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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十岁的女孩。
       快10点半钟了，女孩还没有睡意。虽然她已经很累了。晚饭后，她写完了作业，又用心地练了一个小时的钢琴。女孩尽管年纪不大，可是已经有五年的琴史。她不像同龄的孩子，在父母的逼迫下学琴练琴，视钢琴为最大的敌人。她不，她喜爱钢琴。于钢琴她的确有天分，手指细长细长的，白白的，柔柔的，可是击起琴键来却很有力量。当然她的母亲并不企望她成为钢琴家，可是，能弹一手好钢琴，是受过西洋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家女孩子天生丽质的标志。可毕竟，她累了。“如果父亲在就好了，就会因为明天的特殊让我少练一会琴。”女孩晓得自己不够公平，其实母亲对她的疼爱不比父亲差，但对父亲的思念让她不由不这样想。
       她的确累了，然而毫无睡意。
       “宝贝!”母亲还没有换上睡衣，身着旗袍走进她的卧室坐到了床边。在她的记忆中，母亲永远身着旗袍，银灰色的旗袍，咖啡色的旗袍，墨绿带花的旗袍……无一不是挺挺的领子，细细的腰身，母亲穿上走起路来就像一位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夫人。其实有好几年了，母亲上班或外出，一袭比常人合身得多的列宁装早已替代了旗袍，但她脑子里的母亲形象，永远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哪怕是布的；恰如父亲，永远穿一身藏蓝色哔叽西装，虽然戴着金丝眼镜，然而高大、英俊、潇洒。
       “乖乖，”母亲在家里倒是积习不改，不到睡觉的时候，从来都是旗袍加身的，尤其父亲不在家的这近一年，“该睡觉了，你明天4点钟就要起床的。”
       “姆妈，”女孩的父母均为江南人氏，女孩三岁时随父母到了北京，可乡音难改，现在讲起话来还是一口吴侬软语腔未脱干净的普通话。她从睡袍袖子里伸出两只柔嫩的臂膀，围住了母亲的脖颈，在母亲的脸颊重重地亲了两口，“我睡不着……姆妈，明天你不要起来给我梳辫子了。”
       每天早上，母亲都早早起来照顾她，不是为她烧早饭——牛奶、鸡蛋李奶奶自会为她准备好了——而是为了给她编小辫子。母亲编的辫子漂亮极了，还扎着红的、黄的、蓝的各种色彩鲜艳的缎带。扎着缎带的女孩，就像苏联电影中的俄罗斯小姑娘。
       “那谁来给姆妈的乖宝贝梳头呢?”
       “我自己会梳，姆妈，不信我现在就梳给你看。”说着，便往被子外边爬。
       “姆妈相信。好宝贝，快睡，不然，明天姆妈不让你去了。”
       女孩听到，便乖乖地睡回去了，她素来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即便如此，她也在小床上辗转了好一会才睡去。
