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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晓光提出“合作主义”
       学者康晓光最近发表《论合作主义国家》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其合作主义观点。该文立论的基础是：政治制度的好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好的”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也存在“坏的”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好坏不由制度本身决定，而由社会条件对制度的适应性决定。也可以说，相对于制度对社会“好坏”的决定性，社会更能决定制度的“好坏”。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验看，在发展中国家只可能产生“坏的”自由主义政体；但有可能出现“好的”权威主义政体，至少是“有效率”的权威主义体制。
       该文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却缺乏正当性。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制度蓝图。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探索的根本目的，对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是建设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文章指出建构“合作主义国家”理论是为了给现实权威主义政治树立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政治正当性，也是一个“进化的目标”，使它摆脱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向着“好的权威主义”进步。
       康晓光说：“合作主义国家能够打破单一阶级专政，切断金钱和权力之间的纽带，实现阶级分权，并维护国家利益”，因为“随着资本力量与日俱增，资产阶级的胃口也将越来越大，当统治集团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时，资本将挑战官僚集团对政治资源的垄断权力。受到威胁的官僚阶级为了自保，为了不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会利用大众制约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大众会共同推动法团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发育”。
       文章说，“权力与资本争权夺利的结果是，在合作主义国家中，大众的处境有可能比在自由民主体制中要好一些”，“大众可以利用联盟选择权，通过提供政治支持或反对，与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交换实际利益”，“在合作主义国家中，尽管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但是由于国家坚决维护市场制度和法治，经济精英的经济权利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所以社会的经济效率不会受到损害”。
       文章说，“在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眼中，大众政治、暴民政治、法西斯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仅仅是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他们也有可能支持权威主义政府”。
       作者分析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议会斗争、新闻‘口水战’等自由民主制度的行头都是浪花和泡沫。决定政治秩序和政治行为后果的不是这些喧闹的行头或道具，而是各个阶级力量对比的格局。政治是阶级较量的结果。但是决定阶级力量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康晓光进一步说：“就政治正当性而言，‘同意’是一个次级概念”；‘公正’是比‘同意’更为深刻的概念”；“某种权威主义体制，例如合作主义国家，有可能比自由民主体制更有效地保证公正”。这段话揭示了“合作主义国家”的价值核心是“公正”；合作主义国家的正当性，源于更好的公正性。“只有强调‘合作’、‘共享’的合作主义国家，才有资格要求公众在面对危机时同舟共济，才能抵御经济不景气或业绩低落的挑战。”
       （许军）
       俄罗斯人民为什么抛弃自由派政治家？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许向阳先生日前撰文，分析俄罗斯人民为何抛弃了自由派政治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亲西方的自由派政治家主导了1990年代初开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激进式转型。但近年来，他们在俄国政坛上的影响却日益减弱。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两个自由派政党被淘汰出局标志着这种衰落达到了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统一俄罗斯”、“祖国”，我们从这些得胜的政党联盟的名字中，就不难发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又一次占据主流。
       俄罗斯人民抛弃自由派政治家，并不是抛弃自由民主的理念。事实上，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已经写入俄罗斯宪法，为俄罗斯人民构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基本框架。俄罗斯人民所抛弃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这样的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是以一种粗俗的唯理论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他们在认同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文明时，没有将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体制和特殊利益区分开来；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弊端时，没有将国家根本制度中存在的弊病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区分开来。他们没有兴趣去细致理解自己人民的真实需要和自身社会的复杂现实。他们蔑视传统，蔑视经验，而迷信他国已经获得成功的现存模式，从而将自己的人民和社会看作是一堆可以按照某种现存模式，随意地加以重构的纯粹对象化的质料。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完全陷入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思维之中，从而使自己有意无意地成了他国利益的代言人和祖国利益的损害者。
