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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打了，先是左脸，然后是右脸，拳头，男人的拳头像两道闪电，呼啸着在我的眼前炸开。当时，一点也不疼，我从来没被人碰过一根毫毛，我不知道疼痛的滋味，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家小饭馆的门口，肮脏的小饭馆，空气里全是油烟味，我还直挺挺地站着。拳头早已消失了，一点也不疼，唯一的感觉是，视线开始模糊，十米外的长途汽车只剩下一个轮廓，那些陌生的面孔出现了叠影，恍如梦中。天啊，你流血啦，一个女人尖叫起来，人群开始骚动，我被围在中间，所有人的体温包围过来，我的舌尖轻轻一动，就碰到了甜丝丝的浓稠的液体，来自鼻孔。我的知觉还停留在闪电释放的那一刻，一左一右，两记耳光，爆竹炸裂的声音，空气在耳膜上剧烈震荡。太过分了，人家一个女孩子，手真重，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呀，女孩子，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脸，我的脸，此刻，像发面一样的肿了起来，我的触觉告诉我，我的脸鼓了出来，那是圆面包的形状。司机走过来，分开人群，怎么回事？他们打人，太可怕了，那个男人叫她买盒饭吃，她说不买，不买就给我滚，她不滚，他就打她。人群又骚动起来，打110，报案呀，这里区号是多少，哎，我刚才还看见有警察的摩托停在那边，快，快去找警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在我的耳朵周围嗡嗡嗡地连成一片。找什么找，司机的音量最大，他肥胖的大脸在人群中特别醒目，这张肥脸正好位于我的视力能够辨认的距离之内，此刻，我的脸，他的脸，一定一样的丑陋。又没死人，找什么找，快快快，上车，我还要赶路呢。不行，我们的人被打了，你不能不管，你是司机，还是刚才尖叫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邻座，我只和她在车上多说了两句话，她就义不容辞地对我负起了责任。血已经流到了我的T恤衫上面，白色的T恤，血滴一朵一朵地在上面绽放。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块湿毛巾，开始也是白色的，几分钟后，毛巾就变成了红色，这时，警察到了，红毛巾证明了伤势的严重程度，看来情况没有司机想象的那么轻松，两记耳光就带来如此惨烈的后果，我甚至有点恨自己，怎么如此不堪一击，如此脆弱。我只是出趟差，采访一个发家致富的农民，我没有招惹谁，我甚至没有和那个男人争吵什么，拳头就迎面而来。我是一家大报社的记者，我报道过很多社会新闻，见过很多这样的场面，暴力、血腥的场面，所以我看见自己的血流个不停，像被拧开的自来水管，我很镇定。
       我是被警察的摩托车载到这家偏僻的小医院的，摩托车在很长很长的小路上开了很久，颠颠簸簸的，有几次，我差点被颠到旁边的水田里。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颠掉，大客车完全有理由继续赶它的路，车上的陌生人完全有理由忘掉这一切，继续他们各自的生活，我完全有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世界依然照常运转，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会继续强硬，APEC会议将继续举行，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将继续蒸蒸日上。任何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去假设，结果往往会更好，就是这样奇怪，我带着侥幸的功利的目的，想象着自己的悲惨结局，是为了真正的结局不那么糟糕。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鼻血就止住了，天色一点一点暗了下来，医院很冷清，一只小黄狗在走廊上散步。他们还给我做了X光透视，我正坐在椅子上等结果，警察过来问我，你是记者？我这才有了强烈的身份意识，你是记者，这一问，立刻让我从自我意识的休克状态中恢复过来，顿时怒火万丈。我没理他，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社老总的电话，我必须依仗我的职业身份好好地惩治那个家伙。疼痛是在我挂上电话的时候降临的，我的脸像被放到了烧烤架上，火苗往上窜，全身都燃烧起来，我已经分不清这种反应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反正我被火焰吞噬着，可以让任何一个靠近我的人变成灰烬。