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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曾经在《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中，描绘了人类的母亲——地母的形象。一个既是生产者、播种者，同时也是复仇者、诅咒者的形象。
       她是创造者和生产者：生产爱、养育子女和大地万物；但她同时又是预言者和遗传者：遗传疾病、梅毒，预言屈辱以及复仇。这就是鲁迅眼里的人类的母亲，大地的慈母——一个被她养育的儿女抛弃、驱逐到旷野中的老妓女的形象。一个被现实世界放逐于荒野的“先知的石像”。
       当鲁迅将这个“颓败者”、这个被抛弃到旷野中的“先知的石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要向谁质疑，向谁拷问？而且，他究竟要拷问什么，质疑何方？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是一刹那间将一切合并：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与所有的牵强附会无关，我认为在这一形象中，其实就包含着鲁迅所理解的活的历史，而所谓“活的历史”在鲁迅看来无非就是生命的延续和流转：她带着爱与创造的能量，同时也遗传着屈辱、仇恨和梅毒的种子。我认为这个被历史遗弃、被子孙背叛、说着“无词的言语”的地母，——甚至也就是鲁迅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这个形象当然于我们惯常理解的那个鲁迅的形象——一个“大夫”的形象迥然不同。实际上，正是由于鲁迅，“大夫”这个词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隐喻”，它所针对的不仅仅是、甚至不再是人的肉体和身体，而是“人的灵魂”。在现代文学的意义上，“大夫”的形象就是启蒙者的形象，它所疗救的，也不仅仅是“国民病弱的身体”，而是在身体、“国民病弱的身体”背后，造成这一身体“病弱”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的内在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大夫”就成为一个向“疾病的深刻内在原因”——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的原因冲锋陷阵的英勇的战士。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鲁迅，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的“病人”——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也成为一个“隐喻”。在那里，特别是伟大人物的“疾病”，同样必须有一个严肃而深刻的“历史内在原因”。从而，他们的“患病”、特别是“死亡”，在任何意义上也都不能被归之为“身体”的原因，而是由于“疾病背后”的那个邪恶的力量一下子攫住了历史上的英雄，或者由于伟大的历史责任过分地加在了被选者的身上。于是，伟大人物的患病或者死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看作一种“无常”或者自然现象，它必须被理解为一场历史中的伟大“牺牲”。正如鲁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为：巨大的历史灾难、战争、民族的苦难最终凝结为核，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秋天摧毁了中国的良心。而他的遗容或者病容被复制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来，大上海万人空巷，人们在他遗容前动容下泪，幡然悔悟。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民族复活和苏醒的庆典——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选择了他最伟大的儿子来承担“一切疾病”并作出牺牲，才使得一个民族从疾病和死亡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走向真正复活和苏醒，走向历史的转折。而在二十世纪的1936年和1976年，绍兴周家的两位长子就是这样，分别以他们的疾病和逝世推动了历史的转折——推动了历史的苏醒和民族的复活。
       但是，作为“大夫”和“病人”的晚年鲁迅却从来没有采用过类似的隐喻。鲁迅对于“大夫”变成战士和先知，病人变为“牺牲”的历史并无兴趣。恰恰相反，无论在与朋友还是母亲的通信中，还是关于“病”和“死”的文章中，鲁迅从来都竭尽全力将疾病和死亡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原来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可以说”，“不必忏悔”，“埋掉拉倒，顾自己过活”。生命最后的鲁迅甚至还对大夫作了这样幽默的调侃：他以为按照欧洲的病历，像自己这样的肺病患者早应该三年前就死掉，因而所谓“大夫”根本就无可措手。——鲁迅的晚年为什么会是如此谈论大夫和死亡，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谈到疾病？
       显然，这正是鲁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洞彻所在：没有任何大夫能够包医百病，没有任何病人可以代替别人痛苦而死并从而获得永生和不朽。——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充当一个民族的救世主，甚至也没有任何一次死亡和牺牲可以洗清世间的屈辱与不平。——唯其如此，鲁迅才以他的生命投入到向黑暗的旧世界抗争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而且，正是为了使得这样的斗争永不妥协的持续下去，鲁迅才会不懈地质疑那些关于“大夫”、“疾病”和“死亡”的“历史隐喻”究竟遮掩了什么，它究竟要将真实的历史引向何方？
       鲁迅曾经把历史比作煤的形成，但作为一个优秀的医科大学的学生，他早年却更经常地把生命活动与微生物的运动联系起来。实际上，在现代中国与世界，甚至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鲁迅这样，把生命和对于“疾病”的思考如此关联起来。——正如屠格涅夫所说：“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疾病。”——而在鲁迅看来，对于疾病的任何隐喻和想象都无助于现实中疾病的疗救，这种隐喻和想象甚至使得我们无法真实地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斗争中。——因为“疾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历史的隐喻和想象，疾病就是这个世界本身。
