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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
       秘鲁经济学家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新著《资本的神秘性——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在其它地方失败》(TheMystery 0f　Capital)，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为何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经济的原因。柏林墙倒塌以后，在发展中及后发国家中，并没有带来自由经济的蓬勃、顺利发展。西方学者往往将此归咎于这些国家缺乏充沛的流动资金，或者这些国家本身就缺少创业的思维方式，等等。
       在这本276页的新书中，迪索托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并非这些贫穷的后发国家没有足够的资产供其蓬勃发展；他举例说，在埃及，穷人积累的财富是外国投资者在埃及投资总和的五十五倍，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水坝的投资。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还没有建立一个无形的法律网络一一这个网络机制可以把财产从固定的资本变成活的、流动的财富；西方标准化的法律能够使人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屋置产，以便人们有资金进行新的投资，允许一个公司的资产分割成很多部分，可以公开上市进行股票交易，并使得评估财产成为可能……这一切都是在人们遵循当地约定俗成的法律规范中进行的。这种由现代法律保障的无形的资产管理结构，在西方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作者强调，就是因为后发共产国家缺少这种无形的资产管理结构，他们才无法成功发展自由经济。
       文化不同决定自由经济成败的观点，虽然曾流行一时，迪索托却持反对立场。他的研究发现，自由经济的成败，实际上和财产及产权的法律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这个关系主要是一个法律纽带。但把它变成了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比其它的事情更具有政治意义，也更具有挑战性。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一度经历过这么一个转变，即非正式的、不受法律约束的财产所有权，转变为正式的、统一的、合法的财产系统。
       西方图书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对迪索托的《资本的神秘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评论说这本书具有带来一场新的有益的革命的潜力。因为，它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缺乏法治。这个法治为尊重私人财产、发展商业经济提供了一种保障。它应该成为各国掌管财政大权者的必读之书。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规，但似乎很难形成对自由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保障的无形的法治网络——使法律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国大陆的有识之士，早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经济”。这与迪索托的研究主张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
       (肖立强)
       奢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了一本书《奢侈与资本主义》，作者是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既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也与韦伯的意见相左。这本书总的观点是，十三、十四世纪是新社会出现过程中第一个有意义的阶段；在意大利出现了不再基于封建经济的巨额财富。资本的积累源于亚洲的贸易和对亚洲的开拓，源于新的白银资源和其他金属的发现，以及私人高利贷。在十五、十六世纪，德意志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资本积累；荷兰、法国和英国在七世纪紧随其后。同时，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以都市化的贵族、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绝对世俗政体的发展、巨额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对社会风度的精心培养为特征，由王公贵族统治的小国不断发展壮大。十六世纪的前半叶，法国又为欧洲提供了此类政体的最佳模式：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在这个辉煌的宫廷里，女人们拥有无比优越的地位，她们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前所未闻的谋略和技巧、强调社会风度的作风以及对奢侈品的欲望。
       桑巴特最具原创性的观点，是他对新的性价值观在资本主义道德观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他指出，西方自十一世纪以来，爱情不但被世俗化，越来越摆脱了宗教的目标、原则和制度，爱情变得更加自由，而且随着爱情的解放出现了一个新的妇女阶层，并被赋予各种名称：宫廷情妇、女主人、轻佻的女人、宫娥等。他们出现于大小宫廷，并给这些宫廷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对财富的渴求、巨大的消费和盛大的娱乐活动等等。而且资产阶级模仿宫廷的口味和风格，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
       桑巴特指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五官感到愉悦的东西，都倾向于在日用品中发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恰恰是这些物品构成了奢侈。不容置疑，推动任何类型的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起作用的性冲动中找到。由于这种原因，凡是在财富开始增长而且国民的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我们都发现奢侈现象很突出。
       桑巴特这种奇特的研究，显然没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理论说服力，所以在一百年来他的影响是有限的。但随着当代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化，他这种微观分析的价值，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至少，桑巴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详细深入地了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而避免一元论、简单化的资本主义发展观。
       (正　平)
       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大灾难
       纽约沃尔索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迈克·戴维斯的新著《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灾难》，主要讲述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导致亚洲、北非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崩溃的一系列饥荒灾难。迈克·戴维斯估计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约有3—6亿人死于那场饥荒。说这场灾难是“自黑死病之后最大的人类悲剧”，并非夸张之词。
       气候因素显然是直接原因。干旱连同厄尔尼诺的南移导致了热带地区和中国北部一连串大规模的农业危机，而迅速造成了那场灾难。这种解释无意中重复了英国官方的说法，在英属殖民地印度每一次饥荒报告的摘要和王室的训谕里都这样写道：上百万人死于严酷的气候，而不是帝国主义。然而，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饥荒本是可以通过调节经济和社会的方针政策来加以避免的，戴维斯称之为“政治生态学”。他阐述了独裁政府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怎样加剧了那场饥荒。与十九世纪帝国体制密切相关的新的经济安排置人民于无助的境地。因为这种疏离的管理，抑制了能够预防形势恶化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发展，使得这种经济不安全感更加强化。
       为了解释清楚灾难的原因，区分清干旱或水灾两种不同的农业灾难所引起的经济困难是有益的。干旱或洪水可以毁灭农作物，也可以通过减少农业就业机会和工资来降低人们的收入。它还可以摧毁市场上许多人赖以生存的适度的商品和服务。干旱或水灾引起的经济困境远远超过了食物供应方面的直接影响。
       
