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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广州回北京，深夜三点半在一个小站下了车。
       衡山站。这个小站的出口我熟悉，用不着盯住前面的旅客辨别方向。出站口没几个人，昏黄的灯光下，一个神情像是打着瞌睡的男人在验票。轮到我时，忽然很用心地捏着我的车票两面验看了几秒钟。这个带侮辱性的动作在早年足以激起我一阵忿懑，如今我不为所动了。外形上我或许像一个流浪汉，有偷逃车票嫌疑，但骨子里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三十年前，英国一位爵士，老哲学家，因为偷逃一张火车票而身败名裂；三个月前，日本一位教授，青年才俊，因为在地铁扶梯下方用镜子偷窥上方的女学生的裙底风光，被人逮个正着，自毁前程。这都是小儿科错误。私下里我的几个朋友视我为作家，一直以来，逃票与偷窥之类念头，都压制在我的心底里，暂时我还没有出过这种错。
       夜色迷濛。天空四散着许多星星。出站口外，前面已经有人准备坐那种“啪啪”作响的小三轮车了。过湘江河，对岸就是衡山县城。离县城二十几公里，一座山坳里还有我的已近荒废的老家。我要去草长莺飞的老家庭园里走走。促成我这次行程的是一个故人，多年前我们在清凉寺中学是同学。“我是艾丽，你还记得吗？”这个同学在电话中说。但我不记得了。“我是你隔壁班的，想起来了吧？”噢，我回答说，想起来了。艾丽无意中看过我最近写的几篇小说，一开始根本不相信出自我之手。她邀我在衡山见面，叙叙旧，现在她是单身。“你真的记起我是谁来了吗？别撒谎，不过，见面就知道了。”
       艾丽保证，这一段时间她都呆在县城，哪儿都不去，就等我回衡山。此刻我已到了衡山站，手扶在候车室外一道铁栏杆上。凭栏望望，暗影中几个斜背着旅行袋的人正缠住先出站的两个旅客，在那里搭讪。不用说，这就是扎根在此地的一群恶名昭著的骗子。另一个旅客想必也心怀疑忌，挨在我旁边，手扶着栏杆。我犹豫的是，要不要在这个时刻，一个电话惊醒酣睡中的单身艾丽。
        “你是本地人吧？”操外地口音的旅客说。
       我是。一边点着头我一边拨通了艾丽家的电话。铃声在夜半吵闹，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在听筒里问：“谁呀？”令人心里一沉。然后才是艾丽，连连道歉，她本来要到车站来接我，却睡过了头。
       “我不来了，艾丽。”
       艾丽劝我别胡闹，刚刚接电话的是她的儿子。她现在就下楼，我过河后在县城四牌楼下车，她在街口等我。语气没有商量余地。
       我要走了，但是操外地口音的旅客仍然在一旁自言自语：“这个夜晚真美，只是一个外地人不能随便走动。黑夜里总让人有些顾虑。听说衡山是个好地方。”
       我回答他，是的。
       “但这个车站给人的感觉不舒服。”
       我也有同感。这个车站五十年前是衡山的地盘，后来划江为界，另设一个县，车站已经不归衡山管辖了。
       “哦，”外地人说，“我要等到天亮后过河。我从昆明来，准备去三五一部队联系一批业务，他们急需我们厂的一种新产品。我还不知道部队怎么找。”
       “什么产品？”我惊讶地问。
       “肥猪粉。”外地人说。
       “我猜你们的产品价格一定很昂贵，对不对？”
       “噢，怎么猜出来的？”
       “因为很多替你领路的人买过你的肥猪粉，我还猜你不是外地人，家就在车站附近。”
