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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前夜暮色降下时分，我正滞留在路上——英国北部乡间的一个加油站。每当汽车的影子刚从一个坡后露出头，我就大拇指朝下招手。四个小时过去了，大约我招了十来次，我想这手势惟一的含义是：快走，快回家，快去与家人团聚。
       今天一早我就离开伦敦，全是因为半夜的一个电话。又是小凤，一个在苏格兰的中国留学生。李大哥，她叫我，今天要是你不来看我，我就死，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呢，天一亮就出发了，我太知道这句话的份量了。先不说她，拿我来说，头两个星期前，二百多人住的十三层大楼的学生宿舍人已走得空空荡荡，我像个神一样在楼道里踱来踱去，倾听口袋里一大串门钥匙的声响。每踱一步它们都在提示：只有你一个人，你只是一个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是一个人。我踱的每一步都在告诉我，这路没有尽头。
       至于小凤，六十年代出生的有着一口四环素牙的东北姑娘，和我只有一面之交。那还是去年的事了，我去苏格兰的一个小镇上办事，经过一个剧场门口时，一眼被小凤认了出来，她正背着一只琵琶匣子，随一个剧团参加业余演出。“你是中国人吗？”我一句北京土话“没错儿”，她的眼泪就冒了出来，两年半了，她没见过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人。以后这电话就打个没完：“李大哥，来瞧瞧我吧，我给你包饺子。李大哥，救救我吧，我跟蹲监狱一样啊。”偶尔我在电话中插上一句：“找个苏格兰小伙子吧。”
       所以呢，为了省那三十镑汽车费，我就得搭车去看她。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她也不会跳楼，但熬过了圣诞之夜，没准她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我还是挺希望保留她上次见面的样子，我不希望她变，但变的确是惟一的方向。
       中午我已搭车到了约克附近，想再往前搭可就艰难无比了。如果我能记得每个礼拜天上午的伦敦，除了狗屎不会有任何动静的话，在圣诞节前夕搭车根本就是跟自己开玩笑。还好，后来我搭上了一辆警车，一个小警察挺年轻挺和善，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我送到离伦敦更近离苏格兰更远的地方。
       “我要去苏格兰。”他摇摇头，“我不在乎你去哪里，但你在加油站搭车是绝对违法的。”这样，出了镇警察局我就又站到了一个加油站前，就是现在的这个。除了加油站还会有什么地方有车肯停呢？
       又湿又冷，手冻得又红又肿，大拇指已远远地与其它四指分开，它回不去了。偶尔，从一闪而过的车窗口有人也向我做大拇指朝下的手势，直到车跑过很远之后，“对不起，圣诞快乐！”的声音才传入我的耳中。英国冬日最后的惨白的光线也消逝了，无处不在的乡间教堂的钟声正在敲响，它们肯定着一个积极的含义，你所信的终必遇到。
       一辆装满稻草捆的大卡车摇摇晃晃从坡那边露了出来，车速很慢，大概司机已经提前喝过了酒。我改做手势：一会儿拇指朝下，一会儿拇指朝上。车竟停了。
       司机一张阔脸，胡子灰白，从驾驶舱窗口伸出手：拇指朝上。
       “对不起，请问是否可以让我搭您的车……”
       我刚开口，他就把拇指朝下。当他听我说要去苏格兰时，又把拇指朝上，他说他是苏格兰人。“当然你需要继续搭车，因为我们这辆车也许要到天亮才能到，而且苏格兰很大，你知道吗，如果有人愿意在圣诞之日开车出门的话，你就遇上了好运气。我相信你会遇上的，你很勇敢，你是中国人？”我讲好付给他八镑钱就爬上卡车，一个男孩子和一条大黑狗已把座位占满了。我攀上车帮，一翻身就滚到稻草堆中去了。“嗨！”
       草堆中一个金发姑娘头戴耳机，双手撑在背后向我打招呼，我回应了一声，刚来得及看清她脸上涂得很过火的脂粉和大黑眼圈，又一声“嗨”从草堆中传来。另一个金发姑娘抬了一下脸又迅速埋了下去，埋在那个姑娘的双腿交合处。车子开动了，半坐着的姑娘的耳环摇晃了起来。
       看来这是一辆农家卡车，堆满机器打成捆的稻草，或许是为过冬的牲畜做饲料，或许是做肥料。我刚钻进草堆的缝隙，就听见两个姑娘响亮的亲嘴声，那声响很像在超级市场打开一瓶鲜奶油的锡封，或是把燕麦片浸入热牛奶。我半埋在稻草中，内心很是感激开车的苏格兰农夫。也许他妻子走了，只给他剩下儿子和狗，也许刚好相反，他们一同赶路是为了与她相聚。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他能回到有着炉火的家里，像今夜所有国度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样，能够围坐在餐桌前，由男人打开香槟酒，女人端上烤肉，孩子第一个说“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狗最后一个睡去。我真不愿信这世界上有人在今夜是例外的。
