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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增义 译
       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作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想，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指的是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人，指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指把信仰的对象当作猎取眼前利益的手段的那些人（那些人最不相信宗教，因为既然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满足某种生活需要的手段，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宗教了）。
       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做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做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小时候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二
       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以便增进教养。她希望我还能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标），我必须把美隐蔽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与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做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
       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浪和从军时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拚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动辩护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作疯子，而自己除外。
       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活，与一些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认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那时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对“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如果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面对一叶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惟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觉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它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惟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地幸福，来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我出现了像每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痛苦，日益加剧的痛苦，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我曾沉迷于经营产业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六千俄亩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四
       我的全部生命停顿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而且不能不呼吸、吃、喝、睡觉，但是生命不存在了，因为满足任何愿望在我看来都是不合理的。真实的是，生命毫无意义。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这个念头的诱惑力很强，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来对付自己。我之所以不愿意仓促行事，只是因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开这个疙瘩！我对自己说，如果疙瘩解不开，再干也不晚。因此，那时候，我——一个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这里）脱下衣服就把带子拿出去，生怕会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我也不再带猎枪打猎了，因为担心不能控制自己而用这种极简便的方法摆脱生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害怕生命，力图摆脱它，同时又对它抱有某种希望。
       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从各方面都得到了所谓完善幸福的那个时期，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有一位善良的、体贴的、可爱的妻子，一群好孩子，巨大的田产，我不花气力它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我受到亲戚朋友们的尊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为人称颂，我可以认为（这不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陶醉）我有名望。同时我的肉体、精神都没有病，相反，我的力量——精神的也好，肉体的也好，在与我同年龄的人中间是少见的。拿体力来说，我能刈草，不会落在庄稼人后面；在智力方面，我能连续工作八至十小时，不会因为这样紧张工作而产生不良的后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到了活不下去的结论。
       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我生活了整整三四十年，看着我一面生活，一面学习、发展，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逐渐成长；而现在，当我在智力方面已经完全成熟，登上生命的顶峰，全部生命的奥秘已经一览无余的时候，我却傻乎乎地站在这个顶峰上，清楚地懂得了生命的空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子虚乌有，——这个人一定觉得挺开心。“他觉得好笑……”
       这个嘲笑我的人存在也罢，不存在也罢，我都不会因此觉得轻松一些。不用多久，疾病和死亡就会落到（也已经落到）心爱的人和自己身上，除了尸臭和蛆虫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的事业，无论是怎样的事业，会被统统忘掉——或迟或早，连我本身都不会存在。那么又何必忙碌呢？一个人怎能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活下去——真令人吃惊！
