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看到她的时候，她站在海印电器城的大门口。此时，太阳已经偏西，逆光，她的背影嵌在金色的光晕里，白色裙裾透明地摆动，大腿的轮廓清晰可见，往上是臀部，急剧收缩的腰姿，先是单纯的直线，然后一个完美的弧度，在明暗交错的光影处。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腿，我当然见过，但极少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的视线。我有点发晕，或许是陶醉，积累了一个下午的疲惫，突然消失。人群都在往外涌，卷帘门哗哗地拉下，我却放慢了脚步，一点一点向她靠近。其实我的本意是想停下来，可是这兵荒马乱的场景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必须靠近，必须破坏这幅画面，我的脑袋里回旋着拉赫玛耶洛夫悠长的旋律线，这一刻，是神奇的。
转了一个下午，我仍然没有找到我要的那种型号的导线。我的功放升级了，音箱也换了，德国进口的，于是我的听力也接近国际水平，我能靠耳朵辨别出小号的声音发自乐队的哪个方向。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散漫的兴趣，我说散漫，是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随着时间段的不同而不同。有一阵是摄影，当我对OLINPUS炮筒般的广角镜感到厌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相机转卖给别人，然后用这笔钱换来音响。我是一个善于操作的人，我身边的女朋友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来去去，这种方式正如失去相机，得到音响，起承转合都在我的控制之中。我依然单身，所以我不用忙着养家糊口，我也没有买房，所以也不用忙着供楼，其实，人的麻烦都是自找的。毕业后，单位分给我一个单间，就是我多功能的活动场所，集卧室、客厅、书房、听音室、餐厅于一身。我在的报社号称广告收入名列前茅，我在的副刊部两个星期才轮到我编一次版，为此我的收入和时间一样的丰裕，这就是我的现状，我很满意。
我是电器城的常客，无数个下午，都消磨在这里。买碟，帮朋友选机子，把我的音响组合来组合去，我的女朋友们都说我胸无大志，我说，我也有大志呀，创建自己的报业集团，做中国的默克多，可外部环境不允许。不是我的问题，着急也没用啊。尽管胸无大志，还是有女孩围着我，我的诀窍是背出一大串古典作曲家的名字，背全名，就能把她们震住。
可是，现在，我被她震住了，她的背影。
她好像不属于这个嘈杂的时刻，她站在那里，站出一片自己的世界，由光与影构成，半透明的她，披挂着落日的余晖。人们仍然在匆忙地往外走，只有我的眼睛，唯一的眼睛沦陷在她的背影里，沦陷在她的独有的弃绝时空的美态之中。我已经记不清她的长相，但我确定就是她。第一次，她和我的一个熟人走在一起，在电梯口，我们打个照面；第二次是在一个档口，她蹲在一个纸箱前挑光碟，我正好路过；第三次碰到她，此刻，我预感，应该发生点什么。周围的陌生人，对我来说，都是移动的树或电线杆什么的，可她不是，她久久地伫立在我的视线之中，是必然，是巧合，不不，这不重要。此刻，这画面像某种沉静的潜在物，潜伏在我的意识深处，它先于我的意识，我的眼睛，我血流的速度而存在，或者说它产生了我的意识，我的眼睛。它抖动着，翻滚着，变得强烈，而我正走向缓慢和虚弱，我的脚步是柔软的，我的心跳也是柔软的，我正柔软地靠近她。怎么，又是你，她感到惊奇。是呀是呀，我们是第三次碰面了。认识一下吧，我掏出了自己的名片。是记者呀，我可是你们报纸的忠实读者。看来，她是那种善于给人制造好心情的女孩。正说着话，她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出现了，我建议去我那里坐坐，我的小屋就在电器城附近。
