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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凡·克拉斯蒂夫/著
       北塔/译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拥护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美国赢得了冷战，并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技术甚至文化上。英语的流行越来越广泛，在全世界有数百万人一直想要移民美国，这加强了美国处于优势的现实。有人曾说，将来的世界会看起来像是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美国。
       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突然给美国世纪画上了句号。事实上，我们目前正待跨入的世纪可能会被称作“反美世纪”。
       “反美主义在全球兴起，这是‘9·11’之后世界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最近，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在全世界做了几次民意调查；调查表明，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有的是针对美国公民及其财产的恐怖行动，有的是针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的否定态度；后者属于全世界公民，而且在急剧上升。
       焚烧美国国旗，抵制美国商品，通过毫无顾忌的反美演讲动员民众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世界许多地方，这些反美言行都是家常便饭。今天，反美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致命的，一是轻度的。前者是狂热的恐怖分子的反美主义，他们憎恶美国，憎恶美国的霸权、价值观以及政策——他们意欲杀戮，并乐意自戕，目的都是为了损害美国。后者是利用街头和媒体进行宣传活动的反美主义，他们并不想置美国于死地。前者只能通过“强力”解决，不过，我们应该更好地理解后者，以便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去反击它。
       越来越明显的是，反美主义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仅仅用布什政府吃不开或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普遍敌意等说法，我们可能无法对它做出解释。人们越来越取得共识的是：反美主义是一个“主体框架”，带有广泛而灵活的诉求；任何人企图分析这一现象，都必须理解它，不仅要理解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来源，还要理解它的各种各样的目的；反美主义正是作为一种政治资源，被用来服务于那些目的。
       有些观察家说得有道理，反美主义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他们往往认识不到反美主义在目前再度出现的严重性。我们可以说，反美论调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世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更。最要紧的，不是美国突然间变得很不吃香，而是谴责美国变成了政治上正确的行为，甚至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也是如此。
       所谓“新现象”指的是，在后冷战政治中，反美主义正在变成一种工具。共产主义曾给予反美主义一定的力量，但也给反美主义诉求设置了种种障碍；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之后，反美主义已经史无前例地汇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过时，因为，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强有力的对手。但是，当我们来到历史的终结处，我们可以看到反美主义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它已经变成了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焦虑心态和政治策略在其中混杂着；为了新生活，人们把这些东西重新调配、重复利用。反美主义诉求超越了左右派别之争，它与焦虑的政府和愤怒的公众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它符合那种关于全能意识形态的定义。我们所看到的，是单一反美主义的兴起，更是复合反美主义的兴起。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反美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尽管它往往是反民主的聚集点；但它可能是一种拥护民主的力量，如，在今天的土耳其，就是这样；在中欧和东欧，也是如此。
       因此，任何人力图为当今的反美情绪找到一种普适性的解释，他注定会失败。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它敌视伊斯兰教；这种观点如果用在中东，可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它说服不了人；因为在那儿，美国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它拥护伊斯兰教、支持阿尔巴尼亚。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圈子里，美国之所以受到严惩，是因为它是现代性的化身；而欧洲人却谴责美国不够现代（或后现代）——因为美国有死刑，而且过于信仰上帝。人们指责美国，既是因为它使世界全球化，又是因为它以单边主义方式拒绝全球化。
