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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津小学考入宁国初中时，我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母亲见我特瘦，对邻居说：“太贪玩，饭不知道吃到哪里去了！”不过，她倒不担心我有什么毛病，因为我那时候就已经满场跑地打篮球了。
       我家住在城关，进县里中学本来可以走读的。但是那一年，学校把初中一年级新生全部放在凤形山分部，我只得住校。从我家出发，横穿城关一里多长的石街，然后沿着田边的泥路走进一片竹林，百余米长的小径在密密匝匝的竹林中弯弯曲曲向前方伸延，阳光透过竹林把摇曳的光斑洒落遍地。走出竹林，一条百米宽的大河和对岸郁郁葱葱的青山陡然展现在眼前。河边有一座用石阶构造成的泊位，船工手持粗粗的竹篙，在两岸的泊位之间来来回回地摆渡着木船。对岸的青山从远处缓缓地降低高度，接近河岸的时候，突然伸出一座形如凤凰的山体，直逼这条大河，凤形山因此而得名。树木茂密的山体上摆放着一簇簇白墙青瓦的平房，那就是我们的校舍。
       报到、缴费、注册、编班，然后一个新的集体的成员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初一丙班的教室里。大家来自不同的小学，相互之间好奇而又拘谨，个个正襟危坐，等待着班主任的出现。
       我稍稍分神的瞬间，一位中年男人已经背向黑板站在我的正前方位。不用猜测，这就是将要主宰我们一切的班主任。他用缓慢、浑厚的语调开始了自我介绍：“我叫杨兆祥，做你们的班主任，也教你们的代数”。这时，我稍微缓解了一点紧张情绪，认真地端详了这位班主任。他身材硕长，皮肤黝黑，衣着朴素但很整洁，很认真地表述每一句话，不露一点笑容，好像是要把一种固定的表情坚持到底，讲话也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我说不清对他是喜欢还是畏怯，一切都平平实实，没有任何鲜亮的特征。
       那时班上的同学，年龄相差可以达到七、八岁。我启蒙较早，从小学开始，在班上的年龄就最小，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在老师面前比较受宠，于是也就容易忘乎所以，甚至年龄大的同学想奚落老师而恶作剧，也唆使我去打头阵。可是，见了这位杨老师，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言自威的震慑力。我从来不敢在他面前调皮，虽说四个月之内没有挨过他的一句批评，不过也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表扬和夸奖。临近期末，我还是遭到他的痛斥。在我看来，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杨老师。
       这个冬季在我家乡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凤形山下的西津河，一夜之间河水凝固成水晶般的平面。午后，我同几个同学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山上跑到河边，观赏从未见过的天寒地冻的景色。不知是谁提议：何不在冰上溜一溜？我只是从书上知道溜冰这项活动，怀着好奇心带头向冰上走去，没走几步，一脚踩进冰窟窿，幸好很快起腿，赶快上岸，湿淋淋的裤筒和鞋袜，贴在腿脚上，冻得我浑身发抖。我没太顾得这些，赶快跑回宿舍，换衣更鞋，恳求大家别报告杨老师。
       谁知下午上课之前，杨老师叫班长通知我去他的房间，我预感大事不好，做了最坏的精神准备，心想任凭他责骂和处罚，我不吭声就是，于是硬着头皮进了他的房间。我是第一次去他房间。我在门口探头探脑余光扫射了一下房间的摆设。十多平米，墙壁的石灰斑驳陆离。一张学生使用的木床上，用竹竿撑起有些歪斜的蚊帐，床下放了一口旧木箱。窗户前摆放了一张老式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教科书和我们的作业本，还有一盏煤油灯。这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免觉得有些寒酸。
       见我进来，杨老师半晌没说一句话。这可反而把我急了。他终于说话了。语调微微颤抖，轻声地问我：“你知道我是你什么人吗？”真没想到他别出心裁地从这儿下手对我开涮。这还用问吗？我一字一字地吐出：“班主任，还教代数”。我一说完，他突然大声嚷了起来：“我是你表哥！”啊！我惊呆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表哥。我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声，也许气得正在发抖，但我不敢正视。久久，我俩无言。我的脑子里翻腾着：表哥？从没听说。但老师不会讲假话。他何必讲假话。父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可能看出了我心里的疑团。接着，他细细地道破这门亲缘的来龙去脉。然后说：“就是担心你天不怕，地不怕，我同你父母亲才商量，不让你知道我们是表兄弟。你说，今天你要是真的出了事，我怎么交代？”
