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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过世已经快五年了，五年来我逐渐平息了对她的不满，而在不断地追忆和怀念中发生很多感慨。母亲在六十六岁上撒手人寰，六十六个春夏秋冬给她带来了什么呢？她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呢？我想也许这两个字还合适：赤贫。
       我过去曾对母亲很不满，这份不满源于母亲感情的赤贫。记得我十来岁时，常与后院的刘金柱玩耍，刘家一群女孩，宝贝儿子就他一个，他妈妈天天“儿子儿子”地不离口。有一天听她这样叫儿子，我心中忽然产生了羡慕。我多么希望我妈妈也能这样叫我，哪怕只叫一声！可是，妈妈从未叫我儿子，仍然叫我小四，虽然我表现出了我的不满。现在想来，那个年代母亲根本不会有那份感情，家里一群孩子（最后是八个），像我这样排行老四的儿子，实在引不起她的怜爱了。我记事起母亲就起早贪黑地劳作，一到吹灯上炕时就哼哼，她那时就算有叫儿子的心，也没有叫儿子的力气了。
       妈妈对我们似乎缺少疼爱，比起电影或书中的母亲，她似乎是冷冰冰的。回忆起小时的母亲，我眼前总是浮现出这样几幅情景：大清早起来，妈妈站在里屋的门槛上喊：“起来了，起来了！太阳都多高了还不起来，都是些懒鬼投胎，快起来。”中午我们放学回家，一进屋妈妈便骂：“死鬼，你要把门摔碎呀！”妈妈骂过又说：“苞米面在锅中，拿完盖上。”便头也不抬地吱啦吱啦地纳鞋底子。一只脚不时地踢几下摇车，摇动车里的新女儿或新儿子。晚上到家，妈妈正在冒着热气的外屋捞小米饭，“小四，去抱捆苞米秆。”“这么磨蹭，跟你懒鬼爹一样。”或者发现我的衣服有哪块破了，骂我道：“又到哪淘气了？怎么不叫大车嘎吧一下把你压死！你怕我累不死呀？”母亲这些形象在我心中浮现好多次，过去我总怨母亲粗暴，但想想那些年，妈妈不停地怀孕、生孩子，哪有闲心来抱我们大点的孩子？哪有心思和力气与我们说话？我对母亲的要求太奢侈了。记得生我弟弟和最小的妹妹前，妈妈曾在夜里哭诉过：“我是哪辈子欠的债，又要来个催命鬼！淹死他算了。”弟弟生下来时真的差点被溺死，亏了眼尖的孟大夫把他从盆里捞出来。妹妹出世前妈妈曾到江边去堕胎，可遭了不少罪也未堕掉，生妹妹时如果她仍是男孩，恐怕真的可能被溺死了。我有了孩子后才知道带孩子的艰难，可妈妈一辈子怀了九次孕（头胎未活），喂了九年奶，一生的三分之一被孩子给消耗掉了。像我这样不上不下的儿子，正好承接她对大孩子们的愁（那时农村定亲要彩礼，男孩十几岁便是父母的心病了），对小孩子的烦，怎么可能受到什么疼爱呢！我十二岁时开始到公社去上学，住学校的大通铺，每周回家一次，来回六十华里。每回刚放学便走，太阳快下山时到家，每次到家妈妈都站在院门口唤鸡回窝。进屋后妈妈给我端上大●子粥，叫我脱下衣服给她洗，但话很少，几乎没有过吁长问短。第二天离家时妈妈会追到门口，因为我丢三拉四，她要么拿着我的帽子，要么抓着我的一本课本，然后在门口站会儿看我远行。后来我回忆起这些情景，对我大嫂说：咱妈那时好像不关心我。大嫂告诉我，“咱妈是话少，你回来看咱妈叫鸡上窝，那其实是在等你。你没到家前，咱妈不时自言自语：‘小四怎么还不回来。’你走时咱妈站在大门口的矮墙里看你走，不见你的影子后就抹眼泪，总说：‘小四个子矮，走三十里可够呛。’”