       “不，不。”
       “五十年前不划江为界，你就是地地道道一个衡山人，现在你一心指望河对岸的人上当。”“你们对岸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
       假昆明人悻悻地走了。我承认他说得对。在“啪啪”响着的一辆三轮车旁摆脱他的另外几个同伙的纠缠，夜风中穿越湘江河上新修的大桥，我仍然长时间处在一种不愉快的心绪中。我是对岸的人，艾丽也是。这么多年不见，我对她毫无了解。她一直生活在衡山，耳濡目染，对故乡那种不可思议的恶棍应当感触更深。三轮车一路摇摇晃晃地飞奔，停在小县城的四牌楼前，我见到了艾丽。深宵中伫立街头的一个单身女人，足以给人许多不着边际的联想。
       “啊，你都长这么高了。”艾丽说。
       我用鼻子一哼，掩饰自己的惭愧。二十多年前，我在清凉寺中学算是个有名的小不点，如今长高几寸，不必奇怪。高二毕业那年，我十六岁，本班外班同龄的女学生一个个挺着胸脯，早已成人。艾丽记得的还是我那时的样子。我随她登上一幢陈旧的楼房的五楼。楼梯上艾丽几次伸手，既像是拉我一把，又像是要显示她的热情，但一蹬一蹬的，我们没能挨着。
       “我真的记起来了，艾丽……”
       “嘘，”艾丽打断我，踮着脚尖往屋子里走。这个姿势明显夸张，她的意思是不要弄醒她的儿子。一个半掩着的房间里突然亮起灯，她的儿子已经醒过来了。
       “妈妈，谁来了？”
       “睡你的觉，宝贝。别管妈妈，一个叔叔来了，早上起来你再见面。”
       艾丽管儿子叫宝贝，很亲昵，但这个儿子已过变声期，嗓子沙哑。“儿子多大了？”我插嘴问道。
       “十六岁，不是很听话。”艾丽指点我在她的卧室一张软绵绵的沙发上坐下来，转身就到了隔壁儿子的房间。她要关掉他的灯，但儿子不让，双方都有几句嘀咕，艾丽的声音更固执些。电灯黑了。我看着艾丽进来，坐到我的旁边。我们微笑着。沉默的艾丽似乎是在等着儿子重新入睡。我也不想搅扰她。
       两分钟不到，隔壁突然响起一阵音乐声。“睡觉！宝贝！”艾丽喊了起来，音乐声随即稍稍开小了点，艾丽的叫嚷没有更大的用。“十六岁，十六岁，”我感慨地说，“这是个容易有逆反心理的年龄。不过，我在清凉寺中学的那个时候，午间趴在课桌上，一睡总是不肯醒过来。”
       “我刚好相反，一次都没有睡着过。”
       “你的儿子一定挺像你。”
       “不，他是故意的，”艾丽说，脸上掠过一丝夸张的苦笑，几道皱纹也跟着在眼角露了出来。
       我们干脆在她儿子播放的音乐声中说话。“你那时候正是多梦的年纪，所以白天睡不着，好梦要留到晚上做。对吗，艾丽？”
       “你也差不多大年纪吧？”
       “我那时不懂事。”
       “现在懂了吗？”艾丽挑逗我。
       我瞥一眼艾丽。1980年，一晃眼已经是二十四年了。那时候这个隔壁班的同学眼里没有我，那时候的男女生甚至互不说话，那时候小县城里的商店甚至不卖乳罩，我见过高挑的艾丽薄薄的衬衣下耸立的一对乳房，若隐若现。那时候艾丽是好几个老师共同宠爱的学生，艾丽成绩并不好。然后是1983年，小县城风气初开，十九岁的艾丽卷入一桩轮奸案，两个侵占她的男青年适逢当年搞“严打”，从重从快被枪毙（传说其中一个是她的男友，同班同学）。如今她的儿子也已经十六岁。时间过得真快，艾丽的眼角几道皱纹记载着所有逝去的光阴。她不对着我笑眯眯的还好，一笑就显露无遗。天亮前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沙发上各坐一端，感慨不已。她几乎弄清了我这些年来的全部经历，却绝口不提她自己在1983年前后那段不寻常的往事。我不便追问她。最后艾丽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十六岁时就互相接近，做一对初恋情人，现在就有东西可回忆了。我乘机加上这么一句：但怕就怕我过不了1983年那一关。艾丽脸色一变。