通过我明察秋毫的眼睛断定，她和我的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我的心情顿时加倍地好起来，我在盘算，晚上可以展示我的音响，同时再表现一下我的厨艺。我是一个很会打理生活的男人，与生俱来的，记得小时候我的白球鞋比班里的女同学还干净，红领巾必须系出一个平整的结，我才会安安心心地出门。男孩子的游戏我也参与，但玩过以后，就会独自后悔，因为剧烈的活动总会破坏我整齐的装束。我就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长大了。长大以后，人才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像小时候，尽是集体活动，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参加，不懂得拒绝，也没有拒绝的勇气和能力。比如，现在我不去踢球，我更喜欢逛街，没有人会笑话我，并且我的这种异质的性别倾向，让我的桃花运频频发生。我的女性朋友多于我的男性朋友，我的女朋友们大多认定我是美男子，其实我就是鼻梁和个头稍微高点，穿衣服注重搭配，我想美男子也是容易当的；不像美女，五官，三围，身高各项指标一算下来，淘汰率蛮高，所以好多漂亮女人标价也很高，这很正常，符合市场规律。你看，我的确是有很多特点，当然这些特点都是其他男人嗤嗤之以鼻的，比如陪女人逛街，并且是和看起来我们彼此般配的女人逛街，天生的一对，符合大众的理想模式，走在路上，是有回头率的。关键是两个人的虚荣心可以同时得到满足，因为我发现女人好色的程度并不比男人差。更何况，我可以陪着我喜欢的女人在内衣专卖店磨蹭一两个小时，就像两个人靠在一起翻阅私人日记，那种亲密兴奋的感觉，发生在公共场合，而不是床上，独特、刺激。
我们很快就到了我的住处，我的朋友郭磊和女孩阿芳坐在了湖蓝色的布艺沙发上，我放了一张邓丽君的碟，她的歌适合所有年纪所有的人。然后取出紫砂茶具，泡上一壶岭南单丛，阿芳先是被茶杯娇憨的造型吸引了，我说它们叫阿呆，是我从天河城买来的，当时它们的名字就写在标价签上。阿芳在捧着阿呆的那一刻，眼光突然飘向我的床角，床角下有一双绣花的女式拖鞋，阿芳看完绣花拖鞋，再看着我说，很漂亮，可惜蒙了很多灰尘。我笑了，她也笑，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难解难分。什么很漂亮，郭磊咽下一口茶，布艺沙发，你不觉得吗，阿芳扭头对郭磊说，沙发，郭磊下意识地拍拍靠背，哪里有灰尘。我给他们加水，我看到自己的手在轻微地抖动，阿芳的手伸过来，扶住壶嘴，说，我们自己来吧。邓丽君正在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碰到了郭磊阿芳，我为他们做了一顿晚餐，红烧鱼的火候恰到好处，我们还喝了点红酒，我又故伎重演，说了一通古典音乐，以及关于帕格尼尼的一个小笑话。阿芳似乎对笑话更感兴趣，嚷着要我再说一个。于是，我换了一种题材，黄色笑话，阿芳笑得更起劲，花枝乱颤，一如《
聊斋志异》里的花妖婴宁。
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阿芳的笑声犹在，竟有绕梁不绝之势。我依然胸无大志，依然热爱睡觉和闲逛。闲的时候，很想给阿芳打电话。我是一个有很多想法的人，但都疏于行动，我就活在我的想法里，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这样，想法才可以永垂不朽。我的女朋友们依然来来去去，因为我不想结婚，她们只好来来去去。有的习惯在两种情况下给我打电话，一种是结婚前夕，另一种就是和男朋友吵架。两种情况都必然和哭泣有关，我先是听到她们的哭声，和我说上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听到她们的笑声，
这就是我的魔力，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会在心里永远陪伴着你。我没有撒谎，我是在想着她们，别人的妻子或女友，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比任何幽会和偷情都有价值，它饱含着欲望，其实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心灵倾向，它总在和禁忌对抗。我想我在精神上打败了那些我不认识的所谓丈夫和男友，我在和一些阴影战斗，驻守在女人的忧伤之中，我们共享的秘密，共享的乐趣，在消失的同时又在生长。我隐姓埋名地活在女人心中，我们隔着世俗的荒漠凝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她们的声音以及她们的身体，鬼魅一样降临，然后鬼魅一样地消失，发生的和没发生的一切都成了幻觉，我沉醉于幻觉带给我的快感。她们是灵，是精神，她们喜欢我这样，我的存在，构成了她们的另一种生活，她们的水中月，雾中花。
