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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山
       教堂山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中部，说是山，其实是一个平顶的大丘子。两百多年前，正是欧洲启蒙运动走向巅峰的时候，美国南方这个小州的精英们，某天忽然决定办一所公立大学。选址时他们考虑到交通不便，得找个位置居中的地方，便来到了教堂山上。这地方那时只是个小村子，却有一座中世纪式的教堂。一行人歇脚时，其中一位先知忽生灵感，指着教堂后面的一片林子说：就在这儿吧。美国的第一所州立大学，就这么出世了。1993年我初来乍到，正赶上二百周年校庆，连克林顿的大驾都请来了。稍后方知北卡大学在美国南方学界传统上的领袖地位，人们说起这所学校，常常就用教堂山这个地名代之。这一称谓很贴切，不仅点出学校和地方在空间上的共生共存，更重要的是无意间提醒人们基督教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渊源关系。历史稍长些的私立大学，至今多在校园中保留着教堂，最显赫的大概要数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的教堂了。至于像圣母大学、杨百翰大学那样的教会学校，宗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仍保有某种前现代的特征。但北卡大学不同，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规定公立学校不许设立宗教机构，那座古老的教堂便只能在校园边上继续传播福音。在现代科技商业理性的包围中，古刹的香火只能为大学城的文化景观作些许点缀。我有时望着这座古堡式的建筑，想象着当年那位指林为校的先人，若今天能重访旧地，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作为美国第一所公办高等教育机构，北卡大学的校园格局浓缩了一部现代文化史，以其空间形态勾勒出二百余年来知识与价值体系的嬗变。从北端的古教堂开始到数里之外南端的商学院，是一个将时间展现于空间的学科发展史，依次从敬神到敬人，从“大写的人”到现实的人，最后落笔于经济动物的人。在校园这边与古教堂毗邻的是一座天文馆，高大的红墙圆顶结构前是一片开阔的花园，中间耸立着一架铜黑的日规仪，箭头指向与教堂相反的方向。天文馆里终年放映科普及科幻片，吸引了来自全州各地的中小学生，哺育强化着他们探求星际征服太空的梦想。古教堂的肃穆清寂与天文馆的喧嚣显赫，让人想起的不再是布鲁诺、伽利略时的黑暗，而是他们子孙的全面胜利。这一胜利的具体标记，一边是神权的边际化和宗教生活的私人化，一边是世俗公权力及其知识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当教堂只能悄然于公共教育体系之外时，宗教才重新获取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从天文馆往后延伸是北卡大学的老校园，也叫北校区。文理学院、新闻学院、图书馆信息学院以及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等都在这里。北校区在汽车普及前就定型了，所以它的空间结构展现着人腿行走的自然利益，与汽车时代以车轮为轴心的布局截然相异。这里的建筑与人行道均以红砖为主，紧凑而又整齐地镶嵌在绿色的背景中，看上去像一幅古色古香的油画。这里整体空间布局以人为中心，为了人走得方便，坐着舒服，思想随意，交谈自在，即使是后来挤进来的若干小块儿停车场和不伦不类的灰色结构，也不至喧宾夺主。从古教堂的角度看，现代大学的功能就是将宗教的作用分类、延伸、扩大，完成的是从敬神到敬人的历史转变。宗教对世界的认知与阐释权威，近代逐渐转移到了作为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人(长期以来一直是少数男性白人，但这个题目当另论)。在学术分工后出现的自然科学家及部分社会科学家，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同时，随着知识生产与传播从教堂到校园的迁移，规范人类行为与生存意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也发生了从神到人的倾斜。与现代大学同时出现的专业人文学者，则主要承袭了宗教的这部分功能。
