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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没落尊严的回挽
       有特权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实际上，从市场史角度看，市场是在逐渐瓦解各种特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既包括政治特权、行业或部门垄断，又包括地方保护主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贵族占有全国的大部分土地。对于一个依靠土地获得财富的农业时代来说，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贵族通过占有地租也就占有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富，这使贵族阶层成了英国的统治阶层，它为了本阶层利益而进行专制，具有强烈的排他主义特征。此外，通过长子继承权，贵族延续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而一代代人的相传，形成了具有本阶级特征的政治意识、道德理想、文化旨趣和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下层阶级处于无权的地位。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出现了，即工厂和机器。工业生产并不依靠天时，也无需占据大片土地，不过其单位产值却比土地农业高得多，使得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一个新兴阶级所占有。这个阶级便是工业家群体或者中产阶级，它占据的社会财富份额随着工业扩张和技术提高而越来越大，最终使中产阶级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中产阶级还通过购买、收取抵押、债权等方式，将属于贵族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削弱了贵族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随着1832年和1867年两个《改革法案》的颁布，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从而瓦解了贵族的排外主义。
       行业垄断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以前的英王政府拥有一项不可小视的行政权力，即授予特许经营权。1609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公司在获得皇室特许经营权以后，垄断了后来的美国南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权，专营棉花、烟草和糖等经济作物，使得其他投资人无权进入这一市场。随着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英王政府失去了美国，也就失去了这一地区的特许经营权。
       地方保护主义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冲击。1815年托利党(1831年改名为保守党)贵族土地所有者还能迫使议会通过《谷物法》，以对欧洲大陆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来保护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然而，辉格党(1831年后被称为自由党)自由派上台后，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代之以自由贸易政策。
       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的这几件似乎无关的事件，是亚当·斯密等更早一些时候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实现，它们在瓦解等级制、推动社会平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丝毫不亚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市场不仅要以人身平等为其前提，其自身也促进了平等，并培养了一种深刻的平等意识。尽管以交换价值为原则的市场模糊了人的个性，甚至把人也作为一个可被计算的量，然而平等本身就具有量的特征，例如民主制就代表了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很难设想有一种建立在质的基础上的民主制，因为质是一个难以测定的范畴，而且既然是质，就意味着等级。从某种意义上，市场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均质，它以交换价值作为其运转原则。
       奇怪的是，当人们要求进入市场时，他们以平等作为护身符和入场券，而一旦进入市场并在市场上获利，就转而开始要求某种等级制。这说明人并不是天生热爱平等的，当他要求平等时，他往往处在社会等级制的下层，而当他爬到高处时，他就要发明一套等级制了。实际上，追求不平等才是人的真正激情，它的隐蔽源泉在于个人想获得社会优越感的渴望。由于市场瓦解了基于门第、阶层和宗教信仰的封建等级制，因此，新出现的市场的等级制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为这种等级制的基础是商品消费，而不是血缘和门第，甚至也不是商品生产。
       就在英国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并完善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从先前的土地贵族那儿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新阶层，即“贵族”或“绅士”，他们通常是旧贵族的后代，其中大多数人毕业于剑桥或牛津。如果说这些贵族气很浓的学校不曾教给他们多少实际的知识，那么，在培养其精神品位和举止风度方面倒是一点不差。他们的“贵族气质”与其说得自于遗传，毋宁说得自于培养。1800年到1830年出现在伦敦的这些人(即“纨绔子”，但这不是贬义)已经很难用以“贵族血缘”来获得社会优越感，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贵族阶层在中产阶级时代已经失去了政治特权，经济上也已江河日下。贵族阶层想要重新获得失去的社会优越感，或者说重建一种社会等级制，就必须找到新的基础。