外面刮起了六级台风，暴雨咆哮着，我正在接听电话，是我的前任女友，那双绣花拖鞋的女主人。确切地说，是她抛弃了我，她跟上了一个富有的男人，我们没有反目成仇，甚至是我促成了她的抉择。我右手托住电话，左手夹着香烟，一支连着一支，我们聊了很久很久。我记得，我还给她出主意，怎么才能守住有钱男人的心。电话那头，她哭得很伤心，其强烈的程度不亚于窗外的暴风雨，她哭着说，她现在正穿着我送给她的那套真丝内衣。我喜欢女人的泪水，喜欢这种来自心灵的潮湿。有的男人以为拥有女人身体的潮湿就证明拥有她这个人，错，你没能拥有她的泪水你就永远不可能拥有她这个人，从没有女人为你哭泣过，这是男人致命的缺憾。莫名的伤感，莫名的泪水，不是因为愤怒，或者委屈，没有原因，突然飘洒的泪雨，轻轻的啜泣，然后化成灰烬。现在的情况是，那个有钱的男人拥有她的身体，而我拥有她的泪水，我的失败是明显的，可我的胜利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的悲剧，因为我爱她们，以我的方式去爱，让她们记住我。此刻，我的左耳里是雨声，右耳里是哭声，我被两种声音，两种意念中的湿润包围着，我想我是幸福的。
挂上电话，我的烟盒也空了，雨声更加强烈，仿佛要砸碎这个世界。我突然想到了马勒，只有马勒的音乐才可以同台风的暴虐抗衡。不用调音量，马勒本来就声势浩大，我闭上眼睛，我的肉身正在分解，我看到自己成了自由飞舞的碎片。
我又重新回到那个下午，我的眼睛正贪婪地捕获那透明的背影，她的笑容和她的手，我们一起捧住的茶壶，我们由眼光达成的默契，都混合在马勒的音乐里，迎击着恶劣的天气，以及我恶劣的心情。
门铃突然尖锐地刺破了这音乐的屏障，阿芳湿淋淋地站在门外。
我关掉音响，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对付这突发的场面。阿芳先说，我来避避雨。但她失魂落魄的表情告诉我，事情并不像避雨那么简单。我只是本能地按着普通朋友接待她，我递上一杯热水，然后在衣柜里找干毛巾，我转身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已经浑身湿透，换上我的衣服吧，她犹豫了一下，轻轻地点点头。我把她领到卫生间，告诉她怎么开热水器，转身回到我的房间。雨停了，现在只有来自卫生间的沙沙沙的水流声，已经深夜了。
阿芳走进房间，先是有些拘谨，我的衬衣和裤子在她身上像宽敞的戏服，戏服后的她是娇巧的，眼神飘忽着，有些湿润，不知所措的样子更加楚楚可怜。我开始心醉神迷，我甚至没有兴致追问她突然降临的真实原因，一定有具体的原因，凭我的经验直觉，我想放弃追问，我想继续保持着心醉神迷的瞬间。阿芳大口大口地喝水，然后发呆，不说话，我不得不打破这僵局，打破我的幻觉。怎么啦，怎么突然神兵天降。阿芳没有正面回答，又扭头去看床角，呵，绣花鞋还在。还依然有灰尘，我补充说。阿芳终于笑了，你一定很爱她吧?谁，我没反应过来，你的女朋友呀。哼，过去啦，别提啦。你们吵架吗。不，我从不和女人吵架。那就是说，更不会打架啦，她真幸福，阿芳似乎在喃喃自语。我突然明白了，我想我的揣测是正确的，我的心开始狂跳，冷冷的，带着雨夜的凉意。
阿芳的确是和她的男友发生冲突了，那个研究古文字的博士男友，一定像古文字一样古怪，我这样去想，觉得解气，为阿芳。局面很糟，阿芳顺手操起一把刀，挥在手里，她也弄不清当时为什么要去拿水果刀，是进攻对方还是用刀自伤，来威胁那个男人。反正混乱中，他的手和她的手都被划破了。阿芳伸出伤口给我看，细细的一道，不严重，有点红肿。叙述这一切的时候，阿芳还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在抽屉里，翻出一张创可贴，她说用不着，自己没那么小气，这算什么伤呀。看来，她的情绪早已稳定了。我再为她泡了一壶茶，我准备陪她聊聊天，让她暂时忘掉晚上的事。我问，为什么想到来找我。她说，她在广州没有其他的朋友，她是为了他才从家乡景德镇来到这里，在一家公司做文员。她的男友正在攻读学位，她常常给他零花钱，给他买书买烟买衣服。你看，我喜欢你的阿呆，我就来找你啦，打搅啦。我本来想说我正想起你呢，可我又把话咽回去了，我看到阿芳捧着茶杯的手在轻轻地抖，她在哭，她终于哭了。