       南北校区仅一街之隔。跨过分界线后，依次排列着两类专业学院：一是生产传播关于“大体”或共同体知识的法学院、行政管理学院、社会福利学院，一是关注“小体”即身体的医学院、药理学院、公共健康学院、口腔学院、护理学院等五个相关学院。杂陈其间的是运动场馆和主要的学生生活区。这里的建筑和文化布局呈现为一个庞杂的过渡带，局部上保留了与北校区相似的古典氛围，但整体上又为大片的停车场和灰杂建筑支配隔离。作为法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对象，人是社会动物；作为医学的对象，人是生理动物；在生活区里，人还原为吃喝拉撒睡的主体。在这个世界规范下的人是现实的人。现代社会的成功与否，似乎首先取决于人能不能在法律与生理极限的制约下最大限度地满足饮食男女的欲求。离开这一重要的物欲根基谈美国梦的诱人，就好像把古典的北校区等同于整个北卡大学一样。
       其实，法学和医学都是古老的学科，它们原本属于那个敬人的北校园。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南移，与从二者派生而出的其他相关专业学院的成立同步，其背后也是一部关于政体和人体的知识生产发展膨胀的历史。我在前面描述从敬神到敬人的历史转变时，当然是严格地遵循着有关启蒙的经典叙事。但与思想启蒙孪生的工业化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在参与塑造这一历史。特别是随着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分工的精细化，以前最能代表“思想市场”的大学，现在也基本上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市场了。今天能广开财源的科研项目和学科，大都是为市场与政府公共政策直接服务的，早已不是当年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了。我到教堂山不久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医学院的微生物学系任教。他在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念完博士以后，只当了两年博士后就申领到一笔可观的研究基金。在与另外几所大学的竞争中，北卡大学以最优厚的条件把他聘来，破例直接授予他享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称，而不必像通常情况下那样，得先干六年左右的助理教授，最后还得通过严格的评审才能获得那样的身份。他告诉我，他这种经历是十分罕见的，关键因素就是那笔随他而行的研究基金，为北卡大学带来了一个一流的实验室。他是一位谦虚的中年人，不事声张，但我毫不怀疑，首先是他出色的成就为他带来了这一切。同时，这件事也使我开始注意知识生产的市场化问题。
       北卡大学的公共健康学院，前两年曾申领到一笔巨额研究基金用于人类基因与遗传病调查。项目主持人首先想到了中国，除了以美元折算的调查成本低廉外，关键是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人类基因库。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内陆山区，人口流动从古至今都比较稳定，没有多少与外界通婚的条件，所以可以提供原生条件下人类基因遗传的活标本。像我这样受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人，也从未想到中国竟能以这种方式为人类作出贡献。以纯粹的科研论，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却深感不安。这种研究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资本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技术产品非但不可能为贫困的基因提供者造福，而且往往被资本化的知识所垄断。但无论研究者是否有这层意识，你要想劝说当事人放弃，有这层意识的人会把你当傻瓜，没有的人会把你当疯子。所幸这事很快被搁置了，据说是由于中方合作单位要价