       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欧洲的反犹主义的复活，以及它跟反美主义兴起的相互关系。一个人如何看美国，往往能反映出他是如何看以色列的；反之亦然。人们很容易认为，许多欧洲右翼人士之所以反美，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然而，在欧洲左翼人士看来，这种解释更有问题；因为，反犹主义似乎并没有把矛头转向美国，倒是对美国深恶痛疾的左翼人士反而成了反犹分子，他们反对支持犹太人的复国运动。
       难以定义
       反美主义将永远是难以定义的。其标签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用来对美国的价值观或政策进行任何肆无忌惮的批评。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当然不能被界定为反美主义。不过，如果是反对美国政府认可的任何政策，那就接近于反美主义了。其间的窍门是，要在现实生活中、现实条件下，区分这两种姿态；有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微妙的。反美主义是系统地、全面地反对美国。在具体的政策问题和政府决议之间往往有争执，而反美主义对美国的批评是超越这类争执的。
       把反美主义定义为反对“美国主义”，或许是最显而易见、最符合逻辑的做法。问题是，当你在“google”或“亚马逊网”上搜索“美国主义（Americanism）”时，首先出现的是詹姆士·W·西塞尔的文章《反美主义的谱系》，然后是杨·弗朗索瓦·雷维尔的书《反美主义》。换句话说，现行的“美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美主义话语的翻版。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和政治话语都可能把美国本身翻成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一事实使反美主义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反美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使我们对它的研究显得更加复杂：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公民，民意测验的结论让人难受，美国货受到抵制，媒体上到处是敌视的话，在城墙上胡涂乱抹；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在今天的反美主义菜单上。
       可是，这种种反美形式有什么政策性的后果呢？美国是否应该更多地顾及那些反美态度普遍流行的国家，还是那些公众基本上和美国友好但政府公然反美的国家？恐怖分子不需要大规模的反美情绪来把美国公民当作袭击目标；在民意调查中所显现出来的关于美国的看法是负面的，但这未必就会引起任何政治后果。
       在历史上，剖析反美主义一直是右翼的事情；这给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染上了政治的颜色。在许多左翼分子的眼里，任何反美主义的焦点都只是借口，用以驳回或怀疑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对他们而言，反美主义所反对的不是美国本身，而是它在实践自己的理想时所遭遇的失败，这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查默斯·约翰逊说：“2001年9月11日的自杀式袭击针对的不是美国……而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由此看来，分析反美主义的惟一有意义的方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批评。
       相比之下，对许多右翼美国人来说，反美主义的兴起是对美国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拒绝：“他们厌恶的是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我们的政策。”由此看来，在中东，美国实行更加亲阿拉伯的政策，不会降低阿拉伯世界目前的反美主义的程度；因为引起阿拉伯世界憎恶的，不是美国的所作所为，而是美国的本质和象征。
       关于美国军事力量对反美主义兴起的影响，左翼和右翼的看法也是针锋相对。在左翼看来，美国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它过分依赖于强硬的军力。在右翼看来，正是美国在使用军力时的犹豫不决刺激起了反美主义。
       这两种看法截然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确信反美主义针对的是美国。可在我看来，最可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反美主义还是当地人对反美主义的反应，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并不是因为对美国的关注，而是因为后意识形态政治的内在矛盾。当今世界，人们苦于政治的赤字，而不是选举的匮乏；反美主义正在变成越来越明显的政治问题。如今，民主社会拥有无形的敌人和无言的梦想。经济可能在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受却没有增加。在世界许多地方，选民们感到自己被困在圈套里：他们有解散政府的自由，但他们感觉不到他们能影响政策。结果，阴谋和幻想取代了常识，成为舆论的基础。这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和后乌托邦政治的空白，其阴暗面具有颠覆性，而这是形成诱人的反美主义话语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之所以反对美国，是因为他们反对一切——或者说，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他们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最近，在西欧，几次调查显示，在反美阵营侧面，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原先长期属于法国的典型反美模式现在已经通行于整个西欧。