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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于是佛说，众生皆随缘……
       今夜，在去塞外的火车上，我读完了《中国改革（农村版）》告别读者的最后一期。这之后，它就真的被关闭了。
       有谁听说过当代“莫须有”的故事……
       作为眼看这个刊物从诞生到死亡的总编，我在腹背中箭的感觉中固执地拒绝为农村版的最后一期写任何告别文字。因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今天，我的固执被年轻人打破了。我在反复品味年轻的编辑们为这期绝版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个字都让我想起那纸墨背后我所熟悉的无数故事。于是，我觉得应该对我的同仁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
       一 给年轻朋友
       差不多有半年了。当我得知自己竟然是最后那个得知要关闭农村版的决定的人之后，也曾经试图挽回；但随即便感到，认真做事在道貌岸然们面前从来只被计算为成本，正直做人在蝇营狗苟们面前更被视为失败者的软肋。前辈如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于当代自我市场化了的文雅们，乃是天大的笑话。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离开，否则我无法强迫自己沉默……
       离开之后才敢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善意而艰苦的努力遭遇到错综复杂的阴沟中的翻船罢了！那在如千古泥沼般的“文雅界”本来就是一种所有善良多少都会得到的回报。所以，才应该没有怨言，才刻意地强制自己以沉默来表达那种只有沉默才能表达的声音。
       其实去年夏天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了暗流涌动。由于从来不善于应对复杂局面，我只能离开。在这个“最好和最坏并存”的时代，个人所能做的，也许一如所有磨去了棱角才得以自保的同类。
       可这次，不仅是我这种饱经磨砺心硬如泥的半百之人，与我一起遭遇阴沟翻船的，还有这些多么难得地把稍纵即逝的真诚当作惟一自卫武器的年轻人。
       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无奈？最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在无奈之中难免遗憾地四散落荒！
       ……没有流泪，因为，儿时爱哭，被父亲打过很多次才知道真正的男子汉不能哭；长大了心里爱哭，被社会打了更多次才知道没有谁相信哪怕内心的泪。
       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
       读着他们用流血的心拓印在农村版上的最后的文字，心里所有尘封的疮疤都逐个迸裂开了……
       然而，既然多年前就早已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多年前已经说过“无论以何种手段把我整倒的人都将只得到感谢”；既然从来对各种派别争论退避三舍而且对所有加害者都行礼如仪，那么，我这半年伴随农村版垂死之际的无奈和沉默，也希望被同仁理解为正常；否则，我也只能感到深切的遗憾。
       无数失败让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因此才不再有任何被情绪左右的延宕，才毫不犹豫地抓紧去做后半生我还能做的任何被文雅们所不屑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以为之”的事。
       倏忽之间，有歌自冥冥中来：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二 给读者
       我并不是《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终结者”。
       为了不被读者误认该刊的总编就是跟从这种终结的屑小，我以拒绝在告别读者的农村版绝版中发表任何文字，来多少维护一些我这个文字匠的尊严。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还是有很多农民朋友找到我现在任教的学校来质问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也总在问：这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关闭？
       所有给我的理由都牵强，都在内中附会着某种我无法学着去附会的话语……只能在无奈中沉默，我至少不愿把谁也不清楚的解释再用我的笔墨生硬地填塞给读者们。
       看来我的年轻同仁们也如此。于是，你们在绝版这期看不到任何对于它被迫关闭的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向”。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清楚的。两年多来，农村版汇聚了一批有志于乡村复兴的热血青年，但也有被个别以新闻权谋私者玷污的角落。而我作为牵头人之最大失误，恰恰在于我坚持必须根除知识分子历来党同伐异的劣根性，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实际上，我并不缺乏对于这种混迹其中的屑小之徒的辨别能力，也曾经或婉言相劝或正色相告；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如今事已至此，我仍然相信个把得益于一时者今后还能有机会学会做人，或者被迫重新做人。
       诚然，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近年来不再激进，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2004年12月23日星期四
       “农村版祭”的后续文字
       温铁军
       我于12月23－24日在火车上写的这篇似乎惹出点麻烦的“农村版祭”[即《中国改革（农村版）》祭]，回京后，发给了几个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年轻编辑和热心乡村建设的朋友。
       于是，这十几天，不断有人问农村版被关闭的原委，甚至我的一些老领导也表示了关切。麻烦的是，据说外电也有了报道，而且坊间各种传闻不断。很多人问我，到底是哪个主管部委要关闭农村版，具体下达了什么指示；还有的人，主动地把文中的批评自我对号入座……
       当时写“农村版祭”的时候，实在只是出于读那些年轻编辑们的绝版文字时的伤感，出于我无法面对那些不断找来的满眼期待的农民们。我以为，自己拒绝给农村版最后一期写东西的期限已过；既然农村版已死，还是需要向那些愤怒地质问我的读者们做个交代。
       那时，我只是随心地写了，还没有打算发表，也只发给了我的编辑部同仁和一些关心我去向的朋友。现在既然被各种网站转贴，而且既然已经有了这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只好做发表的安排。但需要补写如下文字：
