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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时代的到来
       《经济观察报》日前刊出许知远的文章，认为9·11事件之后，世界开始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以往的“均衡理论”已经失效。
       文章介绍了英国学者罗伯特·库柏的《后现代国家及世界秩序》一书。罗伯特·库柏认为：1814年，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普鲁士代表哈登堡齐集维也纳，共商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局势时，他们知道，只要这几个主要国家确保彼此的力量平衡，不使一方过于强大或弱小，便可长保和平。在这种现代国家理念背后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哲学信条，整个宇宙包括政治领域，是依据理性原则运行，他们会彼此达成平衡，正仿若亚当·斯密所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
       但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已然预兆了此种理论的失效，从而开始了所谓后现代国家体系。世界格局最先由欧洲大国们主宰，接着加入了美国，接着是亚洲觉醒，更接着是拥有军事武装的非政府组织，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样可能被个人所拥有，在全球的政治棋盘上，最初的几个控制点被迅速扩大至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每一个都可能破坏整体的均衡感。
       而9·11事件正宣告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的到来，它既非以往的多极世界，也非美国所幻想的单极世界，而是一个非均衡、不确定性的世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说：“阿富汗是第一个后现代国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政府不仅代表民意，它同样需要其邻国与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或许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政治领域最大的变化。前者确定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每个民族国家追逐“国家利益最大化”，支配近代外交格局的“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 system）”，正是强调几个大国间保持结构上的平衡，便能带来相对的稳定与和平。在后现代国家体系中，我们已无法严格区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了。流传在英国街头的90%的毒品来自阿富汗；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与美国人同样在世界贸易大楼中丧生，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通过CNN观看令人心悸的9·11惨剧，分享同样的震惊与悲伤。
        从未经历过重大事件的新一代世界领导人，如今被推向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对手本·拉丹而变得团结与成熟起来，尽管他们之间依旧存在着争执。他们应该了解，不管本·拉丹还是阿富汗问题，都仅仅是确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第一步。在后现代政治体系中，国家与各国人民彼此间的依赖度前所未有地高。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莱特所说，9·11悲剧已经形象地说明，我们正在玩一个“非零合”游戏，要么我们都成为赢家，要么都成为失败者。正是阿富汗的战乱使得本·拉丹有了藏身之所，也同样，我们不再可以对刚果的种族仇杀视而不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政治家们必须重拾某种威尔逊主义，透过更广泛的集体行动与国际组织，依照共同的法规进行协商，并毫不松懈地帮助落后地区进入现代化，扼制政策已属于被抛弃时代的概念。 历史在新一代政治领袖面前已放置了很多的范例，他们可以学习1815年的梅特涅一代，利用自己的高瞻远瞩甚至大胆逆转潮流，从而为欧洲世界赢得将近一百年的和平；他们也可以如劳合·乔治与克里孟梭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的所作所为，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将德国逼上绝路，二十年之后，他们引来更恐怖的报复……
        （陈文平）
       关于合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呼吁书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修改信息一经披露，立即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WTO之后中国首次立法大辨论。崔之元、方兴东、段永朝、汪丁丁、姜奇平等十多位各界人士日前发表《关于合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的呼吁书》，部分内容如下：
        加入WTO，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必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最近我们注意到，在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立法问题上，出现了无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超越我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水平、超越WTO标准、盲目提高软件著作权保护水平的倾向。这不利于科技知识的扩散和传播，不利于民众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利益，不利于未来知识社会的发展。
        对于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主张“均衡论”：在知识产品的所有权方面，应当在专有权和共享权之间保持均衡；在软件开发商的权利义务方面，应当在其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保持均衡；在各利益主体方面，应当在生产商知识主权和消费者知识主权之间保持均衡；在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方面，应当在少数软件企业利益和软件产业整体利益之间保持均衡；在执法效果方面，应当在保护技术创新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均衡；在立法基点方面，应当在促进国内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平衡协调发展、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要求上保持均衡；在中外知识产权保护博弈方面，应当在某些外国超越WTO标准的保护水平要求和中国发展现状所要求的保护水平之间保持均衡。
       我们赞成保护软件知识产权，但反对只顾及权利人利益、不顾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更反对保护垄断暴利；我们赞同使用正版软件，但反对以反盗版为名强行推销“暴利正版”；我们支持对社会进行知识产权观念的普及和提升，但反对以保护自己的垄断利润为目的而夸大事实、误导舆论；我们支持在中国按照WTO标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但反对借WTO之名过度保护特定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我们支持对制造销售盗版的打击，但反对超WTO标准、不顾社会发展现实过度损害消费者利益；我们尊重知识产权，但我们同时呼吁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支持建立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但我们同时呼吁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垄断、反暴利法律法规。