       他告诉我，他家里人都在霞西乡农村，靠他一个人拿工资，尽量让几个孩子把书念出来，日子过得去就行，人要知足。他还告诉我，他今年三十八岁，大我二十七岁。临了他叫我不要对别人透露我们是表兄弟。
       奇怪的很，自从我知道这层关系后，我不仅没有“天不怕，地不怕”，反而对他更加敬畏。是我犯了错误心亏？还是怕他因有这层关系而更加方便地向我父母告状？好像都不是。我依然感觉他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震慑力，而且愈来愈强烈。
       我对他的生活细节多了一份注意。他把全部心血似乎都倾注在学生身上。我们每天在教室上晚自习的时候，常常见他默默地从后门进来，有时轻声地辅导一些学生的作业。初中三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妻子来学校探亲，也没见过他请假改动课程表。在食堂买饭菜，他比其他老师更节省，而且烟酒不沾。
       他还是不苟言笑。可是，当他偶尔露出一丝微笑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为之心动，各人脸部的肌肉随之会拉动出会心的笑容。他好像没有念完大学，比别的老师更加认真的备课。课堂教学和批改作业，与他的做人风格很相像，一丝不苟，严谨而没有丝毫张扬。我对数学的爱好，以及日后真的去念数学专业，也许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初中三年很快过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从山上搬回了本部。随后，初中升格为完全中学。临毕业时，我曾经打算报考全省有名的芜湖中学和屯溪高中，他又找我谈了一次话，批评我看不起母校，忘了恩。我听了他的话，就地升了高中。至今想来，我也说不清他的意见对不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不是就地升学，后来的家庭经济困难，将使我被迫辍学。
       时光倏忽，难忘的初中学习生活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当我每每回忆这段岁月的时候，内心由衷地感谢班主任和老师们付出的心血。正是这三年，我从一个大孩子变成了小青年，我开始接触数理化和史地外等学科的常识，带着好奇和渴望走到了知识海洋的岸边。记得1987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论及初中阶段对人的一生无论求知还是做人，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那篇文章的背后，蕴藏着我对初中生活和班主任的一份深情的回眸。
       1995年春节前夕，我回到家乡，把当年的老师请到住处，感慨万千又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的师生情谊。杨老师时已年近八旬，不方便参加聚会。待到夜深人散之后，我打着手电筒，提着礼品，由我的表妹引路，找到杨老师的住处。他还是一个人，还是住着一个小房间。就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依然只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加上极为简单的炊具和一些杂物。他已是略显佝偻的老人。对于我的探望，他有些兴奋，喃喃地说：“这样忙，何必来看我？”我说：“别的人可以见不着，您，我一定要上门看望”。
       我再也说不出更多的感激的话。他也没有用任何言语表达他的欣慰。但我注意到他脸上始终露着笑容。
       我离开了与他四十一年前的小房间很相像的小房间，走在夜深人静的小道上，心里被惜别之情塞得沉甸甸的。表妹一直在唠叨，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心里却回荡着陶行知先生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与他难以割舍的情愫？是对他关照不周的歉疚？是目睹他晚年处境的苍凉？是可能永别的不祥预感？我说不清，似乎都有。
       这次拜访果真是我与班主任杨老师的诀别。三年前，他在乡下的家中宁静地离开了人间，一切礼数都是最简朴的方式。
       
       二弟
       我的二弟比我只小一岁零八个月。二十年来，他备受着糖尿病的折磨。现在，我们遥隔两地，我一直放不下心中的牵挂。
       从童年开始，各种不幸总是缠绕着二弟。
