村里田地最多的地主，总共五十多亩旱田，七十多亩水地。到土改那一年，李晋已经去世两三年了，家道开始败落下来了。为什么败落？老婆和儿子都不规矩。老婆跟村上的富农王忠道好上了，咱们这里把这种关系称为“打伙计”，明铺暗盖，丑声在外。徐娘半老，正是闹饥荒的年纪，人家会喜见她？为了拢住“伙计”，就拿地出气，今天拆一亩，明天让二亩，这种“打伙计”的方式叫作“倒贴”。有意思的是，这个王忠道，原本是一个农民，家里虽然有十多亩园子水地，稍比别人殷实一些，但他自己一家人刨闹，在地里干活，是一个好农民，至多是一个上中农。谁知道，到土改的时候，生生让“伙计”给“倒贴”成一个富农，没几天就让凌整死了。
       还说李晋这一家。老婆在外边担柴卖，儿子在家里着急上火买柴烧，二十几岁，正是好年华。后生金窝银窝里长大，娇生惯养，长那么大，实实际际没做过一件好事。开始抽大烟，云遮雾罩不务正业，后来长大了打伙计，一村里伙计就打下七八个。七八个哪能应付过来？不用说也和娘一样往外捣腾。娘母俩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李晋老汉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业，就让这两个活宝给断送了。
       这草坡大了，甚样儿的毛驴也有咧！
       但是，李晋还是地主，因为他们家的人不劳动，靠雇工剥削过活。雇工而且不劳动，铁板钉钉的地主。没商量。
       下来，全村四百多户人家，共评议出十四五户富农，再下来就是中农。因为村里的地好，都是些靠地吃饭的农民，中农占到全村的一半以上，余下的下中农和贫雇农占小一半。评成份，有两个标准，一看财产多少，那时候叫“铺滩滩”大小，二看是不是亲自劳动。地多财产多，虽然雇人，但自己劳动，就是富农；自己不劳动，那就你捞下稠屎了，就是地主。富农也分几等几样，具体是个什么情形？比方说你祖上留下来的地，你跟人伴种、出佃生活，这叫“公把子富农”，后来靠辛苦翻腾起日月来，那就叫新富农。
       从1940年新政权进来，实行减租减息，好多地主富农都让减得呛不住劲儿了，刚开始是二五减租，所谓二五减租，就是秋收之后雇工拿一半，地主拿一半，后来成了三七减租，地主拿三，雇农佃农拿七。有土地还不如租土地。好多富农宁肯自己一家人吃苦下力在地里刨闹，也不愿雇长工短工，有的地主甚至主动献地。为什么？出佃土地伴种还得自己贴上肥料种籽，出租土地还得承担好多义务。
       比方说，岱岳殿富农李五秃，共有二百多亩山梁地，弟兄三个大后生，一年天气就知道屁股朝天在地里死受，一个人也不雇，家里吃饭每顿做两样，受苦人一样儿，坐家老婆闲人一样儿。过去那些富人大都是苦出来的。
       好多贫雇农都在减租减息当中获得了好处，成了新中农、新富农。这里头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在土改的时候，村里四百多户人，就有二百多户是中农。实实际际讲，中农的日月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因为那时候产量低，一亩地辛辛苦苦做务下来，产量最高也不过七八十斤，平平常常也就五六十斤的样子。地少的人家根本过不了活。好多人家，尤其是贫雇农，一到秋天收获，没一家不在还春天的欠粮。每年春天，都要到城关的粮店里赊粮——家里不够吃嘛！比个例子，春天借一石，秋天得还石半，春天借一石草麦，秋天还一石黑豆。
       这里头的差价就没法说。春天的时候，一块白洋只能买到八格（十格为一升）、一升米，秋天就能买三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一石是二百五十多斤，你算算其中的剥削程度！草麦不拽秤，一石草麦只有八十斤，但还的黑豆就没谱了，一石黑豆是三百斤。你再把这算算！简直没法儿算。所以，庄户人家过日子，讲究一个筹划。勤勤俭俭还过不了日月，不用说那些胡吃海喝不务正业的家伙了。