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当别的阶层为生计而忙碌时，他们早已在剑桥和牛津接受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等人文教育。那时的剑桥和牛津实行的是“通才”教育，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七种自由艺术”。这并不是实用技能教育，甚至其中的算术、几何和天文都是作为“哲学”来教育的。显然，往往只有一门实用技能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不如他们那样能写会读，深知说话技巧，气度不凡。此外，对这些人来说，在剑桥和牛津，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课堂外的教育，即贵族学生之间因互相攀比和暗中竞争而逐渐精致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对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来说，更重要的恰恰是那种集闲暇和品位于一体的贵族生活方式。他们大多数人在剑桥和牛津时并没有读过多少书，倒是培养了对谈吐、服装、举止的讲究。
       他们发现通过展示谈吐、服装和举止方面的高雅，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社会优越感。中产阶级潜意识里对贵族的自卑感帮了这些人一个大忙，而他们不会不去利用这种自卑感。他们当然不会选择中产阶级的强项(例如实际能力、进取精神)来与之一较高低，而是选择中产阶级的弱项(例如文化品位、生活方式)。甚至，中产阶级的每一个强项都被他们当作一个弱项进行解释，例如“实际能力”变成了“唯利是图”，“进取精神”变成了“贪得无厌”，等等。中产阶级的这些品性被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粗俗”。这些人本身主要靠地租、利息、赠与、遗产甚至借债生活，无所事事，但他们把无所事事当作一种“高雅的闲暇”状态，并且在闲暇中发展了一种艺术，即关于“品位”的艺术。确切地说，他们是布哈林所说的那种食利者阶层，失去了进取的冲动，远离了实际的商品生产过程，成了一个抽象消费的人群。
       然而，使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别具一格的，也是对后来的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们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商品消费方式，即奢侈，确切地说，是一种新类型的奢侈。与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描绘的早期贵族的奢侈不同，新的奢侈并不表现在数量上，而是质量上。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早期的贵族大多是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因此那时的贵族的社会优越感并不是针对其他社会阶层的，而是针对贵族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因而这种意义上的奢侈表现为对奢侈品占有的多少。
       桑巴特给奢侈下了一个定义：“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奢侈的目的不在于享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享用其象征价值，为此甚至还毁坏其使用价值。例如萨克森宫廷居然用910件精美瓷器来装饰一条短短的走廊。而法国的孔蒂亲王为了表示对情妇的不满，把本来要送给她的一颗钻石砸碎了。宫廷开了奢侈的风气，因为宫廷想以恢宏的气魄震慑贵族。不过，贵族也随即模仿宫廷的奢侈。我们来看一看其中一个名叫巴松皮埃尔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参加一个庆祝会，他花了1万4千埃居预订了一套金线织物的服装，上面绣着棕榈树叶，缀着重达50磅的珍珠。另一个著名人物，黎塞留元帅，因孙子把他馈赠的一袋金币原封不动地送回来而非常恼火，顺手把钱袋扔出了窗外，对奢侈的这种狂热，并不是天生的癖好，而是一种处心积虑，即为了获得优越感。正是这种动机，使许多家道中衰的的贵族宁可抵押地产和房产也要借债过奢侈生活，因为奢侈已经成为一种地位象征。
       古典经济学将商品的价值分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种区分局限于经典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即把满足需要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动机。奢侈属于一种不同的消费，它不是为了消费而购买，而是为了消费之外的象征意义而奢侈地消费。奢侈品的意义正在于这种象征价值，它满足的不是日常需要，而是一种心理需要。可以说，它是反经济学的。贵族的这种奢侈消费刺激了精致品工艺和工业的发展，而贵族的财富则以支付奢侈品的方式转移到了中产阶级工业家手里。在贵族最奢侈的地方，例如巴黎、伦敦和威尼斯等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最早，也最快。请注意桑巴特是以这句话结束他的那本著作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桑巴特著）
       然而也正是资本主义，使贵族的数量上的奢侈难以为继，因为资本主义通过财富转移使贵族在经济上越来越今不如昔了。1800年到1830年的贵族们正好处在这个不太妙的时期，因为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相继剥夺了其特权地位。他们当然不愿放弃长久以来的社会优越感。这一次，他们不是以数量上的奢侈为追求目标，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富去浪费，但质量上的奢侈还是可能的，而且也更符合经济学的原则。正是在十九世纪初的那些暧昧年代中，贵族第一次把文化和生活方式与质量上的奢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所说的“贵族气质”，而且这种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质量上的奢侈远比数量上的奢侈(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更能使一个人获得社会优越感。对质量上的奢侈来说，关键的特征是“精致”或“高档”，而其外部表现为“脱俗”。“品位”成了评价一个人的核心词汇。奢侈已经不是贵族上流社会的成员之间显示优越感的方式，而成了贵族阶层向中产阶级显示其社会优越感的形式，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阶级压迫性。
