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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左派与中国的改革
       香港大学最近举办了“今后十年的中国”研讨会。该会就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重组、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虽然与会者各有阐述，各有独到见解，却可以体察一个没有言明的主题，即：中国今后十年的改革必需顾及社会的整体发展。而在意识形态上与这种反省相呼应的，则是中国自由左派的兴起，强调在中国批判西方“新右派”的“市场暴政”，重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当今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反映到国际层面的思考，更有人提出应当重新检讨中国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利弊，寻找另类选择。
       具有内地背景的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王绍光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的改革策略的分别在于前者的结果是零和游戏，即，一些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另一些人贫穷上的。而中国改革到八三年左右，基本是全赢局面，即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在改革中受益，因而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从八七、八八年开始，改革的方向开始倾向零和游戏，九三、九四年后，大面积城镇人口收入下降，从而削弱了进一步改革的基础，其中一个明显表现是基尼系数不断扩大，可见社会的贫富不均不断恶化。
       王指出，贫富不均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阶层差别。而这种不均的结果是，一方面很多地方的社会道义荡然无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贫穷使得消费欲望低迷。目前的医疗改革、房屋改革、养老政策的转变、教育改革无一不是要求市民自我承担，从而无法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来启动经济的政策。
       王认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改革应该从强调效率、增长，转向强调参与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公平的增长。他认为，不久前对低收入人士的补贴，及刚刚公布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都有迹象表示国家在向积极的方面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里所牵涉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改革曾在流行的古典自由经济的框架中进行，而现在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观念，用新的观念来勾勒新的社会现实。而这个任务，似乎成了自由左派自视当仁不让的责任。
       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则认为，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自由派阵营到九十年代的分裂（一为自由左派，一为自由右派），反映了九十年代改革下中国社会的分化。他说，事实上自由左派在经济、社会领域是继承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和英国工党社会主义传统，与当今西方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相呼应；自由右派则基本秉承里根、撒切尔以来的保守主义路向，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市场暴政”。因此目前有人将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对衡称为“新左派对自由主义”，模糊了争论的实质。
       甘阳指出自由左派有三点主张：一，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确保国家能力，以保障国家对基本社会福利的承担；二，强调经济民主，即，企业与社会都应着眼于所有利益相关者，而非像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强调股东利益；三，批判西方中心论。
       这些分析与主张，受到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的挑战。陈认为王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分析，沿用流行的对中国改革的认知，忽略了中国自四九年以来就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良的事实（包括大跃进）；而甘阳对自由左派的阐述似乎未跳出自由主义的框架，因此自由有余而左倾不足。
       陈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目前正进入第二个周期的末端，动荡与纷争将随着而来。中国以稳定、自守为本的策略或可避免置身冲突矛盾之中。虽然此举或许会影响现在享受的贸易顺差，但基于本身巨大的内部市场，贸易上的损失仍可化解。
       陈认为中国经济的壮大必激发美国对任何一国坐大的戒心，它将加紧与日本、台湾的军事联合，以牵制中国。假如双方军事紧张延及军事备战，甚至战争，那么，资源的挪用、浪费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个可以说，是中国进退国际社会间的考验。
       （潘洁）
       哈贝马斯的主战论
       北约轰炸南联盟，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危机，也使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分化，法国
       的布尔迪厄等人明确表示反对轰炸并发表联名公开信，德国的哈贝马斯却在法国的知识分
       子刊物《Le Monde Des Debates》上发表文章，支持“主战论”。
       哈贝马斯文章的标题是《从人民权利到世界公民权利》，文章大致内容是认为对人权的讨论层次，
       不应局限于一个主权国家里的人民权利，随着地球村的出现和发展，有必要提升到世界公民
       权利的讨论，而国际法也应对此作出相应的配合。哈贝马斯还在文章中指出国际法在捍卫人
       权方面的不足，并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患感冒”，其保护人权的能力受到限制。
       哈贝马斯表示：世界公民权利如要在没有武力强制下得到实现，除非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发挥更有效的权力，而国际仲裁处亦可得到有关的正式审裁权，世界公民的概念才会获得落实，不然，世界公民的人权便难以通过制度而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与道德的界线变得模湖不清，就如这次科索沃事件一样。
       哈贝马斯还引用同门师兄弟Hans Kelsen就有关国际法中人权监察权力的哲学讨论，提议建
       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国际法律，跳出人们对法律的传统认识，即如圣经十诫里只教人最基本的不
       应该做什么，转而在此之上，更要包括教人应该做什么，以巩固人类之间的道德团结，达
       致世界和平。那么，究竟谁来充当世界警察与世界判官，哈贝马斯认为：由于联合国和现行
       国际法的不足，应承认美国作为人权的先驱者，加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实力，可以
       毫无疑问地担当执行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最后，哈贝马斯谈到欧洲，他说，当美国扮演维系现行秩序这一具有霸权色彩的确保人时，
       无论她是基于捍卫人权的决心，或出于尊重其政治价值的传统，这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
       ，对于欧洲人而言，却有必要在目前充满纷争的不稳定过渡时期，在从经典的霸权政策走向一
       个全新的世界公民权利这一过程中，渡过被视为学徒的阶段，最终要成为主人之一。
       (梁明)
       “一国两网”有利国家安全
       一篇署名“小峦”的网上文章呼吁：应该在我国建立“一国两网”。
