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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识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
       获得1999年度世界史学会头奖的《重识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为衮德尔·弗兰克（Gunder·Frank又译为恩特尔·弗兰克）所撰，1998年分别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和新德里圣印度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香港亚洲2000年出版中文繁体字版，日文版、土耳其文、德文版也即将印行。
       此书在全球获得广泛的重视和好评。《世界史月刊》书评编辑 D. A.詹贝尔在授奖评语中说：“我们一致选择这本书，因为它本身就是经典之作。宏阔的视野，大胆的分析，对欧洲中心主义对以往历史学家全球观的误导提出的警告，这一切使弗兰克的著作成为杰作，成为历史学家、世界史教师和学生的必读书。本书认为，现代时期的欧洲霸权直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实现，而在此之前，欧洲只不过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世界经济中相当边缘的角色。只是美洲白银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意外横财，才使欧洲买到了进入当时世界经济和工业化的途径。这一研究成果迫使历史学家超越欧洲来理解现代世界的产生。”美国东北大学学者杰夫里·萨默斯说：“《重识东方》将立即成为经典，进入这个时代的伟大著作行列，诸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和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对于研究工业主义开始和西方最终取得优势的学者，他们将被导向一些全新的、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给予解释的问题。本书给一个时代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课题。原创的，有争议的，富于挑战的，却又是易于理解的。”新西兰曼塞伊大学学者恩格伯里茨说：“这本反传统观念的书，是一个终生致力于解释世界发展、最富创造力的社会历史学家的巅峰之作。作者提出的核心观念是，要理解历史，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分析世界范围的全球经济模式。弗兰克提出了一些非常需要的观点，如‘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存在‘差异中的统一’，以及‘文明的冲突’纯属一派胡言等等。总而言之，《重识东方》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荷兰莱顿大学学者沃瑞斯说：“《重识东方》严格说是一部启示书，挑战并颠覆了影响甚广的学者诸如马克思、韦伯、博兰尼、罗斯托夫、布罗代尔和华伦斯坦等人的观点。实际上，作者挑战和颠覆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每个涉及过这一问题的人。”亚利桑那大学学者伯格森说：“弗兰克的论著在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思想领域引发了一次革命。正是西方变革的内生性质这种理论受到了挑战。弗兰克认为，华勒斯坦式的世界经济并不能导致世界体系，但是阿夫罗尔斯的（Afroeurasian）世界体系能导致欧洲式的世界经济。修正这一历史事实，就是挑战从马克思到韦伯，再从布罗代尔到华勒斯坦的每一个人的理论支柱。弗兰克表明，他们的结论全错了。这本书从观念构造上来说极为重要，能同时提供详尽无遗的信史文献和理论明确而又有说服力的主题。你会从中感到世界的内在联系，而这种感受在先前著作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想不起来的。这就是本书的力量。这种根本的反思，对理解世界历史绝对重要。”《印度邮报》书评家哈尔班斯·穆克亚说：“这本书可以作为所有挑战的酵母。本书巨大的力量，在于能激发、逼迫一个人去反思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许多历史结论。”
       （正平）
       中国“入世”的全方位影响
       加入WTO，除了经济方面，还将对中国社会产生全方位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对其政治、社会影响也做了初步评估。他认为：
       第一，加入WTO影响到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进入中国的市场，一定会把他在某国享受到的制度背景和制度环境投射到中国来，对中国也会产生类似的制度要求，一定会要求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经济。
       第二，加入WTO迫切要求在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分开，要求政府对所有在中国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再给国有企业吃小灶。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初步的承诺。这些承诺一旦开始兑现，政企合一的体制将面临重大挑战，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将面临空前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导致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发生根本的改变。
