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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第三次报告　贾云竹(执笔) 陈余富
       我和人大另一位男生陈余富于2000年1月19日抵达山城重庆，开始了此次寻访。
       谭老师告诉我们，到重庆，先去电机厂寻找两个不知姓的叫秀明、秀琴的打工妹的哥哥，通过他可知道他妹妹们的下落。上次刘成付也曾找过她们，可是误认为她们中的一位叫杨勤英，无果而回。这次我们依据的唯一线索是，她们的哥哥在1993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重庆某个电机厂。但是事隔七年，在这样一个年轻人频频跳槽的时代，也许他已早不知去向了。抱着一线希望，我们来到了重庆一个电机厂，在人事处，我们查看了1993年该厂接收毕业生的记录，上面有两位从某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一位姓陶，一位姓刘。经过深入了解，当年常给秀明和秀琴写信的大哥，很可能就是已经离开了该厂的陶旭。我们只能到×县再去核实了。离开电机厂时，我心中暗自祈祷，希望陶旭没有再调到其他地方。
       还算幸运，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陶旭家里的电话，并证实他正是我们要找的秀明和秀琴的哥哥。
       陶旭告诉我们：他1993年7月大学毕业，11月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当时两个妹妹秀明和秀琴都在该厂打工，在那场火灾中二妹秀明不幸身亡，三妹秀琴受了轻伤。事后，陶母因受不了打击身体几乎全垮了，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陶旭为照料父母从重庆调回了家乡，并把父母接到县城里来住了～段时间，由于他们也不太习惯城里的生活，后来又回乡下去了。但是在乡下，他们也没再种田耕地了。三妹秀琴事后也回到了×县，没有再外出打工。她先在街上做点小生意，但生意不景气，做不下去，后来又搞了一段时间的理发。她丈夫原来是轮船公司的一名职员，公司精简人员时被裁下了岗，也找不到别的事做，就一直闲在家里。这一段时间由于生小孩夫妻俩～起回了乡下老家。
       [故事在这里没有展开。也许我在写《打工妹的内部话题》那篇文章时，读到陶旭给两个妹妹的十封左右的信，时间跨度为一年，从1992年5月1日一1993年6月29日。当时根据信推测，她们是四川人，家里五口人(一个姐姐出嫁了)，父母五十几岁，在家种五个人的田，还养猪羊，二老都不识字。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哥哥1989年到甘肃上大学，最初由家里务农的收入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可能在后两年(1991年?)两姐妹外出打工，“为父母分担忧愁、责任”。她们大概每月每人寄150元，一半寄给哥哥，一半寄给父母。哥哥也体谅妹妹钱来得不容易，写信说，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有100元就够了，只是在实习的一个月需要300元。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说他已分配在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了。”话语中充满着自豪。对两个妹妹的支持做哥哥的也感激有加，“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当哥的我，又怎么能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会忘记这一切呢?”两位无私奉献的姐妹，后来都进了致丽玩具厂，就在她们的汗水终于得到回报——哥哥分配了工作后仅仅4个月，那场无情的大火结束了她们的打工生涯。今天，终于知道了这对可敬的姐妹的结局，而且证实了刘成付寻访时吴小莲所说“亲眼看见”大火中“口吐鲜血而亡”的陶秀明正是那位姐姐。——谭深插
       垫江位于重庆直辖市的中部地带，也是一个丘陵低山为主的地方。这些天因为下了雨雪，地面很滑，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开得很慢，一路上我们还看到有两辆车滑出了马路翻进了路边的水田，司机开得更加小心谨慎了。直到下午2：00左右我们才到达垫江县城。我们要找的一个叫“林秀清”的打工妹家住在垫江县最西边H乡，匆匆吃了点东西，我们便又坐上从垫江县城开往H乡的中巴。在收集到的打工妹信中，有一二十封信是写给“秀清”的，从信封上可以知道，秀清全名叫“林秀清”。这些你来我往的信，隐隐约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打工妹的关系网，是由同学、朋友和亲戚组成。这是一个大的网络，其中又有一个更亲密的小网络，就是同学的网络，这个网络五六个人左右，她们之间以姐妹相称。这个网络涉及的人有：秀清、雅美、刚风、小玲、秀清的姐姐玉秀、堂妹小迎、江芬等，还有她们的男性亲戚和男朋友。她们往来的主要内容一是相互介绍工作，再就是倾诉和心理安慰。从信件中不时看到打工妹之间的义助之举和真诚的关心理解，正是这样的亲密的网络，支撑着年轻的漂泊者去忍受孤独和劳累。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的是，秀清在那场大火中怎么样了?从她保存着那么多信可见她对朋友情谊的珍视。可是，她为什么最终会抛下这些信?——谭深插。
       在中巴上正好有一对中年夫妇家住H乡，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林秀清的父母家。林秀清在火灾发生时正好不在致丽玩具厂，得以保全性命，现在仍在外打工，今年春节也不回家过年。林家只有年近七十的父母和几个年幼的孙子女，其他年轻人全都出去打工了。家人介绍说，秀清的姐姐林玉秀和两个小姑当时都在致丽玩具厂。林玉秀在火灾中受了伤，其中一个小姑江芬，则死于那场大火。她现住在忠县G镇。林玉秀的堂妹林小迎，当时也在致丽玩具厂打工，她现就嫁到H街上。