       很久以前就流传着一个东方寓言，讲一个旅行者在草原上遇着一头猛兽。为了躲避猛兽，旅行者跳入一口枯井，看到一条龙伏在井底，张开大口要吞噬他。于是这个不幸的人，既不敢爬出来，又不敢跳下井底，只好抓住长在井壁裂缝中的野生树杈子。他的手劲快用完了，但他一直坚持着。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两只老鼠，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在他抓住的那根杈上从容地啃着。眼看这树杈子就要折断了，他掉下去必然落入龙口。他还发现树叶上有几滴蜜，于是就伸出舌头舔蜜。我也是这样挂在生命的枝桠上面，知道那条准备把我撕裂的龙一定在等着我死，而且不理解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折磨。白鼠和黑鼠，即白天和黑夜，都在啃着我牢牢抓住的树枝。我清楚地看到龙，蜜对我来说也不甜了。我看到的只有躲避不了的龙和老鼠，而且也不能把我的视线从它们身上移开。这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真理。
       对于家庭的爱和对于艺术创作的爱好，是两滴蜜，它们比其他的蜜更长久地使我看不到严酷的真实。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这两滴蜜是甜的了。
       “家庭……”我对自己说，家庭就是妻子、儿女，他们同样是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我的一样，他们要么得生活在虚伪之中，要么得看到可怕的真实。他们为什么活着？我又为什么爱他们，保护、培养和照顾他们？还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与我一样绝望或者做个痴人吗？
       “艺术，诗？……”我一直处于交口称誉的影响下，硬要自己相信，这是一项可以做的事业，虽然死神一来就会毁灭一切——我很明白，艺术是生命的装饰品，是生命的诱惑。但生命对于我已失去吸引力，我怎么能去吸引别人呢？
       然而这还不够。如果我单是明白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我还能心安理得地知道这一点，知道这是我的命运。但我不能就此安心。如果我是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知道走不出这座森林，那么我还能够生活下去。但我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感到恐怖，到处乱转，希望走到正道上，知道每走一步无非是更加糊涂，但又不能不来回折腾。
       五
       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即我的问题是一些构成任何一门知识的基础的正当的问题，我提出问题无罪，有罪的是科学，如果它非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可的话。
       问题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愿望，为什么要做事？”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问题表述成这样：“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并不因为我不可避免要死亡而消失？”
       我在人类的知识中为这个用各种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寻求答案。我发现，根据对这问题的不同态度，人类的知识似乎分成两个相对的半球，在两个半球相对的顶端有两极，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但不管是哪一极，都没有回答生命的问题。
       有一类知识似乎并不承认这个问题，却准确明了地回答自己独立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实验科学，它们的极端是数学。另一类知识承认这个问题，但不能回答，这是思辨科学，它们的极端是形而上学。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思辨科学，后来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吸引了我。当我还没有对自己明确提出自己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尚未形成，尚未要求立即解决的时候，我一直满足于知识所提供的对这一问题的虚假答案。
       在实验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一切都在发展，分化，变得复杂和完善，而且存在着指导这一进程的规律。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尽可能认识整体和认识发展规律之后，你就会认识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和自己本身。”不管承认这一点是多么令我难为情，但我确实曾一度满足于此。那恰好是我自己渐渐复杂和成熟起来的时候。我的肌肉在增长，越来越结实，记忆丰富了，思维和理解能力增强了，我在成长和成熟，由于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成长，我自然认为，这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规律，从中我可以找到我的生命诸问题的答案。但我停止生长的时期来到了，于是我感到，我不再发展，而是在萎缩，我的肌肉渐渐松弛，牙齿脱落，于是我看到，这规律不仅什么也不能对我解释清楚，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自己在生命一定时期中的变化当作规律罢了。
       主要的是，我的问题带有个人的性质，即满怀希望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我明白了，虽然这些知识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但是用到生命问题上来，它们的正确性刚好与之成反比：它们对生命问题越不适用，就越正确和明确，它们越企图回答生命问题，就越含糊不清和无吸引力。这些学科就是不注意生命问题。它们声称：“我们不能回答你是什么，为什么要活着这类问题，而且也不研究。如果你想知道光、化合的规律，机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想知道物体和它们的形式的规律，以及数与值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思维的规律，那么对这一切我们都有清楚、确切和不容置疑的答案。”
       在思辨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我的职责在于促进认识和实现人类的理想。”我在智力低下的时期便满足于此，可是不久，生命问题在我头脑中明确形成了，这一套理论便顷刻瓦解。更不必说，这类学科怎样敷衍塞责，将基于人类一小部分的研究结论当作一般的结论；也不必说，认为人类具有这些理想的各种人的互相矛盾——这一观点，如果不说它愚蠢，那也是非常奇怪。为了回答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是什么？”或“我为什么活着？”，或“我该怎么办？”，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他所不了解的整个人类的生命？”因为他只知道其中一段短暂时期中的非常有限的局部。一个人为了要理解他是什么，首先要理解整个这一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人类却是由像他一样的、对自己也不理解的人所组成。
       现在我理解了，就像实验科学中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企图回答本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的半科学一样，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也理解了，存在着一系列最流行的、企图回答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的知识。这一领域的半科学就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它们企图以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即虚伪地、每门学科根据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全人类的生命问题。
