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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明：反战的理由
       几个月来，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无数的人互相询问、激烈争辩：“你支持这场战争吗？”不用说，我是反对的。但我没有在北京一些文化人发起的反战宣言上签名：那宣言不但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反对，而且给出了若干反对的理由，恰恰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我很难完全赞同。现在就借这个机会，简略地说一说我反战的理由：
       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一批原始的专制政权。它们依靠暴力和秘密警察控制社会，虽然有时候也改善一点人民的物质生活，却要人民交出各种自由作为代价，萨达姆政权正是其中的一个。这种政权的控制和剥夺能力常常如此强大，以至社会很难从自身形成真正有力的反抗：在这样的时候，国际社会的正义的声援就很重要了。人类毕竟是一个整体，地球各部分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国际社会能建立一种大体秉持公道的协商、制裁和救援机制，以此对那些专制政权形成道义甚至实质性的压力，那是非常好的事情。一个人在家里虐待妻儿，邻居难道不应该谴责他、让他觉得不舒服么？在某些非常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甚至应该进行实质性的干预：那人已经在家里挥刀杀人了，邻居们理当破门而入。
       但是，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一，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可以干预；二，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判定，情况是否已经糟到了必须干预的地步，又该如何实施这种干预。如果缺了这两条限定，谁力气大、胳膊粗，谁就可以自行判断，打上门去，那就非但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搅乱那赋予干预正当性的善恶准则，而且很可能被人利用，打着惩罚恶行的旗号，实际却攫取一己的私利。以今日世界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坚持这两条限定，当然有许多困难，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撇开一国、一族或一个地区集团的利益，在什么是“非常情况”的基本判断上，国际社会还是能形成一定的共识的。某国大举入侵邻邦了，某个强权大规模屠戮人民了：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公众还是能大体明确，这超出了人类容忍的限度。至于实际的协商和行动机制，现在有联合国，有联合国组织的各种“维和”行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维和”行动都令人赞赏），更有大量国际性的非政府救援组织，在跨越国境的道义和实际干预方面，人类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如果那些有钱有势的政府愿意遵守上述限定，国际社会是能够找到公正合适的办法，对付萨达姆这样的专制政权的。
       如果上面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我就觉得，布什和布莱尔政府这一次急切想要发动的战争，明显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十二年前入侵科威特不同，目前萨达姆政权并没有采取特别骇人听闻的行动；伊拉克人民遭受的苦难，也大体如前，并没有特别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北部库尔德人的境遇，还比从前稍好一些（当年萨达姆的军队用化学武器残害他们的时候，并没有哪个政府提议干预）。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没有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萨达姆应该对“9·11”事件负责。你总不能因为怀疑某人可能作恶（因为他曾有过作恶的记录），就先将他的卧室一炮轰平吧？武器核查人员正在大规模展开检查，联合国也已经多次讨论伊拉克的问题，更不用说对伊拉克长达十二年的武器和经济制裁了，所有这些压力都正在产生作用，为什么现在突然等不及了，即使联合国安理会不授权，也要单独进攻伊拉克呢？
       其实，布什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能让美国人民再冒风险！”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决不能再被动挨炸，一定要四下搜寻，将一切可能的威胁都清除干净。我虽非美国人，也能大致想象“9·11”惨案对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个向来养尊处优的人，忽然被狠咬了一口（这里且不论他为什么会被咬），于是情不自禁生出强烈的报复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当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将十万日侨关进集中营，就是前例。要是换了有些别的国家，如果也有今日美国的这般力量，那报复很可能更为凶狠。今日的世界上，通行的常常还是丛林法则，某个强汉不肯理性从事，一意要结果他的仇敌，旁人多半也奈何他不得。但是，明明是报复，是遭了暗算之后的怒气冲冲的寻仇，却另外挂出大旗，说我是在替天行道，大家都得出人出钱，那就未免欺人太甚；倘若借了举国上下的报复之情，暗行一党、甚至一群财团的私利，那就更是该遭严厉的谴责了。
       我当然知道，政治人物是一定要拉大旗作虎皮的，布什们怎么可能直言自己发动战争的全部的真实目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要求自己，不要被那些蒙人的旗帜转晕了头。身处今日的现实，我们很自然会有一些鲜明的政治情感，一些强烈的理想的渴望。这是人的尊严所在，是理当珍重、并且始终坚持的为人的底线。但是，当面对复杂的当代状况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一些心情的激荡，而错过了理解复杂事态的路口，走到简单化、表面化的路上去。比如，孤立来看，萨达姆和布什现在当然是水火不容；可是，多看一点最近二十年中东历史和美国外交的材料，再将视线扩大一点，看看世界上其他相似的情况，你就会发现，那些萨达姆式的专制政权，其实在许多时候，是和布什这样的右翼政府互相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的。二战以后，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扶持了多少和其对手相似的独裁政权？十二年前萨达姆能那么猖狂，美国又该负什么责任？另一方面，也正是世界上大大小小、各种牌号的专制政府或集团，给了布什一类的政府充分的理由，对外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内限制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力。“9·11”以后的阿富汗战争（想想美国支持的那些阿富汗军阀的暴行吧，比塔利班政权又好到哪里去），美国国内一系列新的法令的颁布，就是近在眼前的例子。只看见目前美伊之间的对抗，而无视这两类政权的其他关联，甚至将布什要发动的战争理解成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于是慷慨激昂，自觉站队：恕我直言，这是有点糊涂了。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何看待美国。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美国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家。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都不是只有一个传统，而是一些不同的成分互相渗透、制衡，甚至严重冲突。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世界的中心，对别国的事情漠不关心，却觉得自己什么都对：这是美国人；不屈不挠地发掘美国历史的污点，尖锐地批评现实，对印第安人和黑人深怀愧疚，甚至跑到巴格达去当“人肉盾牌”：这也是美国人。贫富悬殊，称霸世界，大资本集团越来越强大，这是美国的现实；言论、结社、迁徙、选举……为自由和民主的奋斗寸土必争，诉诸制度：这也是美国的现实。“9·11”事件以后，芝加哥附近有大群的青年挥舞国旗、到穆斯林居住区大肆挑衅，纽约街头却也有妇女默默致哀、希望国人不要让愤怒冲昏了理性。即便是政治人物，有布什这样的总统，也有卡特那样的前总统，更还有马丁·路德·金那样的民间领袖，他们都能表征美国的一部分，也只能表征美国的一部分。倘若因为赞赏美国的社会制度，就爱屋及乌，觉得布什们也特别顺眼，却想不到今日美国的那些制度，正是民众及其思想家对右翼势力长期苦斗的结果，那当然是盲目；但如果反过来，因为憎恶布什政府和跨国资本的霸道，就完全不顾另一些基本的事实，将美国社会说得一团黑，好像与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没什么两样，那也同样是盲目。