       我上高中后就到了县里，一学期回家一次，妈妈没跑来看过我。那时班上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来看孩子，我心中酸酸的。上大学后我也是一学期回一趟家，情景同我上初中时一样。母亲倒是定时催妹妹或弟弟写信，但除嘱咐我好好学习外别无他言，更谈不上关心我的感情或思想了。那时我对母亲的三句半挺不满，心想她怎么不问问我怎么学习，怎么过日子，同学都有些什么人呢？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外乡工作，娶了外乡的媳妇。考虑到家里的贫困，我没有先带媳妇登门，怕母亲为礼钱操心。但结婚后，我写了封报喜信，寄了张结婚照和一点喜糖，可两个多月过去了，也未收到母亲的回信。春节时我带媳妇回到家。媳妇一路上冻得要死，小半夜时到了我家，母亲把她让上炕头，除说“来啦”外也没啥话，更没问问媳妇家中情况、我们都置了点什么等。当夜媳妇在被窝中就对我哭，感到十分委屈。我一边安慰她，也一边自个上火。第二天我问母亲，“接到我邮的糖没有？”“接到了。”母亲回答。“那怎么不回信呢？”“唉，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回这个信呀！”看着妈妈脸上的皱纹，再看看镜框里镶在最显眼处的结婚照，我什么也说不出。可是望着媳妇不开心的样，我又埋怨妈妈，你怎么不对儿媳表表你的关怀呢？她可是没花你一分钱呀！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95年夏天。母亲因笨嘴拙舌，劝阻不了天天打架的弟弟与弟媳，同时又看不下他们的吵吵闹闹，禁不住自个生闷气，被姐姐接到她家“逃难”。大姐打电话给我们，说老人家想见见新添的小孙女，于是我们便带着刚出过水痘的孩子去了姐家。妈妈早早地站在姐家门口等我们，我远远地就看出了老人家的苍老：眼睛深陷，颧骨突起，头发花白。我叫女儿去亲奶奶，孩子蹒蹒跚跚地跑过去，妈妈脸贴在孩子的粉脸上，泪眼晶莹：“到底是自己的孩，一点不见外！”在姐家的一周我和妈妈有一搭无一搭地唠嗑，妈妈是有问必答，但很少发问。我看着小女儿问我母亲：我小时什么样？某某事我会怎么做？妈妈总是想一会说：忘了。那几天天气很热，我卷起背心在桌前备课，妈妈就在我身后的板凳上，一边对我外甥说：“你四舅打小就爱看书”，一边用手抹去我背上的汗珠，那时我心里很感动。告别母亲时，母亲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因儿女远去而哭。老人家边抹眼泪边摸我女儿的头，“不知以后还记不记得奶奶，也不知以后能不能见到你们啦。”
       母亲一辈子养儿育女，尽心尽力，千辛万苦，比起村子里别家的孩子，我们没有遭过什么大罪，但母亲一辈子感情封闭，也未学会表达感情，她给我们心灵上的温暖相对较少。而且，受着母亲的感染，我从小也感情封闭，不善表达，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同学、同事视为冷血动物。那时我真的埋怨母亲：您为什么不多给我些爱，教会我表达爱与憎呢？
       我曾经对母亲的性格相当不满，对自己受她影响而形成的性格也相当厌弃。打我记事起，母亲似乎就很少笑过，她天天拉着脸面对我们，面对父亲，拉着脸干活和说话。每天早晨一起来，我都见妈妈站在里屋门槛边，拉着脸骂三哥又尿了炕，或骂妹妹被子叠得慢。吃早饭时妈妈经常是气哼哼地端来玉米饼，气哼哼地往饭桌上一摔，“小冤家，赶紧吃。”下午放学回家，妈妈拉着脸在炕上纳鞋底或补衣服，拉着脸骂我们敲门太重，或拉着脸数落我们又犯了什么错误。我记忆中似乎在我上了大学以前，妈妈的脸始终未开过晴，而我也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从此形成了压抑的性格。
       记得我九岁那年秋季的一天，在收拾秋菜时母亲又与父亲吵架了，当时她边哭边抱怨：“整这一窝孩子，过这样的穷日子，我活着还有什么劲？”现在想来，这段话道出了她为什么拉着脸过日子的原因。孩子那么多，日子那么穷，母亲就有心高兴也高兴不起来。在那个年代，母亲不过是劳作的机器和生育的机器，生活中又有什么令她开心的事呢？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当生我最小的妹妹时，妈妈已经四十二岁了。怀孕既累又笨拙，而所有的活还必须得干，因此怀孕是个沉重的负担。坐月子时也没有帮手，身体不好还得挣扎起来操劳。喂孩子一夜要坐起来几回，奶水也不好，孩子哭闹，吃奶的次数都增多。在这样的生活节律中，清早站在门槛边的母亲，脸色自然不会舒展。母亲对计划生育后来有很朴素的赞同，对我们几个兄弟总说：别多要孩子，多一个是一个累赘。母亲是没办法才要了八个孩子的，她不想当什么英雄母亲。七十年代初县里组织了计划生育队，到各大队做手术，妈妈好几次想去做，可村中还没人开头，村民又说手术队医生都是男的，一个老娘们脱光衣服躺在男医生面前如何如何丢脸等话，妈妈也就缩了脚。但她对此挺后悔，“那回要是结扎了，后两个累赘就没了。”