       六
       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感受完全相同。
       我走到森林中一块空地上，爬上树顶，清楚地看到一片茫茫的林海，渺无人烟，也不可能有人烟，我走向密林深处，进入黑暗中，只看到一片漆黑，同样没有人家。
       于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照间，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彷徨徘徊。数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世界是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不可知的“一切”的不可知的部分。
       “我们接近真理的程度仅仅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生命，”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说。“我们这些热爱真理的人在生命中究竟追求什么呢？从肉体和由肉体生命产生的恶中解脱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死神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高兴啊？”
       “认识到世界内在的本质是意志，”叔本华说，“并在一切现象中——从无知觉的自然力的无意识的企图直到人的完全有意识的活动，只承认这种意志的具体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结果，即随着意志的任意否定和自我消亡，一切现象，世界赖以生存的、持久的、既无目的又不停息的、具有不同程度具体内容的希望和爱好也将消失，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也将消失，随同形式一起，意志的具有空间和时间这种一般形式的一切现象也将消失，结果是世界最终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消失了。”
       “虚空的虚空，”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印度的哲理则讲出了如下的一番道理：
       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对病痛、衰老、死亡一无所知。有一次他乘车出游，看到一个可怕的老人，牙齿全部脱落，流着口涎。在此之前对衰老一无所知的王子感到惊讶，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落到如此可怜、讨厌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了解到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他，年轻的王子，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他便无心乘车漫游了，命令转回去，要好好思索这个问题。他一个人闭门思索。后来大概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他又兴高采烈和幸福地乘车出游了。这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他看到一个四肢无力、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眼光混浊的人。对疾病一无所知的王子停下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了解到这是疾病，所有的人都会得病，他自己，一个健康的和幸福的王子，明天也能病成那样，他又无心玩乐了，命令转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来大概找到了，因为他又第三次出去游乐。第三次，他又看到了新的景象。他看到人们抬着一件东西。“这是什么？”——“一个死人。”——“什么叫死人呢？”——王子问。人家对他说，所谓死人，就是像这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打开来端详。“那么他以后会怎样呢？”——王子问。人们对他说，以后就把他埋进土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概永远不会再活过来了，从他身上只会生出恶臭和蛆虫。”——“这是一切人的命运吧？我也会这样？被埋在地下，发出恶臭，被蛆虫吞噬？”——“是的。”——“回去！我不游玩了，永远不再出游。”
       人类智慧在解决生命问题的时候所给的直接答案便是这样。
       “肉体生命是罪恶和谎言。肉体生命的消灭便是幸福，我们应当心向往之。”苏格拉底说。
       “生命是个不应存在的东西，是罪恶，转化为空无是生命惟一的幸福。”叔本华说。
       “世上的一切，无论智、愚、贫、福、苦、乐全是虚空和无用之物。人一死，一切便都不存在了。因而这是荒唐。”所罗门说。
       “意识到痛苦、衰老、死亡不可避免，就无法生活下去，要使自己超脱尘世，舍弃任何生存的可能性。”佛说。
       这些大智大慧者所讲的话，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人都说过，想过和体验过了。这也是我现在想到和感觉的。
       我在知识中彷徨徘徊不仅没有把我引出绝望的境地，反而加重了我的绝望情绪。一类知识不能回答生命问题，另一类虽然回答了，但却刚好肯定了我的绝望，并指出，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我的错误和智力病态的产物，相反，它向我证明，我的考虑是正确的，并且和人类大智大慧者的结论一致。
       七
       我在知识中得不到解释，便开始在生活中寻求解释，指望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找到它。于是我开始观察人——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摆脱我们的可怕的处境，有四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浑浑噩噩。它的实质在于对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这类人——大部分是妇女，或者非常年轻，或者非常愚钝。他们既看不到等着吞噬他们的龙，也看不到两只老鼠在啃着他们赖以活命的树干，而是舔着几滴蜜。
       第二种办法是寻欢作乐。它的实质是于，因为了解生命没有指望，便享用现有的幸福，既不顾龙，也不顾鼠，而是用最好的办法舔蜜；如果树枝上蜜很多，那尤其如此。但我也不能模仿这些人，因为我缺乏他们想象的迟钝，不能人为地在自己身上制造出迟钝来。我一旦看见了龙和鼠，就不能把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就像任何一个活人都做不到一样。
       第三种办法是使用强力手段。它的实质在于，理解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把它毁灭。为数不多的坚强和彻底的人是这样做的。一旦了解对他们开的玩笑是何等愚蠢，了解到死者比生者更幸福，最好不存在，他们就这样做，立刻结束这个愚蠢的玩笑。好在有的是办法：上吊，投河，用刀子刺破心脏，卧轨。在我们这类人中间这样做的日益增多，他们大部分处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精神力量最旺盛，还很少沾染丧失人的理智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值得采取的办法，我也想这样做。
