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溃败与它的腐败、专制有着内在的联系。然而,对于国民党内部曾如何有过“改革”与“反腐败”的意图和运动,则不一定都很了解。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E.Eastman)教授的一本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译本)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和进行思考。以下是几则读书札记。
国民党执政以后的腐败现象
恐怕没有人比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先生更为了解国民党在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所面临的党本身的问题及其严重性。1928年初,蒋介石说:“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他在1930年就承认党员、官僚的贪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他说:“大多数人民把我们当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众到处都不欢迎我们。”以后蒋介石又多次指责腐败现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增加杂税没有止境,贪污和敲诈已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政府因此变得腐败,人民无力负担,土匪也自然一天天地多起来。”“为什么(革命)还未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主观条件不够。现在多数人民称革命是什么呢?是虚伪!是假革命!”
易劳逸教授认为,“蒋介石在谴责贪污的腐败作用方面走在了同僚的前列。”当然,党的其他官员对于腐败的问题也有从各种角度进行思考的,老国民党员萨孟武先生在1928年抱怨道:“今天,我们党的队伍每到一地,通常是无休止地吸收党员,许多贪官和奸绅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党的分部因此而腐化,以致有能力的人不想入党。”在六十年代一位国民党的中层官员回忆说,“贪污无时不在,包括1928年和1929年。这是正常的。……在革命者中,只有少数人洁身自好,克己奉公。”
那么,关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蒋廷黻在1935年说的这句话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党的威信是如此之低,以至“国民党员都为当众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难为情”。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迅速出现普遍的腐败现象?易劳逸教授着重分析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旧官僚、旧军阀因易帜而大量混进党内并位居要职,他们既然是以实力为资本投机革命,就必然要以权谋私;二是清党运动,它不仅清除了异党,而且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清洗出去,因而党内失去了持有正直理想的力量。
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作更为深入一点的思考。首先,易教授所谈的第一点固然是不争之事实,但是如果把这种事实推衍为腐败之所以会发生的基本原因,则可能会陷入外部论常常带来的误区。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假定如果没有了这些来自外部的旧军阀、旧官僚,国民党内部就不会有人以权谋私。而恰好是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和后来的一些党派都容易把自身队伍的问题看作是由外来的人和事物所造成的,因而国民党及其后继者都喜欢搞党内斗争,结果是越斗越有问题。
作者接着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能把贪污当成国民党统治才独有的消极特征吗?”他认为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在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时期,贪污被当作官员们传统的额外收入;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贪污对社会现代化有积极作用。然而他思考的这些都不能作为为贪污辩护的理由。
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蒋介石并不是很多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而是有所行动的。问题只是,他的措施能否有效呢?
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种种真实情景:第一,“红头文件”之普遍无效。作者写道:“官方为减少贪污所做的种种努力,作用几近于无。”差不多在十年的每一年中,都要公布法律和规定,要使对贪污的限制制度化。法律和规章中有不少令人敬佩的文字,但是——如同“公文政府”在其他领域内一样——并没有相应的行政措施与之相配合。“最能显示衙门特征的侧面是官员们忙于起草各种文件——计划、规则、法令——这些都与实际无涉而且无法付诸实行。”
第二,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监察院是宪法赋予权力,对官吏实施监督的最高机关。可它在清除贪污方面形同虚设。它没有实权,成了安置没有影响的老人的闲散机关,被人嘲笑为政府内的‘老人院’(敬老院)。从它1931年建立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到的贪污官吏达69500人,而该院仅收到其中1800人的起诉书。”另外,作者以浙江省政府1935—1936年建立的会计系统为例,指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系统本身也陷入了贪污的泥潭”。
第三,“反腐败”与权力斗争混成一团。“确实,为防止和惩治贪污所设计的整个系统是一大笑柄,因为人们觉得它只能抓些没有权势的小人物。对极少数高级官员被提交到监察院的案件,人们宁愿以私人间报复或派系间争斗来解释。”例如对铁道部长顾孟余的指控,“尽管顾可能确实有罪,政府内的知情者却相信监察院长于右任所以提出控告,是想以此攻击他所厌恶的汪精卫。然而汪精卫的权势更大,对顾的指控便半途而止。”
第四,领袖的威权与心计。蒋介石有时也会大开杀戒,“1934年总司令下令将七名贪污的官吏立即枪毙”。然而,“蒋介石限制贪污的努力既未持续,又有选择。他容忍那些最亲密的谋士们和他家族成员的贪污行为。如此一来,会使人产生如下思路:蒋介石为打击贪污所采取的周期性严厉措施,与其说是为了反对贪污,不如说是作为控制其下属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下属都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因而惧怕他。如果他们由于什么缘故失去了总司令的好感,便很容易为他们在公职上的胡作非为而受到惩罚。”即使有威权也没有公正,而且要面对一种如此可怕的普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的斗争如何能真正奏效呢?