同一个晚上，我先后听到两个女人的哭泣，一个是和我有关的我看不见的女人，一个是和我无关的近在眼前的女人。总是女人在流泪，泪水和女人构成了某种难以辨认的关系，没有泪水的女人是可怕的，我深爱着女人的哭泣和哭泣的女人。
我从纸盒里抽出纸巾，递到她眼前，她不接，好像没看见似的。她先是用手背轻轻地擦拭脸颊，然后用中指抹去鼻翼两边的泪痕，埋着头喝茶，接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灯光下，经泪水流淌的脸更加白皙清新，现在，她的脸，她纤巧的五官，离我很近很近，可我看到的还是她的背影，那幅永恒的画面，绝对的世界，我无力走进，以及她优雅的擦拭泪痕的手势，这一切，我永远无法企及。她的忧伤，不需要劝慰，我那天生的与女人的亲和力，在无辜的难以接受的诱惑之中，茫然而不知所对。我只能观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凝望着。阿芳静静地坐在那里，她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这个夜晚，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左右着每一缕灯光，每一丝气息。她变换了一下坐姿，身体放松，靠在椅背上，望了一眼天花板，最后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问，有烟吗。我迅速起身，从书柜里拿出香烟，我像一个熟练的贴身侍从，及时地为她擦燃一根火柴，隔着细细的火苗，她突然对我展颜一笑，火苗里的笑，把我推向某种匮乏的孤独之中，天堂和地狱重叠了，我知道，我必定难逃一死。
吸完烟，阿芳说她困了，我抬手指床，说，那就休息吧。那你呢，你睡哪?睡你旁边，不介意吧。我的肌肉绷紧，我的口气却轻松随意。只能这样了，你看，这是你的房间，你的床。没有任何暗示和鼓励，我既失望，又感轻松。失望也是隐隐的失望，一晃而过，我的本意是想聊个通宵，天亮了，一切都好办了，因为白天有着清晰的秩序。不过，此刻是广州的深夜，最晦暗不明的时刻，幸福的人们，在敞开的窗户前，在深深的睡眠里平静地呼吸。和他们相比，我的不幸
在于我必须和睡眠抗争，仅仅是为了一个打动我的背影，我在缓慢流淌的时间里煎熬，真正的悲剧还是阿芳对此竟一无所知，我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陷进落地灯昏黄的光晕，我点燃一支烟，烟雾丝线一样的缠绕，空气里浮动的是一个女人睡眠的气息。我侧身注视着光晕之外的女人，她横卧的睡姿，她明明灭灭的身体弧线，她是坚硬的存在。而我却是正在消散的烟雾，显得不那么真实，我的过去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正在时间的刻度中缓慢地死去。这样的夜晚，像一株缄默无语的植物，迎接了蜂鸟突然的造访。
我只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儿，天就亮了。
当我拿着新鲜牛奶和面包回到房间的时候，阿芳已经穿好了自己的衣服。她愉快地啃着面包，你是个好人，你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吗。你说呢，我不置可否。阿芳说，她会找个时间好好谢我。好啊，别让我等得太久。清晨，我的思路异常的活跃。我得去上班了，阿芳拿起镜子照了照，我把她送到门口，再次回到房间，阿芳穿过的衣裤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边，再也撑不住了，我一头倒在床上。