       是在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之后，俄罗斯人民才从自由派政治家所描绘的新乌托邦中惊醒过来。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的话说，人民普遍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十多年来，自由派政治家竭尽全力来削弱政府的权力，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人民获得自由。他们完全忘记了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揭示的，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权才能结束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相互伤害，这是政治秩序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则。主权的削弱使人民陷入了国家分裂、内战连年和饱受犯罪伤害的深刻创痛之中。根据多博列尼科夫2003年10月27日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提供的数据，前苏联瓦解以来，已经有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暴力犯罪。目前，俄罗斯每年被杀的人是二十万。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人被杀的国家里，却为了“捍卫人权”而废除了死刑。它的实际后果是将极刑的执法权交到了黑社会头目和杀人犯的手里。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失误，从观念出发的“休克疗法”使既有的生产体系全面崩溃，许多地区和部门出现的非工业化现象，使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个依靠出口自然资源为生的国家。从总体上看，经过十二年的改革，俄罗斯的人均GDP下降了一半以上，物质生活水平倒退了大约二十年。
       对自由派政治家从追随到抛弃，对以普京为代表的一批前克格勃官员从厌恶到仰赖，显示出俄罗斯人民对混乱的厌倦和对秩序的渴望。在付出生命、尊严和富强的代价之后，俄罗斯人民现在急切地希望在宪政原则下构建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来打击分裂和犯罪、规范市场秩序、纠正恶性的贫富分化以及在全球化互动中捍卫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肖武）
       博客分解话语权力
       继E－mail、BBS、即时通讯之后出现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博客（Blog），以2003年的木子美性爱日记和2004年的竹影青瞳裸照风波这样惊世俗骇的行为普及到了中国民众生活中。
       木子美们的激进行为，只是博客们的极端表现，但它却很有代表性地折射出，传统上内敛保守的中国人，在网络交流的平台上日益走向开放和透明，开始渴望展现自己。博客们作为孤立的个人，他们要世界听到他们原生态的声音，并表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有人用中国特色的方式评价说，BBS是集体生产队，而博客是包产到户，更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也有人戏称，博客有点儿像“卡拉OK”。这些形象的说法，浅显明了地指出了博客的特性：超越集中控制，走向开放共享，让每个个人都可以成为互联网中自主的主体，并得以呈现自己，表达自己并且与网络世界建立全面的交流沟通。
       博客是近两年在美国出现，并迅速风靡全球的，被称为新的网络媒体的交流形式。它的形态就是网页日志，主要是以日记的形式发布文章，并可以附加评论的个人网页。美国《连线》杂志给这种网络“新媒体”下的定义很简单：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它让平民的话语权得以提升且更有可能得到保证。
       在博客的起源地美国，博客们的声音正在成长为对抗传统主流媒体话语权的新势力。拥有媒体不再是新闻集团的专利，拥有电脑的人就可以拥有媒体。
       1998年1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被德拉吉网站率先“博客”报道后差点丢掉总统宝座。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博客第一次成为主流媒体新闻的来源。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传统媒体公信力遭遇空前质疑，博客大获全胜。同年，托尼·帕金斯推出博客网站AlwaysOn，并提出博客是“媒体开放源代码运动”的观点。
       2004年，博客们对美国政坛的影响与日俱增。总统大选揭幕以后，政治博客族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已然成为一股影响选举的新锐政治势力。他们正在迫使主流新闻媒体跟踪他们关注的消息。
       政治博客族们认为，他们掀起的浪潮将给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竞选和交流带来彻底的变革。按照曾担任《纽约时报》编辑的博客克里斯托弗·莱登的粗陋观察，正在发生的情况是民主能量和政治影响力根本性重新安排的开始。
       中国的博客运动才刚刚开始，还不会出现所谓的政治博客族，但他们发出了各种声音，这声音中所蕴涵的民间智慧放射后所产生的效果表明，对于中国政府的管理者来说，不仅仅是多了一条倾听民间声音的渠道，他们已开始以行动来回应这些声音。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博客这一交流通道势必会促进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
       “大众传媒与电脑的融合，使得信息的全球化快捷分配成为可能，因而从理论上讲，极大地扩展了知识的民主化，也许因此会使社会民主化进一步深化。”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历史学教授马克·波斯特如是说。
       （刘阳）
       孙立平谈失业问题
       日前，学者孙立平在“改革面临挑战”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上谈到失业问题，并提出两个概念，孙立平说：
       一个概念是老失业群体，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就这个群体来说，第一个判断是已经到了最高峰。第二个判断是从年龄结构来说，大体在40－50岁之间，由于年龄的变化，利益需求也发生变化。我在辽宁和吉林做过调查，我认为，不要过于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问题，因为很多就业的数字还没报到中央，这些人又失业了，就业是非常短暂的。政府应当主要考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个低限度的安排问题。第三个判断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对弱势群体来说，我觉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第四个判断是，包括一些三十多岁的技术工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现在对自身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家里的积蓄可能都会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地绝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发展也已经成为问题。
       另一个概念是新失业群体，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首先在数量方面，新失业群体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这些人原来高中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闲荡，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主要靠父母维持生活，但是现在有的人父母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生活变得很艰难，将来他们的前景更需要社会关注。然而现在一提起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更多的是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对新失业群体则缺少关注。再次，新失业群体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弱势。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连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么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姚郁）
