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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仔
       母亲很瘦小，小时候更显小，但小巧玲珑，在家是老三。外公叫她三妹，因为聪明伶俐活泼，很得外公疼爱。一日，天下着大雨，外公带母亲冒雨逃日本军，逃到一条河边，河里发大水，外公携着母亲及几姐妹过河。母亲一不小心被水冲散了，在河水里沉浮，外公急坏了，大声呼叫救命：“快救人啊，快救我家三妹啊！坏了，我家三妹要被淹死了。”恰好，这时有一个在村里打长工的男人赶过来。他是从附近的定安县过来打工的，人干瘦干瘦，但很精悍。定安县是海南岛的内陆县，很穷。很多男人到附近的文昌、琼海等沿海县打工，文昌、琼海的人瞧不起定安人，常把这些人叫作“定安仔”。定安仔问外公，人在哪？外公顺着水流方向指去，母亲正被水冲到一根树枝旁，被横在河面的树枝卡住了，定安仔游过去，抓住了母亲，顺着树枝把母亲抱上岸来，外公千恩万谢，但穷人家也没什么答谢，定安仔领几句好话便走了。
       一年后，妈跟村里的小伙伴们到山里勾竹笋以充饭菜，走到一堆山竹丛边，看到一座新坟，妈问同伴们是谁的新坟呀，有位小伙伴告诉她是村里打长工的定安仔的，妈听了，就哭起来，问他怎么死了，那小伙伴说：是病死的，病了几天，没钱看病，就死了，村里人用草席卷了，埋在这里。妈扑通就跪下来，对着坟痛哭……
       我记得是我懂事后，妈就对我讲起这个故事。她八十多岁了，住到我这里，我陪她聊天的时候，她也时不时的叨起这个故事。今年她九十寿辰，我们为她祝寿，她坐在椅子上，叹她的命长时，又叨起这个“定安仔”，这个故事我差不多听了五十年……
       地主
       村里有个地主，名叫世轩。听妈说，人很吝啬，也有心计。我家很穷，常借他的债，一年到头，全家人怎么辛劳，也还不完债。大年三十，祖父、我爸、妈、叔叔、婶婶跟我哥，一家人才买了半斤猪肉过年。晚上，全家正吃团圆饭，世轩就拄着手杖上门催债了，祖父很难过，一意央求宽个时限。世轩用手杖指着饭桌上的几块猪肉，咧口骂道：“有钱买肉，没钱还债，我让你们吃！”就把猪肉撩到地上……第二年，我爸赌气借钱乘船逃去马来西亚，在那里种薯种菜，开咖啡铺，攒了钱寄回家还债。一年还完了。第二年，世轩又翻出一本债簿来，妈不识字，又只好还……因而，妈很气世轩，骂他“吃人”。
       土改时，村里斗世轩，大概是他积怨多吧，斗他斗得很狠，最狠的一招，是用绳子缚住他的脚脖子，把他倒吊起来，绳子从一棵大树的横枝上通过，一头抓在几个人的手里，这几个人用力把绳子一拉，他就被吊到半空，脚朝上，头朝下，两个脚脖子承受了全身的重量，而且他很胖，脚脖子肯定像要断裂那样剧痛。他朝着地面的脸部滴着汗、冒着油，口里哇哇地叫；那几个人的绳子一松，他又从半空掉下来，头撞在地上。这样一拉一松，几十个来回，人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斗他的地点在村里大祠堂门前的庭院上。
       妈当时已当了当地的党支部书记。但她一见到人家这么斗世轩，心里很不好受，“怎么能这样斗人家呢？”妈有点胆怯地问那些土改工作队，有一个队员把她悄悄拉到一旁，说：“你别这么说，人家听到了，会说你同情地主，把你也斗了。”
       妈悄悄躲到一旁，暗暗抹抹眼泪，不敢再看，就走开了。
       妈聊起这件事，总是唉叹：人家怎么坏，也不能这样“下生刑”啊！
       我问妈：“世轩后来怎么样？”妈黯然地说：“斗了以后，回家就病死了。唉！”
       地主老婆