       在林家老小的一路带领下，我们在H镇街上见到了已经为人妻母的林小迎。很漂亮的一个川妹子。据她讲，当时在致丽玩具厂打工的H籍女工一共有四位：H3队的厉雅美、4队的谭素容，这两人死于火灾；林玉秀受了伤；而她自己算是最幸运的，没有受伤。她当时在二楼，负责做样板。逃出来的时候，她被人推倒在地上但后又幸运地被人从人堆里拽了起来，保住了性命。因为没受伤，事后她还在医院里帮着护理那些伤势较重的姐妹。
       谈起这些的时候她一直微笑着，就像说平素不小心摔倒了被人扶起一样平常。对于当时的情形，不知是不愿再忆起还是真的已淡忘，当我们问及她当时的一些细节时，她笑着摇摇头说已经记不清了。她只是一个劲地告诉我们她没受伤，也没有什么赔偿，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当时与她一起做样板的有五个人，有一位是河南的，两位是忠县的，其中一个叫张淑芬，但具体的地址和后来的情况她就都不清楚了。
       H乡死去的一个打工妹厉雅美的哥哥现在与人合伙在H街上开办了一个家具店，当天他正好在铺面上干活，林小迎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店铺上。厉雅美的哥哥厉群中三十出头，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给新做的椅子喷漆。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但更多的是难以掩饰的伤痛。虽然事情已过了七年，他还能清楚地记起刚得知噩耗时的点点细节，仿佛一切都才发生一样。为了不妨碍他干活，我们与他约定等他收工后同他一道回家聊聊。
       厉群中收工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带上行李，决定当晚就在他家借宿一夜。上路前我们在H街上买了些糖果糕点，作为给他们家人的礼物。
       厉家住在山上，从街上到他家有二十分钟
       的路程。我们到这儿的前一天晚上山里刚下过雪，天气很冷。在厉家的堂屋里我们一人烤着一个小火兜，与雅美的家人一起点点滴滴地追忆起这个年轻的女孩。
       刚一提到雅美，厉母的泪水就开始滚落。雅美外出时年龄很小，死的时候二十岁不到。我们看到了厉母房间里摆放的雅美生前的几张相片，长得高高的，五官长得很匀称秀气，水灵灵的。雅美在外打工多年仍保留着在家时的质朴和纯厚，每次回到家都很勤快，帮着家里做家务干农活。火灾前一个月，雅美回了一趟家，就在雅美最后要走的那天上午，她还与妈妈一起上山把柴收回家。谈话间，他们找出了一块边上烧焦了的致丽玩具厂的厂牌。雅美进致丽玩具厂时年龄还不到十六岁，所以借用了“扈萍”的身份证进厂，因此在她的第一张用工证上，贴的是她本人的相片但名字却是填的“扈萍”，编号是(28)226，职务：手缝；另一张用工证则是用了她自己的真名“厉群芳”，编号No．408，职务：手缝。问后方知，“厉群芳”才是雅美身份证上的名字，但平时大家都叫她厉雅美。后来听说，大火中她们几个姐妹手拉着手，结果同时遇难。
       后事是由大哥群中和姑父一起去处理的。雅美的死亡抚恤金共2．5万元，群中说，当时心情太沉痛，几乎没有什么心情去争那点赔偿了，再说，与妹妹的生命相比，即使赔两百万块钱又算的了什么呢。
       厉家共兄妹四人，厉群中老大，老二是个女儿，现与丈夫一起在上海一家工厂打工，由于婆家已无他人，小女儿就寄放在娘家；死去的雅美是老三，最小的兄弟前年刚结婚，现在农村做一些木工活。现在他们家的情况在农村还算是不错的了。但在七年前雅美外出打工的时候，家里父母身体都不好，父亲四十一岁便因患脑血栓导致偏瘫而丧失了劳动力，长期卧床。姐姐出了嫁，弟弟还在读书，家里就靠大哥大嫂支撑着，经济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雅美打工的收入，几乎全部寄回了家。厉雅美的意外死亡对这个家庭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父母的病情都加重了，父亲几乎在悲痛中逝世，厉母在女儿死后有好几年都是卧病在床，近两年才又慢慢好转，能够帮着儿女带带小孩，做一些家务活了。
       我完全没有料到雅美竟出现在死难者的名单上。雅美这个名字我很熟，她是林秀清社会网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我看到的给秀清的一组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雅美的亲笔信。雅美在信中诉说了工作的辛苦，有一封1992年3月17日的信中说，“赶货累死人”，“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两三点，就是前天至昨天连续上班有二十七个小时之久”；但是更多的是雅美对朋友深挚的关念，她们有一位叫刚凤的朋友和她的恋人想出来时，曾来信问雅美那里好不好进厂，雅美当时自己也想转厂，说：“出门人凭运气。”但刚凤与男朋友分手后，雅美立即想办法请她到自己所在地来，并给秀清写信说“想起她也真够可怜，以前和王联余那么好，简直形影不离，可如今只剩她孤零零的，再加上心灵的创痛，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难受啊！我也想她来，我也有个伴，还可以安慰她。”当时可能有一位男孩子在追求雅美，但雅美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雅美说：“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叫他不要这样想，我们永远是普通的朋友。妹妹，也许你不知道吧，我现在已在和刘银中通信了，所以，我不能欺骗他。我是真心地爱刘银中的。”这样的坦诚在农村姑娘中是不多见的。雅美的信能看出时间的最后一封是1992年4月12日，写自龙岗的另一个镇。这说明，雅美是在此后才进的致丽玩具厂。这样一个善良懂事的好姑娘，她的殉难令人格外痛惜。——谭深插