       妈妈好像很好哭，小时遇上她的哭，我都心惊胆战，不知所措。我九岁那年冬天，妈妈带上我哥几个一起到江西割柴禾，背着柴禾回来时她跌倒在江面上，鼻子被冰磕出了血。母亲挣扎起来后仰天大哭，边哭边手拍巴掌发问：“我做了什么孽呀？让我天天当牛做马？”我们兄弟几个在边上拉她，她也不起来。又有一年春天，妈妈叫我去喂猪，我满街找了一圈也没唤回小花猪，回来跟妈说时她骂我：“没用的死货，就不能到猪圈去看一看。”我跑到猪圈一看，小花猪正躺在那里。我气哼哼地踢小猪叫它起来，可踢了半天没见动静。“妈妈，猪怎么了，它不起来。”我在屋外对妈妈喊。“就知道叫丧，它能怎么地。”妈妈摞下手中的针线赶紧跑出来。走近猪圈时她脚步很轻，好像怕惊动小花猪似的，半天她才走到猪圈，蹲下去叫小猪。我在一边看着，忽听妈妈大叫一声：“老天爷啊！”便倒在猪身上放声大哭。小猪已得了猪瘟死掉了。妈妈在那哭了好久，晚上和第二天都没吃饭，脸色沉沉的一句话不说。瘟死的猪被大哥送给了老光棍周勤，他把猪杀了煮了。第二天我玩的时候路过周勤家，他叫住我端给我一盆烧猪肉。我端回家给妈妈时她看都不看一眼，吧嗒吧嗒地掉眼泪，用手轻轻地把我推开了。
       生小妹妹时我已经十岁了，记得妹妹出生后一个劲地哭，妈妈抱着她自个也不停地掉眼泪。大嫂端来煮好的小米粥和切得很细的咸菜让妈妈吃，妈妈看着饭菜叹气：“还是下不来奶，要有点红糖就好了。”小妹妹降生的春天和夏天，我们都没睡过好觉，常常半夜被妹妹的哭声惊醒，醒来也常听到母亲在啜泣。在吃都吃不饱的年月里，哪有东西下奶呢？
       我三哥比我大两岁，他生于六一年。不知什么原因是个弱智儿。小时他走路晚，说话晚，还天天尿炕。每天早晨妈妈都会指着被子跟他发脾气，狠叨叨地诅咒他。我上高中时三哥已经十八九了。他人虽傻，但人的本能还是有的，而且不加掩饰，时常会找女孩搭讪，吓得人家尖叫着跑走。村子里传出了闲言碎语，母亲狠狠地责骂三哥，把他关在家里不许外出。有一回三哥又惹了祸——他偷看人家上厕所！爸妈接报后立即寻找三哥，找回来后把他紧紧捆上，爸爸用绳子狠狠抽打三哥，妈妈在一边先是边哭边骂，后来只是痛哭。晚上妈妈解开了三哥的绳子，把他拖回屋里。在给三哥端高粱米饭时，妈妈看见了墙角的老鼠药，她呆立在那看了很久，忽地一下把饭碗掉到地上，扶着墙呜呜地哭起来。到1990年，三哥已令村民不容，经常被人无端痛打。这年冬天将了的时候，三哥从已开化的江上跑到江西，从此离家出走了。妈妈催爸爸去江西打听过两次，都未有结果，妈妈再催爸爸时爸爸便低头不语，叭嗒叭嗒抽烟。从此，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妈妈都会倚着南窗向江西眺望，希望可怜的小三突然出现。九七年妈妈去世前的春节，老人家曾攒了三十六元钱的新钞票，说三哥回来给他做压腰钱。这年三哥正好三十六岁，是他的本命年。可是，妈妈再没见到她可怜的孩子。
       打我记事起，妈妈经常对爸爸生闷气，同爸爸吵架。早晨起来时妈妈对爸爸挑半缸水生气：“急着上工跟催命似的，半缸水怎么够用呀！”爸爸磨完玉米回来妈妈也生气：“人家的玉米都出八个半的面，你的怎么才七个半？窝囊废！”夏天○自留地的垄，秋天拉柴火，拉自留地里的土豆，妈妈也常同爸爸争吵，“人家的地都○完了，你看咱家的地全被草封死了。你就不能跟李队长说一说呀！”爸爸是个普通社员，又老实巴交的，在好事面前确实没本事，可跟队里要车要马确实重要，妈妈着急上火，骂他“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也情有可原。