       三
       记得黄河已经封冻。小雪流凌，大雪封河，也就是阴历十月十一月的样子。头场雪下来，冷风抽得嗖嗖的。定完成份之后，分土地，地主李三登家本来就没有多少土地可分，李晋家已经败落下来，平分土地没有费多少手脚，给地主、富农留足平均数就是了。
       刚开始一切都还风平浪静，也没有什么大的风波，进入冬天，风声就紧起来，也不知道冬天贫农团闲得没事干还是上级有精神，我们这些下台干部一个多月里审查了个差不多，有问题说问题，最后其实也没有多大问题，眼看就要结束了，趁着冬闲，村里说是要发动群众斗争恶霸，斗争地主。我们这些干部突然又被关了起来。关在旧村公所的南房里。
       我当时虽然靠边站，大事不过问，但还管着民兵日常布防任务，算是能走动的人，于是李金金他们就让我白天从禁闭里往外提人，人家叫往外提谁就提谁。
       提人干什么？就是斗争。斗争会开在村里的戏台上。那座戏台很老了，有上千年的历史。咱们村李姓占多数，据说是朱温卖唐那会儿逃难到这里的一支皇族，所以叫下个唐家会。
       当天，也没有先后顺序，斗争地主富农主要是往外挖浮财，在家里一通诈唬就解决问题了，主要是斗争干部。当天拉出的干部有旧村长张伟伟、旧农会头头樊拴长大、民兵队长张齐合、农会秘书苗混狮。
       这四个人被称为有问题的干部，是新恶霸。实际上这四个人基本上就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说穿了还是平时工作怨的人多，记下仇了。而且，这四个人都是工农出身，脾气不好，派差摊粮都是吹胡子瞪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作风不好，粗暴，有时候还动手打人。尤其是民兵队长张齐合，身上带着七分杀气，眼皮撩一下，胆小的人一抖一颤的，村里的灰皮赖渣子就怕他。贫农团里的几个人都受过这几个的气，还有个好？
       土改工作组的人坐在台上基本上不怎么说话，由着贫农团的人在那里闹，说着说着就揪住领子拖下台来，脚踢手打带唾口水，人被捆成个肉棍，推倒了站起来，站起来又被推倒，打得呲呀咧嘴的。事实上，我估计打人是早就准备好了，贫农团的人个个手里拿着打人的家伙。
       每到打一个人，就有人扑上来将人从脚跟那儿踢倒在地，把上衣脱下来。你想，那么冷的天，就是不打，光是冻也够他们一呛哪！
       先被打的，是农会秘书苗混狮。
       为什么先打苗混狮？那时候的农会秘书不同于现在某一机关的秘书，许多实际事务都由他来处理，也就是说，村农会的大部分事务都由苗混狮一个人办。农会头头樊拴长大，粗人一个，话说不了三句，一张口就“嗯……那叫个……嗯……就这么办吧”，下来你贵贱弄不清他想说什么，说了些什么，要讨他一句精明话，比等人咽气还难受。苗混狮人精明，识几个字，因之大部分权力就掌握在他手里。平常下，村里的查赌、查走私、查大烟这些事都是他在那里做最后的处理，冤下的人就多了，平常也就是跟李金金这样的人打交道，这些人恨得他咬牙切齿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苗混狮是一个外来小户。家住城关南园，本来是一个木匠，但家里娃娃多，拖累大，一个人耍手艺根本过不了活，没办法才来唐家会投靠他岳父。小门小户，又寄居在丈人家里，在村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威信，再加上家贫，眼就小，好逮个小便宜。比方说，他处理赌博、贩烟、走私这一类事情，只要给他一块窝头，吃一碗饭，他就轻罚轻判，应该罚二百，他罚上一百。一块窝头一碗饭就让拉下水，就这么个人。所以，村里李金金一杆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吃鬼”。你看，贪点小便宜，办了事儿都不落好。