       其一，这件事情与上级部门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那些自以为应该坚持某种理念的朋友们强调所谓“三回归”的结果。
       可以负责任地说，农村版从创办到被关闭，我没有接到任何上级部委或者领导的指示；只不过因为我的那些一向秉持“正确”理念的朋友们认为我过分地关注农民问题，以致于干扰了他们坚持的“主流”和所谓“改革大方向”。
       因此，《中国改革（农村版）》的悲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被那些多年坚持“改革”话语权的朋友们出于“正确理念”关闭的。
       这，也许才是真正值得学界和社会认真对待的。因为，我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无外乎是改良，不过试图对这个被社会学家描述为“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做些修修补补的实际工作而已。没想到的是，激进的朋友们连改良都容不得，似乎宁愿坐视麻烦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近来偶尔听到更激进者为了他们的理念而不顾社会代价的言论，似乎已经极端化到不可讨论的地步，本人实在不敢苟同！
       此前，他们对我的思想“问题”很早就有看法，2003年就曾经提出所谓“三回归”：回归主流，回归改革，回归媒体！可惜，那时我愚钝到没有感觉的地步，竟浑然不觉我的问题在他们心里的严重程度。直到2004年夏天他们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对我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中的问题做了“缺席批判”，才使我有了幡然醒悟之感。
       当然，在那次大会上只有极个别的响应者。为此，我对与我共同奋斗了三年半的杂志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事们永远心存感激。
       那大会召开以后三天，我回来了，才知道编辑部的年轻人为了挽回关闭农村版的决定，曾经以我的名义给与我相识的各界人士发了求助函。对此，我只能对接到了函件并愿意资助的人表示歉意。其实，我开始也以为，不过是资金短缺嘛，去问了才知道，“有钱也不办农村版”的决定是不可能逆转的。
       这期间，有个从来就正确的朋友来给年轻编辑们做了几小时的思想工作，情急之中的那句话大有道破天机之功：不能把我们的《中国改革》交给温铁军这样的左派……
       既然是出于派性，我自然退避三舍。无论多么高深的理念，一旦下作到搞派性的地步，岂不犹如老百姓所说“地摊上吆喝卖人参，不就是个萝卜贩子吗”？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提醒我：上辈知识分子们为那些支离破碎的所谓观点而党同伐异地“苦斗”，于我辈而言当引以为训！这也是我长期不参与那些意识形态化争论的原因。
       后来，有人劝我以法人身份打官司，被我谢绝了。因为，国有新闻单位本质上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是哪个法人的，何况服从上级的决定从来就是组织原则。更何况，我确实不打算让这些比较认真地把某种可以讨论的理念坚持到纯洁的“意识形态化”地步的朋友输官司。
       再后来，我也曾经问过中国体改研究会的领导，可他们对这种在同志之间内耗的事情到底是谁在决策、谁在操作，几乎完全不了解。
       事已至此，是非功过只能后人评说了。
       其二，确实没有人迫使我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关闭农村版是在我调离以后。
       作为搞研究的人，2000年年底我被劝说接手中国改革杂志的时候并不主动，明确表示只干两年。我对杂志社的所有职工也是公开这样表达的。到2004年7月我已经付出了三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超过了我的承诺。
       2004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提出要我去该学院工作的意向。我觉得可以重新从事自己多年来习惯的农村问题研究，因此愿意办理调动，遂于2004年6月30日到人民大学报到。
       可见，我是自愿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的。
       至于为什么？乃至何时以何种手续决定关闭农村版，我至今仍然不很了解。只是，正式关闭已经是12月份，那当然是在我办理了调离手续之后。
       只不过，作为杂志主办方的中国体改研究会曾经召开常务理事会形成过正式决议，明确要求我调离后在杂志社继续兼任总编，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者。后来出现的变化犹如翻云覆雨，我实在没有那些朋友们的多余时间和精力去搞清楚个中原委。
       遗憾的是，我曾经把主张改革的朋友们的那些道理，无论是“产权”还是“民主”（除了MBO），无论“三公原则”还是“分权监督”，也无论是市场化办刊，还是企业化管理，大都相对认真地在这个单位实践了；可在我离开后，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原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坚持“改革理念”的人为什么会言行不一呢？这岂不很容易地让人忆起“宁要××草，不要××苗”吗？
       为了百花齐放，让大家能够独立思考，我从来没有在本单位做过哪怕是一场阐述我的学术观点的报告，并且亲手破格提拔了不止一个与我观点对立的人。三年多了，这个单位没有一个人被员工认为是“我的人”。
       事后回想起来，导致分歧的地方也还是有的。例如，我曾经严禁编辑部人员参与极端自由主义者们的讨论，而且推行过新闻工作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亲自给个别人下达了“记过处分”。至于在编辑部之外的理论界，能够有印象的，似乎是朋友们对我正面评价十六大以来的“新政”和2004年的“宏观调控”有过不满；尽管我为了做到兼收并蓄，也同意发表了那些负面言论，甚至主动对为此招致主管部门的批评承担责任。
       既然想不明白，还是自我安慰地说一句在古人那里就似是而非的话吧：“大隧之外，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内，其乐也溢溢。”
       本来正常的事情，大可不必被些什么零碎的考虑搞得不正常。这大概与那所谓理念无关。让外人耽心或者开始起疑的，反倒可能是被其它非理念的东西左右了，抑或被屑小之徒的阿谀搞晕了，枉了半生的清名，那才令人扼腕。
       草于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修改于2005年1月16日星期日
       温铁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