       我小时候爸爸出民工的次数很多，那时常搞水利工程或修大坝什么的。每次爸爸回来说他将去出民工妈妈都生气：“这么大一群孩子你也不管，家里劈片的你也不管，队长的话像圣旨似的，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叫你死你也去呀？”“我有啥办法”，爸爸每次都是讷讷地说。不过，爸爸出民工我们倒很高兴，每次他回来时——常常是天黑时都会买一口袋烧饼，我们一群孩子沿着炕沿挺着一溜脑袋，每人拿只烧饼大嚼特嚼。
       妈妈脸小，要面子，对爸爸喝酒常生气。爸爸喝酒的机会不多，但有些贪杯，常常一喝便喝得大醉。每到这时妈妈都不同他说话，不为他铺被子，也不给他端水端饭。有一年秋天爸爸醉酒后，妈妈足足有半个月没理他，爸爸陪了半个月的笑脸。那回爸爸是叫人抬回来的。当天他正执行看青的任务，负责看守挨着邻村的一块玉米地。白天爸爸碰到了邻村的熟人，赶巧那家娶媳妇，爸爸去凑热闹便喝了个大醉。喝醉之后，爸爸踉踉跄跄地走回玉米地，到地边时绊倒在水沟中，半身泡在水里爬不起来，是几个去偷玉米的人发现了他才给抬回家的。妈妈为他羞得脸都没处搁，一遍遍边骂边告诫我们：“谁也不能学你爸的样！”
       妈妈几次寻死的经历叫我惊恐万状，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我九岁那年秋季的某一天，爸爸傍晚时从外边回来，满身酒气。他是帮人家盖房子才混到酒喝的。妈妈一见这情形便气不打一处来，边数落他边摔打东西，一会抱怨他没拉柴火，一会批评他白菜还不下种，一会埋怨他只顾喝“马尿”。爸爸坐在炕边上开始一声不吭，自个拿个收音机在那吱吱啦啦地找台听。妈妈见他不作声便急了，“光听电匣子，我的话你听到没有？”便上去抢收音机，争抢中爸爸的火气窜了上来，一下子把收音机摔到地上，零件散了一地。“天天嘟囔，日子过不了就不过了！”见收音机被摔了妈妈气更大了，发疯地扑上去打父亲。爸爸也动了手，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妈妈躺在地上大哭，而父亲却扬长而去了。那天晚上妈妈先是躺在地上哭，然后是在炕上哭，饭也不做，鸡也不喂。姐姐哄她她也不理，天黑下来时妈妈还在哭，边哭边收拾炕柜，一件件衣服叠好放齐，自个穿上了她结婚时买的大呢子侧襟的上衣，用手一下下地理头发。姐姐看出了不好，跪在妈妈身边哭喊：“妈，你不能去死呀！”我们几个大点的都跪倒在地上。妈妈呆呆地流泪，一声不吭，姐姐见状赶紧去找前院的李大婶。李大婶急火火地赶来劝妈妈，在我家足足坐了一宿。
       在我八岁的那年，大哥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最小的妹妹却刚蹒跚学步。家中仍是捉襟见肘、艰难度日。我听过几次媒人来家给大哥介绍对象，说到彩礼时妈妈总长吁短叹，媒人走后常常好几天拉着脸，见到我们哥几个就责骂。有一天晚上妈妈做好晚饭后闷闷地坐在炕梢的柜子旁，自个不停地叹气，小妹妹挨到她身上她也不理。饭后我们睡下后妈妈下了地，沿着炕沿逐个摸了摸我们的脑袋。小半夜时我被吵闹声、哭叫声惊醒，发现妈妈全身湿淋淋地躺在炕上，姐姐边哭边为她换衣服。后来我断断续续地听明白了，妈妈是很长时间没来月经，以为又怀孕了，她心力已交瘁，怕再生孩子，黑夜自个跑出去投河，呛了水后晕了过去，漂在水面上，被生产队的渔船发现后救起。
       我在母亲身边长到十三岁，后来便独自在外求学和工作了。这十三年来，母亲的沉郁、生闷气、悲观等情绪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也变得不苟言笑、爱生闷气和遇事就悲观。同时我变得怕与人接触，怕人吵架，常常像受惊的小鹿一样心神不宁。上中学时同学说我小心眼，上大学时同学说我清高，工作后同事说我城府深，其实我只是内向、自卑而已。
