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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居所到矿井的途中要经过俱乐部。
       从俱乐部后院敞开的大铁门能看到文工团的人。空旷的场院里文工团相貌英俊的男女青年在阳光下聚在一起，有的在练声，有的在练手里的乐器，也有的在闲聊。他们三五成群，面对一堵灰色陈旧的墙壁各自站开，从他们胸腔发出来的高亢声音不断在俱乐部上空回荡。低音提琴和高音小号制造出来的低沉和尖利的乐声交相环绕轮番盘旋。在我看来这些人气质优雅神情骄傲，他们相貌英俊服饰洁净，他们面容欢乐表情幸福。
       如果我有对人生幸福的理想，文工团就是。我经常看着那些人，有时在俱乐部后院空旷的草地，有时在俱乐部前厅辉煌的舞台，看他们自由歌唱纵情表演，看他们享受阳光的照耀享受听者热情的欢呼和掌声。还有他们能自由跟异性交往，他们恋爱，随心所欲跟喜爱的人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人生幸福的典范。
       比起来我的现实则遍布黑暗。
       每天我经过俱乐部，在文工团男女青年的歌乐声中，沿俱乐部后墙一条尘土弥漫的道路攀上一座山梁。我在阴暗的落满尘埃的工房换上结满汗碱坚如铠甲的工装，从灯房睡眼惺忪满脸脏污的女孩子手里领取矿灯，跟那些面孔如石沉默如土的窑工走向山梁上的矿井。我坐缆车到达坑底，再由坑底穿越幽深曲折的巷道，走向劳作的工场。矿井的巷道纵横交错，蜿蜒延伸，那些在地腹中的巷道出现在地形图上的样子如同人体纵横交错的血脉。我进入得越深，离人间的生活越远，离尘世的气息越远。
       劳作的工场在矿井巷道的尽头。在那里我看着窑工用锹镐或者炸药开凿着煤壁，他们在四季闷热的工场，脱去衣服，裸露着身体劳作，在矿灯的照耀下我能看到他们臂膀、胸部和腿蠕动的结实的肌肉。那些身体强健力气威猛的人，他们使那些已在尽头的道路再一寸一寸向前延展，他们开凿道路挖掘出的油亮的煤炭堆积在脚下，那些炭堆积如山后再被矿车运走。
       我的工作是在一个石硐为窑工发放劳作的工具，锹、镐、缆绳和炸药等等。石硐离工场有一段距离，它的位置在一个废弃的老古塘，那是一个塌陷区。我经常能听到煤岩受到挤压扭曲而裂变的声音。谁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煤岩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我每次走过的时候都怀着深深的侥幸之心。我祈求上天别在我经过的时候塌落。
       我工作的时间包括花在路上是十六个小时。这个工作孤独，远离人群但是责任重大。那是一份年轻人不愿意干而我却充满热情的工作，原因是我闲下来的时候可以用矿灯照着看书、写字。那段时间我每天在下矿井之前都会在怀里揣上我准备阅读的书籍、我用来写字的硬壳笔记本。我用阅读和书写挨度着在地腹中的时光。那段时间我阅读过的书籍和书写过的笔记都留下了黑色的印迹。为了抵御在地腹中的孤独，克服一个人对死寂的恐惧，我用防火的沙土和皮制的门帘给自己制作了一个练习拳击的沙袋，吊挂在硐中，不工作不看书也不想写字的时候我就练习拳击，以此克服睡意的来临，避免像年老的窑工那样在困倦中昏睡。我发现那样的睡眠日久天长会让一个人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会从根本上瓦解一个人的活力和元气，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废物。
       看到文工团的人，我就无法满意自己活命的方式。我憎恨自己的工作，憎恨的理由是它的远离人迹和暗无天日以及无限漫长。有时候我在结束工作走出矿井的时候，坐在山坡的草地，面对血色的夕阳，我满身烟黑，面孔和手臂找不到干净的地方，那时候我远远地看着俱乐部的方向，看着文工团男女青年美丽的面影。那个方向和那些面影就是我不能企及的生活的理想。那个方向和那些美丽的面影让我感觉忧伤。