       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贵族们并不以奢侈品的数量见长，而是以其品位，尤其是服装方面。更早一些的贵族往往穿得花里胡哨，例如以繁琐的皱领来装饰自己的脖子，戴假发，扑香粉，等等。十九世纪初的那些贵族们却发明了线条简洁、颜色单一的服装，后来演变成西装。不仅如此，他们在谈吐和举止上也培养了一种高贵脱俗的气质。总之，他们表现出一种气质上的节制，并以此作为内心优越感的表征。正是1800年到1830年的贵族们以文化和生活方式重新拯救了贵族，使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整个欧洲奇特地泛滥起一股贵族主义的逆流。我们今天对贵族的印象，就是被这些贵族塑造的，而其实以前的贵族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高出多少。大量史料证实，早先的贵族许多不爱清洁，不洗澡，大声说话，随地吐痰，狂赌，等等。
       十九世纪的没落贵族其实患上了一种高雅强迫症。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高雅成了他们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社会优越感的最后形式。当贵族阶级在与中产阶级的战争中相继输掉经济和政治后，它却在中产阶级胜利的顶峰赢得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战争，并迫使中产阶级按照它的趣味进行自我评价。例如读某些书(当然不是随便哪本书，而是难得被平常人看见、通常是外文的书)，被认为是高雅的，喝某些酒(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酒，而是类似“1702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的那种酒)，也被认为是品位的标志，当然，穿什么衣服，就更需要讲究了：我们这些与贵族生活方式无缘的人通常误以为名牌服装就意味着品位，然而，对贵族而言，工业流水线上出产的名牌服装只不过是暴发户的行头，真正的贵族有自己的私人裁缝，他们的服装从来就不会贴上标识制造商、织物材料以及洗熨方式的商业标签。由于贵族们以消费上的品位来获取对其他阶层的社会优越感，那么他们就得不断地发明新时尚，一旦某种时尚成了大众的时尚，他们就会立刻放弃它。
       当我谈到这种意义上的贵族时，并不是在谈一种历史现象。它仍以其他的名称存在。雅皮士就是其最新的但不一定是最后的显现，他们兴起于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之后，是七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回潮中的产物。如果说六十年代造反运动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推进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民主化，那么，七十年代以后的雅皮士则致力于恢复被民主气氛冲淡了的等级制。当然，就像1800年到1830年的那些人一样。这不是一种基于出身、权力和财富的等级制，而是修养上的等级制，是在一个民主时代获得个人社会优越感的方式。一个名叫福塞尔的美国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格调》的书，算得上是一本标准的雅皮士手册。在他看来，成为一个“贵族”(上流社会的人)的标准是：高档而得体的衣着(当然是小裁缝店的手工制作)，高雅而节制的动作，偏瘦的形体(因为不吃甜点和类似麦当劳这种蓝领食物)，名车嘉宅，出入使用法语菜谱的老牌饭店，在壁炉旁的钢琴上可以随意地弹奏巴赫，在俱乐部的闲聊中可以很专业地谈论约翰逊博士，等等，几乎任何一种商品、动作、言谈和喜好都被他划定了等级，以此获得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社会等级。
       子虚乌有的“中国中产阶级”
       一些人略带遗憾地说：中国没有贵族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有平等的传统。也许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一点。所谓“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决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意味着土地被封建主所占有，在宫廷与平民之间形成了一个可与宫廷抗衡的特权阶层。对中国的旧时代来说，某些土地可能被分封，但其所有权仍在宫廷—国家，因此宫廷—国家保留着随时收回的权力。土地的这种国有制，限制了地方家族势力的扩张和延续，而没有这种延续，那种往往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方可达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家族传统就不可能保存下来(热衷于贵族家谱学和纹章学的德·巴尔扎克先生曾严肃地表达过这么一个见解：“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可称为“贵族”的阶层。而且，宫廷对可能形成一个这样的社会阶层采取了有效的行政防范措施：首先，官职不能继承；其次，异地为官；再次，科举取士。因此，与西欧封建社会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实际上要大于同一阶层的人员之间的流动。同一阶层的人员之间的流动易于形成一个稳固的错综复杂的阶层。这样，在中国的宫廷和平民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个行政管理阶层，但由于这个阶层本身的不稳固，它并没有进而形成一个传统阶级。甚至连“士”这个最有文化教养的群体，也并不是一个有力量的阶层，而是一种依附力量。