       太高。但从最近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知识产权的讨论看，有迹象显示“要价高”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
       正是在学术市场化的条件下，你要是站在南校园往北看，那些从事传统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工作的学者，他们的作用颇有点像以前的教士。真正富有科学人文意义的教书育人这一神圣天职，在劳动力市场原则的制约下被扭曲，育人的教育更像职业训练，人则日益成为就业市场中的商品。曾为现代性奠基护驾的基础科学家与人文学者，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困窘，甚至持钵化缘的危机。那些本来就为了躲进小楼当学术个体户的人，倒也自甘寂寞；反正那座敬神的教堂都没倒，这个敬人的庙堂就总会有烧香的。倒是那些真正为了敬人而从教的人，愤怒地发现他们视若神明的那个“大写的人”，原来只是个美妙的面具；把它请来的同时也请来了另一尊神，名字叫资本及其工具理性主义。北校区的教授们也是现实的人，只要自己还有个小庙，即使医学院法学院教授的平均收入高出他们几倍甚至十几倍，即使他们的高徒中不少人因此弃他们而去学医学法，这都没什么，有的教授甚至鼓励学生这么做。他们难以忍受的是，现实的人与经济动物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处于南校园南端的两座巨大的建筑和它们所象征的权力。
       商学院的正式名称叫工商管理学院，原在北校区独占一栋古典风格的楼，但近年的膨胀使它在这个敬人的狭小空间里难以为继，便沿着北卡大学二百年来向南的扩张线路，告别了敬人的北校园，并跃过现实人领地的医学院、法学院，在校园与大世界的交汇处拔地而起，成为知识生产走向世俗的最新界碑。这座堂皇的建筑与内部的整套高新设备，据说价值五千万美元，在全美商学院中亦属上乘。1998年春举行落成典礼时，来宾中有不少跨国公司的代表，而剪彩人就是美国这个金元帝国的实际领袖——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格林斯潘。富有揭示意义的是，一个公立大学商学院的扩建经费，大头已不是来自政府预算，而是民间赞助。在校庆两百周年的募捐中，该学院的收益在全校独占鳌头，超过了法学院医学院等传统大户。这也难怪，该商学院的毕业生里，有美国第三大银行的总裁，也有克林顿的第二任白宫总管等不少工商政界的大腕儿。而大资本对高等教育的所谓捐款资助，实际上是个一箭三雕的投资方式：资本的意志影响着科研教学的内容；高教的产业效益则回馈于资本的再生产；同时教育捐款按税法规定还可以抵税。无疑，商学院毕竟还不是大财团的下属机构，崇尚学术自由的教授在法律上可以不屑于资本的嚣张。但这样的教授往往得不到研究资助，不受同事和学生的重视，从而失去正常的升迁机会。
       有件事很能说明资本与政权是怎样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学术风景线的。北卡州有位连任五届的联邦参议员，叫杰西·赫尔姆斯。中国知识界上点儿岁数的人，恐怕还记得这位冷战时期的反共老手。赫尔姆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极右势力的重要代表人物，自1995年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以来，更是得志更猖狂，令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频频受阻。赫氏能多次连任，靠的是在北卡州煽动白人选民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对民主党传统的大政府路线的不信任感，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把教堂山这样的左翼民主党据点当靶子打。多年前北卡州政府在讨论是否办一所州立动物园时，赫氏不无幽默地说：本州不需建专门的动物园，只要把教堂山的大学校园用篱墙圈起来就行了。尽管教堂山在他的选区内，赫氏从来就是无事不访“动物园”，连竞选时都不光临，以保持距离。我来北卡大学后的几年中，只知他来过两次，而且都是只去商学院。一次是参加新楼的落成典礼，另一次是参加一个有泰国前总理出席的研讨会。