较之于公众，精英分子对美国否定得更厉害；较之于年长者，年轻人对美国批评得更猛烈。精英分子探求的是反美主义的合法性，新一代探究的是它的根源；这是欧洲新反美主义的两副最显而易见的面孔。“9·11”的后果是：美国震惊地发现，它在阿拉伯世界是多么可恶，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已经变成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不过，反美主义在西欧也重新抬头，这使反美态度变成了全球政治的一个要素。因此，理解西欧和美国在伊拉克政策上的分裂，对于分析反美主义的政治潜力，是至关重要的。重新审视两者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有助于我们明白，不管是西欧的新的反美主义，还是中欧和东欧新的民主国家的反反美主义（anti－anti－Americanism），跟伊拉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美国都没什么关系。
       
       欧洲和反美诱惑
       政治常常需要对那些有用的陈词滥调进行改造。因此，2003年7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演讲声明，欧盟新成员将改变欧洲，“因为它们的伤痕还近，它们的记忆犹新，它们与自由的关系仍然充满激情，尚未熟悉到舒适的程度。”他这是在阐述好的政策；但好政策并非总是能得到有效彻底的阐释。在伊拉克问题上，一些东欧政府决定与美国结盟；美国的有些保守派人士说，这样的决定具有“价值维度”；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布莱尔还要顽固。这一分析的惟一问题是：它没有得到民意调查的支持。舆论调查显示，在所有后共产党国家中，大多数人（70％到75％）强烈地反对伊拉克战争。“自愿联合”实际上是“勉强联合”。索非亚和柏林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在索非亚，大多数人都反战，但他们只出现在民意调查中，而不是出现在大街上。保守派对这些事件的解读，跟他们对东欧精英分子的动机的解读一样，是错误的。美国得到了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共和国前总统，著名戏剧家、诗人）和亚当·米奇尼克（波兰异议知识分子、著名报人、团结工会领袖之一）这样的异议分子的支持，我们可以用关于“自由的承诺”的争论来解释这种支持；但是，这很难解释前共产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今天，这些政府管理着“新欧洲”的一半。“自由的承诺”从来不是它们的标志。
       华盛顿的对手们迅速给“新欧洲”贴上了标签，说这些国家堕落到了“美国附庸的阵线”。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堂而皇之地宣誓效忠于美国，这跟“冷战”时期它们习惯于宣誓效忠于苏联，没有多少区别。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使东欧各国政府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用来解释它们的方针的，是附庸的本能，根本不是“自由的承诺”。同样，我们很难证明这一解释是正当的。在强权政治方面，较之于美国，法国和德国有欧盟撑腰，能对东欧国家挥舞更大的棒子，提供更大的胡萝卜。因此，如果卫星心理（satellite mentality，比喻“附庸心态”）真的起作用，那么，“新欧洲”也会变成“老欧洲”。
       简而言之，不管是“自由的承诺”，还是卫星心理，都无法对东欧支持美国这一做法给出恰当的解释。鼓励反美情绪有好处也有风险；波兰和法国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它们对此的判断不同。巴黎看着反美主义的兴起，看到的是法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时机。华沙看着同一个现象，看到的是它经过十年辛勤的政治经济改革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所面临的威胁。
       “新欧洲”的反反美主义
       对某些西欧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拉克战争期间新、旧欧洲之间产生分歧的真正原因在于，反美修辞具有诱人的魅力。恰恰相反，对新欧洲而言，调戏反美主义不仅趣味低劣，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后共产党政府担心反美主义的兴起，是有重要的国内政治原因的。在过去的十年中，东欧经历了民主改革和市场变革，而这一切已经被裹上了美国的国旗。当民主莅临东欧，它用英语唱歌，而且跟美国宪法打得火热，还受到美国各种基金会的推波助澜。在后共产党国家中，对改革派精英分子来说，攻击美国在政治上（不仅仅是象征性地）具有破坏性。
       使欧洲分裂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1968年的遗产，这些遗产充满了矛盾。在西欧，1968年的抗议者曾公开反对美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在这些人看来，美国是“美帝”——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活生生的化身。而在东欧，在1968年一代人的想象中，美国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鲁迪·达什克是德国学生领袖。1968年，他前往布拉格去串联，要求捷克学生加入德国学生的斗争，一起对抗资本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专政；捷克学生跟他说，那样的民主和专政正是他们所要争取的。对西欧来说，“第三条道路”是逃避资本主义的道路；对波兰和捷克来说，这是逃避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许多欧洲年轻人当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如今，他们已经在欧洲的政界和文化界掌权。