       世轩被评定为地主，经过斗争病死了。世轩的全部财产通通没收。土改工作队拟将世轩全家发配到另一个小山村居住。世轩的老婆可急了，怎么挨斗也愿意继续住在现在的村里。因为我们这村子大（我家在这大村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历代讲究文明、出人才，清朝还出过进士，田地也肥沃，收成较好。总之，较适合生活，那个小村是历代穷村，不要说没出人才，就是田地都很瘦脊、不好耕作，填饱肚子都难。她半夜三更摸黑到了我家来，求我妈说：“玉仙大嫂呀，咱家做歹做恶，政府怎样罚就怎样罚了。咱们也服了，但求玉仙嫂帮咱家做个主，不要把咱家迁到那个村子就好了。”
       妈说：“你家房屋要没收了，你们不搬，在哪住呀？”
       她说：“就求政府把咱那猪寮给咱家，咱家收拾住下也好了。”
       妈“唉”一声，回答说：“那你就别张扬出去，待我好好跟土改队说，定了再告诉你，你张扬出去了，那些积极分子出来反对，我就不好办了。”
       她连连叩头说：“听玉仙大嫂的，咱家就靠你了。”
       妈果然去跟土改队长说了。妈是村里名望高的革命堡垒户，被日本人抓去坐了半年牢，不损失一位同志，还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就因此吧，土改队居然接受了妈的建议，让世轩家不要搬了。
       世轩的老婆及儿子、媳妇，就在这个猪舍里住了下来。他的儿子是高中毕业生，不久被政府招去教书了，书教得很好，他的两个孙子，“文革”前也读了高中，当然没大学上，但“文革”后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一个教书，一个在政府部门当干部。他们都在老屋周围建起了新屋，当然是早已搬出那猪舍子。
       基椿叔
       我们村子附近，有个墟集，叫长坡墟，村里人赶集，都到这里。妈那时为山里的共产党游击队送情报，常常到长坡墟跟人家接头。接头地点，在一间咖啡铺里。
       咖啡铺的主人姓谭，什么名妈没说过，主人的儿子叫基椿，中等结实的身材，一脸温和，比妈小一些岁数，我们管他叫叔。妈跟他们家三来两往，老熟了，亲热了，常在铺里帮工，妈脚勤手快，店主人对妈很好。妈也因此挣些钱米回家糊口。
       一天，妈把人家写在小纸条上的情报藏在发结里，就到长坡墟来，那天是给日本人修公路，本来约定在修路时交情报，还未交，日本人就把妈抓去了。日本的军营也在长坡墟上，十几间平房围着一座高高的炮楼（解放后，政府把它改为学校，我的小学也是在这里面上的）。妈进了里面，被强逼俯跪在地上，日本人用木棒打妈的脊背，要妈招认替共产党做事，妈什么都没说，只是哭，边哭边用手把头发抓散，顺手把写情报的小纸条抓在手里，在抹眼泪、擦鼻涕的瞬间，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烂咽到肚子里。这一下，妈放心了，一个字不认，一个人不咬，日本人把妈丢进牢里，关了半年。
       基椿叔父亲开的咖啡铺，远近有名，生意很好。日本人常来喝咖啡，他待日本人也很客气。并由此懂得了日本话，妈被抓了后，基椿叔全家都很担忧，也很焦急，我哥当年很小，我爸又在南洋，妈被抓了，家里生活就没着落了，他们都想方设法救我妈。军营里的日本人来喝咖啡，他们待得更热情，更周到了，见了军官，就说我妈是良民，一心做活养家养孩子，你们抓错人了。军官们听多了，又看到我妈每天哭，没招任何人，他们又没证据，就叫基椿叔父亲签个保，把我妈放出来了。
       解放后，妈是搞革命的，当然红了。但基椿叔一家，因为跟日本人有来往，就惨了，有人想把他们定为汉奸，他们可急了，找我妈，妈当然仗义执言，向政府部门说：他们不但不是汉奸，还为共产党做事，我送的情报，都在他们这里转交的，有时他们也帮着转送。我这条命，也是他们保出来的，他们是白面红心。基椿叔一家因此过了一关。他们很感激我妈，叫儿女们认我妈为干妈。我们也很感激他们。因此，解放几十年来，我们都很亲热，常来往，不是亲戚胜似亲戚。基椿叔现今八十多岁了，还健在，一脸亲和的容颜。
       祖父