       “不，艾丽，”我立即改口，“我那时候太矮，只能做你的玩伴，跟在你旁边，谁也不会当我是你的恋人。”
       “是，那有多好。”艾丽说。
       五月的晨曦破窗而入。隔壁的音乐声忽然停了，这是预告，紧接着一阵故意趿着拖鞋弄出来的响声传来，艾丽的儿子露面了，满脸青春痘，身材瘦高，几乎就是当年艾丽的同学男友的翻版。但那人1983年死去，算算时间，显然不对。这完全是巧合，或者纯粹是我疑神疑鬼地附会，实际上，我已经记不起那个隔壁班的同学的模样了。
       “过来，叫叔叔。”
       “叔叔。”艾丽的儿子勉强地开口，沙哑的嗓音里藏着戒备。他也在清凉寺中学读书，艾丽说过了。
       我愉快地看着他。同是十六岁这个年纪，相比之下，当年的我就是一条梦虫。如今的孩子却是要多老到就有多老到。
       “这么早起来，上午要去哪儿玩？”艾丽问。“哪儿都不去。”
       “你去玩吧，今天妈妈不管你。”
       “我不去，就呆在家里。”
       早餐时艾丽又提议，星期六上午儿子可以出去玩，但扔下饭碗的儿子一声不吭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那我们出去，”艾丽无可奈何地朝我一笑。临出门前，她还得叠一下卧室的铺盖：从我进来的那一刻起，一床薄绒毯就随意地掀翻在床上，形状有几分像是慵懒不动的艾丽，侧卧在那里。我早就留意到了，屋子里异常清洁，墙壁新近装修过一遍，家具电器都闪着亮光。一个单身女人哪来的财力布置这么个居所，我不能贸然动问。艾丽弯着腰很利落地收拾床单和被毯的几秒钟里，展露给我的是一副毫不臃肿的身段，她背向着我，眼角的皱纹也朝向另一方。一股冲动突然涌上我的心头，但随后她拉着我出门，我们又到了楼梯上。
       小县城原有的街道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楼房不见增高，街两边的悬铃木高矮如故。四牌楼是无可考的旧名称，二十多年前，我们就没有在这里找到过牌楼的影迹。岁月慢慢湮灭了这么些东西：当年四牌楼东侧的一家工农饭店，如今飞走了成群的黑苍蝇，不见了白馒头、黄油条，还有黑苍蝇跟我抢吃过的那种仿佛喷香扑鼻的回锅肉。再往里是一家电影院，当年电影票价一角五分，观众如潮，如今电影院也像四牌楼一样，无可考了。北侧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旧时王榭，独此一家，售货员要费尽劲才不至在顾客面前冷脸相向，如今时移势易，风光大不如前了。西侧有一家药店，我印象不深，北侧是一家旅社，我探头探脑地张望过，如今都改换了门庭。衣食住行，一样不缺，一个高压下扭曲的年代也有它一点顺乎常理的布局。北侧更远处是一家新华书店。当年隔着柜台，难以看清架上的书名，我踮着脚尖伸手一指，店员随手取下来的是一部《漫谈镜头前的表演》，我一边翻它一边斗胆想着要另换一部，但店员突然和蔼地赞许我是一个“有志青年”，我立刻买下了它。它确实是这个假大空的书店里真正有价值的一部书。艾丽领着我旧地重游，如今书店已经敞开书架，却门可罗雀，我空手从里面出来，几个同时盯着我像是不太放心的店员可以放心了。
