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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国际化
       相信这几年为数不少的文化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时不时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其中的一类就是通知你已被入选(天知道)为某某领域的全国(国际、世界……)五百(一千、两千、五千……)位著名人士之一，并且将收编入某本发行全国乃至世界的大辞典。作为入选名人的小小条件，你需寄上数目不等的编辑出版和活动费用，或自掏腰包——数目相当可观——购买数本这样的辞典，当然，如果您愿意继续慷慨解囊，再寄上一笔制作费用的话，编委会将为您寄上一份烫金的名人证书，让您可以挂在客厅显眼处供人朝拜，如此等等。学界的许多朋友对于这类一点就破的骗局，自然从未想到去理会它。
       此类入选通知不断地塞进人们的信箱。开始时是些草台班子的复印材料，类似街头的小广告，关注的人并不太多。后来则是打着某些部委或全国性团体名号的正式印刷品，那挺有诱惑性的大名鼎鼎的顾问和编委班子，让人不由得不心动，开始陆续有人挡不住诱惑而自投罗网，结局自然皆大欢喜，有人赚了钱，也有人成了“名”，将这“名”印入名片和出版物的扉页，或者评职称的时候亮出来，足可以把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吓一个跟斗。随着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名人辞典”的生意也开始“国际化”，发授各种名人头衔的洋信件自海外蜂拥登陆神州大地，授予单位的名头大得吓人，动辄就是什么牛津、剑桥之类。我曾经一天之内收到四封这样的信件，有四回机会成为牛津某名人录当年的世界五千名人，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其实想一想就该明白，这其实只是一个极简单的数学问题。这世界当下有六十亿人，要成为这六十亿人当中的五千名人之一，该是什么样的人尖子才行!一个国家能够摊上几个?就算中国人口多，给你一百个名额吧，有几位仁兄敢于斗胆站出来说，我就是中国当今最杰出人物的一百分之一?按说，对于这类信件，大伙不过是哈哈一笑，一掷了之。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有几回因故外出去拜访几位前辈同仁的家居，竟在他们客厅的显眼处瞥见这样的洋证书赫然挂在那里，这着实让我感到吃惊和不安。对方在我印象中是老实本分的饱学之士，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不知就里，而不是什么侥幸虚荣心理在做怪。
       一次，我去校门外的书店闲逛，无意间竟发现好几个知名学人的著作，在封底或护封的作者简介里，都一本正经地印着曾经于某年入选某权威机构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或辞典什么的事情。应该说这些作者都是不错的学人和专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有所建树，实在犯不着用这样的玩意儿来给自己壮声势。难道真的得有个洋名号才觉得够面子，才上档次?如果他们知道，国外所谓的这些辞典和名人录的编辑机构，与国内那些起哄蒙钱的草台班子并没什么两样，完全是个人化的商业投机行为，是一种交易，与名不名的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这些先生该作何感想。
       尽管如此，此类洋蒙事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于是我就这个现象去问熟悉的朋友，结果是朋友笑我迂腐。说这是时下九十年代的风气，花几十或上百美元，到国外买个名人证书，评职称、评奖、选博士导师的时候，用处可大了去啦。有些领导和学术委员会就吃这一套，他们自己对世界上的事情不了解，又天天嚷着要追赶世界潮流，有人就用这东西去糊弄他们，同时也安慰自己，多数的情况下还真能管事。这样一来，有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不觉真的相信自己是世界名人了。你想想，总不能为这事专门派人到国外外调去吧，那得花多少钱。如果按地址电话或传真过去问，管保回答是板上钉钉的确凿真实。这叫远距离蒙事——难查。
       “讲学”全球化
       一般来说，人们总对有机会在国外讲学做报告什么的学者怀着敬意，且不说他们是为国家民族长了脸，争了光，至少可以证明他们的学术研究已达到了与国际同仁直接对话的水平。早些年，还有的单位组织人马队伍，打着横幅标语欢迎某人从国外讲学归来的事。被欢迎者往往再次被请到本单位的礼堂做报告，绘声绘色地介绍在国外讲学的事迹和趣闻，让人好生羡慕，又往往为其不为国外高薪、轿车、别墅所诱惑，坚定回国奉献的精神所感动。碰上有这样经历的人竞选做什么主任、什么长乃至教授博导之类的角儿时，只要想到此公曾在国外“镇”过洋人，教导自己人还不是小事一桩，于是一律都投赞成票，投过以后还觉得自己很有眼光。
       可当我也有机会出国参加了几次国际会议，做了两回访问学者，便发现原来事情满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当中的猫腻多着呢。