在伊拉克危机中，正是那种分歧使他们对反美主义的兴起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柏林和华沙都依然忠于1968年的遗产，但正是这一遗产导致了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分裂。东欧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一些西欧邻居赞美最近出现的反美主义浪潮，说这一浪潮标志着真正的欧洲公民的诞生，但它明显导致了一种业已存在的危险，即，它使东欧的改革派精英分子非法化了，而且使他们的政策倒退了。有一段时间，在后共产党的欧洲，许多人对“十年变革”感到失望。原来，只在巴黎或柏林，反美言论被宣称是合法的；如今，它为左翼和右翼的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开启了大门。伊安·布鲁玛说：“欧洲的民粹主义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是反美的。”（见2004年1月9日伦敦《金融时报》第9页。）
       2003年6月，在巴尔干半岛五国，自由主义政策研究中心和BBSS·国际盖洛普公司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进一步证明布鲁玛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次调查还反映出，对美国的敌意跟对市场和民主的敌意有关，也跟对犹太人的敌意有关。喜欢美国的那部分公众是最拥护民主的，也是最喜欢欧盟的。在巴尔干半岛，最经常对美国表现出肯定态度的，是相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活跃的那部分人。在这一点上，跟西欧恰恰相反。因此，新欧洲的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在他们努力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的过程中，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敌对状态绝对是负面因素。在1990年代，东欧准备大范围地拥抱民主，因为民主与美国梦相连。今天，许多东欧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站在美国一边，因为他们懂得，在他们自己国家，谴责美国这一风尚实际上是为攻击民主和市场的言行打开大门。
       在东欧，各种反民主势力对非民主的未来没有任何正面的憧憬，而公众对现状的批评却越来越多；在这种批评的激发下，他们把反美主义看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讲坛，他们可以在那儿玩逆反票（Protest vote，明知没有得胜希望、但仍然投给第三党或某个小党的票，以表示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都不满——译者注）政治。
       反美主义的力量恰恰来自其自身的空泛。对于像塞尔维亚的沃伊斯瓦夫·舍舍利（此人目前正在等待设于海牙的联合国战争罪特别法庭的审判），这样的政客来说，当塞尔维亚人再也不愿为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去杀人或被杀时，反美主义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推进民族化进程。在诸如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于老一辈共产党精英来说，反美主义具有新的政治正确性；这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他们可以凭借自身条件，重新投身到民主政治的前景中去。人们震惊地注意到，东欧的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是抱着欧洲这个概念反美的。对这些“新新旧左派”来说，谴责美国是一种策略，可以用来让民主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对某些腐败的后共产党政府来说，反美主义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转移公众的愤怒情绪。对于幡然醒悟的公众来说，反美主义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精英们出卖他们的愤慨。在这些“终结历史”的社会里，尽管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已经被认为是死路一条，但社会主义态度却一如既往地活跃着。当赢得逆反票是这场竞选的名目时，反美主义成了最受宠的策略。
       新欧洲的反反美主义通常被认为只不过是亲美主义；但是，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差别，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华盛顿的一些政治团体轻率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新欧洲当作工具，从而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上离间并削弱欧盟。这一策略的基础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从而是危险的假设。在国际刑事法庭上，几乎所有新生的民主国家都决定站在欧盟一边；这应该是一个信号，提醒美国的决策者们：如果把东欧的支持理解错了，那将是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算。对东欧人来说，在伊拉克危机中支持美国是历史对地理的胜利。不过，历史本身教导我们，从长远来看，地理的力量更强大。