       艾丽在街头有很多熟人。几个在小县城里像模像样的男人跟她打招呼，艾丽娇嗔地回应，听得出彼此关系微妙。我因为挨着艾丽，想必也在这几个人眼里露了露脸。近些年来，一些走出去的衡山人在外发迹或假装发迹，衣锦归来，引起过一阵阵震动。有趣的是，出走的大都是破落户，留下的恰恰是当年在本地站稳脚跟的这些人，如今他们只能滞留在小县城里了。艾丽和我，都在这两拨人之列。我跟着她往南走，前面就是清凉寺中学。
       一幢新建的教学楼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两年前我在深圳，心血来潮，突然给这所母校寄过一封短信。我怀念的是一位物理课教师。这位高而瘦的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我的一道答错了的考试题。他称许我的思路，前面一部分算错了，当然扣分，后半部分我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得出一个错误的答案，他却给我计分。那是1980年，老师只懂得埋头教书，学校也不懂拼命乱收费。我不知道退休后的这位物理教师是否还活着。我完全没有理科天份，只能辜负他。那封短信，艾丽说，后来在清凉寺中学一百二十年校庆的一份简报上登了出来。艾丽参加了校庆，尽管当年是男老师宠爱的学生，如今却只能叨陪末座。她见到了许多旧日的同学。
       我们过校门而不入。在离校门不远的湘江河岸边，艾丽突然问：你还记得一个叫吴毅昭的同学吗？我不记得了。吴毅昭，艾丽说，1989年淹死在这个地方，他跟你同一个班，呶，就这块水面。
       五月的湘江，裸露出大片河床。近岸处是片片零星水面。一些人拿着钓杆绕到了河中央，用心在一线窄窄的流水中钓鱼。船已经断航了。河岸边一个采沙场还在轰隆作响。艾丽说，多年前这里有很多人各占一方，乱采乱挖，沙石价格很便宜。后来县政府只许一家垄断经营，天知道这有什么理由，沙石价格立刻上涨一倍，多少人愤怒不平，如今年深月久，谁也不在意了。而我记得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湘江，五月份汪洋一片，正是男寄宿生偷偷摸摸开始下河游泳的季节。噢，我记起来了，我那个班只有吴毅昭不习水性。
       我们沿河岸而上。沙石滩上，我的脚步滞缓。很长时间，我因为记起吴毅昭的面容，而与艾丽无言相向。我们携手走在一起。艾丽还紧紧靠着我，眼角上的皱纹时而舒展，时而紧蹙，令我恍惚间已经捕捉到她在十六岁时的感觉的一刹那，蓦地又跌入眼前真真切切的现实中来。但无论如何，我们比吴毅昭幸运了很多。一块粗大鹅卵石绊了我一下，我差点连带着艾丽摔倒，还好，没有倒下去。在一条搁浅的机动木船的阴影下，我们干脆躲了起来。四顾无人，艾丽趴在我的身上。现在是时候了，我要求艾丽讲一讲她的初恋男友陈俊——我搜索枯肠，记起了这个名字——与她交往的那段往事。
       艾丽一开始吞吞吐吐。十六岁那年她就已经与陈俊偷偷地在课间递纸条（幸运的陈俊！）。但一直到1983年，他们早已毕业，完全不受老师监管，双方的关系仍然停留在牵牵手的阶段（当年是这个风气，如今则不可思议）。许多人眼里风骚无比、早已出轨的艾丽实际上还是个处女（我们都错过了多少青春时光）。陈俊在高中时就已经身高出众了（不长那么高，艾丽也不会看上他），但一毕业，身体与心智都停止了发育，性格尤其柔弱。一个绰号叫“李衙内”的恶棍，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辆人货车，整天开着它在县城乱窜。