       我真切地感觉到我是被文明所遗弃的人。我和我的窑工兄弟们，那些世代在黑暗中劳作的人，我们像尘土一样在世间生息湮没无声。如果没有文工团，我的知觉还在混沌中沉睡。文工团是划破我黑暗现实的光亮。那些美丽优雅的男女青年使我照见自己。我开始厌倦自己的生存。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我绝不让自己身穿窑衣满脸乌黑地经过俱乐部，我避免和那些神情骄傲面容和衣饰洁净的男女相遇。我不仅厌倦自己的工作，还厌倦自己的生活。这种厌倦让我变得对生活失去热忱。我甚至在结束工作后不想回家，我把工余的时间用来泡酒馆，跟狐朋狗友厮混。我变得跟我父亲一样，但父亲的生活是我更加厌倦的生活。
       父亲给我的记忆就是日日盘脚坐在土炕上喝着一壶白酒。在我整个童年里，那些白酒都是由我从街上供销社的酒铺里打出来的，我被父亲呵斥着，攥着他交给我的八毛钱穿过肮脏混乱的大街，在供销社的酒瓮前看着一个相貌粗俗的女人用酒提舀出白酒灌到酒壶里。供销社的酒瓮浑圆，高出我一尺，我经常仰望着那个酒瓮。我看不到它的里边，只能听到它神秘的响声。我手捧的酒壶由轻而沉，由沉而轻，父亲在喝净我为他打来的白酒后由清醒而沉迷，由沉默而疯狂。
       在我住的大街上经常晃着醉鬼。父亲喝我打来的酒以后，顷刻就能变化一副嘴脸。这个昔日在战场出生入死的老兵，在结束军旅生涯以后就无所作为。他头发花白眼睛血红，对着窗口骂人，谁过来就骂谁。他对所有经过他窗口的人都不放过。当然父亲骂得最凶的是母亲，骂得凶的理由就是她是他的女人，就像她是他的奴仆。他在骂完母亲以后还能把母亲拦腰抱起放倒在炕头，他跟母亲性交，当着我的面，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不管也不顾母亲的挣扎和反抗。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的隐忍和饮泣经常像旱天的滚雷在我内心炸响。我很长时间都在挣扎，我甚至负有某种罪衍。我觉得是我制造了父亲的疯狂。我是魔鬼的使者，我传递着一种使父亲疯狂和沉迷的药液。是我使父亲意志消沉丧失了生活的能力。在母亲哭泣的时候我发誓决不再为父亲去买酒。我试图反抗父亲，但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力量抵御父亲的强权。反抗的结果就是遭到父亲暴力的清洗。
       我终于能不再被指使为父亲去供销社买酒，那是我长大成人以后。
       十八岁那年，我离开建筑在矿区河边的一所中学，到矿井工作，我想自己养活自己。
       矿井一直是令我畏惧的地方，它的险恶和黑暗一样让我感觉深不可测。从小我就看着矿井的黑暗对人的吞噬和毁灭。人从那个黑暗的入口进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入的时候肢体健全，有一天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世代以矿井为生的窑工们，不管那个黑暗的入口发生过怎样的灾难怎样的祸患，都别无选择地踏身而入。灾难和祸患的磨砺使进入矿井的人内心苍凉如水，面孔坚硬如石。
       在矿区，只要天气晴好，每天在有太阳照耀的街心广场按时集中着一大群残疾人，那些人都是被矿井事故夺去双腿或砸坏腰肢的人，他们在那些劫难中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被困在轮椅中，在寂寞和病痛中挨度着最后的时光。那些人在盛夏的时候穿着棉衣棉鞋，他们的身体已经没有了对气候的感觉，他们有的把轮椅靠在一起说话，有的独自蜷在轮椅中打盹，他们打牌、下棋，他们的腿脚腰臂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残缺。
       母亲知道我要下矿井的时候泪水长流。母亲洁白结实的牙齿在我下矿井以后变得松动脱落，母亲的黑发也在我下矿井后逐渐变白，而她的容颜也在我下矿井以后逐渐变得憔悴和衰老。但那时生活对我来说别无选择。那是我命定的道路。
       工作使我独立，使我可以摆脱父亲而生活，使我有力量拒绝和反抗父亲。工作使我快乐。我把生平第一次挣到的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内心和身体生长出来的力量。但是我庆贺自己的方式是用酒馆的酒把自己灌得大醉。那一次我两手擎杯左右开弓，直喝得人事不省，被人架着回家的时候如同在棉花垛上行走。那天晚上我醒来又看到母亲的哭泣。我看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包括我的容貌，在我成年以后也酷似父亲。这个事实合乎逻辑，但是让我备感悲凉，因为父亲的生活一直是我发誓要反叛的生活。