       李金金一杆人实际上就想要他的命，商量好了：这个外来小户，趁早过命他算了，留来留去迟早是个害。
       因之，苗混狮被第一个拉出来，脱光衣服就是个打。打人的谁呀？一个叫个张在河，一个叫个张在存，弟兄俩二十多岁，年轻力壮，平常下生事出乖，心狠手辣，想出的法子分外歹毒。他们用秋天捆庄禾的细绳子捆人，那绳子叫作“杀绳”，捆庄禾都勒得非常结实，不用说人了，捆一绳子顶如上杀床。两个人又把拉船的纤绳挽成一个大球，有多大？有篮球那么大一个疙瘩，泡在水里。因为大冬天，洒上水容易结冰，怕浸不透，浇一瓢水再拿回家里在火鏊子上烤软和了，再泡，再浇，等水全部浸透之后，拿到外面冻结实。那个纤绳疙瘩经这么一浇一冻，舞弄起来就像铜锤一样，在砂石上面能砸出白印子。他俩就用这东西打人。
       苗混狮被脱光衣裳，两个后生架起来，在河、在存两个后生先冲前胸给了三下，苗混狮的脸唰一下就白了，白的像纸一样，出气不畅。贫农团嘴里骂着“吃鬼你个吃鬼，作风不好，再让你吃”，说着话，冲后背又是三下。这东西打人，真是留痕不流血，锤打之处，只见一片乌青，连一点血也不见。挨后三下打，干呕两声就没动静了。架苗混狮的两个贫农团眼见得他往下出溜，还说是装死，摸了一把才反过头来骂在河、在存说：不用打了，死球了还打？手一松，苗混狮像一堆剔了骨头的肉一样瘫在地上。死了。
       贫农团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向站在一边的工作组讨主意。记得是三个工作组的人，站在旁边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现在才开口了，说是斗争恶霸，死人难免，抬到一边去。
       出了人命，究竟有些手抖，下来的旧干部才免了一死。把民兵队长张齐合拉出来脱光衣裳，刚刚站在那里，他娘爬在墙上就哭开了，那一天冷风有一股没一股，把那女人的哭声吹得是有一阵没一阵，哭得人心里发毛。打人的人少心没事，也就再没有下黑手。
       当天，富农还死了两个。一个，是让伙计“倒贴”成富农的王忠道，一个，是“干撩牙”张继厚。张继厚六十多岁，本来就不经筛簸，这个人是村里有名的勤俭人，但就是脾气不好，看不起穷人，属于那种关起门来过自己日子的人。家里也有些地，也雇着长工。到他家里挖浮财的时候，态度不好，在家里就让收拾了一通，后来让贫农团的人手拉脚后跟拖到会场，在路上就咽气了。
       其实王忠道这人说起来也不坏，虽然心眼多，善算计，但总得讲起来还是个好人。勤勤恳恳，置家置产，培养儿子在绥远念书，也是正道人家。那年他也有六十多岁了，骨头哪能经得起摔打。斗争的时候，交出的浮财不多，也同张继厚一样被斗死了。
       这两个人怎么个情形，我那时候不让乱走动，没见，只是事后听人说。听说，他们少不得也挨了打。打人的贫农团使的是三寸宽二尺长的木头板子，斗争旧干部的时候我见过这种东西。当时一个叫贾广厚的人打人最凶，他本来也是一个破产富农，出身也不好，让贫农团结合进来当打手，这个人出手很黑呀，他拿着板子像拿刀子那个样照人背上就砍，板板脆响，板板见血。众人最后说你是个富农，你还这样手黑？但他打人最黑。
       没有被打的人就是经营地主李二登贵，斗争一开始，人家就说不用你们打也不用你们骂，我主动交就是了。然后交出白花花的二千五百块银洋，放在桌子上把贫农团的人吓得不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哎，这穷人哪，对待钱财和对待贫穷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是让钱吓住了，还是因为李二登贵平常为人不错，一些治也没有受（按：在同村其他人那里了解到，银号掌柜李二登贵曾被贫农团吊打，从背部将手脚捆起，吊在房梁上。吊起复又放下，每放一次问一次，如是者三，李二登贵夫妻方将浮财悉数交出——笔者）。李二登贵的老婆还从茅坑板底下取出些银洋来献上去。这一家算是没有事。其他富农户多多少少都挨过打。