       听父母亲说，大约在1945年，我们家遭到一次严重的病魔袭击。先是长我两岁的的姐姐得了天花，不治而夭折。那年她才五岁，长得特可爱，父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她的病故，使得我父亲几乎神经失常。没过几个月，我与二弟分别染上了急性菌痢和小儿麻痹症。我很快死里逃生，二弟却高烧不退。那是一个药品匮乏的年代，父亲虽然是当地的名医，也一筹莫展，急得采用民间的土法，请人到河水深处打捞水草，覆盖在二弟的身上，每天换几次，连续很多天，二弟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留下了终生的后遗症。
       度过这次劫难以后，父母亲大概把培养的重点敲定在我身上，对二弟只是希望能平平安安长大成人。我的叔父和婶母与我们家是紧邻，他们没有生育过。二弟刚出生不久就过继给我的叔父，平时还是同我们在一起生活。
       二弟体质孱弱，口齿不很清楚，举止也有些不协调，邻居的小朋友们经常讥笑他，他一般都会默默地忍受着。偶尔爆发一次，必会摆出拼命的架式，不惜用头撞、手掐等自卫的方式去还击。我那时已经精于很多玩耍的技能，二弟无能为力，只能在一旁观看。我总竭尽全力逗他乐，从来不会欺负他，更不允许别的孩子辱骂他。
       二弟十岁的时候，才进小学一年级，我同年考进了县城的初中，相差六个年级。这时我们家已经迁往县城，二弟留在叔父家念书，他很不习惯，一直想回来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可后来父亲故去，家庭遇上危及生存的困难，母亲已经无力供养我们几个弟兄，二弟只好继续留在叔父家。两地相差七十里地，不通汽车，很难见到一次。1960年暑期，他虽然以合格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但叔父表示无力供养他念初中，二弟被迫辍学。
       从这个时候开始，二弟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了各种磨难。我叔父1958年被合作商店除名，弄到浴池跑堂。二弟辍学以后，跟着叔父，在浴池给客人收拾拖鞋，递送毛巾，每天从中午干到夜晚，工资仅四角钱。他虽然已经十六岁，儿时的病残和后来很长时期的营养不良，使他很瘦弱，比同龄人几乎矮一个脑袋，发育不良的双腿有时走路也不稳，经常还会摔跤子。
       几个月后，他又改到一家鞋匠铺子当学徒，从早到晚地补鞋帮、掌鞋底，还要做些杂活，伺候师父，每月只有八元钱的工资。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叔父母自顾不暇，他像一个无助的孤儿，吃住都在条件非常简陋的鞋匠铺里。每月十五斤粮食定量，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的腿部开始浮肿，弄了一个烧炭的小火炉，每餐计算着在锅里煮多少米，以此维系脆弱的生命。
       我从学校放假回家，步行几十里，必去看望二弟。二弟见到我，从来不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有时在我的追问下，哽咽着，叹一口长气，依然无语。有一次他看到我为筹措学费到处碰壁，把自己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十元钱，从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取出来，硬塞在我的手上。那时的十元，是他用一个多月的汗水才能挣到的报酬。二弟说话很吃力，从来不会用很多的言语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而又固执地坚持他的举动。我看到他瘦弱的双手，多处都是厚厚的肉茧，泪水不禁盈眶，猛然意识到二弟病残的身躯，深厚地蕴含着自幼同命运抗争的坚强和兄弟间的骨肉之情。
       做了四年的鞋匠工以后，二弟又到别的乡镇，在茶场和粮站打了近一年的短工，收入都很菲薄。幸好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二弟的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吃饱肚子已经不成问题。后来经一位长者介绍，到县计量所当了学徒。他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对度量衡那一套知识摸不着边。也许与他儿时家庭环境的影响有点关系，平时一直很爱看书学习，有一股倔劲，加上从小饱尝辛酸，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所以，很快对各种量具的基本原理、标准和简单修理入了门。他常常要随身携带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工具、配件，乘班车到各个乡镇上门服务，为了完成任务吃过不少苦头。这时，他的肾脏病越来越严重，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不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他绝不会哼一声，从小他就是这种性格。