       因此，在宫廷与平民之间，就难以形成一种独特的处于领导地位的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除了宫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只有平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宫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排场和奢侈，却也显示出浓厚的民间色彩，并没有形成一种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以此来贬低其他阶层(例如“粗俗”)。这与宫廷权力的阶级来源有关。中国的朝代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农民起义或蛮族入侵，而且朝代不断更迭，每一朝都经历一次相似的文化循环，起初是毁坏，然后是重建。由于没有一个传统的中间阶层制约宫廷的权力，宫廷更多地是以权力而不是以高贵来震慑臣民(辜鸿铭在其著作中描绘的慈禧的“后妃之德”只是他对慈禧的远距离想象)，例如下跪和叩头这种身体上的匍匐姿势，就最彻底地摧毁了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建立于其上的个人尊严或社会优越感。一个匍匐在宫廷上的群体不可能形成为一个具有个人独立性和群体认同感的阶级，而个人独立性和阶级认同感正是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西方的宫廷，贵族尽管对皇权保持着适当的恭敬，却不必下跪，而是微微欠一下身体。这是一种将敬意和尊严有分寸地结合在一起的节制，从中产生出了一种关于风度的学问。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从宫廷贵族那儿发端的，最初是对皇族的模仿(权力被贵族分享的宫廷常常不得不以风度高贵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所以有意培养未来统治者的风度和教养，例如《哈姆雷特》对王子哈姆雷特是这样描绘的：“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等等)，后来贵族们将这种模仿发扬光大，形成了以贵族冠名的那种精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居然使皇族都觉得自愧弗如了，例如1800年到1830年的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就是高雅人士布鲁梅尔的崇拜者。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宫廷的权力足够强大，以致不需要以某种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自身合法性和社会优越感的象征来源时，平民色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倒居于领导地位，甚至形成了对宫廷奢侈的道德压力；与此相反，西方宫廷的权力经常是被贵族阶层所分享和制约的，也就是说，政治民主在宫廷里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状态，为了显示自身超越贵族阶层的罕见的品质，宫廷发展了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严格的等级制，甚至在宫廷已经不再是一种实际权力的资本主义民主时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等级制还被严格地保留着，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造反运动瓦解了其大部分存在基础后，才变得不那么专横了。
       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当宫廷被接二连三的革命最终席卷而去时，它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从皇室成员、爵位、皇宫，到文化和生活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莫不如此。甚至连象征性的东西都不存在。在世界革命史上，没有一场革命，像中国现代革命那样彻底摧毁了等级制的基础。本来就不存在等级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在1949年后又经历了一场更平民化的革命，甚至把劳动大众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当作权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对那些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不那么平民化的人群而言，这种平民化是被强迫推行的。换言之，通过摧毁本来就不显著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个人优越感，来使广大劳动阶层(大众)的形象获得最正当的评价。如果说在旧制度下，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本来就因缺乏适宜土壤而显得营养不良的话，那么在革命后的时代，它很快就被从贫瘠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了。在一个谁都穿着蓝色衣服、看同样的书、吃几乎同样的食物、说同样的话，甚至进行同样的思考的时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追求的是身份上的平等，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使个人优越感得以建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等级制。然而，这种平等不是由市场来保证的，甚至是通过非市场的计划经济来强制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把平等与依附结合在了一起，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
       这个官僚层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因为它并不享有合法的特权，甚至它的绝大多数人员本身就是农民和市民出身。确切地说，它不构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管理层。社会差别不以阶级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地域(城与乡)和职业(例如干部、工人、农民等)的形式存在，因而这个时候的个人社会优越感基本上是因地域和职业的差别而产生的优越感，甚至连这种优越感都被强压下去。这种非市场的平等化尽管造就了平等，但却是不正常的平等，因为它平等却无自由，建立的基础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建立在摇摆不定的价值评判上，因而，极有可能头一天被宣布为“人民中一员”的人，在第二天又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此外，这种被强制的平等模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甚至把私人领域也公共化了，因此，穿着、言论和行为上的一致性并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确切地说，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因为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意味着潜藏着某些不易被发觉因而不易被控制的自由的东西。