       　访问了另一位死者谭素容的家后，我们开始奔五十公里以外的丰都G镇找林玉秀，为了赶时间我们只好打摩的。顶着刺骨的寒风跑了一个小时，赶到林家时却见大门紧闭，一大家人都上街赶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林玉秀婆家的人，知道林玉秀与丈夫跑中巴车，要晚上8：00左右才回来，我们便和她的公公、婆婆和小姑江玲谈起来。第二天，林玉秀夫妇也赶到我们的住地见到我们。(重庆的第二次追踪报告中我们提到“江芬的嫂子不愿接受采访”，如同江芬“没有死，却领了抚恤金”一样，看来也是误解。)
       江家当时共有三个人同在致丽玩具厂：大媳妇林玉秀(受伤)、大女儿江芬(死亡，1972年出生)、小女儿江玲(未受伤)。江玲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她们妯娌三人在致丽玩具厂的基本情况：江芬是第一批进厂的工人，由于工作时间长，表现也好，升作大组长，在二楼上班，当时是负责产品质量的，她的工资在三人中是最高的。江玲和林玉秀是在1992年江芬回忠县来招工时一块去的。那时江玲不到十六岁，借别人的身份证进的厂。火灾起时，江玲正在二楼负责换玩具的商标，突然发现烟从楼下冒上来，她急忙从窗口跳下来，所幸没有受伤。她出来后立即就去找姐姐和嫂子，但一直没有见到姐姐，后来是她给家里发的电报。嫂子林玉秀也从二楼跳了下来，但她被烟呛了，跳下来时脚手都摔伤了。
       江芬的父亲在向我们谈起去深圳处理女儿后事的事，非常激动。他们父子到深圳后一直未见到江芬的尸体，对于深圳方面的处理方案他们也有意见，结果在深圳与对方僵持不下，呆了半个多月，最后他们获得了4万元的赔偿金，这就算是在那场大火中丧生的打工妹中获赔最多的了。林玉秀当时伤未痊愈便随公公和丈夫一起回家了。回家后很久仍吐黑痰，手脚不时地发抖。这场火灾给她造成极大的惊吓，她不敢再出去打工了。后来家里买了一辆中巴，她便与丈夫江海一起跑客运。至此，我认为的“林秀清的社会关系网”中在致丽玩具厂的成员基本上找到，并且理清了她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江、林两家为主的亲友网络。第一个到致丽玩具厂的是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江芬。她后来带了不少的亲友进致丽厂，有直接的亲友，比如妹妹江玲、嫂子林玉秀等，通过嫂子，又带了林家姐妹，比如嫂子的妹妹林秀清、堂姐妹林小迎等，间接的，还有秀清介绍的朋友雅美等。从不同的渠道，我们多次听到江芬的名字，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能干且善良的女孩，和雅美一样，她的死令人唏嘘不已。——谭深插
       紧接着，我们开始寻找那场火灾的另一名幸存者——焦飞燕。这是谭老师她们2000年11月追踪时多人提到的一位知情人，她现在在县城的一个工厂工作。我们到时，她当时正在轮休。当我们在电话中向她说明来意，表示希望能与她面谈时，焦飞燕回绝了，她只同意在电话上接受我们的采访。焦飞燕简单介绍了她在工厂的情况：当时她在三楼作电车工，火灾中她脚踝处受了伤。离开深圳回家时厂家给了点营养补偿费，便与厂家再无联系。此外她向我们提供了几个打工妹的名字：一个B镇的凌花；另一个叫周莲兰的右手被锯掉了，住在DA街上；还有一个就住在忠县一个中学附近，她只知道那个女孩姓文，并且受伤很重，此外一无所知了。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位明确拒绝我们采访的人，对此，我们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快。因为
       多年来，她们得到的来自社会的关爱远远不及受到的伤害，她们凭什么相信我们这些陌生人呢?几个月后，当意大利那个公司捐款的事情落实，有关方面根据我们提供的名单通知了焦飞燕办理有关手续时，飞燕终于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她非常感动，主动与我们联系，对她最初的冷淡表示歉意，并积极配合我们的寻访。在她的帮助下，又有三位当年受伤的女工找到我们。这是后话了。——谭深插
       从地图上我们发现忠县I镇与石柱县的J区相距不远，并且有直达J区的快艇，于是我们便决定先到J区。
       快艇把我们放在J区，离我们要去的JA乡还有二十五公里，我们好不容易出了高价才找了一辆摩托愿意送我们。重庆今年的冬天格外冷，二月雨雪又特多，我们的鞋上的泥几乎就没有干过。泥土路经过前几天雨水的浸泡，黄泥飞溅，且走且滑，足足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我们才到达JA乡。
       在杨家开的一家小店上我们见到了拄着双拐的杨丽琼，当时她和姐姐杨燕琼都在致丽玩具厂打工，那时她进厂刚半年，还不到十六岁。在那场火灾中姐妹俩都得以逃生。但不幸的是，杨丽琼后来在广州打工时又遭劫难，在一次车祸中她的脚致残，当时的男朋友死于那场车祸。车祸后丽琼回了家，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经营了一家小店来维持生计。杨燕琼现在仍在外打工。姐妹俩的父亲曾经写信给姐姐燕琼(妹妹丽琼那时还未外出)，带着一个做父亲的关爱、担忧和自豪的复杂情感这样说：“你与我在忠县船码头分别，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难往前一步，我看见船从忠县离去，不尤(由)泪水直流，我恨我对子女没有尽到责任，使你远离怀抱，而且去干私人办的厂(的)工作，是不是能进厂……。特别在我心目中想起我可爱女(儿)的途行上车下车，上船下船，购买车船票，车上船上的食宿安全。因我出过门也去一些较远的地方，可以说走过中国半个，这次我的女儿一人外出到远离家乡万里的广东省，横过四川、湖北、湖南，也可说是我们做父的骄傲，也是家乡的自豪。但内心却常念燕儿的心是无法安慰的。”这位慈父所担忧的正是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们随时可能不期而遇的问题。外出打工者是各种灾难的最易受害者，他们的安全与健康至今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谭深插