       我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年轻时还懂几招棍棒，时而被村里有钱人家请去抢媳妇，并曾“有幸”地被赋予背“媳妇”的重任。他很疼我妈和我哥。有一次，他抱着我哥领着家人逃日本兵，逃到山坡上，他自语自言：天天逃日本仔，都不曾见日本仔怎么样。他停下来，往山下看，正在这时，一粒子弹射上来，从他太阳穴上擦过。他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他忙把哥交给我妈，吩咐家人把家什行李都丢了，逃进山里，总算逃过一劫。
       从那次以后，祖父身体逐渐虚弱，不久，又得了烂脚病。日本仔时期，家乡一带的人得烂脚病很多，山里的游击队也得。发现得早的，或者身体强健的，用些草药铺治就好了。治得慢的，或身体虚弱的，就一直烂到死（现在从资料上看来，跟日本人搞的“731”有关，那资料上公布的细菌试验中，就有炭疽菌，这就是烂脚病的病菌。当然，当时的人没有知道这一点）。祖父的脚一直没能治好，越烂越重，垂危的时候，妈把他扶到柴房里躺下，他看着将要独挑全家重担的妈，直流泪，对妈说：“媳妇啊！你以后要更辛苦了啊！”妈说：“阿公，别说这些话，侬只心痛阿公病了这么久，都没一顿好饭好菜伺候阿公。现在，阿公想吃什么，快点说吧，侬设法去找。”祖父说：“媳妇啊！我们穷人家，还能想什么，阿公就想一件东西，公说了，你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只当公没说。”
       “想什么呀？”妈紧接着问。
       “公每次去长坡市，都看到人家卖炒白（河粉），那味真香啊，公只是流口水，没吃上一次。媳妇要能买一碗回来让公吃，公就满足了。”
       妈听了直流泪，祖父辛苦了一辈子，就只想一碗炒白！妈小跑着赶到长坡墟，把事情跟基椿叔说了，基椿叔紧忙给妈一杯子白米，妈把白米去向卖炒河粉的店铺换了一碗现炒的河粉，又小跑着赶回家。
       祖父还睁着眼睛等妈，妈把他扶坐起来，他接过河粉，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说：“媳妇啊，你是怎么要来这白啊，真好吃啊，公这下满足了。”
       吃完了炒河粉，祖父就慢慢地躺下去，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姐娟
       姐娟长的高挑、丰满、漂亮，在山里的女游击队员中，是最可人的一个。她活动的地方，就在我家山前山后一带，跟我妈很熟，在山里生了个男孩子，寄养在我爸堂妹瑞莲姨家。男孩子后来也长得很俊。
       姐娟一次执行任务，不慎被捕，关在琼海县加积镇的国民党监狱里。因为是明白的共产党，被打在死牢中。一天，跟一批死囚一道被拉出去，要执行枪决了。看监狱的一位国民党老炊事员，大半辈子光棍，见姐娟一身秀气，甚是怜爱，就向当局提出有意娶姐娟为妻，以续香火，竟然得到当局应允。姐娟被保出来，嫁给了这位国民党的炊事员，并随炊事员搬到海口居住，在海口生了一男孩子。
       姐娟闹革命时与家里的男人断了联系，男人去了新加坡，在姐娟被抓期间，他从新加坡托人将瑞莲姨收养的男孩子带去新加坡了。解放后，那孩子又回国内读书，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省美术出版社。逢年过节，常给瑞莲姨寄些书画。
       姐娟跟的那男人，解放后自然遭殃了。她一家都没好日子过，姐娟有苦只往肚子里咽。在河北的儿子知道母亲在受罪，写信叫父亲把母亲接去新加坡，父亲原本一肚子的气，但儿子列陈母亲的无奈，情意殷殷，父亲还是答应了，原谅了母亲。姐娟有意前往新加坡与前夫相聚，但也挂着现夫。毕竟夫妻一场，又有救命之恩，还是待现夫去世了，才成行与前夫欢聚于新加坡，且喜得一女儿。夫妻复圆，欢乐美满，前夫尽释前嫌，将姐娟与老炊事员生的男孩子，也接到新加坡同住了。