       鲁迅对于历史的理解是真实的洞见，而这一洞见却并不孤独。
       出于对“疾病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一历史真实同样洞彻的理解，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的扩张过程天才地视为“疾病”的扩散。或许更为天才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在1853年为美国《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关于鸦片贸易的一系列专栏文献中，将英国输入到中国的鸦片称为一种药物，一种“麻醉剂”。由于马克思将这一药物的奇妙功效比喻为“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将她从麻醉中唤醒似的”，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谓的“药物”不是泛指一般的麻醉剂，因为我们经常能够在马克思信手拈来的莎士比亚的词章和不朽戏剧中看到它，例如：朱丽叶就曾经事先吃下这样的“麻醉剂”，等待着在她的情人罗密欧面前“复活”的那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人们经常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殖民贸易在世界扩张的过程，就是一个“疾病”扩散的过程的洞见，看作不过是个对于历史的形象比喻，——但这是过于想当然的理解。因为马克思的论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历史的“比喻”，它就是对历史本身的描述，也就是历史本身。——只不过它作为“令人泄气的历史”而被四处语焉不详地掩盖着。
       如果我们留心确切的历史，就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都已经揭示出，旷日持久的现代进程就是一个真实的疾病扩散的过程。例如，杰出的当代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杰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揭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他断言：“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而开始的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
       然而贾雷德·戴蒙德在这里所提到的仅仅是千万宗历史真实中的一幕而已。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美国白人殖民者最擅长干的一件美事，就是把染满天花病菌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以答谢后者的好客，这正如1930—1940年代的日本侵略者将鼠疫菌倒在中国老百姓的水井里。病菌的扩散随着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而“全球化”，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早，也是一如既往的“生化武器”。
       马克思关于鸦片贸易的天才论断今天依然是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钥匙，这个论断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历史病理学”的天平上，从而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活的理解，因此他永远值得当代中国势利眼的历史学家好好学习。因为根据后者十分粗糙的势利眼逻辑，鸦片战争的历史便是所谓“落后必须挨打”，实际在1840年的世界上，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当时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是英国的十多倍，所谓“经济落后”真不知从何谈起。鸦片贸易仅仅在如下意义上才成为历史的转折，那就是：成千上万箱的“西方药物”——鸦片，竟然能够一变英国对于中国经济、贸易的三十年依赖，将这一英国一边倒的贸易依赖，改写为中国人对于“鸦片”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鸦片的的确确是一种“药品”，而它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依赖型药品”，如同胰岛素对于Ⅱ型糖尿病，如同毒品对于吸毒者，——英国人不过是将所谓“医学”的办法用于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如此而已。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鸦片这一真实的“药品”在中国的功用，其最后的结果却是英国殖民者始料不及的。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中国对于这一“西方麻醉药品”的依赖将会导致两个前途：一个是永久性的依赖，即使得中国永远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里的附庸和“依赖型”。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一前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的财富和生产力并非是无限的，相反，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白银和产品的无限制的榨取，最可能的是导致中国经济由相对负增长走向绝对负增长，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其结果则必然是马克思所说的中国内部革命的爆发。因此，“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作为一个英国人始料不及的结果，它则导致了中国的第二个前途：就是革命造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国的形成，中国将以这种革命的方式，彻底摆脱和结束对于英国和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西方麻醉药品”市场的依赖，革命为什么能够结束甚至倒转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依赖型”地位呢？马克思认为：革命将推翻封建王朝而形成一个新的国家“边界”，正是这一新的主权形式、这一“边界”，以“脱钩”的形式反抗、颠覆着殖民主义推动的世界市场，同时也有效地阻挡住殖民主义铁蹄所携带的可恶的“病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谓鸦片这一西方的“药物”奇妙的功效：“仿佛先要麻醉那里的人民，然后再将她从麻醉中唤醒似的”。