商学院属下有个私有企业研究所，其主要功能是研究怎样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广美式自由经济，因此深受财团与政府的重视。该研究所在泰国有个很大的项目，被赫尔姆斯视为冷战后推广美式制度与价值观的典范，自担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以来更是倾入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但剥去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的招牌，人们不难发现，资本、政权和大学问合作的最终目的，绝非是为了帮助别国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所谓国家利益。
       我这样描述商学院的空间与象征地位，在有些商学院的同事眼中，很可能像那只仰着头流着口水的狐狸。多少能理解我这种看法的人，恐怕会把目光投向商学院旁边不远处一幢大得多的灰色建筑。我会被告之：你错了，商学院毕竟是个学术机构，这里的多数教授远非大财团的策士。你既然把教堂山当作美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你就不能只讲学术机构。从北端的古教堂往南，这条空间化的历史轴线的终点，应该是那座跟教育基本无关的庞然大物。
       乔丹的世界
       这个圆顶的庞然大物叫丁·史密斯中心，俗称“丁圆顶”(Dean Dome)，里面可以容纳近三万人，是北卡大学男子篮球队的专属训练与比赛场地。史密斯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执教北卡大学男篮，1997年退休，三十余年间将北卡大学变成了一个以男子篮球闻名全美的大学。他的赢球场次，至今仍是大学男篮的记录。从他手下进入NBA职业队的，最有名是麦克·乔丹，还有被看好有可能替代乔丹地位的新星文斯·卡特。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NBA任何一个赛季，都有十几名北卡大学出身的球员在场上打球。目前在职业篮球和大学甲级队执教的主教练里，有八人出自史密斯麾下。这些诸多美国大学男篮的“第一名”，也为我省却了不少口舌。每当我回国去各地走走，常被问及在哪儿工作生活，若具体解释教堂山在什么地方，费了半天口舌可能对方还是云里雾里的。几次以后，我找到了一条捷径。特别是在跟年轻人瞎聊时，我便反问：你知道空中飞人乔丹吗?我发现，在中国除了不看电视或没电视看的年轻人，没几个不知道乔丹的。他们通常的反应是，一边点头大声说“知道，当然知道”，一边瞪眼看着我，好像乔丹是我的铁哥儿们似的。然后我才告诉对方，乔丹就是从我工作的大学毕业的。这种明星效应的结果，不仅以虚拟的方式回应了纯属好奇心范畴的问题，回避了人们本来并不需要搞清楚的某件关于“我”的琐事，而且由于某种共同语言的建立，使我能将话题转移，聊起在美国学院里我无从知道却又关心的一些中国社会的问题。
       碰上真正的体育发烧友时，这种策略常常适得其反。他们有时候也不管乔丹毕业和我到北卡大学中间隔了七年，就向我打听乔丹学生时代的生活细节。又何止乔丹。还有不少人也知道女足明星米亚·哈姆，或女飞人玛丽安·琼斯。我到教堂山时，哈姆还没毕业，琼斯刚刚进校，所以吹起牛来更可以有鼻子有眼的。我有时会告诉那些体育迷，琼斯是个双料天才。她从一年级开始就任女篮的主力后卫，与队友一起为北卡大学赢得了第一个女篮全国冠军。田径本来是她的副项，但她后来居上，竟敢发誓要摘五枚奥运会金牌。而北卡大学女子足球
       队，就是美国女足的一代王朝，迄今十七届全国联赛，北卡姑娘拿回过十四次金牌。参加1999年女足世界杯赛的美国队，有七名队员出自北卡大学，包括五名上场主力，其中还有那个惟一的华裔小后卫，她也是全队惟一的在校生。但北卡姑娘不善出风头，哈姆在电视镜头前就相当口拙。她们对那个在中美决赛中为美国队踢进最后一个点球后跳“脱衣舞”的队友，私下里颇有微词，觉得这种行为不仅有失体统，而且有为自己拉广告赚大钱之嫌，北卡大学的毕业生是干不出来的。若要论功行赏，头功应属一个叫丽丽的北卡姑娘，是她在加时赛中顶出了中国队那个势在必进的门前冲顶(尽管事后看录相这个球实际进了)。但是，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就是这个丽丽，她是代表美国国家女足出赛场次最多的队员，甚至超过哈姆。