       第四种办法是无所作为。它的实质在于，理解到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之后，继续苟延残生，尽管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类人知道死比生强，但无力采取合理行动，即尽快地结束这场欺骗并将自己杀死，而似乎还有所期待。……我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们这一类人就是通过这四种办法来摆脱可怕的矛盾。无论我怎样用心思考，除了这四种办法，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办法。
       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没有自杀，那么原因是我模糊地意识到我的思想不对。不管我和那些使我们承认生命是荒谬的圣者的思路在我看来如何令人信服和不容置疑，对于我的论断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我总有一种模糊的怀疑。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从我有所认识的生命开始存在的时候起，人们就生活着，也知道生命空虚的论断，这论断向我们证明了生命的荒谬。但人们终究还是生活着，同时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从人们开始某种生活的时候起，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生活的意义，因而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并传给了我。在我身上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所有这一切是他们的生活知识的果实。我用来讨论和谴责这种生活的那些思想武器本身，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创造。多亏他们我自己才出生，受教育和成长。他们挖出了铁，传授了伐木，驯养了牛、马，传授了播种。传授如何共同生活，安排好了我们生活；他们教我思考、说话。而我，是他们的一个产品，被他们哺育、培养成人，由他们教导，以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进行思考，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毫无意义！“这儿有点问题，”我对自己说，“我有什么地方错了。”但错在哪里，我怎么也发现不了。
       八
       现在我能比较有条理地讲出来的这些怀疑，以前我讲不清楚。那时我只是感觉到，我那些被最伟大的思想家证明了关于生命空虚的结论，尽管在逻辑是必然的，其中却有不妥的地方。是论点本身不妥，还是问题的提法不妥，我不清楚。我只感觉到，那个道理的说服力是无懈可击的，但这还不够。所有这些论据不能使我信服到能够实行从我的论断中必然产生的想法，即自杀。如果说，我依据理智的力量，得出了我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没有自杀，那我讲得并不真实。理智是起了作用，但起作用的还有别的东西，我只能称它为生命的意识。起作用的还有迫使我注意那一面而不是这一面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把我引出绝境，并把理智引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这种力量迫使我注意到：我和我相类似的几百人还构不成整个人类，人类的生命我还不了解。
       当我观察与我年龄相同的人的狭隘圈子的时候，我只看到不理解问题的人，理解问题而又以醉生梦死掩盖问题的人，理解问题并中断生命的人，理解问题，但因意志薄弱而苟延残喘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别种人。那时我觉得，我所属的那个由学者、富人、有闲者构成的狭隘圈子就是整个人类，而亿万前人和今人则不值一提，他们是某种畜类，而不是人。
       我怎么能在议论生命的时候，对我的前后左右的人类生命视而不见，怎么能糊涂到如此可笑的地步，竟认为我的、所罗门的和叔本华生命是真正的、正常的生命，而亿万人的生命却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情况？现在我对此感到十分奇怪，简直不可思议。
       我长久地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任和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这不是口头上讲，事实如此。但由于我对真正的劳动人民有一种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们，并且看到，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回过头来观察过去和现在的众多的普通人，不是学者和富人，我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亿万前人和今人都不能归入我的分类，我不能认为他们不理解问题，因为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并异常明确地回答了它。认为他们是享乐主义者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种享受，
       而更多的是贫困与痛苦，我更不能认为他们不合情理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的任何一个行动和死亡本身他们都能解释。他们认为自杀是最大的罪恶。看来，整个人类具有一种我不承认和我蔑视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结果合乎理性的认识不能指明生命的意义，它排斥生命；而被亿万人，被整个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却以某种被人蔑视的、虚假的知识作为基础。
       合乎理性的认识通过学者和哲人否定生命的意义，而大众，整个人类以不合理性的认识承认这种意义。这种不合理性的认识就是宗教，就是我过去不能不抛弃的宗教，即三位一体的上帝，即六天的创造，魔鬼和天使，以及我神智清醒时不能接受的一切。
       九
       产生了矛盾，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我认为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合乎理性，或者我觉得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合乎理性。于是我开始检查我的合乎理性的认识的推理过程。
       不管宗教给予的回答如何不合理性，如何荒诞，它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在每一个回答中引入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答案。
       我必然要承认，整个生存着的人类还有另一种认识，一种不合乎理性的认识，即宗教信仰，它使人能够生存下去。对我来说，宗教信仰仍然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认，只有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问题的答案，使生存成为可能。
       进一步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人，与我同时代的和以前的人，我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况。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便有宗教信仰，它从有人类的时候起，就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是一样的。
