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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智者，一位使徒般的跋涉者，历时十年奔走于黄河上下中原大地，在城镇，在乡间，在地方官员的厅堂里，在普通农民的炕头上，他“望、闻、问、切”，观察、体验、咀嚼生活，逼近生活的真相，诊断生活中的病症。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终于将一本洋洋六十万言的日记体社会考察报告《黄河边的中国》奉献于一切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人面前。
       作者曹锦清教授为我们如实描述了“黄河边的中国”，即中国人口、土地资源、市场资源最为广大与集中的地区——中原地区的当代社会风貌，堪称一幅社会全景画。
       二十多年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人们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生活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当年我在北京近郊的东北旺公社上地大队插队落户，这里虽地处京畿但毕竟是农村，与近在咫尺的城市有着质的差别。而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闻名遐迩的信息产业基地，号称中国的“硅谷”，国内外最前卫的高科技企业纷纷进驻，区内已是道路纵横，广厦林立，原来的田园农舍踪影皆无。作为曾经落户于此的“原住民”所感受到的变化之大，用天壤之别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三年前在上海过中秋节，应朋友之邀上“东方明珠”赏月。黄昏时分，大上海渐渐沉入暮霭之中，栉比鳞次的高楼却浮出于暮霭之上，直通天际。俄顷，华灯初放，与月色交辉，浮光跃金，灿烂一片。浦江夜景比曼哈顿更显辽阔，浦江夜色比新加坡更为疏朗。怪不得克林顿的女儿到了上海都感到“很兴奋”。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的全貌，这只是“黄浦江边的中国”。
       曹先生所见的和为我们展示的“黄河边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农村应当说也有了发展变化，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的传统——“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曹先生甚至不辞繁琐地为读者记录了一份普通农民一日三餐的食谱：“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看来广大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穷病”。
       “穷病”尚未治愈，“富病”却不期而至。所谓“富病”即“饱暖思淫欲”之病。这些年来信奉“唯物主义”的我们总把“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俗套挂在嘴边，但又得到多少实证呢?倒是曹先生走访的那位深谙民情的老孟道出了一些实情——“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广为流传的民谚形容干部中不少人“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而农村中“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的民谚也不胫而走。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这几年，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河南这地界上老“出事”。看过《黄河边的中国》，你就不会对河南总是出事感到奇怪了。河南恰好处于“黄河边的中国”与“黄浦江边的中国”的交接、交汇之地。一边是欣欣向荣、日渐富裕的沿海开放地带。这里幸运的人士们早已告别了穷困，搭上了“先富裕起来”的头班车。这里的人们见面的时候早已废弃了原先常用的问候语“你吃了没有”，代之以“你发了没有?”而另一边，在河南的农村，有的农民在农忙季节还喝不起“酱粥”。先富的人们与贫困的人们，“黄浦江边的中国”与“黄河边的中国”反差如此强烈，怎能让人无动于衷呢?!况且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绝不容你再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于是，中原大地上的“穷富病”便大肆流行起来。
       “穷富病”者，穷而急富之病也。曹先生经年“潜行”于中原的田野、乡村，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沸腾于民间与人民内心的竞比之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富之心更为迫切，此乃“人性”，本无须倡导。但多年来，各级政府竟不遗余力、层层加码，大搞“官逼民富”。现代传媒也着力“启蒙”，威力强大的电视为淳朴的乡民制造了城里人的“现代生活”图景，更是引得人们怦然心动、趋之若骛。如果留意的话，在《黄河边的中国》里常有这般情景：农家堂屋里半裸的挂历女郎占据了原来属于吉庆有余的年画的位置；依门而立的农家女精心涂抹着指甲油，想“把自己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但是，不独曹教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客观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这批‘既回不了乡村’又‘进不了城市’的新一代农家子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巨大的而且还在继续加剧的地区差别，与日俱增的心理冲击与压力，彻底地唤醒了黄河边的人民，他们被激励，受刺激，既兴奋，又焦虑。人之欲望能实现者若十之八九，大致可以满足；人之欲望能实现者若仅十之一二，则必然大失所望，甚至郁悒成疾，溢于外，则为盗为窃、为诈为骗，破坏社会秩序；积于内，则为烦为忧、为苦为恼，损害身心健康。如此这般，怎能无事?