       对于欧洲近代历史的许多重要的研究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其中米歇尔·福科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清楚的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力量的逐渐强大，与控制疾病流传的技术和机制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欧洲国家的“边界”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现代卫生学对于疾病的“隔离”和“集中控制”构想。换句话说，欧洲现代城市国家的兴起和强大，与“卫生学”的兴起和国家化密切相关，现代国家机制的配置与疾病控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偶然的。实际上，是疾病的蔓延和对疾病的恐惧推动了近代卫生学的出现，而正是这一“卫生学”为现代城市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构想和方式。这里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就是，随着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化过程，大批一无所有的农民涌入英国和欧洲城市，居住在肮脏、黑暗，完全没有生活设备、特别是下水设备的贫民窟里。于是从1830年开始，黑死病和霍乱从这里流行伦敦并席卷欧洲，而在1840年之前，英国正处于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之中，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包括雨果在内的欧洲人道主义者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展开激烈抨击的真正原因，同时，这一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也是英国孤注一掷，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所在——而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经济危机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人道危机，恰恰与“英国国家能力”的空前强化相伴随，这一逐步军事化的、最终就是“军商合一”的国家的形成，首先则是与控制国内疾病蔓延、是与划分“伦敦东头”与“伦敦西头”的“城市规划”、人口普查、警察户籍制度、隔离运动密切相关，而审查、登记、化验的机制首先是从“卫生学”中产生，随后成为军商合一的强大国家手中的工具，正是控制疾病的需要使得英国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组织能力——不应该被忘却、掩盖、抹煞的基本历史事实恰恰是这一获得空前组织能力的国家在殖民贸易中的角色：在1830之前的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是强者的一方，而英国是依附的一方，只是在1840年英国高度组织化的、“军商合一”的国家贸易制度下，而非“自由贸易”制度下，双方的地位才戏剧性的倒转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还有个十分有趣的例子。那就是1996年我曾经在加州大学社会学的博士谈论班上听到一番高论，论者通过福科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合作化运动中对于粪便的处理”，论者认为“管理到粪”是国家对于私人领域的最无情的控制。他还引到了毛主席前所未有的将“粪”也写进优美的诗歌里的例子，听者一时大笑。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锡瑞教授(《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作者)立即起而纠正这种“学术玩票”，他指出，合作化运动对于“粪”的集中处理，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因此毛主席“千村薜荔人遗矢”那首诗就叫《送瘟神》，它歌颂的就是这一壮举。周教授指出：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设定一个边界，没有这个国家推行卫生制度、合作医疗，对于疾病的控制和阻挡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周锡瑞教授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福科的历史论断。强大的现代国家力量的兴起，从历史上看，显然与控制疾病蔓延的“卫生学”机制关系密切，但是，这一强大的国家力量究竟在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好还是坏，也只能从其具体的、真实的历史作用中去理解。
       现代历史进程中疾病的扩散与控制的惊心动魄的进程，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压迫和反抗的正反双方所洞察，它同时也就自然成为双方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对于那些殖民者、压迫者而言，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就是在这个“疾病”的意义上被确立起来的。因此，数以千记的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世界的讲述，都与“疾病的蔓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土著人才是疾病的携带者”的断言，乃是一切殖民计划的正当理由。“病人”、“东亚病夫”就是殖民地人民缺乏“文明”，以及其身体与道德双重堕落的活见证。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殖民主义的世界构想，就建立在文明、纯洁的欧洲，与腐败、野蛮的“它者”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边界”、一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于双方都是需要的。而且，对于压迫与反抗的双方来说，这个世界体系也都是一个矛盾体：对于压迫者来说，获取物质利益和廉价劳动力的渴望，与对于“疾病”、“野蛮”、“传染”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而对于反抗者一方而言，是“独立自主”的梦想与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渴望并存。