       女孩的兴奋，自有她的道理：天气一转热，学校便向全体少先队员布置了消灭苍蝇的任务。女孩加人少先队本来就比其他孩子晚——两个大学一级教授的孩子，总应该比其他人的孩子要多经受一段时间的考验——于是事事格外积极。可惜，她对打苍蝇深恶痛绝，尤其是不仅要看到苍蝇肚肠都被挤出来的惨状，还要用纸垫着把它们拈起来，装进一只小小的纸袋里，第二天拿到学校去计数——她一想起来就作呕。因此，消灭苍蝇她在全中队倒数第一。她被中队长当众点过几次名字，也偷偷地哭过，却仍然不肯去拈死苍蝇。今天上午，大队辅导员向全体少先队员做了动员：利用星期日的时间，参加全市围剿麻雀的战斗，并指定女孩作播音员，负责战斗的广播工作。这回可好了，全市对麻雀与对苍蝇的政策不同，围剿麻雀不需要杀死麻雀，只是把它们轰到别的地方便可以了，所以女孩无须看见麻雀被开膛破肚的惨状；更何况，她只是坐在广播室里，用她清脆的嗓音念着稿子就响应了号召参加了战斗呢!思索着自己又可以返回“先进”的行列，女孩于是兴奋不已了。
       女孩的家距离学校并不太远，只是最后三分之一的路程要经过一条又细又长的胡同。胡同平素就相当僻静，院落一座挨着一座，大门紧闭，胡同里难得见到一个人影，只有从院墙里探出半截身体的老槐树，夏日将那种叫作“吊死鬼”的虫子垂挂在偶尔路过的行人头顶上。走进了胡同，女孩的亢奋便开始消退。天还很黑，大约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扇扇斑驳的院门，院门上生锈发黑的门环依稀可见，院墙的泥灰不少都剥落了，茂密的槐树冠遮掩着墙头，沉默又沉寂，向女孩压迫过来。
       黎明前夕，天还有些凉，尽管女孩每年4月份便开始穿裙子，而且从不感觉冷，今天她却瑟瑟发抖。她感到两条光腿上布满了鸡皮疙瘩，花格子的背带裙轻飘飘的，一点分量也没有。女孩抱紧了双臂，在胡同第一株老槐树树冠下面停住脚步——后面还有十数株槐树呢!她后悔，没有让母亲来送她。4点整闹钟响时，她正做着一个甜美的梦：先是父亲驾驶的摩托车载着她风驰电掣向颐和园驶去；后来就是颐和园后湖，她蹲在岸边捉蝌蚪，父亲坐在小船上，扶着桨笑眯眯地望着她。女孩双手撩起水花，将父亲的金丝眼镜都打花了。哗啦，哗啦，丁零……水声变得好刺耳，终于她意识到了，那不是水花声，是闹铃。
       “宝贝，醒醒，该起床了。”母亲穿着黑底白色碎花布旗袍，坐在床边摇醒她。而父亲消失了，就像去年初秋时节有一天他从家里，从女孩和母亲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一样，不见了。
       为了行动方便，母亲今天给女孩将辫子紧紧盘在脑后，打了一支大大的古铜色蝴蝶结。她不喜欢古铜色，想要换一条淡蓝色的，她喜欢淡蓝色。可是她看看母亲的脸，没敢把话讲出来。看她吃好早饭，母亲叫李奶奶回去睡觉，自己也不换一身列宁装，依旧穿着碎花旗袍便跟女孩一起走出大门。一路上，女孩一直让母亲回家。女孩在家中一直娇生惯养，但不自娇。在学校里、在同学中她并不娇气。无论打扫卫生、擦玻璃，爬高上低的，女孩总是抢着干。至于土总也撮不到簸箕里或者玻璃成了个大花脸，那是另外一回事。她晓得像母亲这样的大学教授，这样典雅美丽、穿着旗袍的女子，走夜路终归很不相宜。可是母亲仍然跟她一道走，一直走到她撒起娇来，发了脾气。此刻，女孩却后悔了，后悔离开了母亲。要是父亲在，就好了，女孩想，父亲是当然的庇护者。父亲固然也与众不同，一样文质彬彬，一样一副不与常人为伍的外表，可他毕竟是父亲。想起父亲，女孩暂时忘掉了恐惧，她又走起路来。
       女孩现在走得飞快。不知不觉，天色黑得浅些了，院落、大门、门环、院墙，连树都变成灰白色。眼看最后一株老槐树也落在了身后，学校大门就在前方，女孩松了一口气，又一次放慢了脚步，下意识地回头张望了一眼，她看到一片碎碎的白色恍恍惚惚地在最后一株槐树后面一闪。
       初夏的早晨真是清爽。天，蓝蓝的；太阳，明明媚媚的；树枝，摇摇曳曳的……空气似乎都含着水气含着露珠。啊，年轻的女孩!年轻的夏季!