       计量所里有一位姓戴的老师傅，十分喜欢他的品性，同情他的不幸，一家人对他处处关照。二弟的处境从此有所改善，性格也开朗了一些，偶尔还结结巴巴的讲几句笑话。1970年，二弟与在计量所对面竹编厂打工的一位很贤惠的女孩谈起了恋爱，并且终成眷属，两年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在计量所整整工作了十年，熟练地掌握了修理磅秤等量具的技能，对电工知识也懂了一些皮毛。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人品很赞誉。他绝对不占公家的便宜，跟口碑不好的人坚决不来往。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他都牢记那份恩情，逢年过节必去拜望。很多人对我说：你二弟是一个可以深交的好人。
       1975年，县城一家宾馆需要水电工，经人推荐，二弟被调去。他搬进了宾馆简易的宿舍，不分白天黑夜，只要一有情况，马上就会去现场排除故障。那段时间，我母亲常常到二弟家，一住就是几个月，顺便看护孙女儿。二弟和弟媳对我母亲很孝顺。虽然两人工资都很低，但二弟烟酒不沾，弟媳也是苦出身，过日子精打细算，三代人在一起，整天乐融融的。我那时在安庆工作，回老家看到我母亲同二弟一家那样浓烈的母子亲情，心里十分感动。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对我母亲还是对我二弟来说，那都是一段珍贵的黄金岁月。
       1981年6月初，母亲在我身边病逝，二弟闻讯赶到安庆。在殡仪馆的告别仪式上，二弟哭得最伤心。他不会用多少词汇来表达对慈母的深情，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的母亲吃了那么多苦，她真了不起！”那几天，他反复地说这句话，有时喃喃自语。带着这份伤痛，二弟和我的其他几个弟弟捧着母亲的骨灰回到老家。
       此后很长时间，二弟都无法从悲痛中解脱。他的身体更加衰弱，脸色灰暗，浑身无力。直到实在没法支撑了，才在弟媳的一再催促下，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也许是悲痛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他得上了糖尿病。同时确诊左侧的肾脏已经完全丧失功能。儿时的病残，后来的肾病，再加上糖尿病，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实在做不动水电工这份重体力活了，1984年调到县城中学当职员，在图书馆和传达室做些辅助工作。
       那以后，我在从政的路上位置越来越高，来自家乡亲朋好友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多。如何在原则和亲情之间把握好这个度，是我很伤脑筋的事情。当地人知道我同二弟的感情非普通亲情所可比，常有请他“搭桥”的事情。他还是保持着他的那份历经磨难而铸就的品性，对任何人求他找我的私人事情，倔强地一概拒绝。其他弟弟和近亲，凡是有意或无意在家乡打我的牌子去张扬的，只要传到他的耳里，必会遭到他严厉的斥责以至痛骂。为了这些，他在家乡很得罪了一些亲友，甚至有几年不再来往的。我的其他几个弟弟对他也都有几分畏惧。我从内心感谢他帮我把好了这道关，更钦佩二弟以一个弱者的身躯，居然承载了那么沉重的精神负荷。
       二弟的糖尿病进入晚期，依靠每天注射两次胰岛素维持生命。但他还是像正常人一样按时上下班，虽然视力迅速减弱，仍然坚持每天看报，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有我的画面，兴奋地马上给我打电话。
       近几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双目几近失明，手脚几乎麻痹，站立非常困难，生活不能自理，各种综合症日渐加重。弟媳仍然是那样的贤惠，多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地精心伺候着他，女儿女婿懂事、孝顺，不愿给命运多舛的父亲增加一丝烦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家，二弟既高兴又酸楚。三年前，我回老家看望他，他对我讲出一句憋在心里的话：“真不明白，老天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在病魔的长期折磨下，他不忍拖累全家，曾经心灰意冷准备后事。按照医生的诊断，他早已不治。他曾预感活不过五十岁。但是，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挨过了一年又一年。明年，该是二弟花甲之年了。
       十几年来，我同二弟聚少离多，他的病情让我牵肠挂肚。我只能远隔千山万水默默地为他祝福。
       王厚宏，公务员，现居海口，已出版散文集《感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