       然而，新欧洲具有强大的政治上的理由（不仅是情感上的），去拒绝那种把反美主义作为欧洲统一的基础的倾向。对新戴高乐主义者和死硬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欧洲是新世界的中心，欧洲与美国的对抗，就如同在十八世纪，那个旧新世界与君主统治下的欧洲的对抗。在他们看来，反美主义应该是欧洲通用的政治语言，但欧洲的新民主主义者们并不同意这一看法。欧洲向美国挑战是一个问题，欧洲把欧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与其看作是发扬它现有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机会，还不如说是看作购买公众支持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在更多市场导向的道路上去深刻地改变这种模式。事实上，在战后西欧，福利国家政策得到了发展；在实施福利国家政策这一点上，欧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欧洲。人们震惊地注意到：当欧盟支持那些在欧盟之外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时，它会输出某个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版本；而它在欧盟内部公然抨击的恰恰就是这个版本。反美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欧洲统一身份的负面定义，而新欧洲拒绝这一定义；这是反美主义导致欧洲内部不和的真正原因。团结的欧洲需要一个正面的统一身份。
       目前，欧、美仍然是盟友，双方有分歧，但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反美主义危险的魅力
       今天，全球的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由三个话题组成——反恐、反腐与反美；奇怪的是，三者之间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三者都是在历史的尽头——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民主与市场普遍地发挥作用时——活跃起来的；但是，对民主和市场的失望也在与日俱增。今天，民主或许经常地被改写或误解，但它没有受到公开的反对。反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情绪处于地下状态，但正在醒来；不过，在表面上，这些情绪的表现形式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争论。以前是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蜕变为员工休息室里的争论。这三个支配性的话题都是“空匣子”，很容易被模糊不清的焦虑情绪和玩世不恭者所制定的政策所填充。它们都是对选民和民选精英之间日益扩大的隔阂的反应，都可以用来批评现状，而不至于招致像公开抨击民主或市场那样的嫌恶。不同团体的目的可能完全相互冲突，但它们可能都会把这三者用来为它们自己服务。
       在1990年代早期，反腐话题曾充斥全球政治舞台，它被认为是动员人们支持深化市场和民主改革的一种方式。反腐运动的原意是要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政府）共同努力，迫使某些国家政府进行良好的管理。华盛顿与某些国家的反腐人士共同讨论反腐问题，其用意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国家的政府到底错在哪儿。大众也随时准备参加反腐运动。但结果往往是：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竞争；现在，这种竞争已经蜕化为冲突，一个政府谴责另一个政府腐败，而它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反腐运动削弱了政府，也减少了不同的观念和计划之间的冲突；而一般人把政治理解成代表公众的政府的事务。反腐话题根本无助于缩小公众与精英之间的隔阂，反而使之扩大了。
       “9·11”之后，恐怖主义捕获了全球的想象，反恐话题的原意是要强调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这有助于保持世界新秩序。但事实上，有些国家政府是在揩反恐议题的油，其目的是要摧毁本国的反对派，从而控制国内社会。反恐话题被巧妙地用来培养对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的猜疑，从而钳制公民的自由。有些政府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制造恐怖分子。弗拉基米尔·普京把反恐、反腐这两个话题和适度的反美以及老套的政治管理成功地混合了起来，这使他在俄罗斯巩固了所谓“合意的”独裁政体。这一模式很可能被效仿。有些政府发现，随着民主的传播，随着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于是，他们利用反恐来支撑他们对民众的控制，并加强他们的暗箱操作。
       反美话题的后果可能同样是危害民主。在促进反腐进程方面，华盛顿采取了鲜明的姿态，力图告诉某些国家国内的反腐人士，政府腐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避开那些政府。在反恐情形下，华盛顿允许某些臭名昭著的政府给他们国内的反对派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其回报是支持自己在全球进行“反恐战争”。而在反美情形下，有些国家政府力图让受到挫折的公众相信，美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反腐运动的原意是要促进资本主义的传播和民主制度的深化。但这项运动失败了。反恐话题的原意是要把整个世界集合在美国周围。这也失败了。此时，反美主义出现了。它是对日益增强的美国影响的敌对反应，也是对普遍传播的民主和市场的敌对反应。不幸的是，它有成功的可能。
       美国对反美主义的反应
       “9·11”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把民间外交看成是对日益上升的反美主义的正确反应。一份关于外交的会议公报指出，通过民间外交改善美国形象，这直接关系到美国最基本的安全需要。现在，策略变了。美国目前对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的反应是强行推进民主。这能行吗？