她平平的相貌和不善张扬的性格，使她得不到大笔的广告费，默默地住在教堂山这个小城里。北卡大学的体育成就，还不止这些。从1994年开始，美国大学体育界开始设立综合评分的西尔斯奖。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和综合评奖原则，各校共考查二十二个项目，男女各占一半；同时项目不分大小，从男篮和美式足球这样的赢利性大项目到曲棍球等一些不少人听都没听说过的赔钱项目，都以同样的比重计分。当年北卡大学名列榜首，以后就是在各校开始重视小项目的情况下，也一直保持在前五名内。北卡大学有将近两万五千名学生，本科生只占一万五，其余是无暇或难以为体育发烧的研究生，所以观众基数无法与那些本科生动辄就上三万的中西部超级大学比；它的体育捐款基金也不是斯坦福大学这类私校的对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卡大学能在西尔斯杯评奖中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使我这种原本对高度商业化的竞技体育保持距离的人，也成了个“自豪的北卡人”。
       但我从未在“丁圆顶”里看过球。我来北卡前曾在读研究生的俄勒冈大学看过一场男篮比赛。那座体育馆只有“丁圆顶”一半大，但里面震耳的喧闹声，特别是一些人狂热的拍胸顿足，让我觉得经历过一次这种场面就够了。我到“丁圆顶”里面去过几次，都是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但我有时又情不自禁地想看看本校的比赛。特别是与位于邻市德赫姆的杜克大学之战，因两校仅十英里之隔，杜克男篮又是一支与教堂山齐肩的全美强队，所以它们之间的赛事成了本地区的年度大狂欢。有时我躲在电视机前观看本校的主场赛事，脑子偶尔开小差之余，便会想起几次走进“丁圆顶”的感觉。这座能容纳近三万人的全封闭现代体育馆，居全美大学之冠，在美国之外，恐怕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级体育馆堪称同类。我第一次站在球场中间，扯着脖子往上看，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头晕之余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当时很奇怪：咱可是从青藏线下来的，什么样的高山野岭荒原大漠都见过，这是怎么了?先是怀疑是不是抬头过猛、仰视过久造成的大脑缺血。即使缺血，也不会全是，因为一直有种非生理的东西在起作用。继而学究气地，按非生理的方向寻找，把我带到了康德，弗洛伊德，最后是种种关于现代体育的宗教替代说。这样想我反而更糊涂了：无论是康德的“崇高”，还是弗洛伊德的“海洋般的情感”，我早先读到这些东西时，脑子里出现的首先是喊“万万岁”时的激动，要不就是初登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时的震撼，与此时此刻的感觉简直是南辕北辙。至于体育和宗教的关系，也许恰恰因为我在国内读书时就知道了所谓替代说，加上那个时代对“万万岁”式狂热的反思，使我以后一直有意无意地对可能产生那种狂热的事物保持警惕，尽管我始终无力将自己从电视机前挪回应该呆坐的书房里。何况，空旷的“大圆顶”里，那时没有一丝狂热的痕迹。
       我终于看清楚这座巨型建筑的内部，是有一次参加校方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说起在“大圆顶”里举办的公益活动，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八十年代中期修建史密斯中心时，经费全部来自社会捐款。动用纳税人的钱来盖这么一幢建筑，自然没人敢明火执仗地去干。而且也没必要。富有的大款们，只要其捐款达到一定数额，就可以使他们的大名永铸于巨型铜板上。同时，这又是件名利双收的事，高额捐赠者可以为自己买断贵宾席上的座位，而且可以像遗产一样传给后人。当初北卡大学同州政府商谈时，除了要求州里批准用地外，还留下了一条尾巴。待到完工后，这条尾巴就冒出来了：学校每年要花一百万美元用于水电、维修、管理等方面的费用。羊毛还不是出在羊身上，总不能把捐款人一个个都请回来追加赞助吧?从那以后，州政府的年度预算里就多了一笔专项拨款。为了摆平各方利益，州里为使用该项公款附加了一个条件：在不妨碍男篮训练比赛的前提下，史密斯中心应尽可能为本州的非赢利活动提供方便。像献血这种事，本来用不着把教工弄到离主校区这么远的地方来，就便在位于校园中心附近的老体育馆里就行了。那地方自男篮搬走后主要由女篮和男女排球队用，也能容纳一万人左右。知情的同事就抱怨说，把人们请到“丁圆顶”去，美其名曰是因为那里停车位多，其实就是为了应付州里的规定，为史密斯中心的“公益任务”凑数。这种因物设事的现象，让我想起国内旧体制下种种因人设事的做法。不过，仔细一想，其背后的逻辑更像“首长工程”。不同的是，这里的首长们实际上’是那些富有的捐款人；在台面上代表“公众利益”的官员们，无论本人是否有这层意识，都得尽力把这场双簧演好。