       记得我曾经见过一个名头挺大且又常常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青年学者的简历，给人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而是那长长一列在国外“讲学”的光荣记录，的确挺唬人的，教授的职位自然是早早地让这人弄到了手。继而他又可以用这个“真”头衔到国外继续“讲学”，如此循环讲学，可谓天衣无缝，名利双收。那年我正在国外某大学访问学习，偶然听朋友说这位仁兄要来讲学，让我也去凑凑趣，捧捧场，我当然也想一瞻该人讲学的风采。没曾想准点到了预定的讲堂，除了那位老兄，以及我和我的朋友三个人外，偌大的教室里再无活物。好不容易等了十多分钟，走进来主持人和另外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后者看样子是主持人的研究生。于是，一个洋主持，三个中国听众(其中还包括我们两个专业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捧场者)，这一场演讲会就算开了场。题目也挺惊人：“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
       转向”。大意是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重心已从后现代主义转向了文化研究。如此等等，可听到结束，我也没有闹明白他这说的是美国学术界呢还是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一个小时以后，演讲结束，主持人问大家有无提问，诸位无话，我也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知，不仅提不出什么问题，由于问题太大，连从哪儿理解都无从谈起。既然这样，主持人只好宣布提前散会，于是大家各自走散。出门的时候，我不无吃惊地注意到，那位做报告的青年才俊正小心地把贴在教室门上那张英文打印的报告会通知揭下来，再细心地折叠好，放入自己的公文包。我立马意识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留一份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在回国后的某一个时刻，用来证明他确实曾经在该大学讲学。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对国内学术界的致命处拿捏得极其到位。不久以后在一次很随便的场合，遇到了那次演讲会的洋主持，他是该校的一位教授。闲聊中我问他，花如此多的机票和旅馆费用，办一场只有一个真正的听众的演讲会值得吗?对方马上就明白我说的是谁，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咕哝着说，机票和旅馆钱都是那位青年学者自己掏腰包，他眼下正在旁边的国家某大学访学，因为他组织翻译了那位教授的一本学术著作，便要求对方请他来访问三个月。至于我嘛，教授说，我不过请他吃一顿饭而已。即便这样，这位教授还是表现出因被此事打扰而烦不胜烦的样子。
        此后，在国外我也陆续参加过各种各样国内来的学者的学术报告会，大多数的时候总给你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是中国人把自己的学术讨论会搬到外国来开了。一屋子的人却没几个洋面孔，全是一帮子中国留学生和访问人员在那里撑着场面，连提问和论争都基本是在自己人之间打“内战”。看着大家用或流畅或生涩的英文在那里吃力地讨论着与中国相关的学术问题，我不但没有些许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化的感觉，倒是觉得真正中国的学理问题已经悄悄地从背后溜走了。更有甚者，一篇不知怎么凑成的讲稿，同样的题目和内容，竟有人今天在这个大学讲一回，明天在那个国家报告一通，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我曾经有幸于十年前在香港的某学术会听过某翁谈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十年后在欧洲某国再次听这位先生讲同样的题目，竟然连字句都毫无更改。根据该翁走过的国家算一算，十年来同样的题目他大概讲过不下十次吧，这讲义的含金量之高，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就我个人所见所闻，在西方大学里，一般讨论班的课程，如果是涉及到相关国家的内容和问题，任课的教授都喜欢把在本校访问或学习的该国学者甚至研究生请到班上来谈谈，无非是让学生有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相关知识的机会。美其名曰讲座，其实就是帮教授上课。就他们的课程教学而言，可以说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学术资源借用。至于怎样确定邀请的对象，一般并无特别的要求，只要是那个国家的学人就成。说得好听点是交流，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替人免费打工，也就好比你在国内的课堂上发了个言或者讲了半节课，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果连这样的事也成了所谓为国夺标的光荣事迹和谋取名位的资本的话，也实在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但偏偏一帮子急于“国际化”的中国学人很有一套弱信息，强处理的招数，从国外销到国内，聊天变成了上课，辅导变成了讲学，讨论班上发个言竟变成了学术报告，于是在国内学界众人眼中，有些人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级的学术大腕了。