       学校外院是老式平房，树丛掩映，可能是原来哪座王府的一部分，虽不是雕梁画栋，也还古色古香，是办公区；里院是近几年盖的两栋教室楼，不高，一共三层，却也足够这座比辛亥革命年龄还长几岁的名牌小学使用了。播音室就设在紧靠外院平房的教室楼三层把角的一间，既能将校内一览无余，又能俯瞰校外临近的街道、
       胡同、院落、机关。
       “全体少先队员们……”女孩清了清嗓子，开始了她的《致全体少先队员书》，也是今天第一篇声讨麻雀的战斗檄文。接下去，是几个中队誓师的决心书。读毕，女孩对自己很满意：音色甜美，声音嘹亮，感情充沛。广播室值班的一位姓赵的年轻女老师点了点头，看来也蛮赞许：“好了，休息休息吧。别走远，一会儿我来叫你。”扩音器旁换上了一个五年级的男生，女孩子便蹦蹦跳跳出了播音室，来到三楼顶上的平台。哇!好壮观啊!没有一家屋顶上不站满摇旗呐喊的人，没有一株树上胆敢有麻雀停留；呼喊声此起彼伏，锣声鼓音高唱不绝。一群群的麻雀，也许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鸟儿，被赶得无处落脚，无处藏身，东飞西窜，疲于奔命。
       忽然，女孩的注意力被对面一个小小的院落吸引去了。那是一个小院子，看样子，比女孩家的院子还要窄一些，也是一座三合院——四合院缺少南面一排房子。女孩看见院子里有三个人，男人，年轻女人和孩子。三人的组合恰似自己家的家庭格局：爸爸、妈妈，以及一个小姑娘，只是没有一位像李奶奶一样的人物。不知为什么，女孩认定他们是北方人。还有：这个小姑娘的爸爸不穿西装，妈妈穿着一件中式小褂，亦有浅浅的小碎花，远远望去蛮清爽的；小姑娘似乎比自己小一点，梳了两只冲天髻，没有扎蝴蝶结。女孩望过去时，男人正顺着梯子往屋顶上爬，年轻女人端着一只大洗衣盆走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接水，小姑娘站在男人的梯子脚边，似乎是要求爸爸将自己抱上去。男人则踩着屋瓦对小姑娘做手势，大概是不批准她的请求。小姑娘撒起娇来，在梯子边上又是顿脚又是上窜，女孩记得，北京土话似乎称之为“尥蹦”。男人终于屈服了，他顺着梯子下来，抱起女儿，小心翼翼地重新爬上屋顶。女孩的眼睛突然湿润了，然而她迅速用手抹干了眼角，继而骄傲地想：这算什么!我比她强多了，我就不需要父亲抱我，没有父亲我也什么事情都能做!
       女孩再一次休息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空气中的水气早已烘干；锣鼓声、呐喊声比起清晨时分蔫得多了；就连扩音器传送出来的广东音乐《旱天雷》也变得有气无力的了。似乎不仅麻雀疲乏了，轰麻雀的人们也都疲乏了。女孩站在平台上，目光禁不住又去寻找那个梳着冲天髻的小姑娘和她的家人。小姑娘大概在房顶上玩厌了，早回到地面，在年轻女人的洗衣盆边转来转去。男人则坐到了屋脊上，手中机械地挥动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端的红布摇摆起来也显出几分无精打采……突然，一群麻雀，有二三十只的样子，从女孩头顶掠过，向那个小院逃遁。麻雀们大约很疲惫了，飞得很低。经过女孩上方时，她注意到，领队的那只麻雀雄壮得特别，而且身上的羽毛与众雀不同，那是一种深褐色，亮亮的好似抹了一层油，在阳光下面熠熠发光；紧紧尾随其后的是一只中等身材的麻雀及两只幼雀；再后面，才是一群七七八八的乌合之众。——“是父亲，”女孩想，“是一个做父亲的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远亲近邻，被追得无家可归了。”女孩忽然怜悯起可怜的麻雀来，她感到自己一上午的慷慨激昂，以及那些站在屋顶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的人，变得很可笑；甚至很可厌憎。
       麻雀们飞进了那座小院的领空。女孩看见，刚才还坐在屋脊有气无力的男人，蹭地站起来。他向下面招招手，小姑娘立即离开了年轻女人的洗衣盆，退后几步，一根手指含在口里，仰面望着她的爸爸，后者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麻雀的飞行轨迹。近了，更近了，麻雀父亲要么过于疲劳，要么根本没有看见近在咫尺严阵以待的男人，依旧率领着他的妻儿亲朋，直向男人冲去。离得太远，女孩看不清男人脸上的表情；然而，女孩感觉到了，感觉到男人脸上的狰狞。男人放下了手中的竹竿，张开双臂等待着。待到距离适当时，男人才猛地伸手一捞，像是要抓住那只魁伟的深褐色雄雀、那位麻雀父亲，好像他认识这一只麻雀。看样子，他与这只麻雀已不是第一次邂逅。仰面而望的小姑娘，随之欢呼雀跃起来。麻雀群受了惊吓轰然而散。那位麻雀父亲腾空跃起，几乎是从男人的指缝逃过，随之跃上邻家的一株槐树，似乎在大口大口地喘息；他的妻儿亲朋整理了队伍，很快重又聚集在他身边。“他一定累坏了，也吓坏了。”女孩想，头一次感觉悲哀：这位麻雀父亲，看起来那样强壮，那样不可一世，然而在人类的紧锣密鼓中，在气氛热烈的广东音乐中，他显得那样无能、无奈，和无助。
       《旱天雷》的音乐声中，五年级的男孩也走上平台。
       “你在看什么?”他们本不相识，但男孩似乎自来熟。
       “不看什么。”十年的家教使她不习惯和陌生人交谈。
       顺着她的目光，男孩也看见了那一家人。“那不是好人!”男孩恨恨地说。
       “是的。”女孩想到麻雀父亲及其家族的惨状，欣然表示同意。
       “他去年犯了事，差点被送走。”
       “活该!”女孩心里想，并没有说出口，她还在想那只喘息未定的看起来似乎很雄壮的麻雀。
       “其实不是‘送’，是‘流放’。”男孩的口气变得蛮神秘。
       流放。女孩曾经听说过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晓得“流放”是个很严重的字眼。俄罗斯反对政府的人，横穿欧亚大陆，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叫作“流放”。“流放”是个很严重的字眼。如果现在有谁被“流放”，他肯定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你怎么晓得的?”女孩不相信。
       “我舅舅和那个男的一个单位，我当然知道啦。”
       “我们这里没有流放。”女孩觉得男人还没坏到应该被流放的地步。毕竟，轰赶麻雀是要求大家必须做的，不是男人自动去的。积极轰赶麻雀的人应该是好人，像自己，像赵老师，像身边这个五年级男孩。男人只不过事情做得过火了些，不过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有，有流放。你知不知道，他差点被流放到哪里去?”