       也有演砸的时候。不久前，州里的公路主管部门突然决定投资两百万美元，为史密斯中心的贵宾停车场修条专线，使权贵们可以绕开赛前赛后万车爬行的拥塞和尾气蒸腾的窒息。贵宾们除了本州的高官和客队学校的负责人外，自然都是些捐款大户。但公路局和校方的主事人却犯了个“技术性”错误：他们事先忘了给教堂山市政府打招呼。虽然这条公路是州里出钱，又建在校区即州政府所辖地面之内，但既然位于教堂山市界内，当地政府便有权依据城市规划的地方法规审核。一般情况下，这种花全州纳税人的钱为地方修桥铺路的事，本地的土地爷又何乐不为?可这回不一样，不仅修路本身属明目张胆的“首长工程”，而且他们也太目中无人了，竟忘了到土地庙先烧个香。就这样，市府官员利用当地报纸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招来了一批抗议的学生和市民。抗议归抗议，当事人一面表示工作中有误，给市府一个台阶下；一面搬出州里的条条压人，指出从严格的法律角度看，市政府无权否决这项工程，其权力仅仅是依程序在技术上审核备案罢了。“程序正义”有了个说法，自然还有“首长工程”这一“实质正义”问题。对此，官员们也有个“涓滴效应”的说辞：这条路修通后，不管是什么人用，总可以多少缓解一下交通拥挤状况，公众毕竟可以间接受益。就这样，市民的抗议声，就像小虫子的嗡嗡叫一样，被那些庞大的施工机械的喧嚣声所淹没了。修出的那条路，除了有赛事外，一年到头毫无用处。至于铺下去的那区区两百万美金，还有砍倒的那些树，我要真给那些涉世
       颇深的美国同事讲这档子小事，还煞有介事的样子，他们会笑掉大牙的。我在美国仅十几年，又无力去了解真正的“国家大事”，但就是各种媒体过滤后让我知道的丑闻，就有不少严重得多的“首长工程”；而且，它们常常就是打着这种“程序正义”的招牌，在“涓滴效应”的借口下，于权贵们弹冠相庆间竣工剪彩的。
       我那天躺在史密斯中心的躺椅上，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针头插入臂上血管的瞬间，本能地把眼珠转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赤裸裸的拱形钢架，像一组庞大而变形的十字架，悬浮在人与神交界的半空。那上面惟一的人工装饰，就是用清一色的蓝白校服色印染的悬挂物，有的记载着球队的光辉战绩，有的是退役的球衣。悬挂在那里的队服上的号码，将永远停留在空中，以后不会再使用，是学校给予运动员的最高荣誉。我在那件熟悉的23号球衣前停下。这个本来没什么意义的号码，从教堂山到芝加哥，伴随乔丹走完了他辉煌的篮球生涯。至今印有这一号码的T恤衫，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中看到。23号的授权正版销售额，当然无法同盗版相比，但其商标收入也为北卡大学、为芝加哥公牛队带来了大笔收益。在这个神明隐居的世界上，若讲体育的宗教替代功能，商业化的众神中当首推乔丹。
       无疑，身为神中老大，乔丹的个人经历和言行，也一定要为神话的编写提供必要的素材，否则就只会像他的芝加哥队友罗德曼那样，虽也极招球迷喜爱，却只能在“正史”里充当提供笑料的噱臣。乔丹出生在北卡州的滨海小城威名顿，家境极为一般。直到他出生后不久，北卡大学男篮才开始在种族主义的藩篱下开了个口子，在史密斯教练的坚持下，于1968年招收了第一名黑人运动员。这在美国南方大学中是首例，并因此进一步强化了教堂山在南方的进步堡垒形象。十四年后的1982年，还是一年级新生的乔丹，就以主力的身份与队友一道摘取了全美大学甲级队的桂冠。当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另外两名主力也是黑人，一个是后来多次为洛杉矶湖人队夺魁的大前锋詹姆斯·沃思，另一位就是先后转战洛杉矶、西雅图，最近才从印地安纳队退役的老将山姆·泊金斯。关于乔丹和黑人球星的神话，在个人成功的经典陈述背后，总有一条关于美国自由平等的宏大叙事：讲贫寒出身的总统，早有林肯，现有克林顿；说起黑人的成功，现在的总要提乔丹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维尔。当人们说起乔丹时，又总是从1982年开始，而忘了对北卡男子篮球队和整个西方世界讲，1968年的历史意义。