我依然不动声色，关键是我已面目全非，我的声色根本就不易觉察，我把头低下，很低很低，我看见那个警察的双腿在来回移动，在我的附近形成一股小风。这时，从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小伙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说是政府宣传部门的，领头的那个人是新闻秘书，他把所有和道歉相关的词汇都用上了，我知道这是刚才那个电话的效应。他越殷勤，我就越感悲哀，是悲哀，不是委屈，我想如果我不打那个电话，如果我不是我，我就和那只小黄狗没有任何区别，刚才的小黄狗已经被他们撵走了，有人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嗷”的一声就不见了。新闻秘书已经说到代表政府和人民向我致歉，这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只关系到那个蛮横的店主。透视结果出来了，新闻秘书说，小姐，你看看，还好，没有内伤。我终于哭了出来，声势浩大的那种哭，既是抗议，又是示威，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去哭。周围的人都低着头，不敢出声，好像在跟遗体告别，一种穿透着命运感的联想，把我抛向无底的寒冷的深渊。我的哭声突然在最高亢的时候戛然而止，我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黑漆漆的大门走去……
       正因为我是记者，排山倒海式的道歉电话响个不停，他们说，赔偿费已经寄出来了，在我回到单位以后，在我第十一次向领导朋友同事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很滑稽，如果再说第十二遍，我就会变成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祥林嫂，于是我捂着脸，去跟领导请假，领导用春风般的话语安慰了我两句，连续说出了三个好，表示他的批准，并叮嘱说，再去一家大一点的医院检查一下，我已经跟有关部门联系上了，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检查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常对我说的话，每当我的例假没有如期而至，他就叮嘱我去大医院检查一下，面对如此德高望重的领导，我的思维发生了词语通感的神经性错乱。一般地，我很少产生什么联想，我的职业培养了我就事说事的思维习惯，他们说，这叫新闻素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刻会抽筋式地对“检查一下”那么敏感，检查什么，我没有得病，我只是受了点轻伤，脸和子宫的肿大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都得去检查一下。也许，病理反应比生理反应更体面些，我的脸比平时浮肿一些，一些人必须为此负责任，女人的肚子大了，男人也必须负责任，责任把所有的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便彼此更好地折磨对方。我请假的理由就写在脸上，我请假，是得去检查一下。还有，那闪电般击中我脸庞的手掌，也许有它的理由，比如生意不景气，它只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表达它的烦闷，后来我听说那家小饭店所在的县城是出了名的贫困县，却连续孕育了好几个贪官。五块钱的盒饭消费，被我拒绝了，我不愿掏钱，没有为那个穷地方拉动内需，于是威力不亚于降龙十八掌的耳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对老领导说，不用检查，也不要追究什么责任了，我回去休息两天，就没事了。领导抬起头，他的光脑门发出疑惑的光彩，他没有想到他的几句官方话语，竟把很多人的责任给一笔勾销了。
       从领导的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患上了“联想病”，记得联想电脑的广告语说，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我从前不联想，我就这样活过来了，也没见怎样怎样，当我真的掉入联想的世界，我才发现，世界是那样那样的。我关掉手机，拔掉坐机电话线，坐在我的小屋，尽情地联想，不吃不喝，也不饿，看着烟灰缸里堆成小山的烟蒂，出神。在关闭所有的通讯工具之前，我给男朋友老夫拨了电话，拨不通，我又开始联想了，或许信号不好，或许他正在和某个女人厮混，或许他的脸也肿了，他摔了一跤，和我一样，不想被别人打搅，在静静地养伤。联想的好处就是，世界充满无数的可能，你不知道那惟一的真相，你的焦虑就有了缓冲的余地，缓冲，然后变得平静，忘记自己的初衷，被厌倦所取代。是的，厌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猜疑，比如执迷不悟，比如想把一个人完全占为己有，就是他们说的爱情。厌倦的人儿是柔软的，可爱的，不会惹事生非的，此刻，我躺在那张柔软的布艺沙发上，锦缎睡袍也是柔软的，我就这样在一片柔软之中，睡意沉沉。