       曹先生准确而生动地将当代中国社会及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为：穷病、富病和穷富病，可谓一针见血。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农村和农民。目前中国内地农村发展迟缓、滞后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农村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是农民负担过重。减轻农民负担几乎已成全社会共识，政府年年三令五申“减负”，结果就是减不下来。认识到位，措施不少，却不见成效，说明农民负担背后还有更复杂、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减负”处于两难境地，具有矛盾性的制约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理由是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如果仅从某个局部看，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确实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比如：企业实行的“减人增效”。过去为保障充分就业，有“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说法，而现在搞市场经济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三个人的饭只能三个人吃，甚至两个人吃才更好。因此，就要裁减人，效率自然就提高了。但局部效率的改善未必等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宏观效率不等于微观效率的简单叠加。二十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有提高效率的一面，也有降低效率的一面，而这种两面性是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以前或初期所不易为人们察觉和承认的。曹先生多年来在基层贴近生活的大量调查研究，十分深入扎实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影响效率的双重作用。
       从微观或某一局部看，市场经济有“减人增
       效”的作用，但从宏观或更大的范围看，市场经济也有“增人减效”的作用。市场经济往往从社会领域抵消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曹先生发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活动中效率相对提高了。但同时由于新体制的实行，农村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治安问题、经济核算问题。有些原有的问题，如计划生育工作由于体制改变工作难度加大，成本上升。这些新老问题都使得在市场以外的社会的管理成本及管理人员大大增加了。以治安人员的增加为例，过去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公社至多配备一名公安人员足矣。而现在一乡(相当于过去的公社)至少要有专职的公安人员十几至二十几名，要建立警察派出所。这还仅仅是专职人员的增加，实际上如今地方治安只靠专职公安人员早已捉襟见肘，还必须辅之以数倍于专职公安的“保安队”。在这方面，人员与开支的上升绝不止过去的二十倍。此外，农村中各级经济统计、会计人员，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费用也较之从前有十至二十倍的上升。基层人员增加，职能扩大，各级政府人员和费用也必然相应地增加与上升。这样就造成了目前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管理人员扩充和管理成本急剧上升的形势。而这些成本与费用最终当然还要由直接生产者——普通农民来提供。
       曹先生在书中用了一种很通俗的、很中国化的表达。他将各级政府管理活动所需费用分为三类：吃饭、办公、办事。吃饭者，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报酬；办公者，维持政府机构日常运行之费用；办事者，才是行政当局执行其功能所需费用。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及附属机构开支愈益增加，各级预算开支能够“吃饭”与“办公”已算非常充裕了，至于“办事”则普遍没钱，而政府“吃饭”、“办公”之目的毕竟是为了“办事”。由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必然要在正常税赋之外再行提留。换言之，目前基层政权及附属机构的自行提留并非没有合理原因。但问题是此门一开便同时给了各级官员和机构中饱私囊的机会，而在同一过程、同一行为中，是很难区分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难于扬“善”而止“恶”。这是造成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屡减不轻的深层原因，或按现在流行说法是“体制原因”。
       现在众口一辞声讨基层官员增加农民负担，中饱私囊，而基层官员也有诸多抱怨，如今农村工作集中在三件大事上：要粮、派款、刮宫流产。其实，这活儿也不好干，上下埋怨，夹板受气。一位乡党委书记坦言：“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的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由此就引申出曹先生在对“黄河边的中国”的各种社会病症的诊断中最为担心与关注的“穷富病”问题。穷而急富，各显神通。官场之上，跑官，要官，歪风甚炽，民谣有云：“一万挂个号，两万划个道，三四万给个帽。”为了得“政绩”，获升迁，有的地方干部们汲汲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结果往往是折腾一番，劳民伤财。更有劣者，假公济私，借机自肥。在民间则同样是物欲滚滚，人心惶惶。赢家通吃，胜者为富、为尊；优胜劣汰，败者为贫、为贱；为尊富者不仁，为贫贱者不义。天下汹汹，不知所往。曹先生担心地说道：“现行的追赶战略一到内地几乎成为各项劳民伤财的达标战略，明明连温饱都没有彻底解决的穷人却拼命攀比西方富人的高消费，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总有一天会酿成极大的社会灾祸。”
       孔子云：“富之，教之。”现在全民求富已是蔚然成风，甚至已成社会的“共同理想”，但究竟何为“富裕”?恐怕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富裕并非运用财富指标，譬如：人均GDP多少多少，即可充分衡量。除去客观指标外，还有主观方面的指标。什么是“好生活”?好的生活标准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如果当今中华民族不能有一个自己民族的幸福标准，而要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那几乎可以肯定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场灾难。既然在看得见的将来我们还不能移居另外的几个“地球”，既然黄河边注定是我们的家园，恐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挣、会花”，至多是我们生活中一半的内容。重建我们的信仰，重新定义幸福，确立新的价值观念，也应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努力追求的。我们生活在黄河边上，我们不能把精神丢向美国，我们的精神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园。
       房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