       第三，加入WTO要求提高中国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多变的政策、含混的手续与规则、灰色的管理和黑箱式的政府采购都将在加入WTO之后面临重大挑战。
       第四，加入WTO后必须真心实意地实行法治。政府行为必须变得让民众可以预测。例如，备忘录允许美国在中国开设律师事务所，不再受地区的限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可以更多地介入中国的法律事务，这将对中国的诉讼程序乃至司法制度形成压力。
       第五，加入WTO要求中国从结构上消除腐败。一旦中国加入WTO，美国和西方国家会把中国的商业腐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就会要求中国政府有效地打击腐败。
       针对刘军宁的看法，学者王小东进行了评论，王小东说：
       我并不反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刘式“自由主义者”声称加入世贸可以消除腐败、促进民主实在是荒唐之极。
       不法外商始终是中国腐败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一环节，中国的许多腐败行为便难以完成，至少是不那么方便。通过不法外商来洗钱是中国腐败行为，特别是大规模腐败行为中极为常见的操作。不法外商利用中国的腐败的能力显然强于一般中国公民，甚至中国企业。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仅仅是由于中国加入了世贸，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就会放弃更容易的赚钱方式，而要求中国消除腐败。从国际经验看，美国资本横行拉丁美洲二百年，拉丁美洲为什么没有消除腐败，没有出现刘式“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种情况呢？
       王认为，从刘式“自由主义者”的这篇文章看，“自由主义者”们正在利用这次契机迅速实现角色转换。本来他们依托西方权贵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某些中国权贵这里，他们是弃妇（也不完全是弃妇，他们始终依托着中国的一部分权贵，但在另一部分权贵那里他们是弃妇）。现在他们觉得时机到了，恐怕要越来越剥下“民主”、“自由”的伪装了。他们本来就是在美国恐怕连右派都不能接受的极右派，只是自称“自由主义者”而已，现在将显露出其真实面目。
       （梁 必）
       科索沃并不存在“万人坑”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出徐英的文章。文章说：
       战争的理由，是因科索沃的塞族对阿族进行大屠杀。北约官方的说法是，约有一万多阿族人被塞族人杀戮，非要教训南斯拉夫政权不可。然而战争停止了，经过四个多月的国际联合调查表明，迄今只发现了数百具尸体。美国联邦调查局自己的调查也只发现了不到二百具尸体。原来，科索沃并不存在北约所指称的“万人坑”！那么，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到底在哪里呢？
       设想，如果一个国家在内乱中有几十人或者几百人死亡，国际社会就有权如此肆无忌惮地以武力侵犯该国领土和主权，帮一派打一派吗？联军严重依赖美国的“情报”，对美国如此言听计从，如果美国错了，联军各国政府怎么办？它们在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中还有什么颜面和可信度呢？美国的情报和决策过程其实一直是个谜。最近《纽约时报》披露，1998年8月20日美国轰炸苏丹化工厂事件也是一个错误。此前，有助手向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出目标不确，但上峰对它们充耳不闻。更广为人知的是，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前，也有人提出目标不确，同样无济于事。看来，美国的情报和决策过程有自己的排他性运行规律。美国有人辩解说，北约和联军各国的政府和观察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都主要依据科索沃解放军所提供的战况和消息。这就更离谱了，难道北约军事决策的依据就是科索沃解放军的“烟幕弹”？
       现在，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各国人民自有自己的判断，美国情报机构的信誉和美国的“领导能力”必为更多的人所怀疑。一万对二百！相差如此之巨的两个数字应对北约及联军各政府具有严重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含义，必将影响北约的团结，并对国家主权这一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造成极大的冲击。本来，这周遭的世界犹如一个纷乱的瓷器店，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头野牛随时要冲进来。这就是理想中的国际秩序吗？
       12月，法国国民议会也通过决议，要求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事件进行调查与反省。
       （吴 天）
       自由资本主义的分化
       资本主义从来没有统一模式，1999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对所谓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进行了比较。该书作者为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法兰西计划总署署长和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