       但是我无力反叛。我不能把父亲遗传给我的基因和血质从我的身体里剔除。
       我工作的硐室外边几步远是一个储水仓，方形，用砖石和水泥垒砌的。水仓有时候有水，有时候又没有。有一天早晨水仓里并排放着四个被瓦斯窒息的窑工。这些窑工是被人从掌子面一个一个背到水仓的。一个老窑工把他们并排放在一起然后就到了我的硐室。他垫着他的胶壳帽坐在我对面。我借着硐室昏暗的灯光看到老人的面孔和手掌污黑，头发却斑白。老人等着地上的人下来把那四个断气的人抬走。
       那四个人都不行了，没活头了。老人说。他的口气寡淡，仿佛在水仓里的四个人是睡着的四个人。老人把头埋在放到膝头的臂弯里，他说：真他娘的困，眼皮打架了。我问他：你不怕么？你在一个一个背他们的时候。老人说：怕球呢，都一搭的兄弟。老人话音落下不久我就听到他臂弯里发出熟睡的鼾声。
       我的硐室通往水仓的地方开着一扇小门，那扇门就被风吹着发出哐铛哐铛的声音。那种声音让我不由得要注视那扇铁门，我知道那扇铁门的背后是四个没有了活气的肉体。恐惧是渐次到来的，它们就像缓缓升起的炊烟，慢慢地越来越浓。那个时候我想整个地层，只有我这样一个醒着的生物。我的头脑明亮如镜，清晰地照耀着眼前死亡的现实。
       我本能地就想离开那个硐室。我想回到地面，回到有空气流动有阳光照耀有人声喧哗的地方，我渴望看到世俗生活的图景。我感觉到我内心对那种生活的依赖和眷念。我收拾着带到矿井的纸笔、书籍，我想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世俗生活的中心地带。
       在我往出走的时候，我感觉黑暗像粘稠的血糊在脸上，我想到那四个静卧在水仓里的窑工，我克服着自己想要奔跑起来的愿望，镇定自己以平缓的步履行走。我知道我要走的路很长，我不能慌神。我要让自己轻松起来，做一个勇敢的人。我为什么不唱唱歌呢？我就在脑子里寻找自己听过的熟悉的旋律，然后我就把它们哼出来。我变化着我找到的那些旋律，除了哼唱还用口哨。我寻找着各种我熟悉和似曾相识的歌曲，我把它们用鼻音哼唱出来，用口哨吹出来。
       我内心的恐惧就这样被制服了，那些恐惧像一群受惊的幼兽，在歌声的安抚中沉静下来。那些隐匿在黑暗中的物体黑暗中的音响消弭了我在恐惧时刻感觉到的狰狞形容。它们成了一些寻常的事物。我甚至还可以停下来，用矿灯照着那些让我恐惧的东西看个究竟。我唱着歌曲，吹着口哨，接近它们，那时歌唱是我所找到的能跟黑暗相对峙的武器。我用歌唱抵御袭击我的恐惧，粉碎遮蔽我的黑暗的现实。意识到歌唱的力量以后我感觉内心振奋，我不再害怕了。我能自由地面对黑暗，面对险恶和灾难，甚至面对死亡，全是歌唱在帮助我。那时，我这样一个不谙音律的人成了一个热爱歌唱的人，我的内心遍布音韵和旋律。这个事实让我感觉慰藉和幸福。
       赵松也热爱歌唱。
       赵松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关系一般，离开学校以后却过从甚密。他在毕业的那一年，身体突然就发育猛长，个头到了一米七。他的声音突然奇怪地变异，嗓音变得浑厚宽阔充满磁性，班里的同学们开始注意他的声音，他经常在教室里哼唱着什么歌，歌声听起来让人感觉意外地好，想不夸他都不行。但是他的功课和我一样，糟糕得一塌糊涂。我们都是被高考的战车丢弃的流寇。
       我在矿井遇到赵松的时候总见他唱着什么歌，他在离开学校以后是太喜欢歌唱了，有人在河边，在树林，甚至有人在厕所方便的时候也能听到他练唱的声音。骑车在马路狂奔的时候他的歌声和他的长发就在身后飘荡。而我是经常在矿井里听到他的歌声，蜿蜒延展的巷道使他的歌声表现得千回百啭，他的声音激情饱满，富有力度。他是太热爱歌唱了，他经常干着活儿就会唱起来。我知道赵松和我一样一直想着能脱离矿井的艰苦劳作，梦想着能到矿区的文工团做一名歌手。他和我一样经常可以看到文工团男女演员在大街自由游荡，他们在演出的时候获得的掌声和鲜花也令他心动。文工团男女青年优雅、闲散、富有艺术情调的生活成为我们共同的渴望和梦想。
       我和赵松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摇滚乐。我们喜欢约翰·列农，喜欢鲍勃·迪伦，我们从盒式录音带和VCD中学习披头士的演唱风格，学习鲍勃·迪伦的摇滚艺术，我们当然不懂约翰·列农和鲍勃·迪伦的原声，但是我们熟悉它的旋律和节奏，熟悉它的情感、立场和生活态度。我们知道面对生活和现实，我们的愤怒和反抗彼此孪生不分国界。