       在乔丹的个人神话中，最真实的部分还是那个场下的凡人。乔丹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持重而友善，坚定且幽默。在家里，他是位孝子、贤夫、慈父，甚至因父亲被害而告别他如日中天的地位，在篮球场外“守孝”两年。他从不招惹是非，不染体育大款的种种恶习，其口碑之佳，连本州一向鄙视黑人的赫尔姆斯议员对他也另眼相看。我在教堂山只见到过乔丹两次，印象与传说一致。其中一次，他回母校参加社会福利学院新楼奠基仪式。他为这座建筑捐资一百万美元，是三名主要捐款人之一，该楼也以三人的名字命名。在他简短的致辞中，乔丹只谈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应该如何帮助被家庭破裂、社区暴力和吸毒酗酒所困扰的底层社会。社会福利学院的主要使命，就是为政府民政福利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培养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在公共话语中，社会福利的受益者早已有了不言而喻的所指，尤其是“单亲母亲”这一形象，基本是和黑人划等号的，尽管实际上靠社会救济的人，黑人最多只占一半。自1994年共和党夺取国会以来，右翼与克林顿当局通过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方案，将残存不多的“大政府”功能进一步削减，把更多的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在此背景下，乔丹的捐款与致辞是有所指的。据说他这一时期的捐款主要都用于同一目的，给母校的这一百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也一直试图以个人良好的行为操守和公众形象来影响帮助在底层挣扎的黑人兄弟。作为一个人，乔丹是近乎完美的。
       任何一个神话的主角，若要拥有广泛的公众基础，都必须超越现实的意识形态之争。据当年教过乔丹的同事讲，他在课堂上很少就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更不会参加街头抗议活动。就像他那简短的致辞一样，他不会去评论如此庞大的一个底层社会竟会在如此富有的美国长期存在，当然更没有要人们去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就如他本人在球场上展现出的超人的飞驰腾空能力一样，他的公共角色必须是催人向上的，是道义的示范，主体的凯歌。乔丹最终告别篮坛时，甚有一代圣贤飘然而去的悲凉。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这位右翼思想界的干将，用了一个简单却寓意深刻的词，称乔丹为“绅士”，并哀叹他的离去象征着一个传统的结束。在美国历史上，最具绅士传统的地方是有两百年蓄奴历史的南方。如今，一位黑奴的后代，一个对美国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运动员，竟被右翼精英冠予绅士传统的化身，并为其退役而叹息那一传统的逝去，足见乔丹神话的丰富内涵。
       体育的宗教替代说，其主要理论来源应是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以后的行为主义学说，是从功能替代的角度描述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及其变迁。对体育这一“宗教”的“神学”内容，这条路出来的社会学说是不关心的。我那天在抽血时，瞪着23号球衣发呆，突然觉得这间硕大的圆顶建筑，就像个被放大了几十倍的罗马式教堂，正好与校园北端的那座古刹连成一条贯串南北的轴线。眼前的那些悬挂物，霎时间像庙里的金幡一样飘荡起来。23号以他一贯的微笑对我说：你这个跑了半个世界来我家乡取经的和尚，又喜欢看我打球，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他们为自己修了个大戏台，然后把我和我的同伴请来给他们念经。