       今天的世界上确有民主和专制的斗争，有自由和奴役的对抗，但这斗争和对抗的战线，却不是划在布什和萨达姆之间，也不是划在美国和伊拉克、和那些与伊拉克相似的国家之间。虽然表现不同，程度各异，但在伊拉克，在美国，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存在着强势和弱势，压迫和被压迫，存在着对生命的尊重、对杀戮的厌恶，和对强权的崇拜、对暴力的滥用，存在着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斗争，和竭力挫败这斗争的企图。如果你自命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奋斗者，那么，你实际上是和阿富汗的妇女、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伦敦和纽约街头的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形形色色的萨达姆也好，大大小小的布什也好，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矛盾，他们在当今人类基本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却决定了，他们都是属于对面的阵营。倒不是说布什们专门就干坏事，他们有时候也做一些好事，但我们却应该明白，这原因主要并不在几个总统或总理的决断，而在那促使、甚至迫使他们如此决断的公众——本国的和别国的——的意愿和压力。这一次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表现，就是现成的例子。
       正是依据上述这些看法，我认定：这场战争既无充分的正当理由，对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来说，其客观效果也很有限，却一定会对伊拉克、中东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括美国国内）的许多有形无形的生命和生存状况，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所以，我反对。
       韩德强：反战也是反国际专制
       在这一场美国对伊拉克的非正义战争在即时，这么多的知识界同仁联合签名（参见本刊2003年第二期环球笔记《韩德强等发起反战签名》），这是第一次。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很多人尽管平时在思想、学术和政治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在反对战争、强权，反对血腥屠杀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大家终于站在了一起。
       发表言论是每个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这次签名，更准确地说，是以公民的名义发起的，而不是以学者的名义。在反对非正义战争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应该撇开一切差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天南地北，也不分政治倾向，联合起来，维护人类文明的底线。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用的标题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签名名单上，有社会各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也有普通职工，店员。一个石家庄家庭一家三口都签了。
       这次签名初期知识分子还是占大多数。既然“上帝死了”，那么谁来关注公共事务呢？谁来维护世界的正义和良心呢？这些责任客观上落到了知识分子头上。在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讲话。言论也是一种行动。
       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战宣言也有各种情形，有的远比我们这份激烈。这且不去论它。我认为事情有轻重缓急。战争迫在眉睫，萨达姆的专制是针对国内，是小专制，而美国在国际上的专制是大专制，在顺序上，是先解决大问题，因为美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威胁。从来都是这样，国际法大于国内法，国际事务大于本国事务。当希特勒成为全世界威胁的时候，只要反对希特勒，就是为世界民主做出了贡献。
       首先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反对战争、暴力和屠杀。如果可以弱肉强食，可以暴力公行，我们与丛林时代有什么区别？其次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如果对伊拉克动武，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中国的石油命脉将被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予取予夺，全仰美国人的恩典。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受到了这场准备中的战争的影响。今年一月，中国进出口的长期大额贸易顺差一变而成为逆差12.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进口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第三，我的立场是在弱势群体这一边。弱势群体也是沉默的大多数，弱势群体无权无势，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的民主。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弱者，站在弱者一边，同时就是站在中国一边。这是一致的。弱者的天然口号是团结。而强者控制弱者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武力外交时，美国政府就可能撤兵。还记得美国是怎样从越南撤兵的吗？就是因为美国国内外的反战运动。
       国家之间当然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是利益冲突靠什么来解决。应该靠国际民主和国际法制。按现行的国际法，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决定是否对一个国家动用战争手段。当然，有时合法的不见得是正义的。但是如果连合法都谈不上，又怎么谈得上正义的呢。一个国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如果是这样，他就在强奸全世界的民意。只有大家都遵守国际法，世界才有政治文明可言。国家利益，可以用一种更文明的方式体现，比如协商、和谈，而不是战争和杀戮，我们深信人类有理性沟通的能力。
       在我的言论中不仅一贯坚持将美国政府与美国民众区别开来，并且坚持将共和党和民主党区别开来。在共和党中，我又将军工、石油和金融利益集团与其他共和党分子区别开来。真正发动战争的是共和党的军工、石油和金融利益集团，是他们掌控了美国政府，挟持了美国人民。但所谓的好制度，也应该辨证来看。比如，这次签名，有些人向我表示，他们想签，但因为他们害怕办不了去美国的签证，或者他们的孩子正在美国念书，就不敢签。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我下半年就要去夏威夷，我相信美国肯定不会拒签的。因为我相信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真实成分的。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美国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还是很丰富和真实，只是到了事关重大利益集团的大事上，美国制度中的专制成分才会露出它的獠牙。因此，美国制度是民主与专制的巧妙结合，是民主形式与专制实质的巧妙结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少数强者有钱有势，既能够收买学者，又能够收买记者，进而操纵民意，自行其是。有意思的是，如果美国在国内还有形式民主的话，在国际关系中，却一贯以国际大独裁者的身份出现，任意指认什么邪恶轴心，任意发动战争。哪有什么民主气息？
       钱永祥：用反战见证人性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追求和平、尽量避免战争，应该是绝大多数政治观点的公约数。战争是一件恶事，因为它的定义就是“使用旨在毁灭对方的暴力解决冲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事务里，你逃不掉暴力的存在——有时候，使用暴力甚至于是必要的恶；但是大家也都会承认，尽量避免使用毁灭性的暴力，乃是政治生活里的一项基本原则。说到最后，“反战”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项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主张，因为对于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公权力应该追求什么目标，“反战”并没有特定的主张。反战的立场只是强调，尽量避免暴力，非到不得已时，应该以和平手段达成政治目标。我相信，这是各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都会接受的。许多充满善意的朋友，错误地以为必须从某一种政治立场出发才能反战，或许这个“公约数”的概念可以解除他们心里的疑虑。《台湾学界反对美国准备攻打伊拉克声明》中突出这个公约数，我觉得有其必要。
       战争乃至于敌友划分，或许乃是人类世界的一项常态。可是“常态”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当的、不可矫变的、不该加以抵制的。试想，没有人敢宣称掌握真理，并不代表我们不必追求真理；没有人能保证永久和平，并不代表人类不应该尽量追求和平。反战通常不会产生现实效果，历史上的失败先例很多。可是我要强调，在这种问题上摆出虚无、犬儒的现实主义态度，恐怕有点轻浮廉价。面对人类的政治处境，成熟的态度应该既坚持现实主义、也维系理想主义。再试想，文明的自觉、进步、改善，岂不都要靠着这种不以“常态”为铁律的理想主义精神吗？在一片主战、好战的浪潮之中，反战的努力至少为人性的某种可能性做了见证。这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吗？我猜想很难。可是该不该设法去实现呢？我认为应该。