       回到了几区已经是晚上7点左右了。经过几天马不停蹄的寻访，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和沉重。春节很快就要到了，分别了一个学期的亲人都盼着我们回家团聚，我们也很想休整一下倦乏的身心。当夜我们便登上了从汉口开往重庆的客船，经过整整一天的航行，第二天傍晚回到了重庆。稍事休整，我们便返回了各自的家乡，结束了这次历时十天的寻访。
       补记：回到北京后，我收到了厉雅美的小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大哥的家具店生意不好已经关了，现在也到广州打工去了。
       河南：第一次追踪报告
       马彦(执笔) 李晓彤
       
       2000年1月底，时近旧历年关，我却和华北水院的李晓彤踏上了奔赴豫东平原的旅途。这次出行，不是游山玩水的风光之旅，更不是探亲访友的节日行程，而是要去探访七年前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的死难者家属和这场大火中的生还者。根据已知线索，致丽厂的河南籍受害者主要分布在沈丘县和方城县，我们这次调查的首要目的地就是河南沈丘。
       踏上南下的火车，我们的心情并不是很沉重，更多的是一种新鲜感，虽然我们知道前方要面对的是一大堆沉重的人和事。毕竟，在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和受害者站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切肤之痛我们是难以感受得到的。这些打工妹若活到今天，是和我们一样的年龄，可七年前，当她们在那个厂子里受着地狱般的炼磨时，我们却在大学校园里享受自己的花季，在明朗的教室里读书，在林荫道上牵着女朋友的手漫步，生死的问题是那么遥远。可当我们寻访结束，带着一颗沉甸甸的心踏上归途时，我们才明白，没有谁和你距离很远，只要你切入了他们的生活。
       豫东农村的贫穷和我原来的想象大体吻合，从车窗里放眼望去，和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描写的情形差不多，“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庄”，而在落雪后的冬日里，这些萧索的村庄愈显萧索。这种情形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若不是如此，这些打工妹们又何至于千里迢迢地赶到南方去谋一丝生计呢?
       在沈丘县城住下时，我和晓彤的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偌大的沈丘县，我们只有一条线索，那就是沈丘县K乡KA村的欧阳玉兰，这种情况和两眼一抹黑几乎没什么区别。如果这个欧阳玉兰寻访不到，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个个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人那里再去找蛛丝马迹。当我们踩着初融的积雪找到KA村时，心里充满了欣喜，以为一大堆受访人就在眼前了。可事实却证明我们过于乐观了。KA村大得出奇，但这一开始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乐观，因为此时已近年关，人们早过了农忙时节，村子里站满了无所事事的村民。只要村子里出过在外地烧伤或烧死人这样的大事，就算时间过去很久，也总会有人知道的。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人在外打工的有很多，而且有不少人在十几年前就出去了。在一位热心的大爷询问和带领下，我们很快找到了欧阳玉兰的妈妈。然而此玉兰却非彼玉兰也。这个玉兰的妈妈不仅对什么致丽厂一无所知，她甚至压根就没有听过什么火灾的事。而后我们在村子里踩着泥泞盘桓了两三个小时，问遍了能遇到的所有的人，也没有再得到任何有关欧阳玉兰的线索，虽然这些人给予了我们这两个外乡人以最热情的解答，他们往往一见到有陌生人询问什么便成堆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插话。但这并非全无作用，依靠这些人提供的零星线索，我们奔向距离KA村有十几里地的L镇LA村。在下午终于见到了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一个受访人——祝老汉。
       和KA村一样，LA村众人的热情让我们感动。其中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婶自愿领我们去找。她先找到了这家的一个远亲后又联系到村支部，村支部里的喇叭开始通知祝兴明这位我们要找的人，声音响彻全村。一会儿祝兴明来了，是位六十出头的老人，死者祝彦莉的父亲。祝老汉已年过六十，女儿祝彦莉就是在那场火灾中丧生的，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女儿死后老夫妇处境悲惨，如今寄居在河边的一条早已废弃的破船上。旧事重提，老汉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悲伤。祝彦莉在致丽厂出事前十个月才到这个厂工作，家里人对她在那儿的工作很放心，因为那个厂子老乡多，彼此之间都有照应，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女儿会出事。因为他去认领尸体时，女儿除了右臂有烧伤外其它部位均完好，甚至衣服尚完全，他怀疑是烟气窒息死或者事故处理时无人抢救致死。女儿的死给了老两口沉重的打击，祝彦莉的母亲变得常常精神不大正常，这不但耗去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还大增了祝老汉生活中的负担。当我们做采访时，祝大娘时时想插两句话，都被祝老汉驳回，因为他怕老伴言多必失。显然他把我们当成了政府来人，讲话时非常慎重，虽然我能听出他对有关部门的不管不