       关于“上海梦”的讨论
       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李欧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罗岗、传播系副教授雷启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薛毅等学者们讨论了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上海梦”。
       1992年以来，“上海热”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复活、重构上海的运动，到今天仍以非常深刻的方式参与到当代上海、当代中国的文化构成之中。“上海热”从表现为老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以“上海”为书名和卖点的图书、画册风行，到上海旧地和平饭店、百乐门、霞飞路被赋予象征意义，融“老上海遗风”与“异国情调”于一体的咖啡馆、酒吧在茂名南路、衡山路整条街地出现，徒有上海老石库门外表的“上海新天地”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横空出世。这种种现实的变化，说明“上海”在这里已经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现代梦”的寄托。它和“中产阶级”、“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编织着中国人关于“现代”的想象。但是在倪文尖看来，“上海梦”仍然只是一个“梦”。一方面，尽管“上海”寄托着今日中国“上下”以至“中外”的“现代”期许，而种种现实与历史都说明，“全国成为上海”肯定不可能实现。上海之于中国只是“桥梁”，不是“龙头”，不可能普及。另一方面，目前的上海“梦”只与浪漫、冒险、活力以及成功联系在一起，只有关于“十里洋场”，暴发户和“白领”的叙述，大量的属于棚户区、纱场女工、码头工人等这样的历史真实是它的盲点。这种叙述上的有意无意的遗漏，对于历史记忆的改写，其实体现着今天我们对现实社会中谁为主谁为从，哪些趋向应当被鼓励的、哪些现实是可以被忽略的判断。与这些密切相关的，还有其对未来的想象和选择。尾崎文昭也认为上海梦的特点在于它的桥梁作用，中国不能都变成上海，就是因为它只是桥梁，不能做大。过去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现在怀旧怀的单是“富人的天堂”。如果转生到1930年代的上海，大家未必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而现在的情况是，肯定是穷人的人也兴头头做着的富人梦。这很有意味。
       薛毅强调，抹去社会主义记忆的“上海梦”，把1990年代的上海与1930、1940年代的上海相嫁接，完全绕开了1950—1970年代的上海历史。此种省略背后的意识是将新中国的上海历史理解为“失血”的，没有“国际大都市”特色的。同时，对1930—1940年代上海的描述忘却了当时上海作为殖民地的经验。把当时的上海构想成光怪陆离的现代飞地，把所有的目光盯向外滩、四大公司、舞厅、咖啡馆，却硬生生剥离了上海曾经是被他人控制的上海，曾经是日本人的占领地这些同样真实的经验。这样的“上海梦”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政治性——一种扭曲了的“市民社会”构想。它把“市民社会”理解成各人为自己享受世俗生活的天地，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天地。这是“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的想象，而实际上，一个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正是政治控制所需要的。另外，上海与它的周边地区的关系也成为“上海梦”的盲点。当上海被当作“国际化大都市”来看待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只有在中国之内，在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中，才有上海。与一厢情愿地将上海与西方城市关联起来相比，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有价值的比较是都市与乡村的比较，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大都市与乡村的关系。因此，应该有另一种上海形象，它有关于底层人民丰富复杂的生活经验，有关于由底层人民的劳动、生产塑造的生产型城市特征。
       李欧梵教授谈到，今天作家所怀之旧多是1930年代的上海。但当时的上海是一个“新”上海，是走在那个时代前列的上海。对它的怀旧，已经有政府意识形态因素强有力地影响体现在其中。因为1930年代的上海正是强调与国际化接轨的上海。当时以月份牌、酒吧等为标志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今天白领生活的组成部分。当代小资就这样将自己的生活求诸于历史。这些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但是，如此解释就够了吗？今天媒体的上海怀旧想象、旧上海形象的塑造都是从香港开始的，而香港却是一个极少怀旧的城市。这两个城市有着微妙的相互关系。面对香港这个无梦的城市，要怀旧怀什么旧呢？从这个意义上，除了关于“现代”的想象，“怀旧”的主题是否有其它的用途？在上海与香港的比较视野中，我们是不是能在“怀旧”的冲动中看到更多的意味？今日香港人其实并不真正怀念过去。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我们只生活在现在，没有过去，亦无将来。从这个意义上，香港是更需要怀旧的，需要招出过去的鬼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还有梦和鬼魂。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陈清侨也认为，和上海相比香港人讲自己的故事的热情似乎很不够。香港几乎没有相似于“上海梦”的“香港梦”的说法。尽管香港经过1950年代的移民热潮，1997回归等重大事件，香港人对香港认同的兴趣增加了，但仍然没有“梦”的说法。香港还是只有“故事”。或许这与香港人的历史感有关，或许这与香港城市的“实际”性格有关。香港人经过动荡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的拒绝感加深了。香港人实际而不敢做梦？或者做的多是实在的梦，发财梦？因此，在这样的比较中，上海的怀旧，香港对上海的怀旧其中是不是有更多的意味？
       雷启立强调了历史记忆的召唤被当下现实重新书写的问题。罗岗更进一步指出，招出鬼魂的故事其实与多元全球化有关。我们要使全球化的过程变得多元，就必须招出鬼魂来。这是一个从当下现实出发的思路。但是，《胭脂扣》的故事，讲的是招出来的鬼魂是如何靠不住的。它不是说鬼魂招出来了就可以把相隔五十年的香港连接起来！同样的，薛毅对历史记忆的召唤也面临一个被当下的现实处境重新书写的问题。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大来看，知识分子应该朝着在这两个方面寻找一个连接点的方向努力。由此引伸出来，知识分子如何与底层群众建立联系？这样的联系与历史的记忆如何与现实建立联系其实是一个意思。
       面对相互缠绕的历史与现实，李欧梵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给予历史和现实自己的解释的意义。知识分子至少应当争取一点解释的权力。不管用什么意象，鬼魂也好，或者还是其它的方式，知识分子现在能做的就是对一件事情进行解释。否则在中国就只有一种解释，它将更加强大。以不同的解释对抗无孔不入的压抑机制才是重要的，而对鬼魂有什么具体解释倒是其次。例如，《上海摩登》变成了主旋律的一部分，这已经是一个极大讽刺。但是假如有更多的与主流解释不同的对它的阐释，将这种非常讽刺的现象描述出来，那么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批判。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