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经济学界出现了何清涟女士与张曙光先生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个人学术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标准”、“学术规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早就有一些看法，这次借这个契机，把这些看法提出来供批判用。因为何张争论是个缘起，故此，本文引用何清涟的《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与张曙光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两文中的观点，但本文所针对的绝不仅仅是上述两文。
关于“学术标准”与“学术规范”
何清涟在文中称张曙光为“志在为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立规则的张先生”，我以为不光在经济学界，还有其他的各种学界，凡是控制了一定资源的“掌门人”们，往往都有很高的立规则的热情。前几年闹得动静比较大的，是有人要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界立规则，当时也很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跟着一起鼓动，立规则运动最后元疾而终，但各界别立规则的热情仍然经久不衰。拿经济学界来说，总是有不少他封或自封的“掌门人”或“名门正派弟子”在那里说这个人“不符合学术规范”，那个人“不是我们定义的经济学家”。
然而，这些人要立的究竟是什么规则?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概念是不是“学术概念”，什么才算“知识增量”，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符合“学术规范”?恕笔者愚钝，始终是搞不大清楚。何清涟称一些人为“以西制中”的经济学家、“以西制中”学派，或可给我们一点启示，因为确实有不少热衷于立规则的人动不动就拿“西方学术规范”来吓人。但是，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恐怕包括许多有志于立规则的学者在内都是不够格的，他们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未见得有任何时期能够通过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课程考试——恐怕相当一部分人连本科高年级的课程也通不过。从他们的著作中往往可以看到不少被称为“硬伤”(即以西方教科书标准衡量的明显错误)的东西，属于自己的创见就更少。因此，在笔者看来，他们的“以西制中”，也并非是真的有什么“西”，可以拿来“以西制中”，只不过是以“西方学术规范”之名来排斥异己罢了。另一方面，即使是货真价实的“西方学术规范”，也绝不应拿来作为中国的统一的学术规范。首先，所谓“西方学术规范”，只要超出大学课程的范围，就五花八门了，你指的到底是哪一种规范?凭什么选这一种规范而不选那一种?其次，诚如何清涟女士在《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中所说：“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特有的经验事实出发，睁大眼睛看现实。‘以西制中’学派很崇拜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告诫：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不能原样照搬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
中国有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方的“学术概念”在中国很可能失去了所指，因此，必须根据中国的经验事实来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构建理论之前，则必须做好汇集经验事实的工作(这也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即使是汇集二手资料，也并不那么容易做)。怎么能说这种工作就没有知识增量呢?当然，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工具性的东西是可以拿来用的，有一些标准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另外，诚如张曙光先生所说：“理论的创造和学术的生产有着其自身的逻辑，理论上和逻辑上的真问题不见得就是现实中和经验上的真问题”，研究纯粹的理论和逻辑问题，而不涉及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也可以是有价值的。
从社会的整体角度看，除了诚信之类的最基本规则，学术就不应有一成不变的规范或标准，或者说学术的规范或标准应该是多元的。这是因为，一切规范或标准，都源自对于已有的知识的总结，必然无法容纳那些最伟大的创新思想，如果一个社会过分强调规范或标准，就难以有真正的创新、真正的知识增量。最近五十年中，在数学和纯粹理论经济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伟大贡献的法裔美籍数学家伯努瓦·芒德勃罗，就是很好的一例。他的工作在一开始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既不符合数学的学术规范，又不符合经济学的学术规范。然而，美国的学术界毕竟容忍他作为一个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存在，容忍他参加会议、发表论文，IBM则养了他几十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芒德勃罗的贡献，甚至认为他在数学方面的有些工作是两千年仅一见的伟大贡献，而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则必将引发整个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当然，作为个人或团体，完全可以设定自己的规范或标准。这既是个人或团体的理所当然应享有的权力，也不排除这样做可以保持团体某一特定的研究方向，降低成员间的交际成本，从而促进其学术研究。但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规范或标准只应在社会中(或者说市场上)争取别人自愿的响应，而不应成为一种强制，也不应由行政力量占用纳税人的钱对其进行支持。中国的现实是，许多热衷于立规则的人占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往往是国家的垄断性资源，如职位、职称、学位等。占用了国家的公器，却狭隘地立自己的规矩，排斥他人，显然有失公正。或日：制定规范和标准是为了排除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混入学术队伍。这些年来，在学位、职称评审方面的规定、标准越来越多，而其成效如何呢?学位越来越成为一件花钱就能买到的商品，职称评定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笑柄，出现了“学术腐败”这个新名词。学术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少数官员和所谓“学术权威”垄断了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的解释权和实施权，而动不动就以身份(你是不是XX学家)为由，以自己解释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你的著作是不是“学术著作”)为由，将异己排斥在讨论之外，这无疑助长了学术腐败，窒息了学术自由。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转型期，至少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提倡观点的辩论，而不是强调身份或者所谓“规范”和“标准”。
关于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问题与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
在张曙光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有关于秦晖先生的真问题和假问题、真学问和假学问的问题的争论。笔者没有认真研读过秦晖先生的文章，不可随便发言，但关于张先生提到的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问题与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倒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首先，笔者同意张先生的看法，真问题和假问题有两种，一种是逻辑陈述或逻辑问题的真假，一种是经验陈述和经验问题的真假，但我同时认为，两类问题都有研究的价值。在逻辑陈述或逻辑问题方面，真正的知识增量提供者或许主要是数学家，如前面提到的芒德勃罗，他以数学家的知识结构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纯理论经济学方面取得极高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在数学方面的一些灵感却来自于实际的经济学现象，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却十分有意思，如前所述，虽然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问题方面并无多少建树，却总是贬低对于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的研究。有的经济学家公然标榜他们“只对
论证过程感兴趣”，至于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则根本不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用不着回答。如此说来，研究现实中和经验上的问题这种活，又苦又累，在“知识增量”方面档次又低，还要受现实的检验，不值得干；研究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问题这种“高档次”的活，又不见得能干得出来，所谓的“论证过程”岂不成了个别学者懒惰与无能的托词?