       有时候我也真的感觉纳闷，这样一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讲学怪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如果将这样的问题去问那些成功者，他一定不会告诉你真实的情形，因为这是他的商业秘密。于是只能自个儿琢磨去。日子长了，也就能看出一些门道。其实，这当中的诀窍说秘密也不秘密，也和做生意一样，首先需要一定的投资。先要瞄好一两个在国外行情看好的洋人学者，主动与其联络，然后，或者邀请其来华讲学，或者将其某一部著作翻译成汉语出版。这样的事情在急于改革开放的中国还是比较好办的，既容易得到校方的支持，以教学科研的名目用公费去办理，主要的工作也可以利用学生的课程劳动去实现。这一步是至关紧要的，一定要做好。一旦有了交换的资本，剩下的事情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唯一的问题是必须脸皮厚一点，胆子大一点才成。再说啦，外国人也是人，外国的学者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凭真本事换名利，外国的学术界也不尽都是正人君子，校园里面的学术交易做起来往往是不分中外的，一般讲，国际机票、食宿交通、讲学报酬什么的，都不会让邀请者自掏腰包的。
       
       “研究”跨国化
       前些年在学术研究的圈子里，如果听说谁谁承担了国家什么基金的项目，那一定让人羡慕得不得了!有了这样的项目，在有些单位院校差不多就等于什么都有了，譬如奖金、奖励、职称、房子、提拔做官等等。可而今，随着学术愈加快速地走向国际化，国家级的项目也开始出现渐居次席的趋势，原因就在于所谓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迅速增加。介入此类项目的中方学人往往同时也获得许多优势，譬如充足的研究经费、顺理成章的出国机会、单位领导的重视，成果的国际化发表和认可等等。这种种的好处，诱使人们逐渐把艳羡的目光投向拥有这类项目的学人。于是所谓的国际合作研究很快成为时尚和学术界众人热心争夺的金馍馍。当然，不可否认这其中的确有不少像模像样的项目和高水平的研究，但是，也同样有许多挂了国际合作的牌子，却让人大惑不解的所谓研究。其间那些合作双方错位落差的辛酸故事，不仅令人颇开眼界，也很能让人由此而看破几许所谓国际合作的学术沧桑。
       记得在我曾经访问过的一所大学的东方研究院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位矮个秃顶，六十来岁模样的中国人。朋友告诉我说，他是国内某大学的教授，因为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到此地已经三年多了。此后在许多场合我都见过这位老先生，他生活非常艰苦，租住别人家的地下室，每天背个双肩书包早出晚归，里面装着他的雨伞和简单的午餐，俨然一个套中人。他从来不去餐厅，甚至连研究所楼下的机器售卖咖啡也舍不得喝一杯，而是啃完自带的面包后到洗手间接凉水解渴。有一天，我见到他的合作者兼上司，一个当地研究所里比他年轻的副教授正在“训”他，说他不应该用电热水杯在研究室里烧开水喝，这不仅违反研究所的规定，万一出了火灾，烧毁了资料谁负责。看老先生一脸惭愧地接受批评的样子，连我的心里也觉得憋得慌。有一天，我偶然走进了他的研究室。那是图书馆深处的一个极狭窄的小隔间，里面一层层堆满发黄了的资料，仿佛一碰就会碎落满地。老先生正戴着花镜，艰难地弓身在纸堆里查找需要的东西，那场面真是让人肃然起敬。然而二十分钟以后，当我了解真相以后离开这房间，回头再看看那正埋头在资料堆中的瘦小身影，不禁悲怆顿生。原来那堆资料是用中国南方某地近代方言文字写成的，属于东南亚某国华人的重要历史档案，被这个一度的宗主国给弄了来，却没有人能够看懂，于是，便以两个大学国际合作的名义，以低于当地助教的工资，将这位教授聘了来，而唯一的研究工作就是把这批档案翻译成当地学者认识的文字，以供他们研究之用。
       除了给洋学者做译员外，我还见到过另一种更受“欢迎”的国际合作方式。例子涉及的当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南方某大学的一位中年副教授，他是作为一项农学方面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中方研究人员而被派出来的，作为相关昆虫学方面的专家与对方一起完成一个项目。据他自己说，他们已经合著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书，第二本也快完稿了。我曾经数次提出要瞻仰他的英文大作，却都被他搪塞过去了。直到那年的大年三十夜，一帮子有家归不了的留学人员下班以后，情不自禁地凑在一起聚餐聊天。言语所及，除了留学人员聚会惯常谈论的性与政治两大主题外，又多了几分事业成败与否的慨叹。在我的一再催促下，老兄终于回宿舍取来了他的大作，嗬!大开本深绿硬皮封面，厚厚实实，看上去着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打开一看，全是中国昆虫的图谱。见我一脸狐疑的神情，略带醉意的他有些尴尬地说：“弄这样的书其实很简单，这些图谱都是我们单位多年积累的标本资料，在国内没有资金出版，我把它们的照片都带来了。在这里一组组的描成图谱，然后加上英文说明，由对方合作者将英文说明略加订正，立马就可以出版了。”说到这里，这位老兄的情绪上来了，眼睛红红地发起了牢骚：“这都是我们那里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标本，他妈的老外不用出一次野外，不费一点力气，只是改改几句英文，就以合作和合著的名誉得到了成果，而且还作为他们单位的重大成果，到国际会议上对学术界吹牛皮，不就是有俩钱嘛!”
