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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数字，我有时甚感无奈。回首往事，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病了一场，拉下算术课，从此就跟不上，直至中学时代，数学成绩虽然还没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吃“红蛋”的地步，但离60分总是“隔三差五”。“鸡兔同笼”那样的算题，对我来说，并不比解开“1+2：3”容易。好在我现在的职业是笔耕，无需与复杂的数字打交道，真是幸何如也。
       但不幸的是，倘翻翻中国历史，就会令人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不仅使当时的中央王朝、社会无奈，也使今天的史学家头痛。例如；明朝开国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查一下明中叶的田亩数字，反而比大乱之后，到处是荒地的明初少多了，岂非咄咄怪事；清王朝铲除了明王朝的种种积弊，出现了封建社会中少见的“康雍乾盛世”，但查一下这一时期的人口数字，反而比战乱后地广人稀的清初少了很多，怎不教人感到纳闷!
       当然，这些数字是虚假的，绝对靠不住，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此处不枝蔓，参阅专史可也。不过，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大小衙门竞相捣鬼，弄虚作假所致也。与官府勾结的富民阶层，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翻这些陈年旧账，不禁让人的心情一下子“晴转阴”。但更让人沉重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此类数字的无奈，今人又何尝少见?
       走笔至此，想起一件小事：我有位学生，任某县卫生学校校长。县卫生局部署在全县开展灭鼠周，一周后，上报灭鼠数字。结果，该校发动师生向老鼠宣战，毙鼠七只。如实报告卫生局长后，局座不悦，说：“怎么这么少，就上报七十只吧。”校长听后刚说“这个……”局长立刻训斥道：“你的书呆子病又犯了，怎么就改不了呢?!”显然，在这位局长的眼睛里，实事求是即“书呆子病”，弄虚作假倒成了天经地义。应当说，像这位局长如此是非颠倒、思维错位者，大有人在。笔者最近应邀去江苏参观访问，在一次镇政府的饭桌上，一位副镇长兼镇办企业董事长，三杯酒下肚，掏出真心话曰：“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企业上报给国家的产值数字，水分比今年的洪灾还要大!”举座大笑。这虽然有点类似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但这位基层干部、企业家，绝对不是诗人，他对上报数字的虚假，是有深切体会的，故能洞烛幽微，道破天机。
       这些虚假数字，又可分为两大类：报喜；报忧。就报喜而论，小到前述的灭鼠，大到一个企业、一个县、一个市的年产值及利税总数，多报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逾亿的，根本是剩菜一碟，毫不新鲜。有关领导未必就不知道其中有假，但多年来逐级吃“空心汤团”吃惯了，谁想吃“实心”的，反而被视为古怪，遭到卫生局长式的训斥。某县级市市委第一把手，原任地级市财政局长，深知经济数字实情，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在出任第一把手、大权在握后，下令在全市乡、镇、企业核查产值，结果查出二亿多纯属空穴来风，遂如实秉告上级，而上级的第一把手反而说：“数字我们早已上报省委。如果全市各县都像你这样核查，我们如何向省委交待?”这位县级市委书记也就只好继续跟着上级“捏鼻头做梦——困扁头”。
       报喜夸大数字，无非邀功升官。但升上去了，却难逃民之口诛。这次在南方，我就听到不少民谣，如：“某某书记穷叮当，穿着短裤奔小康。”“某某书记身价涨，得了几个牛皮奖，混上一个副市长。”真是一针见血，严于斧钺。
       报喜如此，报忧又何尝没有水分?有的扶贫处，其实并不太穷，关键在于该地领导年年在上报数字上哭穷，从而享受中央、省有关部门给的种种优惠。近日有位新闻界的文友告诉我，他在南方某遭洪灾县采访，亲耳听到县委书记批评农业局长：“你怎么能报我县夏收增产百分之八?报百分之三就够多了!如实秉报增产数字，我们遭灾的乡，就得不到上面拨款，这点你都不懂?”诸如此类，难以一一列举。
       最近国内出版了英国学者写的《数字化犯罪》一书，讲用计算机犯罪的事实及法律保护。用计算机犯罪的数字毕竟是有形的，一旦查出，一清二楚。而那些在幕后捣鼓出来的虚假数字，局外人根本难窥究竟。倘有精通经济学、政治学的学者，透过种种数字的无奈，写出一部《无奈的数字》，其功德当不在《数字化犯罪》之下。贤者识大，一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