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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七岁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应该是本年度年龄最大的一位电影明星了，他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国防部部长，在古巴导弹危机和越战中起过领导作用。如今，他担任了一部纪录片的主角。一部参加2004年第七十六届奥斯卡奖评选并获得最佳纪录片奖的《战争之雾》，片中是以其任美国前国防部部长七年经历的故事为主线，通过访问，披露了二战东京大空袭、古巴导弹危机、越战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军事内幕。
       《战争之雾》实际上是麦克纳马拉政治生涯的回忆录。尽管退休后出了三本书详尽地记录和分析了自己的人生，麦克纳马拉却从无成为新闻人物的打算。当著名纪录片导演莫利斯找到他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他根本不相信现在的人愿意在休息的时间里花钱坐到黑暗的电影院去看他那张老脸，听他絮絮叨叨一些陈年旧事。而莫利斯不这么认为，他说：“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来说，生活的戏剧性到底在哪里？就在于倾听，在于寻找。在《战争之雾》里，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谜。如果你喜欢麦克纳马拉的个性，你就一定会看这部片子。”当岁月的硝烟远去，那些记录在胶片上的战争历史片段的魅力，决不亚于那些虚构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当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重温人类战争历史的基本轨迹的时候，这种纪录片就成了最好的影像志。
       如果一定要细分，《战争之雾》可以算作一部特别纪录片，是对特别事件和重大活动的纪录。特别纪录片在制作播出时间上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可以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围绕特别事件穿插历史背景，运用特写、音乐、对话、同期声等多种表现元素来烘托主题，并灵活地安排结构顺序。这种特别纪录片较之新闻报道，更具有立体感和艺术效果。近年来，特别纪录片在国际电影电视界格外引人注意，像有关重大国际事件、战争冲突、历史事件揭秘等内容，让人百看不厌。像《九月里的某一天》、《华氏9·11》、《科伦拜恩的保龄》、《女连环杀手的生与死》，以及最近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的、反映十九世纪末中国最早官派留学生故事的电视纪录片《幼童》。特别纪录片在时效上也许不具优势，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时光倒流到1966年的1月31日，麦克纳马拉回忆道，那一天约翰逊总统向美国人民宣布，美军恢复了中断五周的军事行动，对越南北部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越战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为惨痛的一次海外战争，大约有六万美军士兵丧生。在那一段日子里，麦克纳马拉的形象几乎天天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人们对他铮亮的黑色头发和佩戴镶边眼镜的形象记忆犹新。可以说，麦克纳马拉是美国军事力量深入越南的一个形象代表。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古巴导弹危机，他都是现在还活着的最接近核心机密的人。
       如今，麦克纳马拉改变了立场，在《战争之雾》这部纪录片中承认，越战是一个错误。他承认，美国把越战看成冷战的一部分是一个错误。《战争之雾》似乎并没有承袭好莱坞电影的传统，在将近两个小时的影片中，麦克纳马拉是惟一出现在镜头中的人物，他面对摄影机侃侃而谈，就像是在做一个讲座，将观众带入他的记忆长河。
       麦克纳马拉生于1916年，从小有神童之称，从小他就习惯于用一种统计学的眼光来分析问题。这种能力使他顺利考入哈佛商学院并成为学院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二战时他加入美国空军，又运用统计学原理使轰炸日本的炮弹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战后他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并成功地做到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1961年，约翰·肯尼迪邀请他进入内阁，成为美国新一任国防部长，被他的政治对手不无讥讽地称为“一台长着腿的IBM电脑”。第二年，他协助解决了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四年后，他领导下的美国军队正式进入越南作战。