       李二登贵这个人就是了不起，自从献了钱财之后，给人的印象好像架子倒了，但是人家就是架子不倒，照样对人和和气气，村里人都敬着他。后来，买卖不用说塌了，老汉每天拿把镰刀在山上砍蒿，回家里拧成蒿腰子卖。蒿腰子燃起来可以熏蚊子。他每天上午往返于县城与唐家会之间，下午则上山砍蒿。全村里就他住的房子还像个样，因之分完土地、挖完浮财没有分他家的房子，他一直住在老房子里。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惦计(记)他，后来经常听人背地里议论说，那老家伙土改时候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多钱来，人哪有那样傻咧，一下子就把全部钱财拿出来？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土改肯定没有挖干净，家里还有，所以经常有人半夜里偷偷在人家房顶上闻听动静。多少年里，他就那么砍蒿卖蒿，搞得有些人疑心是越来越重。也是，仅靠卖蒿能养活一大家子？后来，他随儿子迁居内蒙古。年老思乡心切，返乡定居。
       大概是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农业中学的造反学生从他家的柜子底下拨拉出三四个元宝，大概有一斤重那种银元宝，立即轰动了全村。那时候，元宝、洋钱这些金银在大家的眼里说不清是个宝贝还是祸害，李二登贵的门口聚下好多人。元宝自然让收走了，李二登贵被拉到城关斗了一通，土改时没受罪，“文革”中间补上，被斗得屙在裤子里。不多久，他就去世了。
       四
       土改斗争，村上就死了这么三个人。过不多久，上头纠偏，斗争乱打乱杀才被制止。那时候，经常听说其它地方人被打死，城关地区死人最多，其它地方也有。几乎就集中在一个月内，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
       上头来了精神，说打杀农会干部是错误的，苗混狮的家属后来得到了赔偿，子女也一直由村里养活着。赔补也不过是些布和粮食。人死不能复生，一切赔偿也不过是象征性的。像打死的两个富农，说是打得对，死有余辜。
       进入冬天，也就是土改的扫尾阶段，村上还死了两个人，是被正法的。这时候，土改工作组的人已经撤走了，他们听说河岸国民党二十二军要打过来，连夜就跑得连个鬼影也没有了，贫农团又是些乌合之众，遇事儿就慌了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这样，我们这些旧干部逐步恢复了工作。
       土改时期，沿河的村子地主跑得不少，抓住的实际上都是些没有办法跑的中小户，大地主，大商人在战前就跑得差不多了。跑到哪里了？跑到河对岸去了。河对岸就是陕西、绥远省，唐家会对岸有二十二军，绥蒙一带有国民党朱五美部队，好多商人和地主都跟到那里去了。
       有这么个背景，土改最紧张的时候，经常有地主踏冰过河跑到河那边避难去了。被斗死的王忠道一家子弟就是趁乱跑过去的，留下一个老头子带了害。
       所以，土改当年，民兵巡河防河，防止对岸国民党军队过河抢掠之外，又加上了防止当地地主跑过河的任务，地主富农们的行动基本上被监视起来。天一擦黑，民兵上岗，布雷设防，村里大街小巷都不允许有人走动，门上加锁，室内熄灯。巡逻的民兵每天都更换口令，为的是不伤着自己人。
       什么口令？比方说，对面来人，黑影里就喝喊一声：口令！
       对面的人马上就得回应当日的口令，不然子弹不长眼。口令每天都更换，不然走漏消息让对岸知道了可要出大事。制定口令也是个头疼事，来来回回更换把口头能用的词都用遍了。比方说，今天是“天”，明天就变成“地”，后天再用个“人”，一个字用罢用两个字，搜肠刮肚，真是犯愁肠。记得那天用的是“口袋”，也不知道是口令不吉利还是制定得过于早，头天图省事，一下想了两个口令，说明天就用“口袋”。头天用的口令是“灰驴”，口袋不是驴毛织的吗？顺嘴就定了。不想就在那天出了大事。