       问很不满，但他总还不忘讲几旬政府的好话。我们听着这些话心里总不免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做中国百姓的长官实在是太容易了，这些个小人物，不管他们自己承受着多大的苦难，他们都不愿给政府添麻烦，宁可自己默默忍受，甚而不忘在适当的时候表示一下对政府的忠顺。而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并不是祝老汉回忆起女儿时的悲伤，而是他目前窘困的生活状态。毕竟，死者长已矣，无论是肉体、情感抑或心灵的创痛，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只在你不经意触碰它时才会再次感到一种刺痛，比如我们的这次访问。但大多时候，人是总要面对生活的。丧女的隐痛、儿子的不孝、儿媳的冷眼、老伴时时发作的疯病、寄居郊野陋船的凄凉，这些不堪无时不在压迫着祝老汉的生活。另外还有最致命的贫困。女儿出事后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所提供的两万多块钱，要给儿子盖房、娶亲，要给老伴治病，要应付生活中的种种人和事，早已在这几年中花光了，一个生活在闭塞村子里的老人，能有什么谋钱的出路?我们第二天去那艘破船上找他时，我们被那种环境刺痛着，这也是一个家呀！四壁漏风，里面空间狭小，丝毫没有容身之地，老两口在里面忙着为自己准备一顿简陋的午饭。这艘船只怕连小雨也遮挡不了，而祝老汉就是在这里经受着生活的风风雨雨。这还只是家庭的不幸，至于面对社会时他所遭遇的难堪与艰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L镇寻访了两天，没有找到其他致丽厂的人，我们就告别祝老汉前往已有了一些线索的M镇。我们乘着摆渡的船离去时，祝老汉站在自己的船头送别我们的身影令人感动。承受了那么重的打击，还要负担那么多的生活重担，他的脸上早已刻满了刚毅。面对我们这两个来访者，他有感激也有期待。可作为受人委托的寻访者，我们能给他什么承诺呢?但愿我们给他送来的不是又一次的失望。
       沈丘县北部的M镇是我们这次行动收获最大的地方，虽然我们初到那里时并没有一条真正确凿的线索。初到M镇，便遭遇到一场大雪，这兆丰年的瑞雪却给我们的寻访增加了许多不便。踩着咯咯吱吱的积雪，我们丝毫也没有欣赏这北国风光的心情。幸而我们很快便找到了不少重要的人物。尹若华是我们这次活动所找到的最重要的人，我们后来所探访的其他人的线索大都是她提供的。若华原是M镇MA村的，现已嫁到M镇MB庄的张庄，她当时在致丽厂三楼电车组工作，火灾发生时，她和几个工友跑到二楼，撬开钉着铁条的窗子跳了下去，导致左腿骨折。在若华的指点下，我们寻访到了附近不少若华的工友，如MC村的袁玉丰、MA村的连英茹、NA村的郑双梅、NB庄的葛红梅等。这些火灾的生还者，如今基本上都已嫁人成家，我们都是跑了两个地方才找到的。
       回忆起那场火灾，这些姐妹一开始的共同反应就是不愿多说这件事，她们也没想到七年过去了，会有人再提此事。自然，当年的一幕幕对这些死里逃生的姑娘来说永远是历历在目的，她们只是不愿再提或者不知从何说起而已。在浓烟滚滚而又没有出路到处都是铁条紧锁的情况下，姑娘们可能惊慌失措，可能后来会记不得当时的很多情形，但至少工友们的叫喊、惊恐的表情、落难时的互助都让她们刻骨铭心。尹若华、郑双梅、MD庄的赵君，还有一些她们并不相熟的四川姐妹，在相互协助下从二楼窗户跳下，虽然她们都受了伤，但至少保全了自己的生命。郑双梅当时摔得腰部折断，经过多年才恢复得好一些，但只能正常行动，却不能干重活，等于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她现在和一个退伍军人结了婚，家住得离娘家很近，地也紧挨着，有不少田里的活都是娘家人帮着干的。虽然身体给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但双梅的生活基本上比较幸福。
       寻找连英茹颇花费了我们一番功夫。最后终于在她婆家姐那儿找到了她。英茹在致丽厂火灾中被毒气窒息，后来被抢救了过来。我们在采访英茹时，周围有一大堆小孩吵吵闹闹，英茹怀里还抱着一个。这些孩子，有她婆家姐的，有她自己的。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英茹乐观、热情的天性，在我们激起了她的谈话兴趣之后，她开始跟我们侃侃而谈，回忆起了一大堆原来的工友和当时的事，为我们的寻访名单又增加了长长的一串，虽然由于时间紧促，有一些后来我们没能访问到，但这也为我们活动的后续工作也提供了不少便利。和她的姐妹尹若华、葛红梅等人一样，在和我们这两个陌生人交往时，英茹表现出的大方、热情和友善给了我们很好的感受。这些昔日的打工妹们现在年龄已大，很少可能再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了，可昔日打工的经历却给了她们很大的没；磨练，她们的言谈中都还透着一种对生活的热情和历练，虽然谈起当年的火灾以及火灾之后一些部门的嘴脸她们不无厌恶之情。
       赵君当时是致丽厂的文员，在二楼(工友们称写字问)工作，在重庆的采访中有多人提到她是知情人，但都没有她的地址。我们听到赵君的名字，自然不会忽略。可惜我们赶到她家，她却在郑州。她嫂子告诉我们，火灾起后赵君从二层跳下，摔伤了腰部，如今仍时时腰疼。见不到本人，我们在她家留下谭深老师的电话后离去。没有多久，我接到赵君的电话，她对于有人到她家一事感到十分惊讶。我详细解释了缘由目的。赵君立即表示为了让社会永远牢记那个事件，她愿意协助我。我极为感动，自此赵君成为我的朋友。意大利方的款项落实后，赵君通过电话不断地将河南那边她所知道的进展情况告诉我，并且积极地联系当时的工友，让大家按照要求准备材料。——谭深插