       世间当然有太多的恶人、恶事在横行为祸。那么自由主义面对这种局面，会有什么独特的反应？自由主义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泛爱、能宽恕、愿意去感化与接受恶人恶事。自由主义会说，个人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修养、该采取什么态度面对罪恶、该不该信奉和平主义，乃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与决定，可以向宗教、道德、哲学求助，但不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自由主义所关心的，毋乃是公权力（国家）如何判定恶、惩治恶、减低恶的作用。此之所以自由主义要求法治、要求程序正当（due process），理由即在于，恶的判定与惩治需要受到箝制与监督，不能由政府恣意裁决。很多反战人士——包括我们这份《声明》——要求，美国必须在联合国的架构之内行事，一个原因便在于，联合国的论坛至少可以发挥一些法庭程序性的节制功能。
       至于有人说，古典自由主义“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人性中的恶，不惜使用暴力来摧毁某些人——他们已经以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不认同人类最基本的某些规范——的生命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觉得太过简化问题了。面对一个如此黑白分明、利害立判的情境，谁都会善用如此有其必要的暴力的，何需自由主义的指点？问题是，暴力使用过后，会自动回到瓶子里吗？摧毁某些人、挽救更多人的时候，不会连带伤害更多、更多的人吗？使用暴力的人，不会上瘾吗？他不会私心包庇某些愿为己用的恶人、只去摧毁另一些不听话的恶人吗？恶人的恶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的，还是必须由控方举证、由第三者遵循法治程序来慎重认定的？在这些问题上，自由主义——无论古典或“左翼”——都有坚定、慎重、周详的答复。
       在此我想要借机会指出，一些反反战论述，基本上建构了一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二元世界观，然后将美国出兵与萨达姆政权，套在这个二元架构里。如果你反对美国动武，那么不用多说，你一定支持萨达姆，接着，不顾伊拉克人民、遗忘了科威特、视主权高于人权等等罪名鱼贯而出。但是，世界会这么简单、单纯吗？国际政治会这么是非分明吗？善恶会这么容易判明吗？解消罪恶竟是“出兵”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吗？我自己很渴望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那就没有道德难题来烦心了。就不必为了良知的抉择来挣扎犹豫了，就不需要任何政治哲学的思考了。可是，我知道那是幻想。相反，我们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区分与思考，才不会被任何政权的宣传机器所蛊惑。让我提出一系列分辨，供大家琢磨参考：反战与和平主义是两回事（我个人便很服膺韦伯[M.Weber]对和平主义的简明批评），反战与自由主义是两回事（社会主义者、基督徒、无神论者也都可以反战），反战与是否应该“摧毁”恶人恶事、与萨达姆有多邪恶该死，更是两回事。反战与反美，当然更是两码子事。我们尤其应该记得，前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各地并没有出现如此强烈的反战运动。
       总之，反反战人士说，在支持美军出兵与支持萨达姆之间，你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觉得这涉嫌误导视听，既缺乏对话的真诚、也缺乏对于对手的尊重。
       童小溪：不仅仅是为了“倒萨”
       美国政府为军事攻击伊拉克提出了许多理由：比如，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伊拉克和恐怖主义分子有联系，伊拉克没有执行联合国决议，等等。不过，美国还有一个更为打动人心的理由，那就是：萨达姆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是为了在那里“更替政权”。因而，在许多理由之中，“倒萨”成为叫得最响亮的一个理由，甚至在许多媒体中，这次美国即将发动的战争，被称作“倒萨”战争。似乎“倒萨”就是美国发动战争的最终目的。而长期以来，萨达姆被西方主流媒体所彻底妖魔化，“倒萨”就成为征讨邪恶、为民除害的同义语，“倒萨”的说法，为美国的新十字军东征涂上了正义之师的神圣油彩。
       美国真的是为了“倒萨”吗？其实，仅仅从美国政府那里透露的各种信息中，就可以看出：这次战争的目的，远远不止是“倒萨”，正如同古今中外的战争，都不是局限于推翻或捉拿个别政治领袖。在美国制订的计划中，除了轰炸并摧毁伊拉克的一切军事和民用设施之外，包括了战后对伊拉克的长期的、全面的占领，和对伊拉克自然资源的直接控制。此外，以超乎军事需要的火力，把伊拉克变成战争炼狱，其更重要的意图，是对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国展示美国的武力，以达到屈服全世界人心的效果。推翻萨达姆，和这场战争的长远地缘政治意义相比，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即将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其内容远远超出了更换领导人、更换政权的范围，而是使伊拉克回到托管、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时代。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中早已被宣告结束的时代，今天被布什以“倒萨”的名义加以复活。这种极其不合时代的做法，连美国统治层内部的人士，都表示异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2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上表示：“我强烈反对一个西方国家在一个穆斯林世界的心脏地带长期占领一个穆斯林国家。”尽管基辛格本人也赞成“倒萨”。
       美国发动战争的意图，也不仅仅是“在一个穆斯林世界的心脏地带长期占领一个穆斯林国家”，而是让整个穆斯林世界威慑于美国的武力，让全世界各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使得美国真正成为无可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原则，即以所谓“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对付美国心目中的威胁。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的一个长远的意义，就是建立其“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先例。
       从联合国两届武器检查小组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得知：伊拉克已经基本不具备什么可以和美国对抗的武装能力；连续的、毫无阻拦的武器检查，使伊拉克面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入侵，根本无法进行备战。对这样一个已经处在战争废墟和经济烂摊子中的国家，美国准备动用极大数量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难以用“倒萨”来解释的。
       美国准备把伊拉克变成焦土和炼狱，其真正目的，不仅是为了“休克和震慑”伊拉克民众，使其驯服地屈从于马上到来的占领者，更是为了“休克和震慑”阿拉伯国家人民，使他们心中充满恐惧，这才是“先发制人”式的战争的真正目的。同时也向全世界各国发出一个信号，使全世界的人们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施暴能力不再产生怀疑。
       任不寐：独裁暴政是对人民最大的战争
       我相信中国反战的那些知识分子和网民有相当部分是出于道德热情，尽管这种道德热情和中国的“国家教育”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说这些反战代表了中国民众甚至知识分子的声音则完全是一种舆论绑架，这仅仅是来自中国的一部分声音。就像在自由社会，人们上街反战或表达其他主张仅仅是表达自己的一种声音而已，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
       第二、我希望“反战”者至少确认以下三个前提之后再考虑自己的义愤填膺。1、考虑伊拉克十二次违反安理会决议案而安理会一直无能为力，而同时没有任何经验和理论支持人们相信，伊拉克故伎重演而安理会能够“痛改前非”。同时，在伊拉克屡次践踏安理会的尊严的时候，这些反战人士在哪里呢？经验也表明，当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国家的时候，如果按“和平”主张，科威特今天已经成为萨达姆的一个省了。国际社会也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犬儒局面：出现不公正没有人管，但一旦有人出面了，大家又都出来批评这个人，而仿佛自己比那个人更道义似的。2、考虑伊拉克不仅是一个独裁国家，更是一个和恐怖主义关系密切的国家，而美国——不是中国、不是法国也不是俄国——是恐怖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我妄测，如果“9·11”事件发生在中国，或其他国家，今天这些反战义士90％将可能是最狂热的战争主义者，他们连美国的那种克制都不会有。3、考虑美国的战争威胁既不是要狂轰滥炸，搞战争恐怖，也不是没有任何条件就发动战争，而是给了萨达姆政权很多空间，而实践证明，萨达姆政权确实在玩弄联合国。再退一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萨达姆连最近一周的花招都不会玩，而联合国武检的任何进展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相信美国人和我一样都不喜欢战争，如果不是疯子的话没有人喜欢战争。这个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斯福总统讲得最清楚不过了。我相信美国人也是反战的，但它的意识形态（我确信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国家利己主义的）和“9·11”创伤使之不得已选择了目前的伊拉克政策——如果你不能提出一个更不坏的选择，那么你的“反战”就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智，或者你更多的祈祷，使战争尽可能按战争法和国际法进行，使更多的人免于死亡，让战争尽快结束。