因为我念经念得好，就把我挂起来，当神一样供着。我为自己、为我所关心的人，当然也为他们做了些善事，说了些感人的话，他们就把这些言行加工成我的神话。我在公开场合讲的话都是真心话，这你可以放心。不过，到了我这个地位，并不是所有的心里话都能讲出来，所以你要会听才行。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人，也希望通过我的言行教人向善，这你也尽管放心。但是，我毕竟是个打球的，没多少你们说的那些文化，所以，被人们当成神供在这里，有些力不从心。你问我是不是觉得高处不胜寒?那是什么意思?哦，不是的，我们美国人不大想那么虚的东西。我被挂在这儿，你要是信我的神话，当然最好，对大家好，特别是对你自己更好。你若不信，我也不会怪你，咱们这儿是个言论信仰自由的地方。只是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实际些，这世界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想，我本来是信的，要不也不会跑这么远来进香。后来对庙里的事情知道得多了点儿，开始怀疑神话中的部分内容，但至今也不能说全不信。我能安身立命于这个高度发育成熟的现代体制，在教堂山教书，现在又躺在这座巨大的教堂里献血，说明我已接受剃度。既然在校园这条南北轴线中有自己稳定的位置，你说我
       履行着某种自古至今血脉相承的职责也罢，说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罢，对一个凡人讲，入天堂早已错过了机会，有尘世间的这些也就够了。是呀，这世界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又何苦老要找茬，把自己原本也喜欢的神话倒过来念?这么歪嘴念下去，迟早是要下地狱的。即使抛开信仰问题不谈，理智上我又何尝不知道，像“程序正义”和“言论自由”之类道理，管他能不能改变“实质正义”的内容，有，总比没有强。那么，像我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对这种体制尚在建立中的地方做出某种“历史超前”的评论，从而可能干扰它的建立呢?况且，就算想干扰，真有那种自信和能耐?
       我想起第一次站着仰望这座篮球馆的情景，多少明白了当时为什么会头晕目眩。它的空间太高大，结构太结实，功能太成熟了。无论从任何一个技术角度审视它，你都必须承认这座建筑的雄伟壮观，为两百余年前起源于古教堂的校园，为人们称为现代性的整套物质、制度和欲望大厦，立下了一座不容争辩的丰碑。而且你绝不会怀疑早已被事实证明了的这样一个真理：人们会继续建下去，越建越大，到地球上地方不够的时候，肯定有能力建到太空中去。唯独当你问自己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时，你才会突然感到失重：这么建下去到底为了什么?一所普通的公立大学，为了看篮球竟能造出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那天的确太让我震慑了。在这种震慑效应下，你要么在认同中升华，从而进入一种崇高的幻界；要么在恐惧中逃跑，结果可能发现根本无路可逃。而我却在神话大厦感召的同时，又对其背后硕大的黑影怯步，结果又想认同又要逃跑。只有躺着，那种精神分裂的感觉才会消失；而我在此地躺下的惟一机会，就是为了让它完成公益指标，像圣徒一样被弄来抽血。与以前跪下相比，现在躺着总要舒服多了。毕竟，这种姿势对生命而言，象征的是时间的无限。
       我终于看清了，这里根本就不是教堂。它的整体设计，都是为了让人居高临下，更像一个角斗场。你要真的把它当教堂，在通向天堂的方向只能看到个冷面的金属混凝土拱顶。谁要为了上天而想把如此坚固成熟的东西打通，无异于蚍蜉撼树。如果还有一点希望，就是在这种冒充神殿的东西还没建成的地方，先缓缓，想想到底为什么要建这种形式完备、内容迷人、目的却荒唐的怪物。何况，在那些长久承担人类生存压力的古老的地方，可还有多余的空间来容纳物欲的无限膨胀?这个地球上的精英们，如果就认一尊偶像，只念一本经，仅仅认定一条路，然后按“阶段论”划地为牢，那起码太缺乏想象力了。
       乐钢，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真问题”的背后》、《解构科索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