       一个姑娘的臀部压住了我的左手，每当她的身体因卡车的颠簸被抛起又落下时，我的手就被重重地硌在一只皮带扣上。一只雕花的靴尖在我的视界中颤动，我合上眼睛，感到我的脸被一个身体从腰到膝盖以上的部分照亮。一些话语总是这样排列的，不知听错了没有：你冷吗？你呢？我爱你。不冷。你不冷？我爱你。你冷。我冷。我爱你。一阵姑娘的头发和稻草混合在一起的清香，道路两旁的麦地已经完全隐入黑暗……
       盯着没有一颗星星的北英格兰的天空，我开始数数儿：第七十六。这辆草车是我自出国后睡过的第七十六张床。有时是为了找工作，有时纯粹是为了逃避上一张床，我到处走。有时睡地板，有时睡沙发，有时睡床，有时还睡双人床。我曾在电话中告诉小凤：“我睡了七十多张床啦！”她笑了：“你干嘛要数床呢？”
       姑娘耳机中的摇滚乐像来自一个大工厂，一个钢铁铸造车间发出的噪声。随着节拍，她们像两只对视的鸟儿，伸长脖子，耸动肩膀，互相摩擦面颊，在移开嘴唇的间歇中，吐出热气和暧昧不明的话语：是我是你是我们我们是两个是一个是所有的……每当卡车颠簸时，两个姑娘半裸的互相叠合的身体就像月光一样照亮英格兰黑暗的乡野……
       “李大哥，好好疼自个儿吧，要是你不疼自个儿，这世界没人疼你……”
       我翻了个身。“李大哥，我给你包饺子，快来吧，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包，擀皮儿，剁馅儿，好好凑上一大桌子人，吃啊喝啊，聊个没完，一直闹到大天亮……”我又翻了个身。我是越来越少想到我的来处了，就是小凤一口东北话所叙述的那个地方？
       我的眼前被一个金色的大打麦场照亮，一个古老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全被剪掉了，留在画面中的是一些老妇人，她们有意低下脸，仿佛在隐瞒有关我的身世。她们的动作僵直而倔强，又仿佛在暴露某种誓言。不许时代前进。我看到一个男孩子，那是八岁时的我，嘴巴张得大大的向那群老妇人呐喊，但是没有声音。直到今天我才听到那个声音：我是世界公民。
       我笑出了声。
       我笑不在于我理解了这个含义，在于我实践了它，我在英格兰把它花光了。所以，那八岁时的我至今仍站在一个金色的原野上，面对打麦场张大嘴巴。无论我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八岁永远活着，使我有不断回忆的理由。由于我后来的生活只是同意改写那个原意，我接受了一些完全不同的画面：是一帮剃了光头赤着背流着大汗穿着大黑棉裤抬着花轿的汉子走过的黄土地，轿内伸出一只缠足的绣花鞋还有一个声音：“救救我，李大哥。”我渐渐坠入睡意。直到姑娘的呻吟声再次把我吵醒。
       记得我刚刚进入了一个墓园，地点不详，我曾久久立于一个雕像旁不肯离去。那是一个无头的高大女人的躯干，她的右臂应比左臂长很多，因右臂的一半已经看不到了，它埋于她的体内——整个小臂从下体的入口伸进了腹腔，腹部凸起的形状恰似一只握住手枪的拳头。她的左腿向上弯曲着，以适应右臂被过度拉长的姿势，脚趾充分紧张，臀部和腰部有大量因用力拉扯而泛起的褶皱，我围雕像绕了三周，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个墓碑，上面刻下的字我已忘却。
       两个姑娘激烈的喘息声把我带回了圣诞之夜，她们如此持久而专注地干着一件事，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真谛：圣诞之夜人应互相拯救。在今夜搭车的姑娘不会有什么幸运的处境。她们没有亲人，没有住所，不倦地做爱，只是为了度过这一夜。正如我，只能做梦。但自我去伦敦的游泳场阅读了大量叉开双腿晒奶的姑娘后，梦就被阉割了。在我做过的梦中，英国姑娘从来看不见我。这两个姑娘旁若无人地做爱，就是为了提醒我这件事。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两个姑娘坐起来，互相对喊，拍手。
       准是十二点到了。