       ……
       在此，我们郑重呼吁：
       在软件著作权保护方面，摒弃对法律法规的“超世界水平”解释，停止起草和制定“超世界水平”的条款；尽快制定反垄断和消费者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用户使用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无安全隐患的软件产品，坚决制止凭借技术垄断地位并以危害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的手段谋取暴利的行为；
        由有关政府部门会同人大代表、消费者代表对某些软件厂商的产品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合理定价、安全隐患等问题举行听证会；
        敦促少数厂商停止以推销自己的保护标准、巩固其垄断地位为目的的不正当的活动；
        希望国内软件业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软件业的赢利和服务模式，形成一支健康的民族产业力量。
       （张明）
       以诗疗伤
       “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而长期被现代化生活所忽视的诗歌逐渐显现出镇定人心的力量。
        凭吊受难者，抚慰在世人，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恐慌惊惧的民众开始以诗疗伤，走出死亡灾难的阴影。原本是世界金融经贸核心枢纽的纽约，放眼所及随处是诗：商店橱窗，公共汽车站，华盛顿广场公园，布鲁克林区，罹难者相片旁钉着一页页宛似白玫瑰的诗行；在电脑网络空间，诗更成为了流通传输的大宗邮件。
        美国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就直言：“这是个值得体味的现象，面对危机爆发，人们不会希冀读一本小说、看一场电影，或者说：‘芭蕾舞可以给我们力量。’最后总是找上诗，我们只想倾听诗人的声音。社会长期忽视诗的价值，媒体更恫吓诗人的地位无足轻重，‘9·11’事件充分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性与镇定人心的力道。”当代女诗人芮琦早有预言：“诗能打开封藏各种可能性的密室，让麻木迟钝的恢复知觉，释出希望。”
       柯林斯用冰球守门员角色，定义诗在现代生活中的关键位置：“球场上守门员看起来孑然孤立，一旦对手想攻门取分击败我们，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这位信仰诗的传教士，过去十年持续在公共图书馆推动定期的诵诗会，平常维持三四十听众的规模，恐怖事件劫后余生的周日，他意外发现，“参加者攀升到一百多位”。当天除朗读《致恐怖分子》谴责暴力，会中还读了更多以爱为主题的诗作以平抚创痕，“这样为我们失衡的生活，添加一些有正面助力的砝码，回归现实的常轨”。
        前任桂冠诗人罗伯·品斯基除了接到大量出版社索诗的约稿，同时还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念诵了网络上广为传布的女诗人诗作《流光几何》：“我们的无辜为何？/我们的罪愆为何？全数/裸裎，无人幸免。”品斯基深悉诗的力量：“诗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替读者发言，跟随读者的呼吸。”大众文化产制了千篇一律的视野，“透过诗，你用个人的声音吐露私我的心绪”。
        德国诗人里尔克就说，“诗是人类灵魂的自然祝福祈祷”。纽约街头出现的分行文字，透露最多的无疑是生者对亡灵的哀悼不舍之情，联合广场公园一首印第安诗人的《海岸住民之歌》这样告别：“破晓时分我拾掇一束束香柏枝/清甜清甜的气味/枝柯为泪沾湿/那香甜或将永存我手。”另一首悼词来自叶芝：“我吐露的话语/我写下的文词/随它们不懈的羽翅飞翔/一路不止歇/直到在你悲泣难抑的心头落脚。”
        对一向是承平盛世，未遭战火肆虐的美国人而言，曾投身政治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流亡的智利大师聂鲁达以及用诗声张异议的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最足以代言当下的心声。网络上更风行英国诗人奥登控诉二战时德国侵略波兰领土的《1939年，9月1日》，诗句与现状若合符节：“无法描述死亡的气息，/刺痛这九月的夜晚。”
        美国著名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有名句：“很难/在诗里找到新闻/虽然天天有人殒亡/因为缺少诗的元素。”经历一场改写美国历史的惨痛浩劫之后，美国民众头一次认知到：“我们在诗里，目睹新闻。”
       （于旭）
       拉美反思新自由主义
       早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流入拉美。进入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越来越流行。这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由于拉美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只要能早日摆脱危机，拉美对各种“处方”的态度都比较开放，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二、在1980年代拉美“民主化”潮流中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多数在西方接受教育，比较容易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三、拉美学术界为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拉美国家1980年代后期以来开展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如今，在拉美公开赞同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政治家、经济家已寥寥无几。相反，在各种场合批评新自由主义却成了一种时髦。
       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工业和技术开发部主任芭芭拉·斯塔琳斯等人指出，改革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问题。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外资与国内经济未能结成一体，其结果是贸易赤字扩大，越来越依靠外资。一旦外资撤离，经济就陷入困境。阿根廷二十位宗教界人士致信阿根廷领导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
       二、新自由主义造成财富分配不均。前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消除拉美日益严重的社会灾难，因为市场“常常是非常残酷的，它有利于最强势者，而加重最贫困者的贫穷”。他依据智利的经验指出，“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拉美左派组织“圣保罗论坛”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财富空前集中，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边缘化和贫困化。
       三、新自由主义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者卡洛斯·M·维拉指出，“新自由主义没有社会政策的地位，全靠市场统治一切”。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社会问题被看作是一个支出领域：‘社会发展’的概念让位于‘社会补偿’，充其量是补偿或缓解经济政策造成的后果”。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从而失去了缓和社会紧张的作用。