       和这些生者的热情相比，对死者家属的访问更多地带着悲伤的基调。在沈丘县，那次火灾的死者大概有十数个。在这萧瑟的雪冬里，我们这两个外乡人宛然成了一对黑白无常，所到之处无不有悲伤和眼泪，有时候在悲切之声使访问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我们俩常常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安慰当事人。中年丧子女乃人生之至悲之一，即便在多年后重提此事，那种刺痛也足以引人泪下。
       陈金梅是淮阳县名单上唯一的死者，在花庄，我们找到了金梅的父亲陈玉龙。金梅学名陈秀虹，死时才十八岁。提起往事，金梅的父亲痛不欲生，七年过去了，丧女的悲痛仍时时攫着他们的心。不少人都提到ME庄有好几位死者。我们先到ME庄所在的M镇，时正逢集，穿过充满年节气氛的人流，我们徒步前往ME庄。三公里多的路程，我们花了约四十分钟才走到，不巧的是，死者李海莲的父亲李正实不在家，她母亲虽经我们多般解释仍不明我们的来意。我们只好先去邻村，待返回李家时，李正实已等在家里了。看到我们来，李母又是一阵嚎啕大哭，听得我们心里都沉沉的，李海莲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丧女后，海莲妈时时精神恍惚，只要人提起此事就哭得一塌糊涂。
       根据若华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兖庄有位死者叫兖春芝。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兖父兖学礼。春芝当时在三楼工作，遇难时仅十九岁。其父去深圳时未见到女儿的尸身，事后兖家得到了2．4万元的一次性赔偿。而兖母在女儿死后不久也去世了。找到兖春芝的下落我很
       激动，“春芝”这个名字是致丽打工妹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名字之一，那是还没有开始调查时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遇难者。不仅如此，在二百余封打工妹的信中，我读到六封写给春芝的信，从信中我知道她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好姑娘。我的分析文章是这样写的：“信的主人是个叫春芝的姑娘，写信的人有她的侄女、妹妹、姑姑，她们可能和春芝年龄差不多，完全是朋友的口吻，侄女说：‘听…说…你已来到了这里，我听到后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难过，高兴的是你已平安的到达了这里。我们这又多了一个亲人。难过的是你和我们同样的命苦，没能进入好厂。…我有千言万语想向你诉说。’妹妹说：‘姐姐你对我真好，我怎么也忘不掉你。和你在一起多痛快啊!’姑姑说：‘我很想念你，尤其你和我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每天做梦我都能见到你!’(从中看出，春芝的为人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在那次大火中遇难了。每每读到这段文字，都不由地令人心如刀绞。)采访中兖父提供了许多春芝的工友和亲友的名字，由于时间关系，马彦他们没有来得及访问，我希望，我们将有机会去做这件事。——谭深插
       寻访的第七天，我们要找的是死者商秋霞家和距离不远的屈小女家。这两个地方都没有通畅的公路，我们就租了辆车前往。由于这个地方太小，我们多次停下车来打听，并走了一大段弯路。所幸的是我们一下车就打听到了商秋霞家，她妈妈正好就在门口站着。说明来意，大妈把我们让进家里，然后去找秋霞的父亲。看着秋霞母亲的神色，我们心中很不忍，过去多年的事了一提起来，她的眼圈都是红的，可又要在我们这两个外人面前忍住不哭出来。秋霞的父亲回来了，他叫商诚信，看样子是一个在机关里上班的人。他当时和秋霞的三个叔叔去深圳处理女儿的后事，听人讲起过秋霞死前的情况。秋霞原在三楼上班，失火前去一楼领原料，本来逃生极易。但她想起三楼的电机还没有关，就返身上楼，结果被挤在了楼梯上。后来被救出时还有呼吸，还叫渴，同乡取水回来却发现她已被拉走。秋霞死时十九岁。厂里赔了2．5万元，后来香港市民又捐了1千元。商诚信翻找当时的事故处理书却没有找到。告别张家时已时近中午，我们谢绝了秋霞父母的挽留用午饭的盛情，前往离此地约三公里的Q镇QA村。
       QA村庄子不大，一问屈小女的事大家都知道，可找她父亲却花了点儿功夫，因为她家的房子和霸道的村支书相邻，已经被强行拆了，两个儿子家又都不让住，老两口只得寄居在一家移民新疆的村民家里。老汉叫屈青祥，已经近七十的人了，想起自己目前凄凉的处境以及死去的女儿，老两口已是泪流满面，屈小女死时二十五岁，厂里赔了2．5万元，后又寄了1千元，因为当时有规定，死者父母年龄有上五十岁的，可以多补助1．7万元，老汉后来与深圳方面多次联系都没有结果。加上目前住房的事，他多次到县里告那个支书，可“民告官”终究赢的不多，老汉的心早凉了。离开两位老人的时候，我和晓彤半天谁也没有说话。他们何以该过这样的生活?民之父母不给这些可怜的人们以抚恤也就罢了，尚还要来掠夺!我们没有见到那个村霸，不然也能写出杜甫“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绝句。而那些养儿防老的人，对这些情景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P镇的吴照英夫妇和他们有着相似的处境。吴老汉所在的村子里有三个致丽厂的死难者，其他两家目前的家境尚还可以，且死者的父母年岁也不是很大，而吴照英老两口则完全生活在窘迫之中。开始我们是到村里寻访这三家的，听说吴照英在县城住，还以为他的家境比较宽裕，可在县城里等待我们访问的却是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屋。夫妇二人也都六十出头了，当我们问起他们其他的两个孩子时，老两口不愿多言，言外之意我们也完全明白，要不，这么大年纪了，谁愿寄住他乡?他们给一家剧团看门，在城里人眼里，他们是乡下人，而在乡下人眼里，他们又不是乡下人。吴老汉有气管炎，老伴有严重的肺病，当个看门人，经济状况可想而知。说起京梅的死，京梅妈又哭得死去活来，我们讲了不少劝解的话才使采访得以进行下去。京梅原在三楼电车组，当年二十二岁，在致丽厂已干了三年，去时经过县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收300元费用)，并经卫生院检查的。出事后厂里赔了2．5万元，后又寄了1千元(香港捐助)，此外再没有什么人来过问过。面对泣不成声的京梅娘和唉声叹气的吴老汉，本来准备了一大堆安慰话的我们又完全成了无言的人。