       这就是我在伊拉克危机上的立场，我在人性的局限性面前只有更多的无奈和沉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需要无奈和沉默的，那就是独裁暴政是对人民真正的战争，而萨达姆政权正是这样一场战争，因此以自由民主的名义结束这场战争基本上就是一场正义战争。因此，在真正的反战思想里，反对独裁暴政永远是第一要务。
       陈永苗：自由主义无圣战
       与生而来的自恋情结使宗教信徒笃信自己宗教的绝对价值。在他们眼中，并非一切的人类都平均地享有救赎的恩宠，而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是神挑选出来的，才有资格得救的选民。这就是“上帝选民”理念。各大宗教基本都有类似的理念。由此，他们将自己与其他异教徒分隔开来，将傲慢和偏见之锁强加异教徒。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救赎的福音，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让异教徒改信自己的宗教。
       让异教徒改信自己的宗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和平的说服教育，另外一种就是“用刀和战火传道”的圣战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虽然在理论上坚信，传播福音的正当方法是说服而非强制，但是由于天启的信仰将基督教视为绝对价值，他们无法容忍其他人背离自己确信的福音，恐怖而残忍的宗教法庭应运而生。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征服，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对土著发动流血战争。
       征服异教徒的冲动，也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而转变为另外一种披着世俗战衣的形式。人道的自由主义也认为自己是使人类获得福祉的最佳方式，也迫使人们自由。这就是卢梭的“必须强迫他人自由”。
       美国文化源自欧陆的基督教，由清教信徒移民新大陆时带到北美，并在北美大陆获得长足的发展。清教文化使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与其他民族的上帝选民观念一样，清教信徒的上帝选民观念支撑着美国。而且，当美国足够强大，以至于认为必须承担起上帝赋予的世界拯救时，就担当起拯救其他民族，强迫“他人自由”的责任。这些观念，美国由己推于他人，对其对外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美国自由主义圣战的传统。
       美国“9·11”恐怖袭击引发的紧张和危机，让时空高度浓缩为一个临界点。布什因此被抛入把一切问题置于非彼即此，非黑即白的境地，将与恐怖有关的“邪恶轴心说”大棒到处挥舞。与恐怖活动有一点关系的国家和军事力量都被视为邪恶力量。布什将美国人看作受到邪恶骚扰的选民，为了使自己避免邪恶力量的污染和攻击，军事打击成为其最有力的选择。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传播自由主义理念，让这些非自由世界变成与自己相同的自由世界，这样才能彻底消除邪恶力量。
       如果考察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制兴起的历史，就会发现欧洲各国无法成功的将宪政民主制移植于殖民地。已有的试验收效甚微。试验往往只造就殖民当地的政治精英，他们完全模仿欧洲的导师，自觉比非精英优越，强行要求落后的人们合于西方文明的要求，从而引起内部的阶级斗争，更加与民主原则无法相容。
       布什或许可以用二战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成功作为理由。但是，日本与伊拉克有很大的差异。亨廷顿已经指出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斗争是当代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宪政，亨廷顿经过比较，确认伊斯兰教，与儒教和其他宗教比较起来，其阻碍作用最大。
       我这里还有一个理由。根据福柯的权力学说，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中，个体生命尚未进入“现代生物阶段”，还没有将人口和生命作为最终的目标。在这样的国家之中，生命仅是生理的，凭借本能在喘息，挣扎，而自由、民主、独立的价值需求离他们还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制裁并且加剧了这一情况。
       如果用圣战手段布道，美国与伊拉克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无法逾越的障碍。宪政民主制相信，将人们联合起来的适当方法是说服和教育，而非暴力强制。它强调基于同意，这与基督教布道传统相一致，而与圣战传统相对立。圣战传统最终只会使自由主义崩溃，此外无他。
       王怡：我不支持任何自卫以外的战争
       我的基本看法是自由主义迄今为止都与国际关系无关。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讨论国际问题时的价值预设。国际关系原本是强权原则，因为找不到一个普世的价值本源。后来慢慢引入人道主义，至于自由主义还没有成为评判标准。除非萨达姆这种政权都没有了。所以以自由主义在这里说事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你不能以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来评判美国的行为，而用非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去评判伊拉克。
       而和平主义只是一种道德的愿望，每个人都有。但它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立场。在政治意义上，如果你不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美国在国际间就无所谓有权利，也无所谓没有权利。事实上作为一个拥有绝对主导力量的大帝国，它的作为已经够收敛的了。而如果你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萨达姆政权就根本没有合法性。基于它的作为，对它的打击在实体上就是正当的。至于程序问题，我只能说再过一百年也许联合国就有强大的合法性根基了，但现在还没有。程序性在国际间还没有这么神圣。在没有的情况下，英美至今还在为寻求它的授权努力，这已经很难得。我们当然希望英美能在得到授权的情形下开战。这样会为联合国的合法性树下一个好的个案。但若没得到授权也要打，我也不认为因此就没有正当性。
       承认这场战争有正当性，与是否支持它是两回事。我不支持任何自卫以外的战争。因为我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力上的确信，去接受自己的态度和战争中无辜死难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受不了这种因果关系。尤其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持什么立场，都不应该声称自己支持战争。因为尽管这种“支持”对战争的爆发没起丝毫作用，但你选择了“支持”，就承认了你的言行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
       赵刚：战争是对民主理念的否定
       关于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我有如下几个想法：
       一、反对战争，不应该只是为了和平，和平陈义过低，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已，对更多人，更只是继续做生意而已。反战是为了要捍卫民主这个理念，这才应是伊拉克以外的人们反战的主要目标。战争是民主这个理念的否定，因为赞成启战也就等于在面对利益或理念的冲突的情境时，人们放弃了沟通的可能与制度性的协商。民主作为一个理念，可能只止于民族国家范围，而不能及于全球吗？今天，唯一存在于全球尺度的民主协商机制是联合国，美国要绕过联合国直接发起战争，是对这将近百年来，人类寻求在全球尺度上建立民主协商体制的一大破坏。后果将是民主这个理念在各个尺度上的残跛，以及人类文明的倒退。
       二、反战是反对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这个秩序是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名行之。这个要来的战争并非反恐也和文明冲突无关，而是反“非麦当劳化国家”。汤玛士·傅来德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著名全球化吹鼓手）曾说：“全球化下不再会有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至少，有麦当劳的国家不会打另一个有麦当劳的国家。”麦当劳当然是个隐喻而已，指的是全球市场以及美式消费与民主。傅来德门忘了说的其实是：麦当劳国家当然要努力打击非麦当劳国家。的确，阿富汗、伊拉克、伊朗、苏丹、朝鲜，早在“9·11”之前就是美国锁定的打击对象。这些国家人权名誉都不佳，但都不是纳粹德国，没有正当的理由以及迫切的必要用战争的手段或残酷的禁运来干预它们。