       过去我对母亲教给我的太少很不满，觉得妈妈除了养育了我外，什么也没教过我。如何说话，如何联络人，妈妈没教过我们，我打小分不清各种称呼，说话没有轻重，语无伦次，说半截句子。打记事起，妈妈只跟我们说话而没有谈话，只有祈使句而没有别的句式。母亲让我们围着转是为了看着我们，而不是为了说话或讲道理。妈妈也未想过我们的生存能力如何，是不是有心眼，会不会耍心计。我在外受了欺负回家还受训斥，听话又学习好却拿不到三好奖状，妈妈从未找过老师，也未告诉我如何争取。和男孩怎么玩，和女孩怎么玩，怎么邀宠，怎么表功，这一切我长大后知道是很重要的本领，一点也没得到父母的指导。我的小学阶段是在动乱年代上的，那年月天天劳动，所以学习的事妈妈不在意，但抬水、间苗、施肥等劳动需要工具，常叫她生气。“谁家是开锄头铺的，一下子拿出五把锄头，我给你偷去呀！”每回我问妈妈要工具她都这么抱怨。我上初中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全社会挺重视考大学的，但母亲对我们的学习仍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每回从公社回来她只顾我衣服是否脏了，至于我跑到河边玩不写作业她从不管束。有一次我从同学那借了一本故事书，书皮早飞了，内页也很脏乱，母亲在家里来人时竟撕了当抽烟纸。初中毕业流行考重点学校，我想试试，妈妈听了后说：要考上就得到县里念书，哪来的钱？我考上一中后给家里增加了压力，妈妈为我每月十来块钱的生活费费过不少心，但我学习好坏她仍不过问。考完大学妈妈问我能不能上，我说差不多，妈妈先是一喜后又转忧，闷闷地说：“上好啊，能吃供应粮了。”
       整个初、高中离家四年，我好像断线的风筝，随处乱飞。父母让我放任自流，使我学习散漫，毫不刻苦。家中没有名利思想，不懂出人头地的道理，也使我对考学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所幸资质尚好，最后我差强人意地上了所一般的大学。
       上大学后，经济上对家的依赖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家里只偶尔来封信，弟弟妹妹以母亲口吻说几句家里都好，望我好好学习等话，封封如此，年年如此。妈妈从未想到问问我是否入党、是否谈对象、毕业后能不能进大城市等实惠的问题，对我这个不开窍的毛小子从不启迪，比起有的父母不远千里跑到学校为子女的发达而斡旋，妈妈几乎对我没有什么帮助。那时我见到同学的父母来心中常有失落感，因为生活中的潜原则是在书本中找不到的，父母不教子女，子女就要自己摸索，就少不了摔跟头。事实上我在这方面没少摔跟头。
       由于我社会化程度不足，不会活动关系，毕业时我被分到了边远的县城教书，教了一段时间甚无聊赖，曾写信给家里提出要下海经商。母亲回信说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对前因后果既不问也不提。当时我心里很委屈，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关心关心呢！此后我转工作，处对象，娶媳妇，再也不跟家中言语，知道说了也没有反应，还是自个拿主意吧！
       在母亲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有时我会冷不丁冒出这个冷酷的问题。凭心而论，在她老人家那儿我未学到什么。生活的技能，社会的奥秘，生存的本领，食货之道，升迁之术……这一切都是我在失败中自学来的。母亲除了养育我以外，她无力承担起对我们的教育。这也难怪母亲，想一想她的一生，又有谁教过她什么东西呢？母亲很小时姥姥就去世了，闯关东来的姥爷为人家扛长活，母亲自然打小操持家务成了睁眼瞎。她自己成人成家后，天天围着锅台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随着各种社会运动听到了一些道理，但那都是愚民主义的宣传，只是使母亲胆子更小，见识更短。生活剥夺了母亲受教育的权利，没给她体味人生百态的机会，更没给过她塑造美好性格的机会，母亲如同松嫩平原上的一棵小草，无人浇灌无人培育，天地不知，自生自灭。