       听说沈丘县东南方向的P镇有三位姑娘死于11·19大火，我们决定去那儿寻找。到了P镇，我们发现要找的叫PA庄的地方又是不止一个，在镇上问了若干人，人们也说不清楚应该找哪个PA庄。无奈，我们只有挨个撞，却没想一下就撞着了这个西PA庄。吴彦民是死者吴灵芝的父亲，我们去时他不在，只有灵芝的妹妹在。说明来意，灵芝的妹妹也是眼眶红红的，她安顿我们坐下，就去叫她哥哥吴洋。吴洋和我们年纪相仿，在中学当老师，此刻放假在家，对于灵芝当时在厂里的情况，吴洋也说不上来多少，一些证明早已遗失，他只知道当时厂里赔了2．4万元左右。当时灵芝十七岁，在厂里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是吴心灵。
       了解完情况之后，吴洋带我们去找吴志安，他是死者吴新琴的父亲。新琴当时二十二岁，在三楼上班，在厂里可能叫翠芝。事后厂里赔偿了2．6万元，后又寄了1千块。吴志安还告诉我们本村另一个死者——就是前述的吴京梅，她的父亲吴照英，现在住在沈丘。时间已不早，我们起身告辞。深一脚浅一脚地前往P镇搭车，三四里地的路竟走了近一个小时。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快到P镇时有人叫我们，回头一看，是吴洋，他两腿都是泥，满头大汗，吴洋追上来说忘了告诉我们，他在学校上课时曾听说那儿有个RA庄，也有在致丽厂被烧死的。情况是当时没死，受了重伤，在被抬上飞机准备返乡时死亡，具体姓名和情况他就不清楚了，他希望这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帮助。看着吴洋那满头大汗和真诚的表情，我们走了半天路的疲倦与懊恼全一扫而空。
       由于时近春节，人们都在忙着备办年货，我们时常因为等待这些上街赶集的人而大大放慢了行进速度。每天步行数十里的疲惫与年关的脚步也叩着我们的心，在对两个重要的生还者屡访不遇后，我们踏上了归途。这次行动我们找到了ll·19火灾中的死者家属十家，均赴家中进行了访问，还找到了伤者及逃生者二十余人，获得了不少重要的线索，这使我们能在沉痛之余品尝到一丝慰藉。
       这只是一次调查，完成之后我们又重返书斋，过着冷漠的都市人的生活，在做研究时说着一些我们曾经的调查对象所根本不懂的话语，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如今调查已过去了不短的时间，坐下来写些什么，心情早已不如当时那种有些尖利的感受。我回味着，捕捉着当时的感觉，在那一个个村子里，我们时时被那久违的淳朴与善良所打动，这也是我们能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把工作坚持下去的原因吧!我们来了又
       走了，他们依然要生活下去，可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他们何尝不知道南方有不少工厂里打工仔过着非人的生活?可每年照样有成千上万的打工仔涌向南方。他们决不是麻木的一群，他们只是无奈而已。那些默默忍受着丧亲之痛的人们，除了要承担这命运的悲剧，还要和其他农村人一样去承受一个农村人所要承受的一切。他们是被遗忘的沉默的大多数。可是我们决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未完成的结语
       谭　深
       追踪告一段落，我们把资料整理出来，把得到的近百名单寄给香港的朋友，由他们想办法去和意大利方交涉。每个人都来不及休整疲惫的身心，各自投入到了无穷无尽的忙碌之中。
       2000年9月，我得到消息：意大利方的“善款”已经委托给香港红十字会代理发放，而大陆方的代理者是与原致丽厂工人有关的五省／市红十字会。我立即通知参与调查的六位同学一起商议，我们该怎样配合此事?在人民大学对面的“星巴克”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不寻常。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笔对于富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平常晚宴的钱，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处于困顿中的打工妹和她们的家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此刻我们最担心的是有的人因证明不全，而眼睁睁看着这笔款项从身边滑过；还有，毕竟我们调查提供的名单不全，怎样尽可能多地让当时的受害者知道这件事?我们决定，同学们分组给每位被调查对象写信，信的内容是：告诉她们这个消息以及办理方式；请互相转告；如果需要帮助请和我们联系；提供的证明材料应是复印件，原件一定要保留在自己手里。我们作为关怀这一群体的临时集体，在此期间保持热线联系。至于我本人，我还幻想着通过官方途径，能拿到全部名单，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而且也最具权威性。
       我们再次分头行动。
       同学们的动作很快，他们每组寄出几十封信，并不断将得到的消息反馈给我。蓝家四个堂姐妹的父亲来信了，我们终于知道了不幸遇难的四姐妹的姓名；我们没有见过面的河南的赵君和重庆的焦飞燕来了电话，她们不仅谈自己的事，还积极地帮助寻找名单上没有的人，转告那些没有接到通知的人；还有那些求助的、感谢的信件和电话难以一一尽数。我在忙碌中时时被这些年轻的研究生和打工妹的善意和热心所打动，他／她们的人生经历和现实境遇可能大相径庭，但是在以助人为己任的情愫上，他／她们是相通的。