       1959年，美国的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刚刚高中毕业，他离开老家明尼苏达州的矿区希宾，来到纽约的民间艺人聚集的格林威治村过他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那时他还是一个怕羞的孩子，但他的歌声已经像一个饱经风霜的黑人歌手。我们在盒式录音带里听他在一首《大雨将至》的歌中唱道：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饥饿难耐，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
       那里无是唯一的数据
       据说，鲍勃·迪伦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全场到处亮起火柴和打火机，很多人都点燃蜡烛，人们怀着激情伴随着歌声舞动。那样的场景令人感动。这首歌成为我们热爱并奉行的经典。鲍勃·迪伦作为游吟诗人的质朴诚挚和他作为摇滚乐手的咆哮哀鸣一样打动我们的身体震撼我们的灵魂。我们感到和鲍勃·迪伦在精神上的相通。
       我们喜欢迪伦，还热爱昔日的崔健，我们模仿崔健唱《一无所有》、《一块红布》、《假行僧》、《花房姑娘》，崔健的呐喊也是我们的呐喊，崔健的不平也是我们的不平，我们热爱自由，向往出走，崇尚叛逆，厌恶暴力和压迫。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歌唱，我们的歌唱肯定不成气候，但是我们确实喜欢。
       在那样一个僻远、封闭、荒蛮的环境之中，我知道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会让很多在常规中囚禁的人感觉不正常，很多人都在用怪异的眼光看待赵松，就像有很多人用怪异的眼光看待我。但是我们不在意。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踢足球，练拳击，梦想把身上的肌肉锻炼得结实无比，我们希望获得一个强健的体魄有一天能够真正出走浪迹天涯。甚至我们策划偷越国境偷渡公海，梦想去异国他乡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歌唱的向往是我找到的通向未来的异质的道路。虽然我资质平庸，但它们代表了我对生活的全部梦想和渴望。还有我爱着文工团一个叫伊的女孩子。伊是文工团的一个沙锤手，她在文工团演出的时候就在乐队的边缘，在需要的时候舞动沙锤。这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场演出需要她舞动沙锤的时候很有限。我去看文工团的演出，就特意在台下看舞动沙锤的伊。伊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她的动作和文工团别的人比起来就显得比较拘谨，缺乏激情和动感。不过伊的相貌不错，五官清秀，皮肤白皙细致，身材也很好，这是她能到文工团的理由，也是我爱她的理由。
       我没有对伊说过我对她的感情，我把对她的感情都书写在一个蓝色封皮的笔记本里，我随身携带着那个笔记本。在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攀上俱乐部附近的那道山梁，山梁种植着很多杨树，我就在杨树林里坐着，面对着伊所在的方向沉浸在自己的缅想中。我把自己对一个女孩子的缅想书写到笔记本里。但是直到我写满一个本子以后也没有勇气送给她。我幻想我能有一个成功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我不愿意把我的爱情交出来。
       
       但是我的梦想在盛夏的一个清晨被粉碎了。
       那天早晨，我像以往的任何一天去下矿井。我穿着结满汗碱的工装，套上胶靴，走在幽深曲折的巷道，巷道阴凉，空气中有煤尘在浮动，我可以通过矿灯的光束看到煤尘浮动的姿影。那天和往常的日子没什么不同，在我踩着石蹬往矿井深处走的时候，有很多矿工在出矿井，我逆着人流走，他们拥挤着，纷乱的矿灯映照着他们烟黑的面孔烟黑的眼睛。但那天确实又和往常不一样，因为我看到了在那些烟黑的面孔烟黑的眼睛上布满的慌乱、忧伤和恐惧。
       我没有想到那天是赵松和死亡之神相互遭遇的时刻。