       我的脸恢复得很快，第二天，我把镜子反复擦了三遍，发现红肿消失了，我怀疑它是被我从镜子里抹去的。我依然眉清目秀，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坏，我洗了脸，刷了牙，还用眉笔淡淡地扫了一下眉毛，一个清新可人的早晨就出现了。几天前的那次事故，已经找不到一丝痕迹，只是当时的场景，像镜头闪回，哗哗地，在脑海中明明灭灭，还有疼痛，隔着几天的时空距离，只剩下关于疼痛的想象，只有窗外逐渐明亮的阳光是真实的，过去的事情变成了一种虚构，没有逻辑线索，含混一片，若即若离。小小的意外就像一次短路，稍稍修理一下，就正常了，不过现在的正常和过去的正常略有不同，我获得了另外一种功能——联想，我陷入了这张没有边界的网中央。前天，在办公室，我用新闻报道的口气回答了所有人的关心，我发现，事实是不能言说的，我是惟一的知情者，但事实绝不是我说的那样，所有人的反应都是愤怒和同情，可我不需要这些。我要的是理解，理解事情经过本身，比如一朵花是怎样凋谢的，一只青虫怎么会长出翅膀，变成了艳丽的蝴蝶。没有人觉察我的沮丧，他们说，怎么这么倒霉，倒霉就是对事件的整个判断，没有其他的更确切的意义吗？我被嗡嗡的安慰的声音所包围，这样的声音比突如其来的耳光还具有杀伤力。如果他们再继续嗡嗡下去，我就要晕倒了，因为安慰的方向弄错了。我费了很大的劲，冲出嗡嗡声的围堵，跑到电梯间。里面有两个人，我喜欢抬头看天花板，上面嵌着一面镜子，镜子里是被压扁的人影，他们在说，才打断一条腿，有什么好报道的，是的，暴力指数不够，人们不会关心的，另一个人回答。我继续看天花板，我的脸在那里，像一张摊开的大饼，我在想，这张大饼所蕴含的暴力指数是多少呢？那条被打断的腿拯救了我，给了我安慰，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这个充满践踏和屠杀的世界，一个并不存在又确实在那儿的词，暴力指数，在语言的转角处抚慰了我的伤痛。从电梯间到老总的办公室，在几步路的短暂距离内，我就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任何人都和这件事没有关系，除了我自己。
       我把整个的上午都奉献给了我的小屋，小屋里的联想，整个事件的众多方面，都聚集到一种极度的脆弱之中。当我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咽下第一口的时候，无序含混的思想突然敞亮起来，在一个宽阔无边的可支配的空间里，形成了生命的气息，我被这样的气息所攫获。我随便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坐在了阳台的藤椅上，看见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缓缓地从我脚下走过，带着母性的缄默和文雅，一杯牛奶的工夫，我就和我的坏心情和解了。无法阅读，正午的阳光过于强烈，我重新躲回房间的阴凉中，打开手机和电话，拿出电话本，试图拨上几个号码，随便找个人随便聊聊。下意识地，我拨的是老夫的手机，还是打不通。是不是真的出什么事了？车祸，情变或者……恐慌和不安，只是一点点，像屋外太阳的影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的好心情只存活了几分钟，从阳台到房间，就这样夭折了。也许我需要的是耐心，也许下一分钟，老夫的电话就进来了，也许我该吃点东西，我的确饿了，饿的时候，人就容易烦躁。
       楼下是家大型的超市，我盲目地推着小车游来游去。我不清楚自己想吃什么，可我的小车里已经堆了很多东西，方便面、韩国酸菜、面包、布丁、西红柿酱、薯片、卫生巾、爽肤水、沐浴露，吃的用的应有尽有。这些堆成小山的商品，带着物质惯有的亲和力，消磨着我隐隐约约的焦虑。现在是上班时间，超市的人不多，商品比人还拥挤，有让人放松的轻音乐，懒洋洋地弥漫在空气里。我不想回去，这柔腻绵软的氛围，让我的每个细胞都舒张着，我还看到玻璃墙上，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玫瑰色的家居服，和她身前的小推车连成一片，一片闲适安逸的模糊的影子，整个下午就收藏在这样的影子里面，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我挪动脚步，影子消失。当我走遍超市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我才把小车往收银台的方向推去。