       1965年的麦克纳马拉依然信心百倍，他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头脑，认为美国必将在那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迅速获得胜利。他天天出现在各种媒体上鼓励美国人，告诫他们不要怀疑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士兵阵亡，美国被彻底拖入到战争泥潭中，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开始感到疲惫不堪，这场战争与原先计划中的全然不同，他精明的算计生平第一次出现失误，战争正在变成一场噩梦。又苦苦支撑了一年后，麦克纳马拉离开了国防部长的职位，至于是他主动辞职还是白宫施加了压力，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尽管离职，麦克纳马拉仍然风光不减，从1968年到1981年，他担任了长达十三年的世界银行行长。他还曾经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和海外开发理事会主席。但越南战争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阴影。经过二十多年的反思，他得出了十五条教训，其中包括“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为将给美国带来的危险”、“我们低估了一个人为其国家战斗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只看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队，而忽视了如何赢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的心”、“上帝并没有赐予美国任意塑造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权力”……
       纪录片《战争之雾》的表现手法是独特的，西方人对于影像、声音资料珍藏的传统为这部纪录片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老式录音机在转动，我们听到的是肯尼迪、麦克纳马拉的对话，当年这些绝对机密的决策内幕，是很能抓住人的。《华氏9·11》如此、《战争之雾》如此，获得2000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的《九月里的某一天》也是如此。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德国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支八个人组成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慕尼黑残忍地屠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不为人知的秘密终于被曝光于世人面前，大量当年电视台直播此次事件的影像资料、记者拍摄的照片以及做了影像处理的惟一生还的突击队员口述采访，将一幕悲剧完整地呈现给观众。
       战争，是政治家最好的游戏，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规模在世界上演；总统亮相的方式是演讲，士兵生命落幕的代价只有死亡。逝去的战事与相继而来的残败与反省，敏锐的纪录片导演难以割舍超出常人的视野。于是，带有批判与检讨意义的纪录片开始备受重视。许多在战时无法明言的疑虑与忧心，都得以在这个时候的纪录片中陈述。抛却了战争之“必要性”与“正确性”的时代使命，纪录片导演开始在这些死伤与破坏的影像中，追问世人：战争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影像表现，体现了一个导演的才情与功力。多米诺骨牌效应，决定未来走向的是第一张牌的起落。纪录片的几个段落，在地图的背景上，《战争之雾》多次出现了多米诺骨牌的镜头。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越战等事件，纪录片导演将几十年前悬于一线的偶发细节及当权者聪明或武断的决断，通过麦克纳马拉的口述、影像重现，做了客观展示。1962年，因为古巴导弹危机事件，麦克纳马拉上了当年的《时代》杂志封面。电影院上映着纪录片《五星和麦克拉马拉》，麦氏说：“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沉浸在死亡和毁灭之中，这就是战争的逻辑。如果人们不能展示智慧，他们会像海堤一样坍塌，然后就开始相互杀戮。是运气避免了核战争。”麦克纳马拉认为当时的美国、苏联、古巴领导人在处理导弹危机事件中，是有政治智慧的。因为事隔三十年以后，1992年，他在古巴哈瓦拉与卡斯特罗重逢，卡斯特罗告诉他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事实，“你知道吗？一百六十二枚核弹头，九十枚战术导弹，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就部署在古巴岛上，我不敢相信都是真的，那就是我们差点就得到的结果。”
       “影视史学”一词，最早在1988年，美国史学家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中首创，当时，他的定义是：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及我们对于历史的见解。在这个定义之下，除了“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之外，我想，极为重要的是后半段：“我们对于历史的见解”。在这个新颖的分析法被提出来之前，有关于历史影片的讨论（包括了历史纪录片以及剧情片），无可避免的，总是遭遇专业的历史学家对于影像承载历史的能力的质疑，并且同时指出历史影片存在有难以弥补的虚构本质。然而，事实上这样单向的论述，本身就陷入了两个逻辑上的迷思：一是，究竟是否有绝对真实的历史存在？如何去定义所谓的真实历史？其二则是，即便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其所能够熟知的历史，也都是整个时间和空间长流中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种诠释。专业的历史学家或者关于历史的文字书写，事实上是遭遇了与影像的历史书写同样的局限。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当下，我们可以像直播一场世界杯上的足球比赛一样，直播9·11事件、英美联军攻占巴格达，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战争背后的真相，因为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决策是需要机密的，而延时与滞后的纪录片就是传达真相的最好方式。真相之后是人类的理性思考，所有的理性、善良、忏悔往往在事后，惟有救赎灵魂让人尊重。麦克纳马拉老而弥坚，清醒地认识到古巴危机时，由于赫鲁晓夫、肯尼迪、卡斯特罗三位尚能保持理性，如果感情用事，彼此不能相互了解，后果不堪设想。而越战则显示美国并非全能，一味相信武力所造成的后果及教训。“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是理性的，我们离战争就差那么一点点，理性的人差点就让这场毁灭性的战争摧毁了他们，这种危险今天也存在，古巴导弹危机给人们的教训——人们的不可靠性，和核武器加起来就能摧毁整个国家。今天还有7500枚核弹头，存在世界各地，这里面有2500枚在十五秒之内，就能由一个人来决定并指挥发射，这合理吗？”揭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认识历史，纪录片也就具备了较高的品质。