       在河北美术出版社的大儿子，前妻死后，在我家乡附近续了个农村姑娘，不久离婚，姐娟多次去信相劝，终使他们复婚归好了。
       一天，母亲正在客厅里打理谷子，姐娟突然来了，还带了她在新加坡生的小女儿，小女儿一样的高挑、丰满、漂亮。姐娟一见我母亲，就抱住了，放声痛哭：“玉仙嫂啊，我不良，叛了你们，没面见你们啊！”我妈边抹眼泪，边端详她说：“事情都过去了，大家都平安，就好了。”
       临别时，她恭敬地给了妈一双金耳环，很精美，说：“大嫂，侬在新加坡，也是跟人家过日子，没什么礼物，就送这双耳环，留个念名吧。日后，别忘了我姐娟啊，姐娟也和你们一起吃过苦啊！”
       一个夜晚，妈将这对耳环交给我妻子，说了上面那个故事。
       三●
       要不是我岳父第一次见到她，回家跟岳母大说她“丑”，那我将是一辈子也觉不出她“丑”。从小我就看到胖胖圆圆的她，见了我总是笑，老让我欺负，我不顺心时，打她圆圆的手臂，打她厚厚的背膀，她只是嘿嘿地笑。我懂事时，听她说：母亲刚生下我就去参加土改队，走村串户搞土改了，我没奶吃，她抱着我在村子里挨着生孩子的人家为我讨奶吃，人家给孩子喂奶时，她抱着我去抢人家孩子妈妈的奶，人家孩子吃这边乳房的，我就抱住另一边乳房吸吮，跟我同年的全村几个孩子妈妈的奶，我都吃过。因此，我母亲是生了我，但我是村里人的奶喂大的，是在她的怀抱里长大的，这就是我的三婶，我们家乡叫三。也正因此，我从来不觉得她丑，倒是觉得她很亲切，我很爱亲近她。到我岳父点明了，我仔细看，再跟旁的老女人比较，才觉得她长相确实有点不敢恭维，凸凸的额头、凹凹的眼睛，扁扁的鼻子，上唇往里收，两个虎牙往外突出，下唇和下巴则远远的往外伸，整张脸就像一张犁田的犁壁，我岳父就形象地叫她“犁壁妈”。也许是她从小就知道她长得不怎么样吧，我岳父岳母甚至我夫人说她丑，她听见了，也没什么反应，但我则心里发痛，在我的心灵和眼睛里已经没有具象的她，只有抽象的她，那就是亲切、亲热、勤劳、善良，对亲人的无私和呵护。
       记得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在村前那条临着田洋有椰荫遮蔽的村道上玩耍，一个叫文仲的叔叔叫住我：“你家三给你寄一支钢笔，快来要，她叫你要好好读书。”“我三在哪？”我问。“她跟我在松涛水库做工，她可卖命了，每天拉车拉土回来，不是鼻青脸肿，就是衣服撕破，每次评模范都有她，这次的奖品由她自己选，她选了一支钢笔给你。”我眼眶里有点热，很高兴，跑过去接了钢笔——一支蓝色的钢笔。到这时候，我才回想过来，我已经三年不见我的三了。我用三赠的这支钢笔读书写字，那一年我考试得了全班第二名，学校免了我第二学期的学杂费，父亲很高兴，不是为了几块钱学杂费，而是为了儿子学业的长进，因为我家世代农民，孩子读书能有出息，是做父母的最大荣幸。没过多久，父亲在客厅里很郑重地对我说：你三要从松涛回来了，你要疼她，她没孩子，你就是她的孩子，她以后老了，你要照顾她。爸的话直注入我的心里。我盼啊盼，三终于回来了。我记得，三走之前，曾在村里的公共食堂前哄过我一次。那时，我才上一年级，上学前，跟三约好，回来就吃烤蕃茨。回来了，在厨房门前看见她，第一句话就问烤蕃茨，三说她忙忘了，我哭着猛打她的手，她那手圆圆胖胖，脸上红喷喷的，全身丰满丰满、结实结实。我想象中，三在松涛干得那么好，得了那么多奖，那么荣耀，回来时更会光彩照人。傍晚的时候，她回来了，提着一个花布袋，爸妈坐在大厅里等她，点着煤油灯，她跨过门槛，叫我爸妈：“哥、嫂。”我妈一见，就大哭起来了，我瞪大眼睛，呆呆的，这是我的三吗？两腮凹凹、下巴尖尖，颧骨又高又尖，本来很小的眼睛则变得很大，一闪一闪的，我最熟悉最喜爱的原本圆圆胖胖的手臂，像两根竹片一样，整个人儿瘦了一大半。妈哭了，爸不说话，她站在厅里掉眼泪。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爸说：“三，吃饭吧。”那时候，公共食堂才解散不久，自留地才开始种，为三接风的只是大碗蕃茨饭和煎盐鱼，我们跟三一块吃，她吃得很香，她说：“比在松涛吃的好多了。”吃了饭，她回到她房间，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对着煤油灯发愣。爸叫我去向三问好，我去了，三见了我，问：“阿全，你要‘纸贰’不？”那时，农村人管纸币叫“纸贰”，我至今不知为何。我说不要，她说以后要就告诉她。我“嗯”了一句，见跟她也没什么话说，问了个好我就出来了。她还是一个人坐在床沿上。