       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不管给什么人提供什么答案，它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赋予人的有限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为痛苦、贫困和死亡而消失。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我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不仅仅是“显示无形的事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神的启示（这仅仅是宗教信仰特征之一的描写），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关系（应该先确定宗教信仰，然后才是上帝，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确定宗教信仰），不仅仅是同意已经告诉人们的通常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宗教信仰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认识，由此人才不毁灭自己而活下去。宗教信仰是生存的力量。只要人活着，他总有宗教信仰。如果他没有为之必须活下去的信仰，那么他就不会活下去。如果他看不到，也不懂得有限的虚幻，他就信仰这种有限。如果他懂得了有限的虚幻，他应该信仰永恒。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得看到永恒，或者这样来解释生命的意义，使有限与永恒等同起来。
       我是什么？是永恒的一部分。其实这两个词已经包含了全部问题。莫非人类从昨天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吗？莫非在我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样简单的、每个聪明的小孩子都能脱口提出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从人类存在的时候起就提出来了，而且从人类存在的时候起就已经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有限与有限，永恒与永恒之间划一等号是同样不够的，从有人类存在的时候开始就找到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而且表述了出来。
       把有限与永恒等量齐观，因而获得了生命意义的那些概念，上帝、自由、善良的概念，都经过我们严密的研究。这些概念经不起理性的评判。
       我们，像孩子一样，怀着多么骄傲和自得其乐的心情，把一座钟拆开来，取出发条，把它当作玩具，然后感到奇怪，为什么钟不走了，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很可怕，起码是很可笑的。
       解决有限与永恒之间的矛盾，对生命问题提供使生命有可能继续下去的答案，既需要，又可贵。这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那儿都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时间的产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明显的，它来之不易，我们决不能提出类似的解决办法——正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被我们轻率地推倒了，目的是再次提出任何一个人都有的，而我们又不能解答的问题。
       上帝永在、心灵神圣、人间的事与上帝的关系等概念，善与恶的道德概念实质上是在我们看不见的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概念，如果没有它们，便不会有生命和我自己本身，可是我却要抛弃全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工作，居然企图独自一个人按照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十
       我明白了这一切，但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些。
       我现在准备皈依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要它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因为否定理性就是谬误。于是我从书本上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而研究得最多的是基督教，既通过书本，也通过我周围的具体人进行研究。
       自然，我首先找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找有学问的人，东正教神学家，僧侣长老，新派东正教神学家，甚至宣传因信得救的所谓新教徒。我抓住这些信教的人，询问他们怎样会信教的，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何在。
       尽管我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作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别的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
       我还记得在失望之余我害怕回复到先前的绝望境地的痛苦感觉，我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曾经无数次地体验到这种感觉。他们对我叙述自己的信仰越多，越详细，我就越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错误，而且丧失了从他们的信仰中找到生命意义的说明的希望。
       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叙述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中，把许多不需要的和不合理性的东西与我永远感到亲切的基督教的教义混杂在一起，不是这一点使我疏远他们。使我疏远的原因是，这些人的生命与我们一模一样，差别仅仅在于与他们叙述的自己信仰的原则不一致。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像我一样，除了能活着便活着、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不放过以外，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义。我发现这一点的依据是，如果他们了解了那种能使对贫困、痛苦、死亡的恐惧消失的意义，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可是他们，这些信教的人，和我完全一样，生活富裕，竭力扩大或维持这种富裕，害怕贫困、痛苦、死亡，而且像我和所有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一样，活着是为了满足淫欲，如果不比不信教的人更坏，那也是同样地糟。
       没有什么论据能使我相信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只有行动能证明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但是在我的圈子里的各种人中间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行动。相反，在我的圈子里不信教的人中间，我看到过这种行动，而在我的圈子里所谓信教的人中间，却从未见到过。
       我明白了，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仅仅是生活中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我明白了，这种宗教信仰，对行将死亡的与忏悔的所罗门，即使不能算安慰，当作某种消遣也许是有用的，但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处。为了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去，为了它能延续生命，赋予生命以意义，他们，亿万人应该有另外的、真正的对宗教信仰的认识。