       导演的立场，决定了一部纪录片的价值取向。《九月里的某一天》中，巴勒斯坦人无疑成为恐怖分子的形象，他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是几十年以后，今天的加沙河沿岸，以色列仍未能放下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枪炮，彼此仇视注定悲剧延续！女兵林奇的故事瞬间传遍全球，另一些牲口不如的生命，每天大量死亡，却让人漠视；据说，当美国虐俘事件曝光后，几大电视网迅速将死亡美军遗像叠加编辑、配以煽情音乐，滚动播放，以大片式的宣传掩饰耻辱行为，影像表达的公正性、媒体的“公器性”让人怀疑。立场，决定了影像写作的态度，埃罗尔·莫里斯导演在制作《战争之雾》的时候，对麦克纳马拉采用了平视加略为仰视的角度来评价，肯尼迪的英姿、麦克纳马拉漂亮的军服、美国领导人会议的富贵做派，一切是华丽的，连角度都是精心选择的。但是赫鲁晓夫、卡斯特罗的出场，显然是不同的，赫鲁晓夫俨然是个小丑，讲话动作做慢了，没有声音，只有动作，一副声嘶力竭的样子；而颇有格瓦拉风度的卡斯特罗则更差。纪录片中，导演用几乎特写的镜头三次推到麦克纳马拉的脸部，三次，麦氏的眼睛湿润，话语艰涩：一次是说到二战，据当时情报分析，认为自1943年末，开始对日本本土共有六十七次空袭，尤其是1945年3月的大空袭，使得当时日本已呈“毁灭”状态，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再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了今日核战争的威胁；另一次是说到肯尼迪遇刺，他时任国防部长；第三次是为了抗议越战，一名叫诺曼·莫里森的人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自焚，美国国内反战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
       “影视史学”一词被提出之后，提供了人们用影像阅读历史的方法和途径：重要的不仅仅只是想要在头绪繁杂的资料中，辨明历史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这些是谁的历史？透过谁去诠释的历史？同时，“纪录片”一词，也同样带给人们误读，一般以为，所谓的纪录片，就是真实。然而，是吗？如果，我们相信纪录片存在着“因为看见、听到，所以感受到”的真实，那么以战争时期的纪录片为例，这样的认知便很快地被推翻。战争过程中，同盟国与轴心国各自尽全力拍摄，用来巩固自身行动正当性的影像，在战前和战后，被不同的阵营，因为截然相反的目的重新剪接以后，各自都达到了其目的性。事实上，所有的历史素材以及所谓的“真实”影像，都是可以被操纵的。
       纪录片界公认，里芬斯塔尔是一名世界大师级的纪录片导演，年轻时的里芬斯塔尔漂亮、聪明，希特勒登门邀请，于是有了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她拍片就像打仗，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她拥有一百二十人、三十台摄影机组成的摄影组，有二十六辆汽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官任她调遣。拍片期间希特勒本人也服从她的命令，纳粹党上下被她指挥得团团转。各种角度希特勒的特写、纳粹不可一世的军容、疯狂情绪下的德国，本来是作为充当战争兴奋剂出笼的影片，在战后却变成了控诉法西斯的影像，同样的一整批历史影像资料，透过不同的人，重新剪接的结果，却是制造了截然不同的意念与主张。经过编辑，军队检阅的场面变成了鹅步并行的荒谬画面，希特勒完全是一个疯子的形象。里芬斯塔尔也被认为是纳粹同路人，并因此受审。今年初，里芬斯塔尔以九十岁的高龄告别了令她荣辱并存的世界。客观地说，里芬斯塔尔是应该作为大师留名于世的，我们不会再提起她的经典纪录片《奥林匹亚》（拍于1938年）。拍摄《奥林匹亚》时，她就实验了水下摄影、自动摄影，极力争取到了在运动会场里挖摄影坑的特权，大胆地使用摄影爱好者拍摄的材料弥补专业人员拍摄的不足。里芬斯塔尔从来都不缺乏勇气和想象力。当她亲自扛着摄影机拍片，冷静地调配庞大的摄影队或埋首于数万英尺的素材，脖子上缠满胶片做剪接时，她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而是天地造化之灵物，是正在创造的人。
       战争时期的纪录片，被赋予了颠倒是非的权力，制作的目的在于服务战争、服务国家，但是也许不是真理。究竟是谁，用什么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制作了这些纪录片？影像能够书写历史吗？也许可以，只是要看是谁在为谁书写历史？以及，这种书写的目的是什么？
       广岛、哈瓦拉、河内、成都，曾经与麦克拉马拉行武经历有关的城市，不断地以慢镜头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老人、年轻人走动的背景是霓虹灯闪烁，可口可尔、麦当劳和汽车广告。还是美国人征服了世界！委婉的音乐让我想到了没有解说词的另一部纪录片《失去平衡的生活》，它是美国当代纪录电影奇才戈德弗莱·雷吉奥1983年的作品，当时此片震惊影坛，观众、评论家给予极大好评，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票房也获得了成功，这在纪录片史上是不多见的。让人无法相信的是雷吉奥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并无拍摄电影的经历，甚至于很少看电影。然而，正是这位“半路上杀出来的”的怪才，对当代视听语言的变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高速摄影和低速摄影在一般的影视作品中往往只是偶尔为之，而雷吉奥在影片中则大量地使用。片中从特写镜头到全景镜头的过渡极快，采用两极镜头是他摄影风格的特点之一，所谓“视觉轰炸”一词正是对他的摄影风格的概括，这种风格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美国故事片、电视片、MTV，乃至电子游戏节目的制作。是那部纪录片的镜头告诉观众，战争毁灭了人类平静的生活。而之后的MTV总是用影像碎片放纵、放大着人类的情欲。