       书中指出：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兴起于八十年代，是随着里根当选总统后逐渐形成的（里根当选总统之前，从罗斯福到肯尼迪，历届美国总统所搞的资本主义，都非常类似于欧洲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此种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讲英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主要特征是讲求个人成功、短期金融利润和金融媒体化，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发源于1959年的莱茵河畔，代表人物是赫尔穆特·科尔，代表了沿莱茵河两岸的瑞士、荷兰，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甚至日本。它的主要特征是讲求集体成本、共同管理和长期利益。两种模式的资本主义都是以私有经济为主，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但是阿尔贝尔认为，两者有三大方面的本质差别：
       第一，宏观经济方面的差别。阿尔贝尔以“赋税”和“社会福利”为例进行说明。在美国，各种赋税（包括国家和各州）占GDP的30%左右，在欧洲，各种赋税则占40%左右。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在赋税上的巨大差异，关键原因在于欧洲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水平比美国高，欧洲国家几乎所有的退休金、养老金都要靠赋税承担，几乎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而在美国，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尽管意识到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但在1992年有关提案未被国会通过而流产。在1996年6月15日的德国，三十万人走上波恩街头，“反对德国美国化”，将“Ameican way of life”弃之如敝屣。这两件转折性事件，标志了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优越和巨大吸引力。
       第二，中观经济方面的差别。阿尔贝尔认为，中观经济方面的差别首先是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投资的方式的差别，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对企业的投资80%来自金融市场，20%来自银行；在欧洲，来自金融市场的投资占35%—40%，来自银行的投资占60%—65%。第二个差别体现在企业吸纳资金的具体运作上，企业若通过银行进行筹资，他们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良好的、相互信任的互助关系；而通过股票、国库券、债券来筹资，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因为金融市场要对企业进行选择。由此可见，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富有活力，更加刺激，它导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冒险家生存的乐园，而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则是各种规模、各种层次的企业平稳发育、发展的温床。
       第三，微观经济面的差别。阿尔贝尔以“企业追求目标”和“企业管理”为例进行说明。在美国，企业关注的唯一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益，而对劳动者本身则关注不多，他们时常被看作如同能源、生产工具一样的物品；而在欧洲，当美国的雇主满腹牢骚地抱怨雇员的不忠时，德国的工人代表正以同等人数与股东平起平坐，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行表决。
       通过以上对照，阿尔贝尔明显地流露出对莱茵资本主义的赞同倾向。他得出两点结论：莱茵资本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注重社会保障，适合稳定性、持续性企业的发展，譬如汽车制造业。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关注个性发展空间，更适合于灵活、创新的企业，譬如信息产业；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新美国资本主义在保持九十年代以来持续十多年之久的主导地位之后，将会毫无疑问地朝着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化，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将成为必然。
       （罗 力）
       法国作家密西奥的小说
       近来出版的法语文学作品，其情绪基调大多低沉悲凄。许多批评家对此颇为不满。显然，法国作家密西奥（Francis Mizio）的作品不属此类。他最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运用幽默、嘲弄、奇思异想和妙悟通解，来表现某些极富活力情境中的人类生活。第一部小说，《求职万花筒》（All kinds of jobs Agency），是苦乐参半的现代喜剧。主人公像他在咖啡馆结识的所有朋友一样，在等着寻找工作，所以他不得不定期去国家职业介绍所看看，后来他总算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由此开始了在一个荒谬可笑的工作世界中的冒险历程。在这个世界中，效率是个关键字眼，即使这种逻辑导致人们无所事事。因此，经常发生的事就是，竞争的积极的世界所遵循的是谎言假象当中的荒谬观念，错误价值。具体说，主人公的工作是拜访一些人，游说他们跟一个神秘莫测、卑鄙可耻的公司签定减肥合同，这个公司在一些所谓“大人物”的半军事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训练营中没有人的尊严，人们被教导要追随时尚甚至强制减肥，以便训练得像头野兽；必须要说明，受训者并不反对这种精神：他们认为，既然这个概念从美国传来，就必然有效。