       但是我的进展就没有那么顺利。对于致丽大火受害者的帮助，我最想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协助意大利方的这笔款项发放，关键在名单；第二，想争取一些国内资源。我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对致丽大火受害者的关注和捐助不是来自香港就是国外?我相信问题在于人们不知道不了解那些受害者今天的遭遇。那些天，我找了许多朋友商量怎么做这两件事。怎么要名单，要么通过正式途径，要么非正式途径。有朋友建议，委托律师代理此事。但是，谁是委托人?受捐助人／受害者?个别人是无意义的，全体人是不可能的。我曾与香港红十字会联系，希望介入发放款项一事，如果被接纳，我可以建议由他们委托律师。但是没有得到回音。事后明白，他们也是代理人；有朋友建议我开个介绍信找有关部门。这个办法我曾试过，是委托一位当地的朋友办的，没有成功，于是通过北京一位好心的朋友找到当地一位朋友，又由这位朋友介绍我联系上一位官员。我还是对能被官方接受的“合法理由”心存疑虑。《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说：“有一万条理由”，“搞慈善谁能不同意”，“总要相信人还是有良心的”。我准备出发去深圳了。不幸发起了高烧，连出家门也困难。而距离各地红十字会登记的最后期限没有多少天了。无奈，我只得先拿起了话筒，与那位官员电话里谈一谈。结果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被拒绝。
       至于寻找国内资助，新闻媒体是最便捷的方式，卢跃刚介绍了中青报“冰点”栏目的记者沙林来采访我。本来我很不喜欢在传媒上露面，但考虑到也许会因此唤起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慈悲之心，就答应了。沙林的文章写得很感人，事后知道效应也不错。但某些地方与我叙述的事实有些出入。我反复强调应怎样写不能怎样写，沙林说我“顾虑太多”，我真正的顾虑还是怕影响了款项的发放，来一个适得其反的结果。这篇文章提前发表(原说好2001年3月，待第一批款发放后再见报，没想不到年底已经公开发表了)使我担心了好一段时间，甚至希望看见的人少一些才好。至于研究者的使命和职业道德，当然是我谨慎的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我早已在有意从“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以理想化的态度，去解读不同人群的行为。致丽这一“索赔”和“善款”的过程涉及的组织和个人非常多，关系复杂，我们不能以个人的价值去判断尚了解不清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不能以研究对象是缺乏发言机会的弱势群体或因为有好的出发点就任意处置关于她们的资料，我必须小心避免由于我的工作给她们带来新的伤害。——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还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新的帮助资源。
       依然是香港的朋友在努力。2000年11月在广州，我见到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石先生，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香港筹钱，有可能筹到十几万元(港币／人民币)，帮助几位受伤最重的人治病。是啊，对于重伤者来说，能拿到的补偿对她们是远远不够的。8月的时候，小英给我来信，告诉我她又到重庆做了一次手术，“从脚上割去了两块鸭蛋那么大的肉块，再取皮来植。”当时比较成功，回家后这半年伤口感染化脓，发烧，又住院……小英说，这已经是第十六次手术了。电话里小英又说，她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好的皮肤再植皮了，为了避免一再发高烧，医生认为她需要截肢。好容易保留下来的腿，现在又要截去，而且要从大腿截去，小英觉得自己真的无助了，她请求我帮她拿主意：她该怎么办?她说她做手术已经做怕了。不单如此，再做手术费用要一万元，安假肢又要很高的价钱，对今后的生活她感到了“恐慌”。电话那边小英的声音在颤抖，这是一位坚强自尊的女孩子在异常痛苦之中的求助。此外，还有一些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重伤者在登记过程中浮出水面，石先生说，其中一人需要安装假肢，请我在北京帮忙。说实在的，我也感到了某种恐慌，以我个人之力量，能否承当这一重托?
       而那笔“善款”发放的消息也一个一个地传来：最早告诉我的是许红云，2000年12月3日，她电话里告诉我，已收到领取捐款的通知，她将得到8900多元。明天她将与哥哥一同去重庆领取。2001年元月20日，红云写来信说：“领回钱我就去找了最好的医生，医生说在短短二个月完全可以康复，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你们能帮我们这么多忙，我一定要给(和)医生好好配合。”她告诉我她现在和丈夫在福建，丈夫打工，她治病。接着，又听到焦飞燕得到了捐款……
       2001年3月中旬，我得知：致丽受害者中，已经有三十五位伤者得到了款项，七十四位死者家属将收到领款通知。
       (作者注：本文除个别的死难者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2001年4月9日完稿
       谭深，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论文有《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等，并主编《农民流动与性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