       赵松在矿井干活儿，推着装满岩石的矿车去一个老古塘，他准备用那些岩石在废弃的古塘砌一道石墙。老古塘年久了，顶板松动，人经过的时候能看见顶板在一点一点沉陷。赵松领受的任务就是在古塘和巷道之间砌一堵石墙，有一道石墙，古塘就是天塌地陷也跟巷道不相关。赵松干着活儿，头顶别着矿灯，一个人搬动那些白色的岩石，他把岩石堆在古塘，然后一块一块垒起来。
       但是没等赵松把石墙垒成，窑顶就塌下来了。窑顶塌落的时候有碎石和煤尘在往下落，矿井掀起飓风，赵松知道不好，但他刚站起身就被飓风摧倒，窑顶塌落的时候仿佛天塌地陷，他的身体撇出去，双腿就被塌落的煤岩压住。
       闻声赶来的窑工用锹镐把赵松从煤岩中掘出来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和他的身体已经一截为二了。那些慌乱、忧伤和恐惧的人群就是送赵松出矿井的人群。
       那些人用担架抬着他的上半截肢体，他的两条残腿分别被两个老年的窑工抱在胸前，他们的面孔阴沉、抑郁和伤感，但是没有泪水。老窑工已经见惯了矿井的灾难。
       因为矿井落顶，矿井就停电，缆车停驶。我和抬着赵松的工友相遇的时候那些人正在攀登陡立的石蹬，从坑底到井口，有470个石阶。为了保持住担架的平衡，前边的人几乎是伏着身体前行。我让过了他们，但是我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赵松。
       命运在这一天让赵松停止了歌唱，剥夺和击碎了他做一个歌者的想念。他的歌声和他生命的元气一样彻底消失在黑暗中了。
       那天早晨让我产生了真正的恐惧。我甚至没有勇气走到赵松身边。那样的场景令我胆寒。我在抬着赵松的人群从我的身边走过后继续往前走，我要到我工作的地方，那儿有需要我完成的工作等着我。我不去就拿不到工钱，我的一个月的奖金也会泡汤。
       但是我的勇气在我行走的时候逐渐丧失。我前行的道路恢复了安静，我的恐惧却在无限地增长。
       终于我停止了脚步，我开始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返。我不顾一切走出了矿井。
       我在矿区医院找到赵松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赵松被修整清洗过的身体蒙上了工友们给他买来的红布，按照乡俗，红布有避邪趋正的寓意。亡故的人盖着它会免受地狱之苦。我看到那块鲜艳耀眼的红布，想起我们经常唱的崔健的那首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赵松的身体被蒙上了红布，但是他无法再看到他的幸福。
       赵松闻讯赶来的母亲伏在他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连着几天都没有人能够把他母亲和他残断的身体分开。
       我是在那时候离开矿井的，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在当时这份工作所能获得的报酬是稳定的和令人羡慕的，但我决心告别它。我不喜欢矿井沉厚无涯的黑暗，我无法再走进矿井。赵松出事以后，我再踏进矿井总能听到赵松飘荡在巷道里的歌声，那些歌声和赵松的形容在我穿行巷道的时候一直萦绕不去。
       我找到我的头儿，我说我不干了，我没有办法再下矿井干活儿了。
       我的头儿是个白头发的老人，他看过矿井太多的灾难，他盘脚坐在工房的大炕上，抽着一袋旱烟冷漠地看着我，他说：你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我没有反驳。我走出工房，脱去了结满汗碱和煤尘的工装，洗过澡后换好了自己的衣服，我拎着工装到了工房外的广场，我找来工房的柴油浇上去，然后用火柴点燃了它们。
       那个盛夏的清晨，赵松被死亡剥夺了歌唱的梦想，他的声音和生命也随之消逝。
       那个清晨，一个人的死换取了另一个人的生。那时候我告别了矿井，也告别了我心中的爱情，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流者。
       夏榆，作家，现居北京，曾发表随笔、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