       三、这个战争据说是和石油有关。很难不信。如果是这样，我们更要拼命反战，因为这个战争之后还要有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战争一直等着世人。美国这个世界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还在继续鼓吹无限工业化、无限发展的迷思，并刻意掩盖一个基本硬事实：以目前的发展成长，地球在2050年之前就将用罄所有的石油蕴藏。用战争来争夺这个日渐枯竭的油藏将是强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必然性。所以，反战没法只是人道主义反战，必须整个反省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地球资源的问题。但后者似乎是没有得到反省的，这是悲观之源。
       盛洪：新帝国时代
       对于布什总统给伊拉克的最后通牒，我是最不应该惊讶的人之一。
       布什的最后通牒击碎了我们所有的幻想，赤裸裸地，毫无回旋余地，内容连同形式一起，明确地告诉全世界：是的，我就是要建立一个帝国。
       这是一个“帝国宣言”。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美国新帝国的时代。尽管在过去早就存在这个趋势，尽管过去美国人已经非正式地谈论它，但直言不讳地以美国民族的政治代表的身份说出来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帝国宣言”表面上是针对伊拉克的，但这只是它借助的最能获取人心的外壳；美国导弹将毁掉的，不仅是巴格达的古迹和可恶的萨达姆政权，而且是还能勉强维系世界和平的政治秩序——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连同它的宪章。“帝国宣言”宣称，新帝国的意志高于、优先于联合国及其所能代表的世界多数人的意志。只要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报告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就不承认这一程序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只要联合国安理会明确地反对美国的战争行为，布什就傲慢地说它“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新帝国以联合国并不民主来否定联合国的合法性，丝毫不考虑美国的单边主义更不民主。
       抛开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美国获得了随意发动战争但不遭受国际社会惩罚的实际“权力”，而“发动战争”正是伊拉克应被解除武装的原因。“和平”这样一个世界公共物品，因此不能由国际社会来决定，它只能仰赖美国的施舍。在新帝国时代，被征伐对象的罪行由美国情报部门确认，它的罪名由美国传媒左右，战争由美国国会批准，开战由美国总统发布命令。美国具有自我授权的战争“合法性”。与之相伴的，美国也获得了自我授权的世界“司法管辖权”。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废立外国的领导人，因为掌握战争“权力”的美国有强制性的实施手段。
       “帝国宣言”所依据的义理，简单地就是“美国利益”。美国利益并不总与他国利益和世界正义相一致，而经常且必然地会产生冲突。只要“美国利益”至上，我们就很难保证其它国家的利益，也无从追求世界正义。
       而新帝国赖以成为新帝国，并且真正遵守的游戏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它建立在美国的武力优势上，它承认丛林规则的合法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对盟国和追随者的态度，自冷战结束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因为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已经没有必要依赖于它们。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都不耐烦给出发动战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在实际上，他们认为导弹比言辞更为权威。依据这个规则，美国要继续毫无约束地发展更可怕的核武器、生化武器、太空武器、基因武器等等，也要继续压制其它国家同样的发展。它的所有国际政策，都要维护美国在武力上的优势，尽管会与我们称道的价值相悖。但美国没法压制因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所激起的武器竞赛的渴望，也无法保证它发展起来的致命武器不会终有一天扩散出去。而人类会沿着这个方向走向终结。
       “帝国宣言”也证实了，美国不打算把它在国内实行并引以为自豪的民主与法治的原则推广到国际政治中。尽管“权力制衡”为美国人津津乐道，并认为这对被制衡者也是有好处的，但新帝国恰恰表明它不想把自己装进受到制衡的政治框架中，尽管这样做最终对美国有好处。美国人也养成了承认“合法性”的程序主义政治习惯，即不看结果，而看程序是否正义。但并不妨碍美国人不遵循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政治程序，尽管这样做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合法性。更令人恐惧的，是大多数美国人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有什么逻辑不一致；而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则直率地声称，美国的政治正义原则不适用于国际。他们对这种逻辑不一致的解释，实际上是美国价值优越论，甚至是文化种族主义。美国价值优越的核心又是美国民主与法治原则。然而这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因为民主与法治原则是不承认道德优越的。这只能说明，所谓学理已经屈从于美国利益的现实主义。而在今天，美国不仅把“非西方”、甚至把“非美国”放在了价值对立的位置上。这意味着除了英国等盎格鲁—萨克逊同盟国以外，所有“非美国”国家都不能期待它们会受到高于任何国家之上的公正规则的保护。
       因此，进入新帝国时代是全人类的悲哀，只有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及其周围的一小部分人欢欣鼓舞。在民族国家层次，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国匹敌；历史也证明它们之间的同盟是不可靠的，也许会被新帝国各个击破。新帝国未必要扩张自己的领土，但它可以依仗军事优势，使国际规则更有利于自己。但在另一方面，其它民族国家越是受到新帝国的压制，仇恨越在增长，帝国的成本越高。在非主权国家层次，恐怖主义肯定会更为猖獗。无论新帝国将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还是恐怖活动得逞，都会对新帝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导致新帝国的衰落。在人类能够找到新的民主的或后帝国的世界秩序之前，人类将面临一场浩劫。我们将流更多的眼泪和鲜血，我们将付出更多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在“我们”里面，不能不也包括美国人及其追随者——而这正是最可悲的。
       余杰：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是当代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也是对世界民主化“第三波”（亨廷顿）的呼应。倒萨战争是此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实践，但并非第一次实践——在此前的“倒米（洛舍维奇）”战争和“倒塔（利班）”战争中，它已经经历了实践的考验。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对阿族人民实施残酷的种族清洗政策，人民军的一名将军在一次大屠杀中就杀害了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六千五百人；而奉行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拉登等国际恐怖分子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破坏文物，罪恶滔天。对于这类正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政权，如果按照“国家主权至上”的原则，国际社会无法进行有效的干涉。他们要么是“选举”上台的，要么是自己打下的江山，具有某种“理所当然”的权力合法性。一旦干涉，就是“侵犯国家主权”。此类事件，远的有纳粹德国在战前屠杀犹太人，而欧洲诸国袖手旁观；近的有几年前印尼排华浪潮，数百名无辜的华裔居民被杀害和奸污，而国际社会束手无策。
       但是，如果我们用“人权至上”的价值观来考量，这些暴行其实都是可以及时制止的。制止此类暴行，既符合人心中的道德律令，又不违背国际法的思想渊源，正如捷克“人权总统”哈维尔所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于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于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于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于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于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哈维尔是北约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加拿大议会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种族灭绝的战争。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不施援手。”他郑重地宣告说：“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此后在科索沃和阿富汗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哈维尔的正确：虽然有的中国学者一厢情愿把米洛舍维奇形容为“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但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南联盟人民却抛弃了这个给他们带来死亡和血腥的屠夫。作为战争罪犯，米洛舍维奇等人被押送到海牙国际法庭接受审判。而在满目疮痍的阿富汗，被塔利班奴役多年的人民欢呼美军的到来，全力支持新政府围剿塔利班匪徒。阿富汗人民重新拥有了电视、报纸、音乐，以及安全、自由和尊严。尽管这两个地区的重建依然面临种种困难，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民主的方向发展。