       四、从国际层面看，新自由主义由于缺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计划，是无法组织世界经济的。非洲的悲剧，亚洲金融自由化的消极后果以及拉美的经济和金融动荡等等，都是教训。
       他们特别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有关主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新自由主义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让强国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而认真地弱化国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拉美学者提出，世界经济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密切相关的。市场自由化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部门的控制，没有导向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相反却促进了市场、特别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其结果是穷国被迫服从于富国的经济利益，成为后者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江白宋）
       个人所得税劫贫济富？
       目前，《中国青年报》刊载文章称：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不正常情况。
       文章说： 个人所得税本是作为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而开征的一个税种。近日媒体调查却发现，个税征收上存在“逆向调节”的怪现象：去年我国6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
        调查显示：在辽宁、北京等地，工资、薪金所得税均占地区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0%以上。去年广东全省个人所得税总额为84.69亿元，高收入者的个税收入只占2.33%。个体工商小户纳税贡献率亦好于个体工商大户和私营企业。
        症结就在于高收入群体有意逃避税收，个中猫腻多多。据一些地区的地税人员介绍，对众多高收入单位通过帐外帐、小金库等形式支付给职工和有关人员的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附加福利收入的税收大都流失了。
        至于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就更没谱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沈阳刘涌嘉阳集团用记帐外帐、不计收入、不列收入等形式虚假纳税申报手段，共逃各种税款2000多万元。
        这种疯狂偷逃个税的行径无疑是对公正公平社会的侵害，从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分配的不公。它不仅使国家和地方税源大量流失，而且使一些遵纪守法的企业不敢再把工资收入公开化。
        个税“逆向调节”最根本的弊端，在于分配不公形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它使绝大部分工薪阶层对社会不满、对政策不满，这种怨气最终会销蚀大家对于依法纳税的自觉意识。
        无疑，必须加强个税的依法征管，尤其是要对一些高收入企业、领域和群体“严防死守”；推行非现金结算，建立覆盖个人全部收入的统一个人税号；严格财务分配制度，从社会初次分配、再分配和转移分配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税收调节，改变当前仅有个税一个税种调节的状况。纠正个税“逆向调节”的偏离，使国富民强，社会公正。
       （文再）
       殖民赔偿是否可能？
       “殖民赔偿”在最近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但这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对这一话题仍然讳莫如深。
       历史地看，欧洲工业化国家和美国如今的富庶，部分建立在昔日对非洲的掠夺、以及对非洲黑人的奴役之上。贩卖数千万黑奴，曾是惊心一幕。
       于是，如今的富国到底对非洲穷国欠下了何等深重的孽债，在联合国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上成为争论的热点，也是非洲与欧洲意见冲突的关键。
        非洲国家认为，从十五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前后持续400年、总共造成6000万非洲人客死他乡的贩卖奴隶贸易，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无疑构成了“反人类罪”。
        虽然争论没有涉及任何经济赔偿问题，但在显得更有“经济头脑”的富国一边，却始终担心即使自己现在只是作出道义上的自我谴责，也会为穷国日后发起大量经济索赔诉讼埋下伏笔。
        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呼吁西方国家向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进行“殖民赔偿”，并指出，这是西方国家必须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
        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上发言时还说，在过去几个世纪，数千万黑人被当成廉价商品贩卖到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是这种贩卖行为和殖民统治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今天的发展是建立在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的。今天非洲国家提出“殖民赔偿”的要求是正义的，也是合情理的。 卡斯特罗指出，既然惨遭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能得到相应的赔偿，那么遭受殖民统治之害的非洲国家也应得到相应的赔偿。他同时呼吁西方国家兑现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承诺。 卡斯特罗还严厉批评美国在对待非洲国家的合理要求上所持的蛮横立场。他说，美国应把每年用来发展先进武器的巨额资金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非洲国家则谋求前宗主国向他们正式道歉，部分非洲和加勒比国家还要求昔日的宗主国和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给予赔偿。他们说，现代非洲经济发展滞后，就是因西方国家实行殖民统治和奴隶贸易造成的。
        佛得角总统佩德罗·皮雷斯则呼吁西方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给予非洲国家赔偿和财政援助。但奥尼桑乔认为，道歉就足够了，给予赔偿有可能会使非洲同居住在非洲大陆以外的黑人间产生隔阂。他说：“道歉是愈合过程中的固有物，道歉可以关闭通向痛苦和愤怒的大门，而且不会鼓励报复和诉讼。”
        德国外长菲舍尔在大会上发言时表示，承认罪行是恢复受害者及其后代“被剥夺的尊严”的方式。他说：“我愿意于此时在此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么做。”他同时承诺，德国将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
        法国议会于2000年5月宣布奴隶制为一种“反人类罪”，但没有明确触及殖民主义问题。美英等国因担心出现赔偿诉讼等后果，则一直闭口不提道歉问题。
       （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