       但是当殖民主义的一页翻过，如果马克思在世，他又将会怎样描述我们今天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世界？
       实际上，这个世界依旧是疾病四处蔓延的世界，这一点马克思的论述非但没有过时，毫无疑问的恰恰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在“全球化”的声浪里为获得财富和廉价劳动力而高歌猛进的时候，扩散着的疾病和疾病的世界始终依旧是其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毫无疑问特别表现在对于AIDS的恐慌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世界的眼睛里，AIDS仅仅是第三世界的产物，尤其是非洲和中部美洲的特产——这一伪科学的论断当然没有任何新意，它助长了对世界的那一部分的“核查”与控制，但却放过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白人男性带菌者。甚至为他们在第三世界美女的“野生丛林里”的纵情声色四处猎艳披上了神奇光环。以至于在“上海的活宝贝”和北京的三里屯酒吧里，白皮肤就是全球化的“中国姑娘”(讽刺的是，这是1968年戈达尔著名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名字)眼中“文明”和“纯洁的标志”！而在诸如此类的“全球化写作”中，“本土的男人”却全部因为长期在公司里打工和加班，竟然丧失了“性能力”——如果说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讽刺，这的确是绝妙的讽刺！
       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常常忘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全球“扩散”概念，我认为正是这一扩散的概念把我们重新领入到历史根深蒂固的原生态——引入到对这个世界的“疾病”的洞察。
       “不死的放飞鸟”(Vogelfrei)，——这曾经是马克思用来描述无产阶级的词汇。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原始积累阶段，无产阶级曾经获得了两次解放：第一次，它被从主人的财产之下解放了出来(也就是说，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它从生产工具下“解放”了出来，与土地分离，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无所出卖的“剩余价值”本身。从这一意义上说，无产阶级被迫成为了这个倒霉的世界“财富的纯粹可能性”。然而，斯大林版的主流传统是厌恶贫穷的，这与其说是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不如说是因为穷人“像鸟一样自由”，他们不接受工厂的规训，而且也不能遵守“建设社会主义集体化”所必须的纪律。我们可以想想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当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和赛萨尔·扎瓦蒂尼（Cesare Zavattini）在他们美丽的电影《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的结尾中，让穷人骑着扫帚腾空离去的时候，为此，欧洲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言人是如何强烈地抨击了影片的“乌托邦主义”的。
       马克思曾经天才地设想了那种使得朱丽叶摆脱她的困境的神奇的“麻醉剂”，但是，莎士比亚神奇的戏剧性却揭示了另外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当朱丽叶从麻醉中复活的历史时刻，她看到的竟然是罗密欧误以为她死而自杀身亡。——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断言历史的悲剧实在为时尚早：因为“不死的放飞鸟”是天使，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换句话说，真正讽刺性的恰恰是全球化把无产阶级从“集体化”和“国有化”中解散出来这一无形的“扩散”，于是在今天，在“后现代的”、“全球化”的眩人耳目的青天之下，再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众数”，再次出现了一个横冲直撞、无处不在、各不相同、四处流动的历史主体，他们为了生存而两手空空走向黑暗，被放逐于荒凉的大地，他们在漫漫长夜独自行走。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破坏者，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爱情和诅咒——“不死的放飞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穷人的共有之名。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和全世界徘徊”。此时此刻，正是马克思的晴天霹雳把我们再次引向鲁迅笔下的地母。当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这个形象狭路相逢，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她就是创造者和生产者：生产爱、养育子女和大地万物；同时她的确是预言者和遗传者：遗传疾病、梅毒，预言屈辱以及复仇。这就是鲁迅眼里的人类的母亲，大地的慈母——一个被她养育的儿女抛弃、驱逐到旷野中的老妓女的形象。一个被现实世界放逐于荒野的“先知的石像”。她就是以穷人的共名在世界上默默哭泣的救世主。
       她就是有着伟大战斗传统的世界无产阶级永恒的“共名”——“不死的放飞鸟”。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摩登者说》、《知识的战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