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自由时说，人可能会因为自由得无聊了，而朝邻居的屁股上扎钉子。这里出现了另一种情形：人可能因为平等得无法忍受了，而追求不平等。然而，不管怎样，即使这种平等是被强制的，它也瓦解了等级制得以建立的一系列传统、政治、伦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因此，当经济形式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的时候，这种被强迫的平等早已预先为市场创造了条件，而最早进入市场的恰恰是那些最缺乏社会优越感的人，他们成了个体经营者。随后，不出十几年，甚至连计划经济体中的一部分人也放弃了原先的职业，进入了个体经营者群体。实际上，真正的市场就意味着“个体经营”。当欧洲自由市场的最早的理论家们阐述市场理论时，往往以一个法语短语来概括它，即“laissez faire”(字面意思是“让人放手去干”，转意为“自由放任主义”、“不干涉主义”或“政府不管”)。市场不仅为平等或追求平等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使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当我们迷惑于缺乏市场传统的中国人在跨入市场时何以表现得如此迅速时，我们必须看到，那种先前被强迫的平等实际上是有功的，因为它早已迫使政治特权、地方保护主义、等级制伦理以及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精英主义瓦解丧尽了。而计划经济是剩下的惟一的垄断形式。一旦它的垄断地位被否定，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市场。关键在于一种价值评判标准的改变：既然不存在一种贵族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对进入市场的人和他们在市场上的获利行为，就不存在一种道德和美学价值的评判(例如“庸俗”)，实际上，整个社会已不存在一个“价值给出”的中心(无论这个中心是以阶层还是机构的形式存在)，因而就不存在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等级制。
       平等为市场创造了条件，但市场又制造了不平等。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个人财富的不平等，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不平等是市场的份内事，不管怎样，市场的准入机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在市场上输掉了竞争，而谴责市场。此外，我也不是说特权人群(注意，我说“特权”的时候，不是说一种传统的特权阶层，而是指行使行政权力的人)以及特权人群制订的不平等市场规则造成的财富不平等，因为特权不是市场的份内物，它甚至是反市场的，它利用管理市场的权力从市场上谋取利益，而市场和市场规则的逐渐完善会极大地限制这种基于行政权力的谋利行为。
       我指的是一种远为深刻的现象，即那些在市场上获利的人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意图。由于阶级和阶层的界限早已在“被强制的平等化”中被瓦解了，那么，这些在市场上获利的人怎样才能把自己提升为一个具有社会优越感的阶级呢?当然是通过奢侈消费。他们手里掌握的最丰富的资源是巨大的个人财富。何况，在传统道德评判失效以后，奢侈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我们也不是从道德上追究奢侈的意义。此外，在这些获利者眼里，奢侈消费不仅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奢侈消费品具有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其象征价值，因而是一个象征问题。花几千块钱吃一顿饭，并不是为了解决饥饿，因为解决饥饿只要几块到十几块钱。同样，花几万块钱买一套服装，也不是出于遮体或保暖，甚至也不是为了美观(当然，这是动机之一，但不是奢侈消费的主要动机)。花几百万买一套几层的花园别墅，也不是为了居住方便。这些在市场上获利的人(我把非法获利者排除在外)对市场的基本原则当然非常清楚，那就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之所以能在市场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人更善于进行成本核算和价格性能比核算。然而，为什么当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进入消费市场时，反倒如此轻视成本核算和价格性能比核算原则，以致乐意以高昂的价格来购买同样性能的商品?毫无疑问，几百块钱一只的高级电子表比几十万块钱一只的劳力士机械表性能更优越，因为它更准确，更轻便，不用上弦，功能更多，甚至消费者也根本不用担心是否会丢失它或它被人非法夺走。但电子表是传送带上的产品，成本低，价格也低，人人都有能力购买，不能满足那些获利者对个人社会优越感的渴望。
       必须改变对奢侈品的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奢侈品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的特征，在于它更精致，更美观，更好用，更豪华，等等。这些因素当然也存在，但并不一定存在。使奢侈品区别于普通消费品的最本质特征是其稀有性。黄金不过是一种金属，玉不过是一种石头，但因其稀少，就从普通金属和石头中独立出来，成了显示其持有者的社会优越感的象征。奢侈品的这种稀有性会导致其持有者的稀有性，或者说它不可能是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品，因此，它就确立了一种社会的优越感。奢侈品的购买者在购买时，不是在购买其使用价值，而是在购买其稀有性，因为这种稀有性使他们能够获得社会优越感。在这些奢侈消费行为的背后，隐藏的正是这种对个人社会优越感的渴望，一种追求不平等的决心。因此，可以说，奢侈品消费者是在用钱来购买社会优越感，为此必须大把地花钱，而为了保持和强化这种优越感，就得不断地大把花钱。不那么富有的人总觉得富人已经足够有钱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呢?他们不知道，富人不是在以交换价值(即普通人能够弄懂的那种市场价格)来计算自己的财富，而是在以象征价值来计算自己的财富。