       我开始和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来自人民的这些人，也有很多迷信与基督教的真道混在一起，但区别在于，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的迷信是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与他们的生活不能结合起来，而只是一种特殊的伊壁鸠鲁式的娱乐；劳动人民中信教的人的迷信和他们的生活却结合得十分紧密，甚至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可以没有迷信，因为迷信是这种生活的必要条件。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的全部生活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矛盾的，而信教的劳动者的全部生活是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赋予生命的意义的一种肯定。因此我开始观察这些人的生活和信仰，观察得越深入，我就越相信，他们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只有它才指出生命的意义并使活下去成为可能。我看到，在我的圈子里，整个生活都消磨在空闲、娱乐和对生活的不满之中；与此相反，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在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的，而他们对生活不像富人那样不满。我的圈子里的人因为贫困、痛苦而反抗，对命运不满；与此相反，那些人接受病痛、悲伤而丝毫没有表示不理解，也不反抗，而是安详地、坚定地相信，一切都应该是这样的，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善。我们越聪明，就越不理解生命的意义，而且把我们的痛苦和死亡看作某种刻毒的嘲弄；与此相反，那些人活着，受苦，平平静静地、常常是高高兴兴地走向死亡。在我的圈子里，安详的死亡，没有恐怖和绝望的死亡是很少有的例外；与此相反，在人民中间不安详的、不驯服和不愉快的死亡是非常少有的例外，而缺乏我和所罗门视为生活中的惟一的幸福，同时却感受到最大的幸福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扩展了观察面，研究了过去和现在的大众的生活。我看到，理解生的意义、善于生善于死的人不是两个、三个，也不是十来个，而是几百、几千、几百万个。所有这些脾性、智力、教育水平和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与我的无知完全相反，都一样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安详地劳动，忍受贫困和痛苦，活着或死去，并在其中看到善，而不是虚空。
       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我这样生活了两年，我身上发生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发生的：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在我看来都是胡闹。我明白了，从这方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不行的。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惟一真正的事业。
       十一
       鸟儿活着就是要飞翔，觅食，筑巢。当我看到鸟儿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为它的高兴而高兴。山羊、兔子、狼活着就是要吃食，繁殖，喂养自己的后代。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坚信，它们是幸福的，它们的生命是合理的。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他就应该像动物那样去谋生，惟一的区别在于他单独去谋生就会死亡，他必须为大家，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谋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坚信，他是幸福的，他的生命是合理的。而在我三十年有意识的生命中我又做了什么呢？我不仅没有为大家谋生，我甚至也没有为自己这样做。我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我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不为什么。如果人类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谋生，那么我，三十年来所从事的不是谋生，而是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扼杀生命的我，除了我的生命是谬与恶之外，怎能获得别的呢？它也的确是谬与恶啊。
       十二
       我摆脱了自杀的念头而得救。这一激变在我身上是何时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说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逐渐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顿、要自杀的结论。生命力量的恢复也是这样，是逐渐的，难以觉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复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种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着我的那种力量。我在一切方面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时代。我回复到对一种意志的信仰，这种意志使我诞生并对我抱有希望。我回复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惟一的目的：成为更好一些的人，即生活得和这种意志更相一致些。我回复到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说的信仰。区别仅仅在于，以前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被接受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似乎有这样的经历：我记不得在什么时候被人们安置在一条小船上，又被他们推到陌生的河岸，向我指明到达对岸的航向，把桨给了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由我一人做主。我拚命划桨，船向前漂去。我越是临近河心，水流就越加湍急，使我远离目标，我遇到的和我一样被激流带走的划手也越来越多了。少数几个划手继续在划桨，有的把桨也丢开了。一些满载着人的巨轮，有的在与激流作斗争，有的则听天由命。我越是向前划去，发现顺流而下的划手越多，我就常常记不起给我指明的航向。到了激流中心，挤在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只中间，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航向，也停止了划桨。我四周的划手兴高采烈，欢声雷动，扯起帆，划着桨，顺流而下，要我相信并互相证明不可能有另外的航向。我相信了他们，和他们一起漂了下去。我漂得很远，已经听到了石滩激流的响声，我必然会在石滩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也已经看到了撞翻在石滩上的船只。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久久不能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在我面前只有死亡，我向它奔去，但又害怕，看不到一点儿出路，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我回头一看，就发现无数小船不停地、顽强地破浪前进，这时候我想起了岸、桨和航向，于是我就往回划去，逆流而上，驶向岸边。