       我相信，萨达姆独裁政权被摧毁之后，伊拉克也将呈现出这样一种乐观的前景。萨达姆的残暴统治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2003年2月26日晚间，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年度晚餐会上就中东和平前景发表讲话说：“这个地区作为全世界一部分，有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如果说他们丝毫不为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所动，这纯属有辱人格的无稽之谈。人类的众多文化各有千秋，但是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普天之下人同此心。我们渴望安全，不愿受残酷暴行的欺压，人心皆然。我们渴望照拂我们的孩子，为他们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心同此理。正是由于这些根本的原因，不论何时何地，自由和民主将永远鼓舞人心，仇恨的口号和恐怖的伎俩永远无法与之同日而语。”我非常同意布什的这一观点。正是出于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热爱，我祝福伊拉克人民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早日摆脱独裁者的压迫、奴役和愚弄，早日拥有“民有、民治、民享”（林肯）的政府和“言论及发表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的自由生活。
       
       季卫东：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
       什么是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真正目的？
       许多人已经指出，石油是这次战争的目的。可以同意。的确，从1990年代起围绕石油资源的国际争夺愈演愈烈。在当前已知的世界石油储量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以及其他几个海湾小国所占的比率是65％，在石油出口量中所占的比率是56％。在现阶段，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规模的80％，其中亲美派占71％。然而，如果把伊拉克包括在内，这个比率可以提高到85％；如果再加上伊朗，那么这个比率就高达96％！要是再加上叙利亚的话，那世界上大油田就将统统由美国囊括，剩下的只有开发俄罗斯掌握的从中亚到西伯利亚的油矿这一条路了！
       乖乖，图穷匕见，胜者通吃！难怪美国要在2002年1月把伊拉克和伊朗作为邪恶轴心国，甚至还有人宣称要打完伊拉克再打伊朗。也难怪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会气急败坏。考虑到核武器的质和量以及手中石油本钱，俄罗斯在这个时刻又成为外交舞台上仅次于英国的活跃角色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其实，美国自身的经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很低，只有10％多一点。如果把包括天然气、煤炭、原子能以及水力等能源消费也纳入视野之内，则中东石油在美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到5％。如果仅看在伊拉克的战费开支、油田修复和开发费用以及石油出口收入等数据，那很可能会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即将打响的战争未必合算，老美在犯傻。此话差矣！
       美国要控制中东石油，主要并不是为了保障本国的经济需求，而是为了加强对产油国的影响力，从而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早在1945年，美国国务院就已经明确指出：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资源“是战略性力量的最旺盛的源泉”。另外，战争不仅会强化美国在中东乃至世界的地位，还会给军工产业带来巨大商机，也有助于解消IT泡沫破灭后的雇佣问题和扶持景气。
       除石油资源本身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即保护所谓“石油美圆（oil dollar）”体制以及美国的金融垄断地位。对这一点，注意到的人似乎还不太多。
       众所周知，在布雷登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的不再是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以及其他实质性财富，而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据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02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4400亿美元，企业债券的46％、股票的11％、总资产的23％都为外国人所有，与1994年相比美元的购买力缩水了大约三分之一。因此，美元体制只有借助其他国家的资金才能维持，才能发挥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尖锐的自我矛盾：美国经济必须借助外来资金才能维持美元的强势，而强势的美元又会反过来造成巨额贸易逆差，更需要借助外来资金才能弥补亏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华厦高楼。不过，虽然存在着不安定性和危险性，靠印刷纸钞来换取财富，靠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来维持纸钞的信誉这样的机制对美国人而言当然很美妙。
       在外来资金中，最重要的有两股：一股来自产油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1991年海湾战争的深层目的其实是掌握该国）；另一股来自日本。其中石油买卖以美元作为唯一支付手段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美国凭借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压倒优势长期强迫所有国家在进行石油交易时只能流通美元，而不得用其他货币付款。但是，在19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宣称在出口石油时不收美元，而采用欧元结帐，否则不卖也。根据联合国经济制裁的规定，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必须存入联合国，并从中提取使用，这些存款也都被兑换成欧元了。近来伊朗、朝鲜也开始效仿这种做法。就连从来对美国说一不二的日本，这两年也在大幅度增加对欧洲的直接投资（这种投资不仅仅基于经济的逻辑，也有跟美国赌气的情绪化色彩）。长此以往，势必颠覆美元的垄断地位，让美国纸钞印刷机不能继续成为“会下金蛋的鸡”。为此，美国不得不通过伊拉克战争再次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从而重新定义美元以及美国金融体系的价值。
       如果上述策略是真的并且均能得逞，那么美国就能实现其最终目的——建立起一种在“民主的帝国”（小布什的行动计划）主导之下的“世界法治秩序”（老布什的理想图景）。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上述事实就匆忙断定布什政权已经堕落成了以暴力消灭主权和法律秩序的法西斯政权。但这个总统表现出空前的好战倾向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毕竟是民主宪政的国家，对强大权力的制衡机制以及舆论监督仍然在发挥作用。根据德国一个研究机构最近在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美国有许多公民对布什政权的单边主义表示反感，61％的人认为在外交方面应采取多边协调路线，65％的人认为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应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取得同盟国的支持，76％的人拥护国际法。至于这里所说的国际法与布什政权所标榜的“世界法治秩序”在概念内容上究竟有什么区别，还值得仔细推敲。
       曹长青：美国有什么错？