有效？实际上，有些人死了，成了这种恐怖操练的牺牲品。唯一一个真正害怕这种非人训练的是求职者本人。但他能干什么？他回到国家职业介绍所时，被告知他是幸运者，介绍所的任务就是给你工作，而不是听你抱怨。沿着这个主要的叙事线索，这部小说也探索了各种小圈子里，咖啡馆朋友们的生活。他们都有极为复杂沉重的经历，但这种经历对个人或社会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社会是一片真空，变得无从把握，或者可以说，一边是人，一边是社会，两者不相干。小说的叙述极具法语的活力，把口语和规范语言以及富于韵律节奏的书写风格糅合在了一起。读者喜欢在嘲讽和幽默中被作者导向质疑最基本的主题，诸如工作对于现在社会上完全失业者的意义，商业和资本主义世界对每个人的精神压力，在商品以及观念生产上地区与国际关系的模糊状态……在强烈的讽刺幽默背后，作者成功地揭示了，在一个疯狂的社会中，要找到人的位置是有疑问的，而且非常困难。这部小说，像第二部《植物培育的健康》一样，获得了法国很多读者极好的评价。
       在第二部小说中，密西奥运用侦探小说的一些手法，刻画医药工厂中令人烦恼的生活场景。一些商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消化不良的个人小问题，他们竞相研制一种新药，这种产品可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于是他们游说两个制药企业，去寻找一种远在澳大利亚，几乎消失和被人遗忘的树种。整个小说就是一次经过许多国家、遭遇不同文化的地理探险，从欧洲到亚马逊部落，再经过印度到达澳大利亚。作者刻画了各种人物形象：工厂老板，假装成探险者的狡诈腐败分子，真正的探险者，荒唐愚蠢的殖民主义信徒，有自己习惯和信仰的土著居民……商业逻辑和竞争斗争的结果，对人真正利益的剥夺，都在这个过程中鲜明地展现出来。作者把许多荒谬、哀伤或悲剧性的情境做了喜剧性的转化，这种能力强化了他的探索目标。正像在《求职万花筒》中一样，幽默被用来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分析：发生在西方世界的一些现象，可能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地球。 （安妮·居里安）
       保加利亚的十年艰辛
       《纽约时报》日前刊登布拉格维斯坦·丹切瓦的文章，介绍了保加利亚的十年艰辛。
       文章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功地毁灭了保加利亚的工业。两者坚持要把保加利亚的工矿企业私有化。在很多情形下，保加利亚政府不遗余力地执行它们的旨意，把这些工厂出卖给强大的外国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停业拍卖这些工厂资产（一种消除竞争的新方法）。结果如何呢？成群结队的失业工人、乞丐在街头游逛，老人们在垃圾箱里翻掏破烂和发霉的面包，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在1989年之前，保加利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能享受免费医疗和教育，母亲和老人还享受其它额外的福利资助和优惠。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童不得不离开公共学校，他们的父母无法供给其鞋子、衣服，更谈不上课本纸张了。老年人的境况同样糟糕，在1989年，我朋友的母亲每月能拿到105列弗，现在只有46列弗，24美元多一点而已。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超过三十岁的，无事可做；没人需要他们，没人向他们提供工作。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反反复复地表明只找三十岁以下的求职者。但就是你在三十岁以下，你会得到什么？
       文章还说：到了一月份，我们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余迹将会消失：对学生、老人和携带孩子的母亲>乘坐火车，政府将不再补贴。这意味着人们将被迫呆在村镇里，对那些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者和救济金领取者大为不利。他们只能偶尔在本地打些零工，聊补家计。或者他们在菜园里种些蔬菜水果以备过冬。从经济角度看，用半价车票鼓励这些人流动是明智之举；但在新的一年中，这一明智将消失。
       文章认为：我们经历了被隐瞒的艰难困苦，但乔治·索罗斯，那位金融家却告诉我们：拆除壁垒，开放社会。我们保加利亚人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些美妙的口号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摧毁试图求得生存的保加利亚工业。土耳其的进口货物洪水般地席卷市场。保加利亚生产的袜子得卖一个列弗一双。我看到土耳其出的袜子只卖半个列弗一双。所以很快地，我们将只会看到土耳其的袜子，但看不到工作职位。很多劣质食品和其它货物自由地涌进保加利亚，使本地生产者无法抵挡应付。我有一个侄子拥有一个四头牛的小畜场。接连两年，他因无法卖出一头牛崽而破产。据那家收购小牛肉的公司告知，他们宁可经营从希腊进口的、那些很容易被加工成香肠之类的低价冻牛肉。西方为我们的苦难作出了什么贡献？在一个被蹂躏糟蹋的国度里，什么东西最吸引外国公司？这就是廉价劳力和资源！这就是为何要拆除壁垒，这就是为何要开放社会。我个人也生活在艰难之中，但我还能得以幸存。但是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从1989年到1993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那时候，我并不懂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以及它们的扩张政策。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十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宪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