       看他那愤愤不平的架势，我的心底不禁生出一阵阵悲哀之情。中国的研究者们，不仅是在合作的旗号下心甘情愿地给人家做着译员和资料员的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不断有意无意地出卖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民族的学术资源。如此这般的国际合作研究，其实已经近乎科学上的殖民掠夺了。只不过这一次对方不是用枪炮和鸦片来强行掠取，而是用金钱和出国研究机会来引诱你自投罗网。这样的合作意义何在?!
       说到资金和出国的诱惑，我不禁想起近年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所谓国际合作项目的操作方式。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研究课题、构想和操作预案。一般讲，此类课题往往与对中国某一特别领域发展的认识、了解和研究有密切关系。然后由国外机构或基金会提供资金，由中国方面出人出力，直接从本土展开相关的大规模档案清理、问卷调查、田野作业和其它形式的数据搜集，并对资料做初步的整理分析，由国外方面派人监督、检查和指导资料的收集工作。然后，再将所有这些资料运往国外进行“科学”的技术处理，譬如用特别的电脑软件程序加以分析，用某些理论研究处理等等。对于完成的成果，一般讲是叫作“成果共享”，但是实际上，一则课题的提出不是中方的思路和需求，因此，相关的资料对于中方的研究而言，并无多大用处。二则即使课题有意义或与中方思路相近，但是本土往往又缺乏这样大规模的分析技术手段和能力，只有依靠国外。于是，一旦资料送出去，怎么处理完全由对方自主，而对方当然是按自己的思路去从资料中获取相关的成果，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成果或结论，与中方的需要和意图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的“成果”，又如何谈得上去“分享”呢?而资料早已漂洋过海而去，怎么利用已经不是中方所能过问。就算给你留下副本，由于研究的目的、方向不对，又缺乏技术手段和资金，最后只能束之高阁，扔在柜子的角落里积灰尘。闹了半天，原来是给别人打工，卖苦力，哪里是什么国际合作!而问题在于，明知这是个闹剧，是一个劳工合同，却偏偏无数人趋之若鹜，到处钻营，拼命也要搭上这班车。意图何在?说起来很简单，一是为了经费，有了可观的一笔资金，出差费、生活补贴、买台电脑什么的都有了，甚至还可以给家里添台传真电话机，工作需要嘛。二是为了出国的机会，合作研究之前，不是需要技术培训吗，当然是去技术先进的地方了。其间的奥秘，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如此国际合作，说穿了，不过是个洋打工而已。
       当代学术哈哈镜
       国内近年来有这么一些出席国际会议的学者，他们压根就不懂外语，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弄到手的邀请和怎么折腾出来的论文外语发言提纲。反正人家是出国了，开会了，交流了。过不了多久，他们的观感、访谈、会议侧记、收获什么的，很快就会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可你要是有幸和他们参加一次所谓国际会议，你肯定会大惑不解，他们究竟是怎样写出那些学术聊斋来的。因为除了在开幕的免费酒会或者午餐会上见过他们以外，你就不知道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仅在各种大会、圆桌会、分组会、专题会上不见他们的踪迹，就是在安排有他们发言时间的场地，也是一个个不肯露面，不是以各种借口推脱出席，就是请一位别的学者或者在大会服务的中国留学生代读发言稿，而他们本人此刻恐怕不是在名胜地点漫步，就是在百货公司购物，顶不济的也去了跳蚤市场，至于会议，那不过是出国观光的借口而已。等到闭幕宴会的时候，他们倒是真的一个个衣冠楚楚地现身了，在一场红绿生鲜、声色男女的狂欢之后，愉快地各自爬上喷气式客机走了。
       自打改革开放以来，以洋旗号洋招牌来蒙本国人的，和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去蒙洋人的，这方面的故事日渐增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似乎有某种心照不宣的理由，有关中国人在国外搞学问，谋学位的猫腻事儿，留学人员之间尽可以在茶余饭后嬉笑怒骂，讽刺调侃，传经送宝，却很少有人诉诸文字，发表于传媒。理由其实很简单，一旦捅破了窗户纸，还让后来的人怎么混文凭，找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在欧洲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做了一些关于西方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调查。其中自然难免要涉及到中国留学生进入那些个国家以后把中国文学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尽管改革开放都已二十年，第一代出国人员不仅早已立业成家在异邦，有些人甚至都接近退休年龄，开始考虑根归何处的问题了，然而他们的博士论文和论著却很少由外文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其间原因大概也是多多，譬如版权呀、翻译呀、时间呀什么的。