       她是十八岁时嫁到我家来的，我三叔是家里惟一的文化人，读了高小毕业，听妈说：他长得像花一样。我看了我爸中青年时在马来西亚照的相片，由此我相信，我三叔会长得更俊。但家里穷，就娶了三这样的老婆。三脾气很憨，做活很卖力，但不灵巧，说话也很鲁，很不合三叔的心意。正巧那时有共产党游击队在我家周围山里活动，三叔参加了游击队，当了中队长，回到家来，半夜三更的常跟三吵架。他向我妈提出要离三了，我妈说：咱家穷，离了不好找，三这样的女人，离了也不好嫁，她娘家也很穷，说不定还不让她回去，很可怜的。三叔很敬重我母亲，也就做罢了。但因为感情不和，三叔感到在家里已没意思，便自报到五指山腹地带兵打游击，因不服土水，闹了痢症，在一次战斗中逃不过国民党的兵，被敌人抓了打死在一条小河边。因此，三一直守寡。解放后，有人问上门来，要娶她，我爸妈都赞成，但她把人家骂了一顿，回头对我爸妈说：我就跟我大哥大嫂过一辈子了，谁也不嫁。解放后的第三年我出生，我自然成了她最疼爱的孩子。
       从松涛回来的第二天，三就跟我爸妈烧山劈林，在小山丘上种蕃茨、木薯，木薯收了，又磨成粉，半夜三更制成一个个木薯粑，鸡啼第二遍，就挑木薯粑到十几里外的墟集出售。三很会挑担子，满满的一担子薯粑，挑到十几里外的潭门墟，爸在那里卖粑，她又赶回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三在不分昼夜的劳作中竟然又一天天胖回来了，不几个月，我又看到像以前那样的三，做活赶路都一阵风，重活脏活都是她的份，但她从没因活累跟我爸妈吵嘴，倒是有些灵巧的活她做差了被我父亲训斥，我一听到爸向她发脾气，总要向父亲提出温和的抗议，但三从没吭过声。我常常见她挑着一担畚箕，手里拿着一截熟木薯，边吃边干活儿去，有时不知是因为哪些活儿父亲不满意，在父亲的骂声中低着头吃着蕃茨或木薯下地。三就这样跟我爸妈一块辛勤劳作，积攒了盖大房子的工钱和材料。1964年我家在食堂解散后第一个在村子里盖大屋，听妈说，三拿出在松涛时苦生苦死积的一百块钱给爸妈盖屋，但爸妈舍不得要，叫她存着。盖大屋的时候，爸、妈、三忙得不知昼夜，我则患重感冒病倒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脑袋越来越沉，胸口越来越堵，像用重沙袋压着一样，我自己都怕得哭了。村里医生打了几次针，体温升了退，退了升，全身突冷突热。三每天傍晚的时候必来看我，她的蓬乱的头发上、破旧的衣服上沾着沙土和石灰。后来几天，她每天都问我：“侬是不是又冷又热？”我点点头，问了几天，她就对我妈说：阿全是得“毛痧”了，要请村里的茂蓉婆来抓“毛痧”。我不知“毛痧”是什么，恐怕现在的医学上也没有解释。说完了她就摸黑到山那边的大村子里，请来了茂蓉婆。茂蓉婆煮熟了一个鸡蛋，剥了壳趁着烫热时往我额头上、胸口上滚来滚去，滚够了，把蛋白轻轻剥了，仔细看蛋黄的表面，看了一会，说：就是得“毛痧”了。我叫她们教我看，她们把蛋黄指给我看：上面有一点点像被毛刺刺着的小洞洞，我似见非见。我爸立即杀鸡，用开水烫鸡扒鸡毛，又把鸡毛放进壶里煮，煮开了，用毛巾把鸡毛裹起来，往我额头上、胸口上来回敷烫，整整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我果然感到浑身轻松了，脑袋不重了，额头不烫手了。那晚，我睡得很甜，第二天，病就好转了，再躺了几天，就去上学了。第二年，我参加了上初中的考试，考上了海南岛的重点中学——海南中学。三知道了，嘴凹凹地笑，那两个虎牙在半空中闪动。从家里去海南中学，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中间要在琼海县的嘉积镇转车，我坐在汽车上，望着窗外，三的亲切总在我眼前。