陈俊跟“李衙内”混熟了，甚至连艾丽都经常找不着他的人影。艾丽决心跟他分手。离谱的是陈俊，他无所谓。但“李衙内”替他出主意，将人货车借给陈俊，让他搭上艾丽去南岳玩。而艾丽，旧情未断的艾丽上了车。那一天在山上，他们玩得很尽兴。十九岁的艾丽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傍晚时分，在人货车上，她与陈俊躺到了一起。然后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李衙内”，接着强奸了艾丽。
       “听起来这就像一桩疑案，漏洞很多，艾丽。”
       艾丽说，当时她惊慌地呼喊陈俊，自己的男友一定就在附近。但陈俊离奇地不见了。“李衙内”捂着她的嘴，动作粗暴，在她身上折腾的时间很久（陈俊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进入她的身体）。披头散发的艾丽后来夺车门而出，赤脚沿着公路发疯似的往前奔，她要找陈俊算账。路上黑灯瞎火，一对热心肠的夫妇拦住了她。艾丽羞怯起来，只要求他们送她回县城。1983年，入夜后的南岳镇到县城没有班车，那个女人愿意用他们的摩托车送艾丽。但那个男人，坚持要管闲事，说服艾丽，陪着她到了公安局。这一年“严打”已经开始。
       艾丽说，天不亮陈俊就被抓了起来。然后是出逃几天的“李衙内”被捕。那些日子，两个轮奸案犯的父母频繁登门，但他们都只能隔着艾丽家的房门跟她求情。陈俊的母亲只会哭诉，艾丽很熟悉这个声音。恶棍“李衙内”的父亲镇静些，他在县城里地位很高，不停地向艾丽许愿，一天一个价码，只要艾丽更改她的口供。时间紧迫，这位父亲的喉咙最后也嘶哑起来：他的恶棍儿子也才十九岁。他央求艾丽开门，艾丽开了门。
       艾丽说，她愿意按这位父亲的提示去做（十九岁的艾丽已经接近成人那种老练），要救陈俊一命。这位父亲也再次重申他的承诺。但是，事情已经不取决于她能做什么了，陈俊也已招供：“李衙内”指使他，将人货车停在预定的地方，如果艾丽拒绝，“李衙内”还可以上来帮他。半个月后，这对蠢货一齐送了命。
       “我在想，艾丽——”
       艾丽从我的胸口移开她的胳膊肘，她压痛我了。二十年前这桩往事现在说出口，她的兴致也掉了一大半。“你想什么？”
       “当陈俊发现你并不拒绝时，他就没有理由与别人合谋了。他可以和你一起甩掉另一个人，这太奇怪，而结果却是你被甩在路上。”我干脆坐了起来。太阳晒着头顶上的船帮，我觉得热。十九岁的陈俊也许太年轻，年轻则不免犯错，比如那位年轻的日本教授。甚至年纪大也不济事，比如那位年老而且富有的英国爵士。这没有理由可以解释。“后来呢？艾丽？”艾丽说，1987年她结婚了。丈夫大她两岁，是一个很内向、气质忧郁的人（艾丽一直倾心的是那种柔顺的男性，当年陈俊也是这个类型）。她的选择很有道理，丈夫从不动粗。艾丽的那段经历只是像一道抹不掉的阴云，多少年飘荡在他们之间。时间愈久，丈夫愈来愈沉默。艾丽偶尔也在别的男人身上寻找慰藉，其中两个凑巧是丈夫的同事。1995年，丈夫离家出走过一段日子。然后是艾丽，只身到了广州（我那时正在深圳）。艾丽做服装生意，一年回衡山几次。丈夫的举止变得更怪异，他躲着她。艾丽只能停下广州的生意（生意并不好），搬了回来。丈夫则进了精神病医院。再后来就是——此刻我们躺在船帮下的阴影里。