       驾驶舱内也传来“圣诞快乐”的叫声，一瓶酒从窗口抛进了草堆。两个姑娘抢着去找，她们下垂的乳房也在帮着找。作为一个异国的异教的客人，我也尝到了酒和瓶口的口红。酒很烈，看不清牌子。远处多间教堂的钟声悠悠传来，不知是否在祝福这世界，但这世界的确需要祝福。姑娘们没亲我，她们互相亲吻，并起劲地挤压对方，染过的手指甲盖闪闪发亮，像眼睛。我倒下，倾听狗在驾驶舱内兴奋的叫声，它叫了好一阵子。我很想把它抱到后面来，摸它的头，读它眼睛深处的东西，我从未真正理解过一只狗的念头。双手交叉到脑后，反复默诵一个留居外国多年的老朋友的声音：我想把自己冷冻起来，直到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后，我再活，在那之前我不想睁开眼睛，也许在那之后我也不想再睁开眼睛。借着酒力，两个姑娘安静了，昏睡过去了，像两截平放的木材。她们已经分开，一个姑娘的手指触到我的腿。车好像停了，隐约觉得司机跳下车，跺着脚，还有说话声，寒夜来临了。有一刻我觉得我已睡着了。当我的手被另一只手抓紧，车子又在运动。
       是这两个姑娘当中的哪一个呢？她们很相似，都是大长腿，矫健冷峻，有着马鼻子般硬朗的侧面。我想是那个，她说话时鼻尖总会颤动，像在帮助吐字。她准是认错了人，我抽回手。那只手跟上了我，摸我下颚，摸我鼻子——鼻骨塌陷的那部分，久久地，其中有一种对于谜的兴趣。我想转身看看她，那手就把我的眼睛捂住，好像感到难为情。怕看清我的脸？那身体贴过来了，它其实很平静，甚至有点过于松弛。我像个盲人一样地体会着，我遗忘女人的臀部已有多时了。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英格兰有肉体。尽管在伦敦的牛津街上走着无数条完美无缺的腿，我倒是更爱看橱窗里光头裸身的木头模特，它们给我以梦想。对活人我完全没有。英格兰为活人安排的一切界限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在伦敦的英语学校中，同班的二十多个同学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个秩序永远不变的大课桌，一桌是金头发的，一桌是黑头发的，没人愿意坐错位置。
       但这个身体好像在告诉我：这不是真实的。
       我没有闻到与稻草混在一起的头发的香气，我拼命嗅，只有一种被用过的哀伤。这身体中也存有叹息，在搂抱中被挤压出来放掉，仿佛它们已等待多时。而这令我感动，那是用经历换来的，我一点也没感到我是和一个简单的傻姑娘躺在一起。也许我已太老了，因这身体中有一种长途旅行过后的疲倦感与我共鸣。也许我又太小了，因这身体中已没有梦。但它紧紧贴住我，这已经够了。人可以给予人的很少，人对人的要求也不多，只要有一点点，就够了。这身体没有和我游戏的意思，只是希图温暖我，告诉我，人与人应当如此。我们互相拍拍身体：感谢你。也感谢你。两个身体搂在一起是这寒夜的一种安排，圣诞的含义通过这个身体进入我的脉搏。它不希望今夜行驶在英格兰的一辆草车上有一个生命是绝对孤寂的……
       我正这样理解着这只祝福之手不倦的抚摸，舌尖已经在擦触我的嘴唇，双腿紧紧夹住了我，手是干燥的，嘴唇类似母性，也许是缺少津液的缘故。一丝不安的预感掠过脑海：被人祝福过后总不会比主祝福过后安宁……
       当曦光初照之时，我听到鸟雀的叫声重新变成了英语。两个姑娘的英语说得又快又急又含混：“四十、五十、五十五，不，六十多了。”她们的嗓音在早晨变得又粗嘎又沙哑，像两个中学生。“老东西，乡下来的。”“准是。”我听清了惟一的一句：“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人。”我把手伸了过去。
       大约只有三根指头，不会再多，三根冰凉的指尖捏起了我的大拇指，把它丢回原处——我的阴部。又是一阵英语：“妈的，老东西，踩到我头发了。”“乡下老太太，橡皮腿。”“她什么时候下的车？”“妈的……”
       黎明已在天边全面展开，像一把大刀把一切界限都划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小伙子们，这里是苏格兰了！”司机大声嚷着，车停了。我死盯着天空，那是苏格兰的天空。两个大个姑娘的手提袋和靴跟磕碰着车帮。她们重重地跳到地上的声响，数钞票的声响，以及告别的话语，听得十分真切：“再见了，好人。”“小伙子们，圣诞快乐！”司机在用烟斗敲车帮，我半跪在稻草堆上，目送两个逆着曙光走向苏格兰原野的年轻人，她们甩着长长的金发，互相搂着腰肢，一路摇晃着皮夹克上的穗，迈着长腿，摇摇摆摆走向前去，她们没有回头。圣诞之夜注射的激素在圣诞之日已经褪尽，我淡淡地想道。
       手里攥着十镑钱，我也跳下车。
       “谢谢您了，上帝派来的人。”
       “不要谢我，”司机推回我的手，叼着烟斗爬上驾驶舱，“有人替你付了，”他钻了进去，关上车门。“是一位好心的老夫人。谢谢她吧。”他大拇指向下，一连三次。“你还得继续搭车呢。”司机发动了汽车，男孩子和狗一同向我扭过脸来。“圣诞快乐，中国人！”
       多多，诗人，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集《里程》、《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