报社进行内部调整，我被派到要闻部做一线记者。每天出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非常的紧张忙乱，我想，我也许得救了。繁忙的人是最单纯的了，他被某种行为惯性所驱使，忙，累，然后休息，自成一体。那天，在报社发完稿，已经很晚了，女同事说现在开始有“伟哥”卖了，我说我本人就是最正宗的伟哥，用不着那东西，她说我吹牛，我说我可以接受她的验证。我们的社会新闻就是在这种打情骂俏的气氛中做出来的，读者反应强烈，说本报的新闻最具平民色彩。女同事做的是美编，今晚她很背运，版面排了三次都被老总拒签，打回来重做。我发现她已经开始坐在苹果机前抹眼泪了，各线记者发完稿，都纷纷回家了。办公室安静了许多，她低低的抽泣声，突然把我拽回那个潮湿的夜晚。我把挎包重新放回桌上，我站在她的身后，弯下腰，我的手臂环绕过去，轻轻地拥抱，我在说，乖，别哭。半个小时以后，她第四次做完版面，老总才满意地签发了。我们一同走出报社的大门，她缓慢而清晰地说了谢谢两个字，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走在路上，我在想，不知道阿芳此刻在做什么。
打开门，就听到急促的电话铃。还没来得及换拖鞋，我就奔向话机，急于验证我的预感。果然，阿芳说，要来和我道别，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对时间保持着异常的敏感，我不关心它的流逝，我关心的是它的推进，向某处熟悉的，未知的，笨拙的，疼痛难忍的夜晚推进……
阿芳弄来一个大纸盒，放在我的茶几上。里面有什么，对此我兴趣不大，想着她会从此离去，离去，离去，这样的想法折磨着我。她的脸，她白皙的轮廓模糊难辨。阿芳从纸盒里拿出的是一只景泰蓝瓶子，她问我喜不喜欢，她说留个纪念。我仍然不动声色，我的看不见的，不可琢磨的躁动，疑虑，焦灼，都深藏在我的沉默之中。阿芳似乎不需要我的回答，她捧起瓶子，独自出神。我们就像两颗冰冷的星球，陌生地对峙着，谁也无力打破这沉默的坚冰。她穿的白裙子，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条，昏暗的小屋里，它依然是透明的，透明的城堡，一定有我的视线，我的想象力，我的莫名的忧伤难以穿越企及的禁区。这白色，意味着某种幽闭的空白，空白包围着的那团黑影，让我的内心疲惫不堪。她继续用另一种沉默，出神，发呆对抗着我的沉默，最先投降的必定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广州?我已经开始惧怕这无限的无声的时刻，她的长发挡住了她的表情，我走到茶几的另一边，去拿香烟，我试图找到一个准确的角度，能够清楚地看见她，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徒劳的。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她的声音很低很低，她在极力抑制她的情绪，她的痛苦。该结束的总会结束，你可以重新开始嘛，我不知道这样的话是不是安慰。不，这是两码事，结束了，广州已经和我无关了，我得回去，回到我原来的地方。我坐在了沙发旁边的椅子上，我和她之间搁着一高一低的两道扶手，她的头突然垂下，伏在我的手臂上，我的手臂正好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我僵持在那里，茫然地僵持，几秒钟后，我感到手臂开始湿润，是我的汗，还是她的泪，我无从分辨，最糟的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局面该如何停止，或者该如何继续，我想我最初的罪过就在于我的僵持。
不知过了多久，阿芳抬起头，这一刻没有任何转变，没有染上任何色彩，没有内心的欲念，渴求，没有及时的乘虚而入，什么都没有，就永远地流逝了。阿芳站起来，理了理头发和打皱的衣裙，说不早了，她该回去了。我顺应着，我只能顺应，顺应着她明亮坚定的目光，我的无能为力，虚弱和隐秘的期待，奇怪地粘和在一起，我甚至忘记问她离开的具体时间。我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我记得她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我会永远记住你。
张念，编辑，现居广州，本篇小说是其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