       河中央突然一阵骚动，我闻声从船帮下谨慎地探出头，原来有人钓到一条大鱼。在小县城里，过一种悠闲惬意的生活，至今是我的梦想。艾丽本来可以这样过，但先是老同学陈俊出错，然后是艾丽的丈夫继续跟进，毁掉了她的一切。当年在清凉寺中学，男老师们宠爱不已的一个美丽动人的女生，沦落到这样一个境地，蓦然让我心头涌出一阵对这座小县城的恶感。昨夜里火车站那个骗子说得对极了：你们对岸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爬上一座码头。从前这里是轮渡，去对岸火车站是必经之地。旧码头还一度扩建翻修，设计规划很超前，工程量也大，在衡山是多少年不遇的一笔政府投资。县长当仁不让，手书了几个大字，镌刻在码头正中。只是没多久，湘江公路大桥落成，这笔投资等同甩进湘江河的一个水漂。艾丽挽着我的胳膊，拾级而上，上方就是那座如今无影无踪的电影院的旧址。很快她又松开我的胳膊。前面是人多嘴杂的小县城大街，艾丽也有她的顾忌。
        又到四牌楼。昔日的工农饭店如今只卖时装，我请艾丽找一家吃饭的店子。艾丽要亲手给我做一顿，她也许只是想省点钱，但我坚持己见，还让她叫上她的儿子。“噢，对啦。别忙，”艾丽说，立即用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响了一阵子没人接。这下艾丽不由分说了，我得去她的家。但临到楼下，艾丽又止住脚步。“我这个儿子很鬼，”她再一次拨通家里的电话，果然不出所料，儿子在家，拒不下楼跟叔叔一起吃午饭。
       另一条街有几家小饭店。艾丽挑了其中一家。店主对艾丽很殷勤。“你的客人能不能吃辣？”“能能能，他就是衡山人，我们是老同学。”艾丽回答，仿佛急于为自己澄清点什么。她点一份腊猪头肉，一只农家土鸡，要用红辣椒、本地蒜、生姜熟炒，再要一条草鱼，也用红辣椒、本地蒜、生姜煮，要一份小青菜，店主自己随即保证说，都是本地产的。然后亲手下厨去了。小店里别无他人。“你一定经常来这里吃饭，艾丽。你们好像很熟。”
       “不来吃饭也很熟。”
        “他们待你挺客气。”我指的不单是店主。
       “谁知道呢，一转身就不知道会说我什么话了。”艾丽微微一笑。我觉得微笑很适合艾丽，很动人。她还一眼不眨地盯着我，趁店主不在，用手指尖按住我的胳膊，幻觉中她也许回到了清凉寺中学那段岁月。她明显想要抓紧时间，不愿意就此退出年轻人的行列。但县城太小，艾丽没有更多的选择，别的男人都是有妇之夫。而且艾丽并非单身，有一个日渐长大的儿子守着她。
       “你的儿子要是再大一点，就懂事了，艾丽。”
       “现在跟他爹一样犟。”
       店主的脚步咚咚响起，艾丽迅速移开了她的手指头，顺手夹起筷子。这顿饭拖长了一点时间，我们还喝了酒。酒也是本地酿的米酒。这么多年漂泊在外，故乡的小县城（我路过几次，很少在城区耽留）真正能够令人微醉、令人怀想的还是它的米酒，土鸡，本地产的姜、葱、蒜特有的香甜，我不由得一阵感慨。饭后结算，价格尤其低廉。但这大概是艾丽在场的缘故，店主不便漫天要价。艾丽还争抢着要付钱，她抢不过我。桌子上大盘土鸡、腊肉、草鱼剩下一半，该打包带回家给她的儿子。但酒后的艾丽挽着我的胳膊，连儿子也不顾了。我们来到大街上，我提议找一间酒店包房歇歇，艾丽说，你前脚进去，酒店立即举报，派出所后脚赶来，一罚就罚你五千块。“这真可恶，为什么酒店要举报？”我惊奇地问。
       “因为你在县城里是外人。”