       岸就是上帝，航向就是传说，桨是赋予我的划向彼岸的自由，即与上帝结合的自由。这样，生命的力量在身上复苏了，我重新开始生活。
       十三
       我与我的圈子里的生活决裂了，因为我承认，这不是生活，而仅仅是生活的影子。我们的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命，我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在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求助于他们并研究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这种意义，如果可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人，使他可以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挽救自己的灵魂。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挽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人民从宗教信仰中获得这种意义，而宗教信仰是由牧师和流传在民间、反映在传说、格言、故事中的遗训一代又一代传给他们的。这种意义我很清楚，也感到亲切。可是在我与之一起生活的我们那些非分裂教派的老百姓那里，与人民的宗教信仰的这种意义紧密相连的有许多使我觉得讨厌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如举行圣礼、做礼拜、持斋、拜圣徒遗骨和圣像。人民不能一一加以区别，我也做不到。无论我对属于人民的宗教信仰的许多现象如何感到奇怪，我全部接受了。我去做礼拜，做晨祷和晚祷，持斋祈祷。起初一段时间，我的理智毫无反抗，原先被我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没有引起我的反抗。
       凡是人们真正信赖的一切都应当是真理。它的表现方式可以不同，但它不可能是谎言，所以它如果被我看作是谎言，这仅仅意味着我尚未理解它。其次我对自己说：任何宗教信仰的实质都是赋予生命以不朽的意义。很自然，宗教信仰要能回答在穷奢极欲中死去的沙皇、劳累过度的老奴隶、不懂事的孩子、贤明的长老、痴愚的老妇、年轻幸福的妇女、欲火中烧的青年，以及一切生活条件和教养水平极不相同的人的问题，如果有一种回答能解决生活中永存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的生命又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么这一种回答，虽然在实质上统一的，却必然具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这种回答越统一，越真实，越深刻，那么，很自然，它根据每个人的教养与地位的不同，必然在试图表现的形式中显得越奇特和反常。但这些我为宗教仪式的荒诞辩解的议论总是缺乏说服力。我满心希望能与人民融合，遵守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就是在欺骗自己，嘲弄我认为神圣的东西。
       当时我竭尽全力回避各种议论、矛盾，并力图尽可能合理地解释我所遇到的教规。
       由于遵守教会的仪式，我抑制了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服从于人类固有的传说。我与我的祖先，与我所爱的人——父亲、母亲、祖父母联合起来了。他们和所有的先人都信仰过，生活过，养育了我。我也和我所尊敬的千百万人民联合起来了。此外，这些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什么坏处（我认为不好的是沉迷情欲）。清早起来就做祷告，我知道，这样做很好，起码能抑制理智的傲气，能与我的祖先和现代人接近，能为了探求生活意义而牺牲肉体的安逸。在斋戒祈祷、天天读经行礼的时候，在各种斋期都有这样的感觉。不论这类牺牲是如何微不足道，总归是为美好的理想而作出的牺牲。我斋戒祈祷，持斋，按时在家里和教堂里祷告。在做礼拜的时候，我注意听每一句话，并尽可能理解礼拜的意义。做午前礼拜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话是：“因思想一致而相亲相爱吧……”，接下去的话“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理解不了。
       十四
       我自觉地回避了宗教学说中的矛盾和含糊不明的地方。但是对宗教仪式的这种解释是有限度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参加圣餐那一天体验到的痛苦的感觉。祷告，忏悔，教规——这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并且高兴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向我表露了。我把圣餐解释成为一种纪念基督、意味着洗刷罪过和完全接受基督的学说的行为。其实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但我没有发现。我非常高兴在神父面前，在一个普通的小心翼翼的司祭面前俯首听命，把内心深处的脏东西全部掏出来，忏悔自己的罪过，非常高兴在思想上与写出规范祷文的教士的愿望完全一致，非常高兴与过去和现在信教的人一致，因而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可是当我走过圣障中门，神父迫使我重述我的信仰，要我承认我要咽下去的是真正的肉体和血的时候，我心疼得像刀割一样。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虚伪的调子，而是某处显然从来也不知道信仰为何物的人的残酷的要求。我继续正确地奉行教会仪式，而且仍旧相信，我所信奉的教义是真理，于是在我身上发生了当时看来非常奇怪，而现在看来非常清楚的事情。
       我听过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香客关于上帝、宗教信仰、生命、得救等问题的谈话，我理解了宗教信仰的意义。听了人民对生命、宗教信仰的议论，我和人民接近了，而且对真理的理解也日益透彻。我在阅读《东正教圣传略汇编》（共十二卷，于1860年在莫斯科出版）和《训诫集》（古罗斯时代教会中流行的一本书，根据教会日历编排，其中包括圣徒传和训诫诗）时也是这样。这成了我爱读的书。除了神迹（我把它们当作表现一定思想的情节）以外，这些书向我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书中有大马卡里传、王子约瑟夫传（即佛的一生），也有金口约翰的故事、井中旅人的故事、拾金修士的故事、税吏彼得的故事，还有殉教的圣徒传。他们一致声称，死亡并不排斥生命。还有一些关于不识字的、愚昧无知的、不懂教会学说的人得救的故事。
       可是只要我和有学问的教徒在一起，或者读他们的著作，我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不满，自己和自己激烈争论，我感到，我越深入研究他们的言论，离开真理越远，而且是向深渊走去。
       十五
       尽管有这些怀疑和痛苦，我仍然信奉正教。但出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教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与我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相反的，这就迫使我彻底断绝了与正教的联系。这些问题首先是，正教教会对其他教会的态度——对天主教和所谓分裂教派的态度。当时，由于我对宗教有兴趣，我与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交往，如天主教徒、新教徒、分裂教派教徒、莫洛康教派教徒等等。在他们中间我遇到许多道德高尚和信仰虔诚的人。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的兄弟。可是结果如何呢？向我保证能以统一的信仰和爱将一切人团结起来的那种学说，通过它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告诉我，这都是一些走上邪路的人，他们的生活动力是魔鬼的诱惑，只有我们掌握惟一可能的真理。我看到，凡是与正教教徒的信仰不一致的人，都被正教教徒斥之为异教徒。与此完全相同的是，天主教徒和其他教徒也把正教斥之为异端。这种敌视随着对教义理解的加深而加剧了。我认为真理是与爱统一的，却不得不看到，教义本身在破坏它应该建立的东西。