       冬天，河畔上要比别的地方冷，一方面，河上的冰自带十分寒气，硬的，另一方面，风顺着河谷吹过来，寒冰就又加一层。民兵们站岗放哨都捅着袖筒躲在大树底下，或者窝在土窑子里。配发一支步枪，三颗子弹，两颗手掷弹。抵御敌人，靠这些装备球事不顶，但是个“镇武”，壮人心胆。万一有情况，打几枪，扔几个手掷弹也是个跑，仅仅起报警的作用。手掷弹，保德造，拉弦之后半天才响，响动挺大，但不起作用，一家伙只能将铁壳子崩成两半。
       民兵巡河防河，每三人一组。那天已经是掌灯时分，有三个民兵看见从河上过来几个人，也背着枪，在冰河上被映得清清楚楚，三个人当下紧张起来，卧倒瞄准准备开枪。其中一个也不知道是多了一个心眼，还是下意识中喊了一句：口令！
       对方说：口袋！
       呀！口令对上了。三个人放下心来，以为是巡逻的民兵经过这里，不想刚刚站起身来，就被来的几个人按倒在地。他们这才缓过神来，这哪里是巡逻的民兵，原来是对岸国民党军队趁夜摸过来了。三个人被生擒活拿反绑起来押到河对岸去了。
       大家获知消息，全村的民兵联防组织都动员起来，把河上封得严严实实，一边报告上级，以为大战在即，请求县大队来支援。县上的部队在凌晨时分赶到唐家会，这时候，三个人也被放了回来。
       三个人在凌晨时分从河上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大冬天，天气冷，河上连一丝丝雾气都没有，这边看那边清清亮亮的。所以三个人跑过来才能看清楚。你想那天气冷成甚了。
       只见三个人都被剥光了衣服，抖抖索索从冰河上跑回来，嘴里大团大团地呼着白气。天爷，冰冻三尺，滴水成冰哪! 从河这边到河那边足有三里路程。河岸上等候的民兵赶紧准备好皮袄，三人一上岸，身上冻得红一块黑一块，脚板子被生冷的冰吃得血糊拉嚓，惨不忍睹，脚后跟的骨头都露得白花花的。为甚白花花的？血一流出来就让冻死了。
       后来，三人中当天就死了一个，其中一个还不要紧，剩下的另一个也被冻伤了，最后成了一个瘸子。
       这中间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情。
       活着的那个回来之后才说，是村里两个人将口令暴露给对岸国民党军，让他们趁夜过来接应地富们逃亡。其实，国民党军队也胆子小，七八个人荷枪实弹扑过来，不想在河岸上一下子就逮住三个民兵，还以为沿河岸布置着多少人呢，逮了三个人就再没敢进一步行动，掳了人就跑回去了。见三个人没有什么油水，就剥光衣服放了回来。你说歹毒不歹毒！
       好家伙，了不得！
       两个人分别是中农李三登和富农子弟李二田成。李三登当年还不到四十出头，李二田成不过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两个人情况不同。
       李三登其人，平常下张牙舞爪那么个家伙，喜欢跟人抬杠，善于给人起外号，好个小利润。虽然是个中农，但在村里也冤下不少人，主要是那一张烂嘴。比个例子，有一次他赶集去了，恰好村里有一个妇女买铁锅，左挑右拣挑不下个合适的，不是嫌个儿小就是嫌底子浅，卖锅的还没说什么，他在一旁就看着生气。你猜他说什么？他对那妇女说：掏茅粪的茅勺倒深，你不会买个茅勺？哈哈，就这么个货。土改斗争中，开控诉大会，斗着斗着就把中农李三登也给拉上了台，那个曾经买锅的妇女因为这点儿事控诉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非要撕烂他的嘴不可。土改控诉，平时邻里之间积下的怨仇也爆发出来，成为许多人挨斗的理由。