       的确，当美国让自己跟民主与自由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时，它一向是最受欢迎、最强有力的。这是美国从其自身历史中学到的；但是，塑造当今世界的是反腐、反恐和反美，在这三个话题之间，存在着邪恶的斗争，因此，推进民主可能会使民主遭受附带性的损害。民主社会已经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这需要我们重新讨论公民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界限。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状况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面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时，为了取得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机会，准备牺牲多少自由。问题在于，给出这些答案的，不是社会，而是不民主的政府。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一新的安全着眼点导致的结果是：把赋予民主政体的信任给了许多暴政，这种做法是从中亚开始的。在民主表现和安全合作之间，美国政府做出了权衡；在有些地方，这种做法可能跟民主运动是背道而驰的，从而成为推进民主进程的真正障碍。在冷战时期，在拉丁美洲，华盛顿为这样的政策付出了代价；如今，在中东，它还在为这样的政策付出代价。不过，目前的现实是恐怖主义威胁，漠视这样的现实不会是美国的选择。美国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军警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另一个目标是传播民主；这两个目标将时不时地关系紧张，甚至完全冲突。
       反美主义的兴起可能会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主要障碍。在对美国及其政策的新的猜疑氛围中，许多非民主的、半民主的甚至几乎是民主的政权都饶有兴趣地迫害任何来自国内民主方面的压力，给它贴上“美国资助的动乱”的标签。最近发生在格鲁吉亚的事件给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例证。正当格鲁吉亚人上街捍卫他们公平选举的权利时，时任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很快就给这一群众运动贴上了标签，说它是美国政府授意的阴谋。独裁政府的伎俩是：企图强迫民主运动自动与美国脱钩，从而孤立它们，并使它们丧失国际支持。
       对美国来说，推进民主是一种手段，由此可以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如果反美主义成功地把来自民主方面的压力等同于“美帝国主义”，那么，这将削弱传播民主的前景。
       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不和加剧了这一危险。欧洲许多政府和基金会的希望是：保护自己不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主义的冲击；这种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一希望支配下，在那些憎恶美国的地方，他们正在力图使自己远离美国的推进民主的努力。在世界许多地方，欧洲的这一姿态可能会危害任何民主事业有突破性进展的机会。在1990年代，民主动力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欧洲和美国在共同推进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在许多地方，双方曾合作致力于推进民主的项目。现在，在推进民主这一领域，大西洋两岸分道扬镳了；这将侵蚀民主化努力这一曾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概念。在传播民主方面，美国的新义务将面临另一个危急的挑战。1989年的奇迹不可能再出现。在东欧，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亲美政府和亲美社会。但在中东或世界其它一些地方，我们休想有类似的成果出现。伊拉克不是另一个波兰。反美民主政体会给美国的安全带来危险，面对这种政体可能出现的前景，华盛顿会被迫修整它的民主化进程。不过，这一反应可能会对整个政治民主化事业产生严重的影响，还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的政府出于“安全意识”而采用建设民主的策略；在那些国家，民主被误认为仅仅是一种政体。甚至在这种政体无法给予充分的自由时，它可能也会转移并压制国内矛盾。把自由选举的制度引入种族隔离的社会，这跟使这些社会民主化是两回事。如果取代暴政的是软弱而缺乏机能的政府，那么它们对自由和人权的威胁不会少于暴政。美国将在中东进行呆板的试验，以证明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是否仍然忠实于“民主也意味着开放社会”这一原则。
       美国至今不承认，在世界许多地方，反美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反反美主义的出现。哪怕反反美主义的支持者不同意美国的政策，但他们懂得，美国影响的减弱意味着自由的减少，反美主义是反民主与反市场力量的幌子和炮床。反反美主义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给美国提供了最好的反击反美政治的手段。换言之，它与其说是在输出民主，还不如说是在支持民主；而民主决定着美国最佳的战略选择。
       （本文原发表于《民主杂志》2004年4月第2卷。）
       伊凡·克拉斯蒂夫，保加利亚自由主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反美主义政治学研究项目主管、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所长。
       北塔，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传记《戴望舒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