       对于美国即将使用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无论在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中，都引起很大的争论，其中批评者的一个理由是，这是美国人为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但这个批评根本没有力量，因为任何国家的建立，它对外的第一个最重要职责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其次是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现在联合国的一百九十二个成员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全世界无论大国小国，外交都以本国利益为核心，没有例外。这里唯一需要探究的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中的“国家利益”是和人类的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有一致性，还是有对抗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美国在二战、冷战、冷战后（至今）这三个近代历史时期中的对外政策来看，它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完全在一个轨道上：二战的历史非常清楚，美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是为本国安全，结果促进了世界的安全，结束了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德日意三个“邪恶轴心”侵略屠杀时，正是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美国为此阵亡了四十一万官兵，伤残一百多万。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整个欧洲都会被纳粹践踏，整个亚洲都会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奴隶。虽然美国在冷战中为建立统一战线，不得已采取联合“小恶”或不民主的国家（包括李承晚、蒋介石、阮文绍、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等）的策略是否合适，完全可以讨论、质疑、批评。美国受到最多非议的是后冷战时代的对外军事干预，但从美国对索马里的人道救援、对海地的军事干预、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结束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的屠杀、制止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干预印尼军队对东蒂汶人的屠杀、军事打击伊拉克、铲除塔利班政权等等，都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美国的军事干预，不是以占领、殖民、掠夺那个国家和土地为目的；第二，美国的军事干预全部都受到那些国家的人民和新政府的欢迎。有人说美国是“新的帝国”，但它和以往的罗马帝国等性质完全不同，因为美国没有在它所干预的任何国家建立殖民地，而是促使那些国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且不说在上述干预中大多数都属于人道干预，美国并没有多少利益可图，即使有，美国这种国家利益，也仍然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一个方向。美国对外政策中，第二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它极力推销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美式民主的最重要基础，它的根本价值还不在经济层面、平等或繁荣，而是人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的资本是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人和人最基本、最健康、最正当的交往是trade（交易、交换），通过交换，人们可以互享劳动成果，提高生活水准，丰富生命。正是由于智慧的交换，才有了今天巨大的物质文明，所以，自由贸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价值之一。正是为了保护这个价值，美国才致力在全球推广市场经济。所以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扩大进出口贸易）而推行全球市场经济的外交政策，同样和人类自由、民主、安全、繁荣的共同价值在一个轨道上；它不仅对美国本身，也对其他国家走向繁荣和稳定有重大益处。今天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当然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所以说，美国的两个最基本、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推广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保护美国自身利益的同时，都和人类共同的安全、自由、民主价值有一致性。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总数已超过一万亿美元，是全球捐献最多的国家。那么美国是不是就美如天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然不是。它首先利己，其次利人。在有牺牲可能的情况下，它是非常不情愿、甚至不可能单纯利人的。例如，二战时，如果美国早一点投入反法西斯的战争，就会早结束邪恶轴心，挽救更多的生命。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高达82％的美国人不愿卷入二战。美国是被炸到自己的珍珠港了，才无法不奋起反抗。这次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同样是由于“9·11”炸到自己土地上、近三千平民的生命消失了，才肯攻击塔利班，才有阿富汗人民得到解放的今天。如果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今天就更难说服美国人民同意去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因而也就无法有伊拉克人民尽快摆脱独裁奴役的可能。对于美国，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于2001年底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引述说，“从政治与经济上看，美国的崛起确实是当代最伟大的事，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历史。”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上星期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美国一笔巨大的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繁荣，我们的民主……美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民主、自由的保护人……每当我看到美国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秋风:伊拉克战争与民族主义的消退
       我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不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参战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利己考虑，战争本身都能够使伊拉克有改进其政体的机会，而在萨达姆统治下，这种机会完全被锁死了；战争一爆发，我则希望伊拉克军队放弃抵抗，联军迅速赢得这场战争，从而将伊拉克民众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人民迅速享受到恢复正常社会合作交换秩序的好处。
       而大多数的专家们则具有不同的观念。他们的观念是，这是美国等国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伊拉克人民仍然支持萨达姆政权，因为这是伊拉克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权，因此，他们希望看到伊拉克男女老少一起拿起武器抵抗，最后使联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这些人士认为，只有这样，伊拉克人民才维护了这些人士所珍爱的价值：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回想起来，萨达姆、萨达姆的军队、尤其是伊拉克人民，让这些专家学者及网络“愤青”、“愤中”们屡屡地大失所望。伊拉克军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没有打游击战，没有勇敢地保卫城市（城市中的抵抗者基本上是复兴社会党党员之类的非军事人员或萨达姆敢死队之类的准军事人员），也没有大量杀伤联军；而伊拉克人民，也竟然没有发动人民战争，没有全民皆兵，没有奋勇保卫自己的家园；相反，在战争的后期，当伊拉克民众不再恐惧萨达姆的报复的时候，他们竟然列队欢迎“入侵者”，竟然帮助联军清剿那些抵抗者。
       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们不能不大为失望。因为，当今正是民族主义者的乐园。1990年代以来，在原来的基于某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陷入崩溃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正在显眼地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唯一的纽带。于是，在他们的想象和观念中，民族、民族利益、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成为神圣的东西。
       在南斯拉夫、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我们看到的，都是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结合而成的一种暴政。那里的统治者都是诉诸民族主义及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来捍卫其实行极权暴政的正当性，他们的一致说法是：一国的政府可以以任何方式治理其人民，这是民族自由的应有之意。而他们又辩称，他们的统治是获得人民同意的，因而外部任何改变其统治的行为，都是对于本国人民自主权的冒犯。