在何、张争论中，有一段关于何清涟女士质疑关于研究中国收入分配课题，却没有把中国尽人皆知、而且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极高的灰色收入计算进去的公案。据悉，此项研究历时十年，花费数十万美元。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这绝不是用张曙光先生“根据理论逻辑所作的讨论，其直接目的不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解决什么现实，而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和文化发展立场上，做知识增量的添加和积累。不仅如此，现实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被理论和逻辑建构的。例如，贫困问题，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定义出贫困线，那么，我们是无法提出和讨论贫困问题的”这样的话就能辩解的。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却只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你的模型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这难道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你为什么不动动脑筋、花花力气，自己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数据?一些经济学家经常用“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来为自己理论的缺陷辩护。记得几年前，在一次讨论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会上，笔者曾向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问：你考虑过国际环境这个变量没有?这位经济学家回答：国际环境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笔者当时就反驳道：不对，如果你只是在玩一个纯经济学模型，你随便玩，把什么变量排除出去都可以，但你现在是在讨论经济政策、经济战略、经济发展方向，那就不能排除出如此重要的一个变量；况且，你所批驳的经济战略却是考虑了这个变量的，你如果不考虑，那么你的批驳就没有价值。
倘若真如有的经济学家所说，经济学就仅仅是在“做知识增量的添加和积累”，除此之外，概不负责，那么在社会面前你就不必总是摆出一副指导这个社会的许多重大走向的架势；而当你的指导、你的理论、你的预测被实践证明并不成功时，你啥责任也负不了，那就是说你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且游戏还不如西方人玩的好，看你玩还不如直接看西方人玩，纳税人凭什么掏钱养活这样的学问?
关于经济学家与道德
经济学家或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经济学是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也是近几年辩论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圆滑得多了。但是，目前的圆滑并不能完全消除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于人们的误导。
中国的经济学家曾经非常强调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对此笔者深感怀疑。经济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筛取经验事实，确定模型的变量，建立模型本身的时候，难道真的可以完全排除自己的价值观的影响吗?恐怕未必。就拿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例子来说，考虑不考虑灰色收入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取得数据难易的问题：一个持有某种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关心，甚至庆幸可以找到借口不把它计算进去，以免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被推翻；而一个持有另一种价值观的经济学家则会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取得数据的困难再大也要把它考虑进去，以使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得到支持。在此，为了不陷入一般地讨论经济学是否价值中立的争议，我们姑且承认经济学是可以价值中立的。然而，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在谈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时候，往往是在声辩他们是在为全人类或整个中华民族服务，并非为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记得七八年以前，笔者参加过一次也是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出席的会议。在会上，有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现在的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但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应该把损失承担起来。笔者当时就反驳道：不对呀，你们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讲的是亚当·斯密，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去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什么那些人就应该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承担损失呢?现在，利益集团的分化已经十分明显，某些集团已经成为豪富，这时，同样是这些经济学家又出来说，经济学家就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
笔者想说的是，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但既然如此，你就把话说清楚，你就是为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那么，至少你的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并且你还应该说明，你是为哪个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在很多场合(并不是所有的场合)，经济学家就如同律师，是在为自己的客户说话。这种功能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就如同社会需要律师一样。各造(在经济学辩论中往往不止两造)的经济学家为各造的利益声辩，这不失为一种让社会公正地辨明各造的理由的好办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不要再说你的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这种话来误导社会了——一个律师决不会说他是在为双方辩护。
结语
张曙光先生说：“《陷阱》完全可以独树一帜，为什么要挤进‘过渡经济学家’的行列，为什么要这些‘低能儿’和‘冒牌货’去赏识呢。”不管何清涟女士是否真如张曙光先生所说，有意“挤进‘过渡经济学家’的行列”，我都想送何清涟《
庄子》中的一段话，同时也送给我自己，送给张曙光，以及所有的经济学家。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 ，子知之乎?夫鹓 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 过之，仰而视之日：‘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最缺的就是非下苦功不可的汇集经验事实的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有可能建构对于现实真正有意义的理论，打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笔者认识一位学者，在农村做田野调查约十年。然而，当我们称他(其职称为教授)为“学者”时，他坚称自己不是学者，并提出了一个“悬置”的治学方式，即把现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理论都悬置起来，方能做真正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位行动者不仅“悬置”了那些学问、那些理论，也“悬置”了那些圈子。
现在的思想领域还有市场经济的空间都很广阔，我们用不着只在那些“掌门人”手里讨饭吃，而是可以像那位提出“悬置”治学方式的学者一样，在圈子之外，自得一份清凉。
王小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