       该文指出1999年4月31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透露，美国总统批准了一项由中情局利用电
       脑黑客通过入侵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及其他领导人的外国银行户口来颠覆他们的“绝密计
       划”；5月2日，许杏虎烈士的战地日记记载了一条令我国信息产业界人士震惊的信息，“西
       方威胁要切断南斯拉夫进入因特网的入口”。“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产物——因特网同样可
       能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今年3月，从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分别传出消息，他们的一“硬”一“软”高科技产品奔腾Ⅲ和Windows98均暗藏了“机关”，可以任由他们悄悄地窃取网上客户的保密资料。
       该文认为：当我们尚沉浸在因特网接入中国后带来的历史喜悦，陶醉于中国“信息高速公路”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时，上述消息像“炸弹”震醒了我们：因特网完全可能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工具!在未来的国际网络战中，他们可以采取切断因特网的入口，中断你与国外的联系
       造成你的网络瘫痪；可以利用垄断性电脑网络中的“逻辑炸弹”，“病毒程序”，摧毁由电
       脑网络控制的军事、经济系统；可以利用垄断的硬件、软件技术偷窃军事、经济、行政机密，让你把一切秘密悄悄地告诉他。如果我国的行政、经济、教育、科技信息系统全都依附于因特网来建立，势必给国家安全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罗力）
       李敖论台湾的暴民政治与假民主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999年9月以来多次报道：台湾作家李敖于今年8月18日被台湾的第三大党新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台湾引起震撼。李敖从事文学创作与历史和社会研究，为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掌政的年代，曾因抨击当政者而入狱五年多，并且以言论尖锐泼辣和喜欢打官司而著名。据记者报道，李敖一出手就炮打李登辉，指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只是在逞口舌之快，其结果是使台湾朝向坏的方向发展。当记者问及有些媒体没有报道他参选新闻的原因时，李敖说，这个原因很好解释，“过去是暴君在统治我，现在是暴民统治我。过去是暴君不准我讲话，现在是暴民不准我讲话。所谓暴民，就是李登辉带领下，提倡民粹主义的这些群众。比如，当我谈到一国两制时，过去说我是‘共匪同路人’的人，今天都在说我是‘中共同路人’，只是对中共的称呼改得客气了，帽子是连号码都一样。”他指称台湾的民主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暴民的民粹主义。因为民主制度下，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居然还有如此之多的党产？“总统”怎么可以五次修改宪法，用“国家大法”来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更不用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黑金政治了。他说过去在蒋介石时代，虽然有独裁，但还不准许黑金势力进入政治核心，国民党的中常委中没有商人也没有黑道。可是现在黑金势力可以进入决策核心，可以进入议会，要把它们消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种情况就如美国西部规定不能在背后开枪一样，但一旦有人习以为常在背后开枪时，大家为了自保，也在背后开枪，从此道德标准就被乱枪射杀，再也回不来了。台湾交通混乱，乱闯红灯，就是养成了不守规矩的习惯。一旦非民主习惯养成后，要再把它修正回来，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
       李敖赞扬李光耀，说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并且讲法治的领导人，实行的是严格的法治主义，为政清廉，而且“李光耀喜欢打官司，不分人的高低大小，喜欢到法院里去告状，这比较合我的口味”，“台湾需要有李光耀这样的人，否则不能扭转乾坤”。相比之下，他对台湾缺乏法制的“民主”深感忧虑，说“台湾有一批混蛋，我坐牢出来时的第一个感想是台湾的混蛋多了。现在我活了五十年，发现混蛋又更多了。这是头脑不清的一大批人，只会随着李登辉打的牌叫嚣，如民进党就跟着附和。他们在方法上集体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有主张没办法，把主张当成结论”。“台湾没有民主，而是一种乱相”。
       （高原）
       亨廷顿论失去敌人的美国
       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９—１０月期刊登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新作《美国利益被忽视》，这位以《文明冲突论》名噪于世的学者进一步阐明了他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
       中国古语云：“国无外患则危。”看来，亨廷顿颇为信服这一说法。他在文中引用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话，其一是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小说中主人公提出的疑问：“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其二是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阿尔巴托夫的一个宣言：“我们正在做真正令你们恐惧的事———我们正在使你们失去一个敌人。”
       亨廷顿认为，“冷战加强了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一致性。冷战的结束可能会削弱或至少使这种一致性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多文化的种种力量，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它也许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以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
       早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时，有人就指出，亨廷顿的冲突之忧，恐怕 "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亨廷顿的新作证明了这一点。他引用了公元前８４年古罗马的例子。当时，古罗马人打败了最后的敌人，征服了他们当时所知的世界，古罗马独裁者苏拉问：“现在世上已没有了我们要打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几年之后，这个共和国便分崩离析。
       最近几年，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一些和联邦政府对抗的事态，如民兵组织和联邦调查局的对峙，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亨廷顿认为，这可能正是缺乏一个外部敌人所致。亨廷顿认为，美国的特性主要由文化与信念组成，前者来自早期欧洲移民的价值观和习俗，后者来自美国立国之始确立的原则。现在，由于人口组成的变化，多文化形态的演变，传统美国特性已受到质疑，“由于对国家特性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美国人变得不能确定他们的国家利益”。亨廷顿不大主张美国到处插手，“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没有理由过问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他关爱自己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英文缩写）文化，不忍看到自己的文化在美国受到侵蚀或面临危机。他从苏联的瓦解中看到美国的影子，“意识形态这种基础可能要比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起落进历史的垃圾堆。”
       亨廷顿担忧人口和文化的演变，美国将不再是欧洲白人的天下了。为此，美国要限制移民，强制同化，甚至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而这又几乎是在号召抛弃美国的立国原则了。
       （黄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