       然而，通过奢侈消费获得的社会优越感毕竟还不那么稳固，因为它是一种个人行为，甚至还会引发不那么富裕的人的道德批判。正如通常的情形那样，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行为的道德性质不那么有把握时，他总是求助于一个由同样行为的人组成的群体，因为群体的行为往往具有合法性。于是，一种群体存在的意识就这样形成了，并被冠以“中产阶级”的名称。这种使奢侈消费合理化的努力将最终在象征层面表现出来。一些以“中产阶级”为读者群的刊物出版了，而当广告商为推销其豪华商品时，也往往使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宣传语。一切被冠以“中产阶级”之名的东西都显示了这么一些想象性的特征，如富足、豪华、安宁、温馨、健康、卫生等等，构成了一个乌托邦般的神话。我随便举一幅“花园别墅”的广告画为例。这幅巨大的广告画高高耸立在机场高速公路旁，在森林与蓝天之间，地平线开阔无比。画面的近景是一栋白色的西式三层小楼，楼前是一大片起伏的绿色草坪，一条清澈的小河从草坪边流过。草坪上坐着这栋别墅的主人们，一家三口，旁边还趴着一条漂亮的名犬。身穿讲究的休闲服装的年轻夫妻恩爱地坐在草坪上，他们前面铺着一张红白格子的方布，上面摆满了食品。他们幸福地望着自己的孩子在草坪上与爱犬嬉戏。在这栋白色别墅后面的树林里，作为远景，隐隐显示出另外几座风格相似的白色别墅，暗示这是一片别墅区，即“中产阶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此你是安全的，既不必担心革命和盗贼，也不必担心因奢侈而引发的道德困惑。
       追求这种物质上、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感，是“中产阶级”的普遍特征，为此它必须使自己的形象合理地进入象征层面，同时也必须使自己进入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群体中。不知不觉间，本来为先前的平民化的意识形态所摧毁的阶级等级制，又悄悄地进入了社会，致力于将本来浑沌一片的人群区分开，并使这种区分合理化。这种象征化非常成功，因为它不仅使中产阶级的存在合法化了，甚至使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也自动地接受了这种阶级区分，开始谈论起“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居于两者之间的“小资”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可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构成一个阶级吗?同样，“工薪阶层”和“小资”构成另外的阶级吗?如果说“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是以个人收入状况作为划分的标准，那么所谓“小资”则主要是一种美学划分，它源自“小资情调”这个词。此外，即使“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划分是以收入状况为标准的，那么也还存在着划分的不确定性，因为一个人可能今天是“工薪阶层”，明天就成了“中产阶级”，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存在。这种频繁的互通性，正是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的一个特征，它迫使每个人都失去了“阶级”的固定特征。不管怎样，阶级特征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形成，而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通常是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社会发展要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与其说激烈的社会变化促成了阶级的形成，还不如说它打乱了阶级的固有界限。因此，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所获得的“阶级意识”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甚至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意识。确切地说，并不存在一种叫作“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谓“中产阶级”只表现为一个松弛的人群，通常是奢侈消费的人群(直到目前为止，奢侈消费仍是其惟一可辨认的特征)，决不是以阶级的形象出现的，因为除了奢侈消费以外，它并未显示出别的足以使它区别于其他人群的阶级特征。说白了，时下所谓的“中产阶级”仅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是高收入的人群显示其个人社会优越感的一种合理化形式。
       实际上，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薪阶层”或“小资”，都是一些伪概念。人们之所以需要它们，是想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模糊时代获得自身身份的清晰感和对相同状况的人群的认同感，好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可是，在进行这样的解释时，不要遗忘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吃苦耐劳，收入有限，笨嘴乏舌，即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来再现自己的形象，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却是他们直接创造出来的；此外，从血缘上说，他们也正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小资”成员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只要将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的家族史往上追溯一代，就立刻能发现非中产阶级的出身。阶级的界限甚至在一家之内都模糊不清，而家庭是阶级的基本单位。在这种情形下，谈论阶级的存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只有人群，而无阶级，这大概是真实的图景。
       程巍，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查尔斯河上的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