       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实在太明显了，以至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生活在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里，看到天主教徒对正教徒和新教徒，正教徒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教徒对其他两种教徒都有的那种轻蔑、自信、坚决的否定态度以及分裂派、帕什科夫派、震教和其他教派教徒的同样态度。这里总有什么原因。总可以解释——我也这样认为，并且寻找这种解释。我阅读我所能读到的有关的一切书籍，和一切能交换意见的人讨论。可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除了陈词滥调，即苏姆斯基的骠骑兵认为天下最好的团队就是苏姆斯基骠骑兵团，而黄穗的枪骑兵认为天下最好的团队是黄穗枪骑兵。各种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的优秀代表，除了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替别人祈祷之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拜访过修士大司祭、主教、长老、苦行修士，请教他们，可是谁也不打算给我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
       我恍然大悟。如果两种信仰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对方是谬误，那么，由于指望把同胞吸引到真理方面来，他们必然要宣扬自己的教义。如果错误的教义在拥有真理的教会的一些没有经验的子民中传播，那么这个教会就不能不烧书，不能不把诱惑他的子民的人赶走。那么一个其他教派的信徒（按正教的说法，他狂热地信仰邪教）在生活的最重要的事业中，即信仰方面诱惑教会的子民，又该怎么办呢？除了砍他的头或者把他禁闭起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注意到了以信仰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我感到可怕，几乎完全和正教决裂了。
       这时候在俄国暴发了战争。俄罗斯人以基督之爱的名义屠杀自己的兄弟。不想到这一点是不行的。杀人是罪恶，与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的教义相违背，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可是各教堂都在祈求让我们的军队获胜，信仰的导师们也承认这种屠杀是一种来源于信仰的事业。不仅仅是这些战争中的屠杀，在战后的混乱年代，我看到教会的成员，它的导师、僧侣、修士都赞许屠杀误入歧途以及孤立无援的青年人。我注意到基督教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并且感到可怕。
       十六
       我完全确信，我所赞成的那种信仰不完全是真理。要是在过去，我会说，一切教义都是虚伪的，而现在就不能这样说。全体人民认识了真理，这是无疑的，不然他们便不能生存。此外，对真理的这种认识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已经以此为生并感到了它的正确，但其中也有错误，在这方面我不能怀疑。
       谬误和真理的根源在哪里呢？无论是谬误还是真理，都是由所谓教会传下来的。谬误和真理都包含在传说中，在所谓神话和《圣经》中。
       这是我三年前写成的。
       由于现在重读印出来的这一部分，我常常回想我当时的思想和感觉，因而最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躺在床上。我既不感到舒服，也不觉得难受，只是仰面躺着。但我开始思考，我躺着是否舒服，我就觉得腿上似乎不大舒服，不知是床短了些，还是不平，总之是有点不舒服。我挪了挪腿，同时又开始想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躺得怎样和躺在哪儿。我察看了床垫之后发现，我睡在系在床沿边上的、由绳索编成的吊带上。我的脚搁在一条吊带上，小腿在另一条吊带上，因而腿感到不舒服。我不晓得怎么会知道这些吊带是可以移动的。我用两脚将靠近的一条吊带推远些。我觉得，这样可能舒服一点。但我把它踢得太远了，想用脚把它攫住，但这个动作使得小腿下面另一根吊带也滑掉了，于是我的两腿悬空了。我挪动全身，想躺得好些，我也充满信心，以为马上可以弄好。可是挪动一下以后，我身子下面的一些吊带滑掉了，也弄乱了，我看到事情很糟糕。我身子的下半部向下滑去，悬空挂着，两脚也不着地。我只是依靠脊前的上半部支撑着，我不仅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这时候我才问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问自己：我在哪儿？躺在什么上面？我开始环顾四周，首先朝下看，看我的身子悬空挂着的地方，看我即将掉下去的地方。我朝下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处在高耸入云的塔顶或山巅那样的高度上，而是处在我从来也无法想象的高度上。
       我甚至不清楚，在那下面，在我悬空挂着也能掉下去的无底深渊中，我看见了什么。我的心紧缩起来，我感到恐惧。朝那儿看很可怕。如果我朝那儿看，我感到，我将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摔死。我不去看，但不看更糟，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的话，结果会怎样。这时候我产生一个想法：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一个梦。快醒过来吧。我拼命想醒过来，但我做不到，怎么办？怎么办？像通常在睡梦中那样，有个声音说：“注意，就是这个！”于是我一直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感到内心平静下来，记得过去的一切，也想起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怎样挪动双脚，怎样挂在空中，怎样通过观察天空摆脱了恐惧的感觉。于是我问自己：现在怎样了？我还像过去那样挂在空中吗？我不是察看四周，而是以全身去感觉我所依靠的支点。我发现，我已经不是悬空挂着，也不往下掉落了，而是稳稳当当的。我问自己，怎么会稳当的，我摸索着，察看周围的情况，我看见，在我下面，我身子的中央有一根吊带，当我向上看的时候，我躺在吊带上保持了最稳定的平衡，原来就是躺在这条吊带上的。我在梦中甚至感到惊讶，我以前怎么会不理解。原来在我床头有一根柱子，这根柱子的牢固性是毫无疑问的。从柱子上挂下来的绳圈似乎做得很巧妙，如果身子的中段躺在绳圈上并向上看，那么根本不会产生往下掉的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我很高兴，也安心了，好像有人对我说，你可要小心，要记住。于是我就醒过来了。
       （1879—1882）
       （此文有删节）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作家。主要著作有《复活》、《战争与和平》等。
       冯增义，翻译家，现居上海。主要译著有《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忏悔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