       女孩茫然，她的确不晓得。
       “他要被送到北方，遥远遥远的北方。不但遥远而且寒冷，冬天冷到零下四、五十度。那里的许多人没有鼻子或者耳朵，都是冻掉了的。”男孩子显得更为神秘了，他为自己有机会在一个美丽的女孩子面前炫耀自己懂得多而自豪。
       女孩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起来。“北方”、“遥远”、“冻掉鼻子和耳朵”……
       她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些词语。
       女孩的态度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还轰麻雀呢!他不是坏人。”她开始为男人辩护，急切而热烈。
       “那是伪装的，坏人、特务都会伪装。”
       女孩语塞了。当男人想要致麻雀父亲于死地之前，女孩还是蛮喜欢他的，并且不自觉地拿他与父亲做比较：他不似父亲那样有书卷气，不似父亲的外表那样灵秀；但，似乎更见宽厚，更近淳朴，这似乎是地域形成的差异。总之，男人一看便是北方粗犷的汉子；而父亲，则为江南文雅的书生。当然，不是说父亲就不淳朴宽厚，父亲各个方面都比其他人优秀，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外表看上去，与这个男人有所不同罢了。
       不!这个男人不像是会伪装的；像他这样疼爱自己女儿的人，不应该是坏人!
       然而女孩缺乏充足的论据，她只好一味地重复着：“他不是坏人，就不是!”
       “是，就是!”男孩亦认起真来，“他伪装积极，生怕再犯事就真得流放了。”
       “不但他是伪装的，连他老婆、他女儿都是伪装的。那女人肯定是个女特务，即便脱了妖里妖气的旗袍，换上了中式小褂，她也是女特务……”男孩没有觉察女孩的烦躁，依旧喋喋不休。
       “谁说穿旗袍就是女特务?”果然女孩极为敏感，她认为男孩在含沙射影，尽管，男孩不可能看见过她的母亲穿旗袍。
       “电影里的女特务都穿旗袍，伪装好人时就穿列宁装或者中式小褂。”
       男孩的论据不容置疑，女孩又一次语塞，不过她感觉被重重地伤害了，很是委屈，眼泪在往上涌，可是，她拼命压抑着自己要哭泣的愿望：不能在这个没轻没重的陌生男孩子面前丢丑。
       男孩显然对“特务”这个话题着了迷，仍然不依不饶似乎故意要惹女孩生气：“那个小姑娘，别看她年纪小，也是特务，长大了一定是。”
       “你瞎说，你欺负人!”女孩终于爆发了，攥紧拳头冲着男孩尖叫起来，小脸涨得通红，眼里噙着泪，声音里带着哭音，“走开，走开。你快给我走开!!!”
       男孩吓呆了，他不清楚自己哪里得罪了女孩：“真倒霉，碰上个神经病。”
       男孩悻悻地走掉了。
       男孩走掉了，女孩才让泪水流下来。不过她不敢让泪水尽情地流，万一再有人上来怎么办?一边拼命地擦掉眼泪，一边眼泪不听话地向外涌。女孩忽然回忆起来那几个熟悉的字眼是哪里听来的了：冬天的一个夜晚，女孩起床，看到书房的门半开着泻出了灯光。母亲正坐在火炉旁边的圈椅上，膝上摊着一本书，脸藏在灯影里；李奶奶站着，撩起围裙似乎在擦眼泪。女孩心中很奇怪，轻轻走了过去，就听到李奶奶在讲这几个词语：“远”、“北边”、“冷”，还有什么“鼻子”“耳朵”的。女孩失望了，她当时不以为然地想，这么大的人，就为了冷一点，还哭，真没出息!