我既然人到了国外，就不得不抓紧时间，尽可能多搜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未曾想，一旦真走进去了，还真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信息。不必说，其中自然有一些有新意、有创见、材料翔实、思想犀利的著作。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大量平庸之作。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些论文的论题和内容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是不是从事比较研究专业的人们，都喜欢和中国文化及其文学的各个方面搭上关系，做一番所谓的比较。当然，如果说是站在跨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从而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角度、方法和见解，倒也不失为一条有国际特色的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路。而问题却恰恰在于，你在其中很难找到类似的探索，倒更多常见的是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些资料、常识和通行的观点，尤其是古代大家的著述和言论译成外文或者干脆是直接借自某些译本，大量地堆积和拼贴到论文中，然后再与西方的某些著述和观点，生硬地比较一通，于是就算大功告成。据说其间的秘密在于，就做论文的人而言，可以省心省事，而且由于依托了几千年中国文化根深叶茂的大招牌，常常能把不谙汉字和中国文史的洋导师唬得一愣一愣的。而就导师方面而言，虽然饱读西方经典，对中文也曾下过几分功夫，但无论如何，也还是难窥堂奥，不甚了了，可在学生面前又不能甘拜下风，老实承认不懂，相反，还得装模作样地提几条“内行”的意见，然后投票通过。于是，这顶博士帽就轻易地到了手上。这样的大作，作为海外学位论文，也颇能通行一时，而一旦要翻译成中文拿到本土来出版，恐怕就没有几个人敢冒这个险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目前海外发表的中国学者的人文社科学位论著早已是成百上千，而回到本土以中文出版推广却极少的原因之一吧。
       随便举个例子吧，我读到过这样一篇海外博士论文，题目很有点吓人，是专题的庄子其人研究，而且据作者在提要中所说，许多世纪以来的庄子研究始终可悲地处在迷雾之中，连庄子有无其人也没搞清楚，以至西方人也参与到了怀疑庄子有无其人的队伍中，这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可以说是一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基于此，该论文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庄子确有其人。而且论文说，经过作者的研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子的的确确是实有其人的。我一看这题目就有些犯嘀咕，细读那论文的内容，整个儿像一本关于庄子的虚构小说。除了不知是从何处抄来的一些国人论著译文外，剩下的就是一些笔记小说似的传闻和作者的大胆想象，实在没有多少学术性和严谨性可言。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篇东西，竟堂而皇之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且到处传播。写到这里，我真为我们的某些汉学家感到脸红，虽说丢的首先是中国人的脸，可难道就不怕中西同仁们笑话?想想也亏得是用大多数中国的国学家们不懂的外语写成，在一个陌生的异文化环境中传播，倘若再翻译成中文出版，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和结果，实在不敢想象。
       
       尽管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走向国际化的旅途中，也是人才辈出，成绩斐然，但是上面谈到或没有谈到的猫腻和蒙事的现象也并非个别。虽然就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现代国际学术参与而言，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和庸俗行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难以完全避免和根除，然而，我们却没有理由把脓疮视作艳丽的桃花来流传珍藏，故而还是挤破的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挤，从而使人们逐渐能够意识到这并非什么好的货色，进而真正能够认识和逐渐唾弃这些学术上的丑陋现象。我相信，这对于今后提升本土中国学人的国际学术交往水准和质量，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陈跃红，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等五种（与他人合著），并有论文多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