       我们继续往前走。艾丽脸上的酒意暂时不见消散，她的胆子大了起来，紧紧地依偎在我的身边。这种感觉也许比在哪间酒店包房里一番厮混更好。许多年来，我在外面，在一些相处过的女孩子眼里，口碑与外形一样糟糕，原因就在于一点：本质上我不是这座县城的外人。艾丽要是跟我睡过一觉，一转身，说不定我就要将这个老同学的柔情忘到脑后。这座县城出两种人，一种像艾丽，另一种就是早死的“李衙内”，那个恶棍。他们分处在两个极端。我在内心深处给自己也有一个定位。所以我宁愿艾丽只是在街头挨着我。前面是县城“开发区”。
       一座大理石拼贴的小尖塔上，竖写着什么什么“开发区”这几个笔走龙蛇的字样。在小县城里，写这几个字的人或许就有资格名留县志，只是昔日的镏金字禁不住日晒风蚀，缺胳膊少腿，是龙是蛇，难以辨认了。说起来此地是有点传统底蕴，至今民间写古诗词的风气很盛，上海北京的知名文化学者弄不清的平平仄仄，这里很多人却是一目了然。写一笔好字的也大有人在。但偏偏能写的又不让写。艾丽挽着我进了开发区。
       昔年我翻清凉寺中学的围墙，钻过的县城郊区那一大片橘园，如今就是开发区。开发区大概是县政府不算亏损的一笔投资，外商虽然不来，摆地摊的小商贩很是便利。往里走，还有两条宁静的街道，几家店面装修得都很时尚，卖大城市流行的最新款服装。街上走过的女孩子袒胸露臂，就穿这种服装，肤色与形体都非常清秀，有不同于北方姑娘的特点。骗子、恶棍男人的家里也一样出小家碧玉。我原以为她们都去了大城市。三三两两的女孩子像一抹抹亮色，点缀着开发区。这就不亏了从前那片翠绿色的橘园。
       一支敲着腰鼓的游行队伍迎面而来，几百人红衣绿裤，步子都套着鼓点，整整齐齐，可惜居多的是老太太。这些人属于一座教堂。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见识这种阵势。中间一个老太太还冲着路边的艾丽点了点头，眼角和额头上的皱纹像道道沟壑，但神清气爽。艾丽说，老太太是她的邻居，是教堂的一个活跃分子，去年被处罚过三千块钱，前一阵退还给了她。腰鼓声渐渐远去，街道上又冒出一个奇人，他夸张地摇着手臂，模仿的是前面老太太的节拍，一丝不挂，是个身体很健壮的疯子。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县城有一个有名的“秋疯子”，艾丽说，那个人早死了。而这个疯子，昨天还被几个信教的老太太按住，给他洗了个澡，穿上衣服。一夜之间，身上的衣服又被他扔掉，头发和脸面也脏乱了。看上去这个疯子二十来岁，我以为他是县城里谁家的孩子。艾丽说，不，隔一段时间，县城里突然会冒出这样一群人，再隔一段时间，又一齐消失。这个疯子才来几天。
       “这怎么回事？”
       街道上的疯子，此时正朝旁边几个女孩子做出一个吓唬人的动作，突袭过后，继续走他那种仿佛在军训场上的正步。我留意到街道上几乎没有谁理睬他。昔日大惊小怪的县城人，二十年来真的有了变化。据说西方常见的裸奔，也不容易引人瞩目。疯子在前面再做一个标准的向左转，折了回来。一直入神地盯着他的只有艾丽。我不禁奇怪地瞥她一眼。艾丽说，突然冒出来的这些人，都是邻近的县市集中收容起来，夜半送过来的。本县没有理由例外，过一阵子也要捉住他们，乘夜往外县外市送，所以他们会一忽儿来，一忽儿走。
       我不明白艾丽为什么对一个疯子的裸体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眼睫毛还一闪一闪地在动。泪流满面的艾丽最后说，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此时在哪座城市，也被人送来送去……
       郑午然，作家，现居北京，曾发表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