       再说这个李三登，眼小，好利润。这时候他不知死活，给其它村想逃到河对岸的地富们带路，从中渔利，大家其实都知道他这一手，只是没有出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是一条生财之道，谁也不愿意落断人家财路的名儿。不想，这一次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民兵被抓，还被冻死，轻饶不了他。
       李二田成，是土改时和贫农团的人记下的仇。他的父亲李怀珠，有点怕老婆。那老婆五十多岁，身强力壮，在地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嗓门有点大，耳朵有点背。凡是耳背的人都声音大。土改交浮财挖底财的时候贫农团径直就把老婆子抓起来斗，让她交出浮财。那老婆子平常厉害，到这时候更厉害，一辈子公公道道，也没糟害过人，人家心里不怕。一般斗女地主富农都是妇女们的事情，几个妇女将老婆子架起来，连掐带扭，好歹制服不了，后来把上衣给剥下来，烧红烙铁要烫她的奶，老婆子三下两下把架她的几个女人摔得人仰马翻，总之是制服不了她。最后，妇女们从墙头上扯下一些枣树圪针，将这些顶刺长牙的柴禾堆在粪坑里，四个人提胳膊拽腿，老婆子多大分量，一下子就给扔进圪针堆里。老婆子的上衣被剥光，扔进去之后不必说就挣扎，三挣扎两挣扎，脊背上顿时就跟十几只猫抓过一样，横一道竖一道的伤痕，红殷殷火辣辣。但她还是挣扎着从圪针堆里站起来，人高马大地从那堆烂柴禾里走出来的时候，妇女们都怕了似的再也没敢动她一指头。那老婆子从始至终都没流一滴泪。
       你说奇不奇，这老婆子一直活到前几年才去世，那些斗她的女人们比她年轻十好几岁，却早早就死掉了。
       李二田成是李怀珠的二儿子，实际上他娘遭斗也有他一份，他为了让他大哥大田成不当兵，偷偷把他大哥给送到河对岸跑了，让村里人告发，她娘才挨了这一通斗争。二田成显然是记了仇，偷着把口令传到河对岸去了。
       总之，李三登、李二田成是罪大恶极，要杀。
       怎么杀？枪崩吧，还浪费子弹，最后决定干脆把两个家伙填河算了。
       黄河封冻之后，冰层比较厚，最厚的地方有一丈多，但在河中间主河道那地方，常常留下些气窟隆，咱们这里叫作滑溜，河水被冰束缚着，滑溜那里的水流得很快，把河上冻得那么厚的冰都撑得咯嘣嘣直响。两个人都被扔进大河的滑溜里。这叫填河。
       填河选择在晚上。因为晚上对岸人看不大清，所以选择晚上。两个人都被允许穿着皮袄押到河边。李三登说能不能解开手让他自己跳进去。民兵说可以，李三登二话没说就哗地跳进汹汹涌涌的河水里，人已经没影儿了，皮袄还漂在水面上。大家才突然想起来，这李三登做过船工，好水性，就冲他跳下去的地方补了两枪。其实，那么大一个冰窟隆，水流急压力大，人早就钻到几尺厚的冰层底下了，冰底下又不是舒服的房舍，他能不死？有这个教训，所以往里填二田成的时候，把二田成的两个拇指用细麻绳反绑起来。二田成好骨头，也看不出个怕来，人一沾水，那么大一块肉就随水流钻到冰底下不见了。
       二田成让填了河，三田成让贫农团的人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三田成后来复员回来，莫名其妙给戴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人。四田成也没落下个让斗争，反正一有运动，李怀珠的儿子们好过不了。
       土改前前后后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弄下六条人命。全村清出浮财底财，银元有六七千块，大烟膏子有三四十斤，还有其它财物。银元和大烟膏全部上缴上级，剩下些家俱、农具、牲口按成份高低分了下去。其本上是，贫雇农多分，中农不分。村里的好房子就那么两三进，所以暂时没有把地富扫地出门，没有来得及分。因为什么？不几天，对岸兴兵东犯，三天两头打过来，搞得人心惶惶，土改也就结束了。后来，城关地区清来大量的家俱和被褥、衣服，给村里划拨一部分下来，换了些粮食。这些果实也分等分类分了下去。