       民族主义者鼓吹这套说辞不难理解，有些自由主义竟然也被这样的论证迷惑了。我不能完全肯定，民族主义在近代欧洲的崛起，是否与社会契约论有密切关系。但起码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激烈争论中，民族主义与被滥用、误用的社会契约论相结合，被一些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转换成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存的政权，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因为其合乎历史的必然性，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他们的统治明确地或隐含地获得了人民的同意，因而其统治权就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尤其是不容外部来置疑。
       这些人士再三辩称，他们并不想为萨达姆辩护，他们也承认萨达姆的统治是一种赤裸裸的暴政，这种暴政是可恶的；但他们却立刻补充说，即使他实行的确实是暴政，也只能由伊拉克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否更换他。任何外部的力量，都没有任何正当性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据说，外部力量的这种介入，乃是对于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自由的侵犯。
       然而，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人民来说，萨达姆的统治，从来就没有征求过他们的同意。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萨达姆都是统治者。在萨达姆上台的过程中，人民根本就不是参与者。但人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统治者。
       但是，伊拉克人民虽然不知道是自己怎样同意萨达姆上台的，但在萨达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却表示了他们的同意。他们欢迎、起码接受了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事实。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那种暴政的统治。他们没有心思去追究萨达姆是怎样上台的，但他们却切身地感受到，萨达姆在台上，带给他们的只有灾难和痛苦。联军的行为是如何获得其正当性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但他们不用思考也知道，萨达姆早就失去了正当性。
       我们可能不能不承认，民族主义真的消退了。是的，今天的世界上有非洲的部族冲突、有原教旨主义的活动，但似乎却没有象样的民族主义运动了。具有一定民族主义运动色彩的分离主义活动，则似乎失去了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吸引力，而沦为可悲的恐怖活动。
       民族主义之所以失败，可能是受到腐败的、因而是极端丑陋的极权主义政体之变体的拖累所致。
       从理论上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具有最为强大的控制力的政体。它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将所有公民纳入到一个严密的监控网络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990年代之后的几场战争中遭到军事打击的国家在其最初所实行的都是这样的政体，而且，相当地具有代表性。
       萨达姆政权则是这种政体的一种变形，是曾经通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强调民族特色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极端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给人民许诺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等诉诸民族自由的理想，及工业化、富强等等远景，以此作为动员——也即强制——民众的理据。这样的理据本质上是民族主义及苏联的意识形态的融合，由本民族精英知识分子炮制，在二十世纪以后，借着民族主义和极端左翼思潮的盛行，而普遍地流行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不少都选择了这样的政体。
       由于自由民主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处于低潮，因此，这两种政体在二十世纪中叶曾经大行其道。然而，一二十年的狂热过去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褪去了其原有的狂热性；这种政体开始进入其腐败阶段。即绝对的权力不再被用于追求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目标，而是被用于维持统治本身及作为增进统治者本人利益的工具。于是，当初打破一切传统的乌托邦狂人，却回归了人性最黑暗的恶：父子继承，宫廷阴谋，警察统治，财富垄断，等等。这样的政体，自然已经招致了人民的极端恐惧和厌恶。这样的政权之上台未经人民同意，尽管后来他们曾经对这个政权表示过支持，甚至为之狂热，但人民现在却只希望尽快地更换这样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已经完全变质了。极权主义一旦不再是通过理想和远景动员民众，而是用秘密警察来强制民众，则其诱惑力和合法性就已经丧失了。人民因为自己曾经为其迷醉过，因而反而会更为愤恨。
       许倬云：美国民主政治的缺失
       布什及其党羽筹划这次战争，为时已久。他们看事太易，以为凭藉美国国力及现代科技，独力对抗现存列国，也绰绰有余，借伊拉克开祭旗，正如当年“罗马和平秩序”（Pax Romana），树立一个新的秩序，由美国维持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甚至推广美国制度于全球人类社会，均不是难事！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怎么会有如此背逆立国原则与一般民意之事。为此，我们必须检讨，是否“民主政治”也有导致走火入魔的内在因素？毕竟，现代的世界，一处一处都在走向民主化，“民主”更是许多人憧憬的制度。
       此次美国侵伊之事，其所以如此演变，有两项现象，当予注意。一则是美国总统制的权力结构，二则是半个世纪来发展的选举文化。
       先从美国的总统制说起，美国立国之初，世间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一个新生体制如何运作，全由开国诸贤，秉持理想，创立制度。当世只有君主制度的开明政治，于是，总统也不外是经过公民选出的治国领袖，其权力不啻一国的君王（当时还真有尊华盛顿为国王的建议）。开国以后，将近百年，美国总统全是当时有社会地位的人士。美国宪法规划了三权鼎立，彼此制衡，早期大法官及参议院议员，也都是一时俊彦，有其足以抗衡总统的实力。
       经过长期演变，美国已不再是由诸邦加盟组成的合众国。今日美国的联邦权力，已是中央集权制，而中央的行政权力又集中于总统一人。相对而言，三权中的法律权，专业性甚高，但检验立法与行政二权的反应，则十分迟缓，实质上对于总统权力的制衡，功效愈来愈不彰显。立法权所寄的国会中，议员素质也参差不齐。有见识有能力的议员，已经不多，而职业政客则充斥国会。参议院应是国之大老议政的场合，现在州权不强，参议员人选也就无复一方愿望。有些议员，是攀随总统选举的“便车”，夹带上台。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践之；这些人哪能抗礼元首，更遑论制约其权力了。三权不能互相制衡，因此，对伊军兴，议坛一片诺诺奉承之声，在野党领袖轻轻批评两句，即招来共和党少壮保卫队的斥责，用“不爱国”为口号，压制反对的声音。美国总统制演变至此，这个有四年保障任期的总统，其权力的确无人能够约束。如果一位总统自以为有天降的使命，神谕的任务，则民意不足信，法律不可制，竟可比拟君主的权力！
       美国民主制度变质的另一现象，则是选举制度。最近三十余年来，不论总统选举，抑是州长及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都必须经过冗长的“初选”过程，现代公众媒体，可以将演讲带到家中的起居室，依常理言，经过现代媒体，选民可以直接看到候选人，岂非“直接民主”的好事？然而，使用现代媒体的费用，十分昂贵。一个时段的包时价码，一般候选人是无法负担的。当年在地方广场搭台讲演的景象，已不复可见。小镇会议中讨论候选人政见也已罕见。乡里义工在家中约集邻居评论候选人人品及政见，更是愈来愈少。参选等于演艺人员的表演，有经纪人、有导演、有捉笔人代撰政见，也有促销的网络与管道。于是，候选人成功的条件，不在资格、人品、见识与抱负，而在言辞便给，相貌好，更在乎有归属的派系上下同其利益。这种政客，说话从来不兑现，举例言之，我州州长竞选时的承诺，到任后的第一次咨文演讲，已是完全变了调。
       美国的选民，其实大多是马马虎虎的。论教育水平，美国的一般人都在高中以上程度。但是，大多数人的知识实在贫乏，也不在乎怎么辨别是非真伪。以这次对伊战争而言，布什指陈的侵伊理由，只有“萨达姆专制暴虐”一条有理。其他三条，伊拉克与“9·11”恐怖事件有份，伊拉克长程武器可以攻击美国，带来大规模伤害，以及伊拉克人民等待美军解放。每一条都是莫须有。但是最初居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百姓，当真相信。我的邻居即是其中之一；然而，经过我的解说，她立刻承认从来没有认真考核当政者言论的证据及逻辑。百姓轻信而易变。自从开战以来，不相信政府所说所为的人数，每天都有增加。可惜，战争已经不能阻止！
       今日美国民主陷入如此窘境，其根本原因早在二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已经见到，亦即民主制度会沦为庸俗，哗众取宠的口号会误导一般人的判断。权力的腐蚀能败坏志节，更是司空见惯的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