       为了分散对电话的注意力，我打开了电视，这时天空完全黑了下来。突然，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幕，说即将有重大新闻播出，敬请留意。我的心跳开始加快，耳根发麻，这是职业习惯使然。本来，电视里正在放一个脱口秀节目，大家嘻嘻哈哈的，一个没有完全释放的笑声，在高亢的时候突然被劫持，被一幅浓烟滚滚的画面所劫持，烟是从一座摩天大楼冒出来的，由细变粗，长镜头凝固在那里。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意外的事故。那么远，那座楼看上去像一根细细的小棍子，反正世界上有无数这样的大楼，损失一座算不得什么。突然，好像几分钟的光景，在画面的右侧，出现了某种飞行物，仙鹤一样的瘦长，缓缓地向冒烟大楼右边的另一座同样高度的建筑物靠近。飞行物和那座大楼一接触，立刻烟尘四散，烟雾中，还能辨别飞行物在继续移动，它横穿了那座大楼的上部，在飞出大楼几秒种后，飞行物就炸裂成了碎片。当时的光线是晨曦朦胧的那种，太阳还没完全刺破云层，就像黎明时分一个恍惚依稀的小梦，这时画外音才清晰起来，说是纽约的世贸双子楼被民航客机撞上了，说是一场蓄意的恐怖活动。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热血上涌，几乎同时，手机和电话铃像炸开的油锅，沸腾起来，他们说，快快快，看电视，美国被炸了……现在，长镜头终于有了局部的特写，无数的人，在夺命狂奔，这是在好莱坞大片里才有的惊险和惨烈，特写镜头才真正具有杀伤力，我的手心开始潮湿滚烫，电视里的烟雾仿佛溢出屏幕，钻进了我的喉咙。当地的电视记者拿着话筒，东奔西突，他们把鲜血、惊恐、嚎叫、逃命，把死亡的形象带到了我们的面前。我看到一个拎公文包的男人，他满脸都是血，我的汗毛一根根站立起来，我想看的人一定比流血的人更害怕，就像那记耳光过后，我没有尖叫，反而是那个看见我的鼻子正鲜血长流的女人叫了起来。这样的惨烈还在继续，很多人在流血，在死去，又是长镜头，冒烟的大楼里伸出很多小人头，还有白色的手绢在绝望地飞扬，那是求救信号。我坐在沙发上，观看这场大灾难，比死亡更残忍地观看，我只能观看。接着大楼坍塌，小人头和白手绢被火焰和浓烟吞噬，我的忍受力也随着大楼坍塌了。在咕咚咕咚喝下两杯白开水之后，我莫名的恐惧就降临了，爆炸、毁灭，瞬间一切就被掩埋了，死亡那么具体，那么迫切，一座楼和一个人同样的脆弱，比如我，会不会突然倒下，没有谁来直播我的死亡过程，我说过，我不惧怕血腥的场面，可我害怕死亡，一个人，在屋里，突然地无声地倒下，我害怕极了。电视画面还在闪动，上面有些什么，我已无法辨认，不是不能，是我不敢再把眼光直直地放在那里，我已经没有胆量，继续一个人坐在那里。我飞快地换掉拖鞋，拎着包跑了出去，的士车把我载到了一个熟悉的公寓楼前，老夫住在8楼。
       是我自己掏出钥匙，把门打开，我发现，鞋柜旁有双女人的鞋，陌生的鞋，不是我的，我的鞋没有那么长。走到客厅，茶几上有只女式提包，也不是我的。这时，卧室门打开，老夫走了出来，满脸的倦容，头发乱糟糟的。他看着我，有些迟疑，似乎要克制住后退的欲望，他的身后，一个女人重影一样地浮现。本来我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摔门而去，我想我是被电视画面给炸晕了，我不但没有摔门而去，我还坐在了一张椅子上，对着重影所在的地方轻轻一笑，一个没有完全绽放的笑容，神经质地笑。我说，我被人打了，老夫，美国被人炸了，世贸大楼给摧毁了，在纽约，现在，很多人在号哭，在逃命，我害怕，他们说这个世界有好戏看了。我害怕，我要你抱住我。女人走过来拎包，然后走到门边换鞋，然后就鬼魂一样地消失在门后，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老夫，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发生的，那座全世界最骄傲的城市，太惨了，喔，快开电视呀，你还不知道吧，我被人扇了两耳光，血哗哗地流。老夫去开电视，动作有些机械，脚步歪歪斜斜的。我这才闻到房间里的酒气。不对，不是这个台，你又喝多了吧，哪个台，我也记不清。我抽出烟盒里的一枝烟，粘在唇边，烟能让我平静，我发现烟枝有些微微颤抖，无辜的香烟感染了我的不安，跳动着火苗的打火机凑了过来，是老夫，他的另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烟开始燃烧。我倒在了老夫的怀里，然后，我们一起倒在了沙发上，我终于从虚脱恐惧的意念中逃脱出来，身体的癫狂，身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老夫躲在烈酒的面具下，神志不清，这是最高妙的掩饰。我也神志不清，刻意地遗忘，遗忘刚才的那一幕，那个女人是谁，他们说的恐怖分子是谁。大厦灰飞烟灭，我对一个人的信任也不存在了，这样的不信任反而强化了疯狂的程度，狠狠地撕咬彼此的身体，该死的性敌人，身体政治的敌人，和电视里的充满杀戮气焰的袭击一样，置生命于死地，然后变成滚滚浓烟，彻底地消失，没有一丝残骸，彼此掩埋。