       生活在同样的社会、面对着同样的食品供应，有些人是那么强烈地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而有些人却几乎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区分灾难对全部食品供应的影响和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区分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开放市场或加强运输(例如通过铁路设施)，把食品送到灾民手中，并不能简单地消除饥荒。问题在于，灾民们没有钱去购买市场供应的和铁路运来的食物，有时甚至完全相反。食物流出灾区，就被富裕地区的强大购买力所吸纳(例如，1840年爱尔兰饥荒期问，食物从饥饿的爱尔兰流向富裕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公众普遍认为，通过发展市场和制定运输计划以期饥荒自动消失是一个错误。
       收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对那种保守的主张也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这种保守主张经常认为，人们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死去，准确说是因为传统的地区自助和安全保障制度的衰落。新的帝国制度能摧毁人民的挣钱能力，或把现存制度理解成共享的制度，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但是传统的经济制度并不给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机会，或能有效地庇护真正的社会失败者。
       有必要认识到，如果市场和运输体制与一定的经济手段相结合，这种综合效应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人类的安全。关键要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应变能力。特别是在自然灾害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创造紧急就业机会来增加收入。如果未来的灾民有可用来购买食品的这部分收入，那么市场和铁路就可以运转起来给灾民提供食品。戴维斯所描述的灾难细节，不应仅仅视为市场暴力或乡村社会衰落的后果，而毋宁是一种主要经济政策，包括不同层次的公众行动的彻底失败所致。
       此外，弄清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区分清以下两者：(1)经济市场或公众分配制度的有限范围；(2)公众参与和民主管理的有限机会。帝国制度在以上两方面都犯有严重罪行。尽管戴维斯的历史研究集中在被称作帝国主义饥荒的现象上，但同样的失败也发生在独立国家，甚至也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匮乏以及政治杠杆作用的失效导致上百万人陷入无助的贫困以至最终死去。
       (玲　子　编译)
       重新审视“纯文学”
       《上海文学》2001年第三期头条发表了《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李陀认为纯文学的观念，在最近十年中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好的，有很多问题，目前就这个问题重新反思，对于认识八十年代的文学，对于以后文学的走向，都很有意义。
       李陀认为，八十年代纯文学观念的提出，是为了消解“文革”造成的文艺的严重僵化，即把文艺定位于简单的为政治服务，并形成了从样板戏中总结出来的艺术教条。但“文革”后最初否定“文革”文艺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化的变革，沿袭的仍然是“工农兵文艺”的传统路线。真正的文学变革虽然发端于朦胧诗和后来的寻根文学，但真正成气候要到1987年，其革命性变化首先体现为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等等。
       李陀认为，1987年的文学变革有很多问题。文学在冲决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时，还不能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很难对未来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整体性的想象，对文学的功能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只能就文学说文学，比如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强调形式即内容，认为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李陀认为，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总体上说，是以文学性反抗政治性，并且以现代西方文学作为这种反抗所能借鉴的资源。
       李陀认为，“历史突然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使1987年以后形成的文学变革不能再继续，反而由于九十年代以后突然汹涌喷薄起来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摧毁了这场文学变革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文学坚持‘纯’，坚持‘阳春白雪’，似乎是不可能了。可奇怪的是，‘纯文学’经历这样一场风暴却坚持生存了下来，当然，面对新的历史，它也更加强化了它的‘不及物性’——其实就是使文学与现实发生严重脱节的封闭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抗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与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严重的是，文学批评对这种现象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反而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动那些应和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时，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社会变革。
       (见　非)
       反省八十年代
       2001年3月12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有关台湾文学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议。争议发生在台湾和内地学者之间，论题涉及到对于台湾作家黄春明的乡土小说中的反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评价。
       话题由一名内地教授引起。他在发言中指出：黄春明的小说表现了台湾工业化过程中传统乡土与现代的碰撞，其中由乡村的覆灭所引发的人性的悲剧虽然感人至深，但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抵触却不足取，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对此台湾的代表大有异议，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首先起来反驳，他认为：台湾的资本主义现实比较特殊，不同于欧洲国家，故而不能直接套用马列论述，台湾的资产阶级系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扶植而起，是殖民性的畸形儿，没有进步性可言，予以揭露批判是非常必要的。黄春明本人非常激动，他说：如果一个作家不能为与他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民众说话，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意义。该内地教授答辩说：我们大陆与台湾不同，你们在抵触和批判的东西正是我们大陆所欢呼拥抱的，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进步。
       会上，也有内地学者有不同意见并就事实和理论作了两点说明：1，提醒大家注意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可以“新左派”为代表)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强劲反省，断言我们大陆在全面拥抱市场经济并不准确。2，梳理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我们会发现现代性有两个相反的方面构成，一是以现代化为主体的经济、政治体系，二是以反现代化为旨归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两个方面互相对立却又互相补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否定文学作品的价值，显然错位。
       这次争议实际上隐含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理论界的一些重大分歧。
       (赵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