       好不容易眼泪不流了，女孩仍然不想进屋。一只麻雀飞过来，女孩无心去轰赶它。那只麻雀似乎认定她的态度友好，也可能它实在无路可走，便一直绕着她飞。绕了几圈，女孩刚刚注意到它的存在，认出他便是那只雄壮的麻雀父亲，不过现在已经威风尽失：身体布满汗水，油亮的褐色羽毛湿湿地耷拉着，丧失了光泽。他独自一个，既没有妻儿，也没有亲朋追随。看样子，他们早已经受不住这样残酷的追剿，非丧生即落网。看见麻雀父亲的狼狈样子，女孩的第一个冲动，是将他拥在怀中，让他好好休息片刻。刚要伸出双手，女孩又止住了。她觉得自己比麻雀还要可怜，却没有可以诉诉委屈的人。没有。绝对不能扑进母亲的怀抱，而除了母亲其他人便更不可能了。既然无人能够抚慰她，那么看到有人——尽管不是“人”不过是只麻雀——比自己境遇更加悲惨，心里终究好过一些。
       “我反正救不了他，他躲得过今日也躲不过明天。可能一家人一同毁灭并不太坏，总比一个人牵肠挂肚的好。”女孩竭力说服自己。
       也许，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麻雀身上，她感觉好多了。
       麻雀洞察不了女孩的心思。他依然在女孩身旁飞来飞去。也许，他的妻儿在不远的地方落难，他希望女孩能成为救星，把她们解救出来；也许，失去亲人过于悲痛，他希冀女孩成为倾听他宣泄的对象；也许，他疲惫得已经麻木了，只盼望能有个落脚喘息的处所；也许……这些个“也许”，女孩都想到了，习惯性的心理与思维，有几次差一点使女孩改变自己的意愿。不过每一次，女孩都强迫自己不要滥施同情与善良，不要伸出双臂给麻雀以温暖和怜悯。
       “如果，我能够坚持住不去可怜他，我就……”就会怎样，女孩自己也说不清。她又一次想哭，因为自己把精力都花在一只微不足道的麻雀身上了，尽管他是一位不幸的丈夫、可怜的父亲，那也不值得。
       双方似乎在经历一场较量，看谁的意志坚强，看谁的耐力持久。终于，麻雀坚持不住了，可能因为他早已心力交瘁。转到双方都不晓得是第多少圈时，麻雀轰然垮掉了，一头栽到女孩的脚边，奄奄一息。女孩最后一次抑制住要用双手去捧起麻雀的愿望，漠然地，准确地说是假装漠然地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喘息，看着他一点点死去。
       就这样，女孩竭力压抑住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控制住悲天悯人的情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麻雀，直至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四十年过去了，女孩成长为五十岁的妇人。她在父母生前所在的大学任教，也可算是名教授了。她像父亲一样文质彬彬，像母亲一样典雅美丽，却终身未婚。
       她的母亲死于六十年代那个惨烈的夏天，被皮带、棍棒毒打致死。说来可笑，母亲的直接死因是“旗袍”。母亲被打的那天，长大了的女孩正被恩准挤在一个狂热的会场里接受革命教育，没有在家。据说，抄家抄到隔壁人家时，李奶奶还劝母亲换下那件银灰色的绸旗袍，母亲执意不肯：“我是在自己的家里，穿什么是我的自由。”等到她回家看见母亲的遗体时，银灰色绸旗袍已经变成猩红色，碎成了一条条。
       她的父亲辞世要早得多，就在轰赶麻雀之后的第三个冬天。她和母亲都没能见到父亲的遗体，等到她们赶到又远又冷的北方时，父亲早成了一钵白骨。母亲死后的第二年，她也去了又远又冷的北方——当然不是父亲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一共生活了十一年。
       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梦见过母亲的死亡，尽管她曾亲眼目睹了母亲暴尸的惨状。她却常常梦见父亲，每次的梦完全一个样：一个空旷的平台，她向一具考究的古铜色棺木走去，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她与那巨大的棺椁。她走近了，她俯下身去，以为能够看见父亲戴着金丝眼镜的笑眯眯的面容。棺盖无声地启开，她看到里面躺着的是一只硕大无比的——麻雀。 一只死去的麻雀。
       孙允文，剧作家，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歌剧《苏小小》、《黑猩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