       走进镜头的人，在镁光灯下，说着自己的故事，因为没有人说，因为有的人无法说，所以在真实的影像中，我们也许会被感动，然而真实的背后，会隐藏着一些不真实，省略、辩解、粉饰自己，导演通过编辑，将有力的思考传接给了观众。对于越战的反思，麦克拉马拉说：“为了正义,我们要做多少迫不得已的事。”导演埃罗尔·莫里斯撕开了麦克拉马拉最想回避实质问题的缺口，作了如下一段绝妙的采访：
       问：你觉得你对战争有责任吗？
       麦：这是总统的责任。
       问：你觉得内疚吗？
       麦：我不想深入探讨，越战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任何东西都需要附加的条件。
       问：说出来你会挨骂吗？
       麦：是的，没错。没有说出来也会挨骂。
       结尾的画面，麦克拉马拉驾驶着汽车，用的是他的一段同期声，“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有个俗语说得好——战争迷雾，战争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我们不必要杀人，威尔逊说，我们通过赢得战争，从而来消灭战争。”在插入一名越战美军士兵用机枪扫射平民的画面后，麦的同期声，“不是我们不理智，我们是理智的，我喜欢引用埃利奥特的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在探索之尾，从外面回到我们的起点，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我开始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战争之雾》不禁让人们想起伊拉克战争，这部影片在反省这些问题：虽然整部影片只字未提伊拉克，但是它所带来的想象空间却围绕着伊拉克。四十年前麦克纳马拉的经历依然与今天的现实相关。谈到麦克纳马拉在此片中的表现，则众说纷纭。有人甚至说，这是麦克纳马拉越战错误的延续。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参加这部影片的制作是为了激起人们对核武器以及其它话题的讨论，而不是要对他个人的一生做出评判。
       全世界都已经习惯了把伊拉克和越南相提并论，有人开始拿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麦克纳马拉相比：同样来自商界大企业、同样的自以为是、同样的刚愎自用、同样好战、同样一心只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军事机构甚至整个美国，甚至同样的一副金丝边眼镜，他们几乎是美国五十年来最强硬的两位国防部长。而麦克纳马拉却一直避免对自己的这位后任提出批评，包括拉姆斯菲尔德背后的总统布什。但《战争之雾》上映后，他终于打破沉默，公开表示：“我们（在伊拉克）所做的一切都错了，无论是从道德、政治还是经济上。”在麦克纳马拉看来，越战的教训同样适用于伊拉克，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试图改造完全成长于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民。
       尽管他不肯当众批评布什，麦克纳马拉却对共和党人把“9·11”和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感到厌恶。作为最有发言权的当事人，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2001年的总统是肯尼迪，就一定不会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肯尼迪总统不会像布什一样处理问题，他会伸出双手和解，会听取大家意见。”在美国历史上，麦克纳马拉是第一个提出应该改变对肯尼迪外交政策看法的人，因为根据他的日记记载，如果肯尼迪没有在1963年11月22日被刺杀，越南战争就会在1965年结束。
       老牌导演埃罗尔·莫里斯夺得了本年度最佳纪录片奖，莫里斯说：“战争是一个严肃和沉重的话题。我感谢奥斯卡学院奖把这一奖项授予给我，这是对我的电影的认可。不管大家是不是相信，我想如果没有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越战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没有这部影片。四十年前，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数百万人死亡。我担心现在的美国将再度面临类似的危险境地，如果我的影片能够让人们反思战争与和平，让世界不再有战争，那我就非常满足了。”
       人类继续做着愚蠢的事情，比如破坏环境、战争，一边又要为做过的错事后悔。一群无知的孩子在地球上重复地玩着“多米诺”骨牌的游戏，惟独时光像个仁慈的长者，可以宽恕发生的一切。我们今天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上映着麦克纳马拉的《战争之雾》，那边又将浩浩荡荡的军队开进了伊拉克。当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迈克·摩尔又拍摄出了《华氏9·11》。艺术和政治，可以相互暧昧，也可以相互诅咒，但终归拳经归拳经、手法是手法。纪录片不可能成为根治人类心灵创伤、消解彼此仇视的药方。
       禹成明，纪录片编导，现居广东深圳。主要著作有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告别西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