这支离破碎的性，在粉碎一切价值和意义。耳光是这样扇过来的，我给老夫比划着，只是比划，我还是听到了清脆的响声，来自我的手掌和老夫的脸颊，没有流血。男人总是比女人坚强，手掌继续在男人粗壮的脖项间挥舞，借助昂扬的酒劲，男人有种欣然赴死的壮烈，他在我的正上方，他说，操死你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手随着他含混的话音落了下来，无力地垂落到地上。电视上有人在说，是谁让他们发疯，全世界对此都负有罪责。终于，在狂乱的边缘停了下来，接着，是动物性的缠绵和温柔，还有低低的哀吟，皮肤和皮肤贴在一起，冰凉的感觉，可是却能感受到彼此心脏的搏动。没有内伤，我做过X光透视，老夫在关问我的伤势，我说，没事儿，你找不出一点伤痕吧，总比他们幸运吧，我指指电视，多惨啊，早餐时咽下的牛奶还没消化，亲人的吻还挂在唇边，突然人就没了。这时记者在电视里说，不要往纽约打电话，此刻所有的通讯系统都中断了，我穿好衣服，扭头问老夫，这两天怎么也打不通你的电话，你并不在纽约呀。老夫低着头，在我的视线中赤裸着，好像没有心情穿衣服，这样的赤裸，仿佛代表着无言的诚实，你无法怀疑一个在你面前全身赤裸的人，没有任何防备的赤裸，完全的敞露，婴儿一样的无辜。我甚至觉得和他的裸体连成一片的缄默，有着某种细致和优雅，他不回答可能比回答更让我好受些。电视里，那些活着的人排成了长队，自愿为伤员献血。人可以自毁，当然也能够自救，老夫说，你都看见了，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她说想重新开始，当初，她突然离去，现在又突然出现，她说下星期就搬过来，要跟我永远在一起，我……现在……很混乱。是很混乱，这个世界，我说，世贸双子楼，毁于一旦，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像一个时事评论员一样的深刻，深刻的饶舌。反正马后炮，谁都会放，我们这个世界所缺乏的是预言家，预言家的稀少导致了救世主的繁多。我还在转来转去，后来，我转到了洗手间，发现一条女人的内裤挂在那里，天鹅绒的面料，我一把扯了下来，扔进了垃圾箱，别致的内裤在替主人受过。我捧着一摊蓝月亮洗手液，然后狠狠地揉搓，泡沫星星点点，轻轻一吹，便缓缓地飞扬起来。我盯着这些空虚的泡沫，看着它们在坠落的过程中覆灭，有的飘落到我的发际，那里，一根白发正傲然耸立，这是我从镜子里发现的，我凑上去，奋力地拔掉这个衰老的东西，我正在镜子里慢慢变老，忧伤的镜像，比灾难，比那个魂魄一样消失的女人，更让我震惊。这根白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夜晚的空气显得有些稀薄，自来水哗哗地流淌，我的手分外地白净。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那个夜晚的，我对老夫说，我再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说这话的时候，老夫已经穿上了衣服，因此我就掌握了弃绝的勇气。他没有出声，只是用尖锐而哀怨的眼神，望着房间的某个角落，像一座雕塑的模子，没有轮廓。一片死寂，电视已经关闭，任何爱都无法在死寂中存活。死寂里包裹着今晚所有的秘密，我被其中最大的秘密所吸引，这事是谁干的呢，那座最骄傲的城市，怎么会如此脆弱。这些疑虑带给我某种深邃的平静，我默默地拿起自己的手袋，默默地换鞋，然后，默默地离去。那个秘密最好永远保留在别处，保留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之外……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是同样的新闻，大楼被摧毁的瞬间，凝固在纸上，那一刻的终结显得非常的漫长。整个过程，人们感兴趣的故事中心，被各种报纸反复陈述。报社办公室沸腾着人们的话音，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话题。我坐在一堆报纸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我们被劫机了，我可能回不来了，我永远爱你。这是客机上的乘客给妻子的最后的电话留言。这个句子的边缘在扩展，一直向上，这来自天堂的声音，在变大，笼罩着那个灾难事件，笼罩着我身处的这个活跃的上午。我的眼睛开始潮湿，当莫名的液体慢慢爬出眼眶的时候，我的脸开始隐隐作痛，这是那记耳光的回声，可是这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张念，编辑，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心理气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