       进入腊月，李金金让撤了职，贫农团解散。因为什么？那一回县大队下来检查工作，进李金金家一看，李金金一家人身上盖着绫罗绸缎，锅里炖着半腔羊肉，吃完肉连被子都不愿意出来，手上的油就劲儿往缎被子上揩抹。对县里的同志说：哈哈，这可是个肥腊月呀。县里的同志火了，回头就把他给撤了。
       五
       这就说到我。我在土改那么激烈的运动中没有挨打，也没有受些些儿罪。为什么？
       先说我参加工作。1940年那年十八岁，是一个放羊汉。八路军打过来，傅作义的部队往北面撤退，一路上留下许多弹药，我在沟里放羊的时候拣了四十多颗手掷弹，六七箱子弹，还有一挺机枪，都藏在山旮旯里。八路军来了之后，我献上这些东西。从此，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了。
       但咱有一个毛病。我家几代单传，娇惯得很，我二十多岁了，每一次回家娘都亲得抱住在脸上亲两口。男人们都染上了抽洋烟的毛病，我那时候烟瘾已经很大了。参加工作之后，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抽洋烟这一条不好。有一回，到大区里培训，临走的时候，背着娘偷偷揣了一两烟膏子，心里想，如果在会上要是忍不住就抽两口，实在不让抽，就吞烟自杀算了。不让抽烟，天下哪有这样的规矩！
       不想，这抽大烟也是个传染，周围没有抽烟的人引诱，也就不抽了。奇怪的是，培训的那几天，连想都不想一下，就这样，把这坏毛病给丢开了。要不，因为这点儿爱好，以后也是个害。从此之后，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在干部眼里，我是一个孩子，到二十几岁了，村里人看见还是个孩子，所以土改的时候，人人都说张继海是个好娃娃，因之也就没有受罪。
       再一个，我挣的比别的干部多。为什么？我明里是民兵指导员，村里每月给四十斤小米，暗里还是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区上每月还有三十斤小米，当然这也是暗的，不公开。每月七十斤小米，当然心里就有底，不至于为一些蝇头小利犯错误。要说老实人，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老实人？担大粪不偷吃罢了。
       这一辈子，要说缺点，就是不识字，到现在我也只能识二三百字，念报纸都念不下来。洋相出多了，这是后话。要是识两个字，不是这个样子。离休之前最大做到公社主任。那个时候干部中间识字的人非常缺乏，不够用。但识两个字，都很快抽到大部队里去了。留在地方上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文盲。
       苛岚是个大县，在晋绥根据地也举足轻重。县长就不识字，兴县专区每一次来通知，他就以为是要他到区里开会，一接到通知就骑驴换骡子，翻过黑茶山到兴县。一到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是别的什么通知。
       有一次，正是开会，是正经中央召集的会议，通知送到他那里，他以为又是什么征兵征粮保秋收的通知，就没有去。
       他知道是开会，会已经结束三天了，据说气得跑到边区政府一直找到李井泉那里，进门便气极败坏地嚷起来：边区的人死绝了？能不能给我派个识字的人来！
       革命的道路真是曲折咧！
       资料采访、整理者：鲁顺民，编辑，现居太原。以上资料由其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