       我曾经抱怨过自己长得矮，长得丑，因此也抱怨家里的贫穷和吃穿不好。从小学五年级起，我的个子便比同龄孩子矮，此后年级越高，差距越大，到上大学时也才长到一米六。个子矮常受欺负，打仗打不过人家，抢球也抢不到手。待我找对象时，社会上正流行一米七二的标准个儿，我为自个的矮小苦恼不堪。那时我把原因都推到妈妈身上，怨她没有优生优育，不会带孩子，做的饭没有营养。半年玉米面大葱蘸酱，半年高粱米清水酸菜，我怎么能长个儿呢！我上大学前一直穿哥哥姐姐穿小的衣服，那时没多少感觉，上大学时妈妈把二哥相对象的新衣服给了我，宽宽大大得让我很别扭，当我怀揣六十块钱去上学时，乘客都好奇地看着我这个穿着不合身的新衣服的毛小子。我上大学时助学金可解决吃饭，但学习用具还得自备。当时学风好，同学们学外语都中了邪，一人捧一个砖头录音机又听又念，我很羡慕。寒假回家后我跟母亲要钱去买。母亲沉默一会说：来年秋天再说吧，你看今年家里也没钱。“砰”，当时我很不讲理地摔门而去。是的，母亲未给过我好吃的好穿的，未创造优越的学习环境，可我埋怨她却是没道理的。妈妈一辈子很勤劳、很善良，她也想过好日子，也想富足些，可她到哪去弄钱呢？我小时哥哥姐姐还没到队里出工，十来口的一大家人只有爸爸挣工分，年终一算帐就胀肚，妈妈愁得不知落了多少眼泪。那会儿粮食紧张，妈妈总是在我们喝完高粱米粥后再喝，她先把每个孩子碗中余下的米粒吃净，然后再盛新粥吃。五月节、八月节，是农村少数几次吃细粮的时候，妈妈为一大家人包好饺子煮熟饺子，自个却到外边喂猪喂鸡。肚里没有油水的孩子们吃饱后剩下饺子她吃几个，如果一个不剩她就啃玉米饼子。在土地承包之前，妈妈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她前半辈子吃的细粮、猪肉，恐怕连我现在一年吃的都赶不上。说到穿与用，母亲一生也十分可怜，她虽然衣服是囫囵的干净的，但棉衣棉被棉鞋的棉花都是最旧最破的，稍好点的棉花她都紧着孩子用。一到冬天，妈妈都要买盒七分钱的蛤喇油，在冷风中抱柴火拌猪食，年年把她的手吹得长满口子，可她从不用点棉花做副手套。我们家里常年备有“镇痛片”，妈妈每天躺下时浑身都像散了架子似的，只有吃两片药才能入睡。她年纪大了疾病渐多，但不论什么病她都是吃镇痛片。在母亲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她头部疼痛，双手发麻，有一次上厕所两手不管用，上完后连裤子都拉不起来，还是叫住过路的李婶给提上的。后来她病渐沉重，起不来炕，吃不下饭，弟弟要送她上医院，妈妈挣扎着说：“去医院也是躺着，还要花那么多钱。请大夫来给我打打吊针吧。”妈妈一直以为打吊针很高级，各种毛病都能治。妈妈送到医院后很快就去世了，其实她没有大病，只是脑溢血治得不及时。贫穷摧残了母亲，也最终杀害了母亲。母亲下葬后，我看着她的坟莹和坟莹周围贫瘦的土地，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悲哀。妈妈一辈子就像一棵小草，风吹雨淋，没人关爱，在秋天刚来的时候就早早地枯萎了。
       赤贫的母亲在六十六岁上撒手人寰，她未从世界上得到什么，也很难说给世界留下了什么。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八个子女，现在两个下岗，三个当农民，两个在岗却日子平平，还有一个失踪有年。我不知道母亲在弥留之际是悲是喜，但我希望她沉睡在大地的怀中，或在天堂里永生。
       无色笔，博士生，现居北京，有散文若干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