       上了中学后，我跟三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我哥在一个山区县里当干部，前后生了一个女孩，二个男孩，都是三跟着带大的。哥的孩子大了，又轮到我有孩子了，我第一个女孩出生时，哥对三说：我的孩子大了，你去帮阿弟带孩子吧。三就提着她那花布袋，坐汽车到我这里来了。带大了老大，又带老二，我的两个女孩，都是她抚摸大的。孩子早起上学，她半夜起来煮早餐，那时我俩夫妇收入低，她能为我们省多少就省多少。老二上幼儿园时，怕生，没亲人在那里她不上课，三就坐在教室外的院子里，让老二看见，老二上一会儿课，又转头看院子，见她的三婆坐在院子里，就又安心上课。到老二值班打扫教室的时候，她怕老二扫不干净，让教师批评，她捡了扫帚帮老二扫。她整整陪老二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坐了一年。一年下来，老二得了个“好孩子”奖状，她比老二还高兴。
       1990年，三七十岁了，得了心房颤抖和高血脂病，医生说她的“房颤”很厉害，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我相信三：她一辈子在劳作中苦过来，不会那么容易倒下的。我叫医生按他的医术开药。果然，三没倒下，我们边工作边照顾她，她也边治病，边帮着做家务。孩子们都上学了，吃饭睡觉时都跟她在一起，和和睦睦，说说笑笑，使她享有她应有的天伦之乐。我们之间，不曾有过不是亲生母子和亲生婆孙的感觉。那一年下半年，我要下乡参加农村工作队，时间半年，我妻子要干工厂的活，又要带孩子，又有三这重病人，她有点担心理不过来，我哥嫂知道了，很理解，就把三接到他们那边照料了。
       过一年，三真的病倒了，双脚迈不动，走不了路，我全家过去看她，那时，她跟哥嫂住在三亚市。我进了三住的房间，她吃、睡、拉、撤都在这里，她见了我，哀声地说：阿全，站不起来了。说完，她伏在一张椅子上哭，我的鼻子很酸，眼眶很热，我怕我自己也哭出来，摸着她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脑海里闪着她在我们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一幕一幕，我默默地说：三啊，你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是我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好母亲；你不是孩子们的亲婆婆，但是孩子们不可缺少的好婆婆；我和我哥，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但也是你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好儿子；我们的孩子们，不是你的亲孙子，但也是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孙子……
       1993年夏季，三离开人世。
       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中存着一个遗憾：几十年来，没有为她做过一个像样的生日，特别是她七十岁那年……
       符兴全，作家，现居海南省文昌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