蓝衣社的建立
过去我们从教科书上获得的对于出现于三十年代的这个国民党组织的了解很可能是不全面的、简单化的。易劳逸教授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是它对蓝衣社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蓝衣社的起源、名称及其与力行社的关系的考证,在本书的附录“蓝衣社的建立”中有详尽的介绍,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这里称作蓝衣社的那个团体,最早的倡导人并不是刘健群,而是藤杰”。但是,整个运动的起源显然还是与年轻的国民党党员、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的倡言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1931年春天,刘与他的一些朋友热切地讨论着党的腐败问题、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等。“他们感到,一些国民党领袖只考虑他们个人利益,却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宗派活动正在毁坏国民革命运动的团结;党的基层组织正在萎缩;党和民众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正在同人民疏离。”刘在他的题为《对改革国民党的一点意见》的长达八十七页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他对党的改革的看法。下面是本书中对刘的一些观点的介绍和摘引:
“刘声称,‘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刘没有把党失去民众的支持归罪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归罪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把谴责的矛头直截了当地对准了国民党。”
“根据刘的观点,国民党因受到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侵蚀已失去活力,党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争夺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场。”
“刘拒绝这种看法,即国民党的衰弱仅是表面的,国民党政权仅依靠清除腐败的党员和重组现有的党就可以得到复兴。与此相反,‘我们坚信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
那么,刘健群对于党的改革开出了一张什么样的药方呢?他希望在党的内部产生一个由真正的革命精英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将由那些矢志献身革命的真诚的同志组成,他们是为了民族和民众准备牺牲一切的人,物质的享受对他们将没有吸引力。”为了实现道德上的纯洁,他设想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的个人财产要有严格的限制,“刘认为,他提出的准则既排除了追求发财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其动机,因此能保证精英们合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同时,刘健群的改革建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领袖的权威地位的极力推崇,“刘坚信,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和社会缺乏内聚力的现状,意味着一个超人必须并且一定会出现以引导革命运动。”
刘的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要求一个忠实于他的青年军官小组与刘具体商讨建立这个组织的事宜。到了1932年3至4月间,一个日后以蓝衣社著称的国民党组织秘密地成立了。
作为一个精英组织,蓝衣社吸收成员比较严格。绝对服从领袖、严守组织秘密、遵守组织纪律、无私奉献——这些都是蓝衣社成员必须彻底遵守的原则,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不能脱离这个组织。
为了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蔓延到这个组织内部,所采取的措施有:在纪律条令中申明,“组织成员必须保持献身精神,抑制不正当的欲望和要求,甘当一名无名英雄,以便履行主义和组织的政纲,把社会改造为一个幸福的社会。”在生活中待遇也有明确规定,如外出旅行时不准乘坐头等车;严格禁止赌博、嫖妓甚至跳舞;当然,组织上也必须关心其成员的实际生活问题,如成员本人的婚嫁,其子女的教育,成员遭遇失业或生病等等,组织上都要给予经济援助。
在组织内部,力图营造出一种同心协力、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团结气氛。“老国民党员中的小集体主义和缺乏团结精神的现象被该组织成员中的一种‘绝对必要的亲密友谊所取代’。他们不仅在工作中是‘精诚合作’的,成员们也有责任向那些急需帮助的同志提供物质和资金上的援助。而且假若一个同志死了,其他同志也应感到世界已失去一位救世者。”
蓝衣社的思想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
毫无疑问,在一个极为贫穷、涣散的中国,极权团体(军队等)往往是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黄仁宇语),因此蓝衣社的意识形态很快滑向全盘的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易书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研究,约略可分为几个方面:
一、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在大约1935年,蒋介石在对蓝衣社的演讲中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够救中国的某种方法。”他又说,“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他最后宣称,“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二、极力反对自由和民主思想。蒋介石认为,“在近几十年,我们徒劳无益地沉浸于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中,我们所得到的又是什么结果?我们陷落在一种混乱和无可救药的状态中”。因此,蓝衣社成员“特别憎恶自五四以后毒害了中国人心灵的自由主义概念。……对于蓝衣社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无约束的放纵,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和讲人性,更有甚者,自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它诱使人民屈服于他们个人的任性而对社会的需要则完全不予注意”。
更有意思的是,蓝衣社甚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要找出自由主义思想的危害。“蓝衣社分子到处能觉察到西方自由主义恶劣的影响。……在普通民众中,自由主义表现为颓废轻浮的生活和奢侈的消费。张伏云解释道,上海的大学生把时间花在去妓院和舞厅而不是去图书馆,女学生则精通于化妆品和奇装异服。《前途》(蓝衣社的权威出版物——引者注)编辑刘炳藜慷慨激昂地抨击在一个晚上花费3000元款待女友的城市青年,他说,他们花掉的这笔钱可供30000农民生活一天。自由主义是一种文化疾病,在城市中最显著,而且现在农村也受到它的污染。”
三、忠于领袖,崇拜个人。蓝衣社的纲领宣布:“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唯一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因此,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在一篇社论中,蓝衣社分子宣称,“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
四、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蓝衣社的纲领宣称“国家是最高的和神圣的,民众的唯一职责就是保证自己捍卫国家利益”。蓝衣社的核心人物贺衷寒号召人民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以便国家获得自由。“《社会新闻》宣称个人为国家服务和牺牲是‘神圣的原则’。蓝衣社的目标是极权主义的,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他应该‘尽其责任而从不言其权利’。”
五、必须实行文化改造与文化专制。蓝衣社提出要以“建设性的,进步的和勇敢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文化”取代颓废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且蓝衣社似乎比较善于从“他山之石”中发现有力的支持。《社会新闻》中有一篇宣言提出,“为了建设新文化,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都对旧文化发动了无情的、残酷的进攻,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旧剧,自然,这非做不可”。因此,为了实现在文化艺术中的全面控制,图书出版业将完全国有化。文化纲领中的极权主义成分是十分鲜明的:所有的社会现象,所有的社会活动在理论上都受制于文化统制的干预。另外,对于教育的政策是其文化改造运动的重要方面。“蓝衣社的教育政策被概括为这样的口号:‘国家化、军事化、生产化’。用这种方式,使知识分子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得以克服,每一个人都将成为一名有用的、国家的生产者。”
蓝衣社与新生活运动及其军事化的社会模式
对于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蓝衣社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开展于1933年底至1934年初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易教授十分重视研究新生活运动与法西斯极权统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不管新生活运动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他列举了蒋介石说、中国文化学会说、杨永泰说等几种说法),“新生活是蒋介石和蓝衣社试图把他们的精神——法西斯精神——输入中国人民中间的尝试之一。”易教授在他为《
剑桥中华民国史》撰写的部分章节中也直接了当地把蒋对新生活运动的赞扬与法西斯极权政治的目的联系起来∶“蒋介石渴望在中国重建的,就是这种军事化的社会、严格的纪律和对领导人的意志的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他大加赞扬的、开始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他认为这一运动是疗救中国的一剂良药。”“显然,蒋介石已将他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原封未动地搬到新生活运动中来了。”
为了使新生活运动有具体的规范和标准,也就是为了使“礼义廉耻”能“从我做起”,于是颁布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95条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不随地吐痰、扣好衣服的扣子、不大声吃东西、不抽烟、动作迅速、姿势端正等等,蒋强调说:“如果我们要想获得一种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如果我们要复兴国家,报仇雪恨,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应该用冷水洗脸,而不是枪和大炮。”应该说,这些本来都是不错的个人行为规范,但是当它们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本来显得诚恳、具体的准则就有点变味了。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从“我”做起,从走路、吃饭做起的群众运动不但可以具有意识形态动员的强大作用,而且可以直接把社会作为运动的对象而控制起来。
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有这种可能:蒋介石是真诚地想通过改造人的行为进而改造国家,“他确信,严格地执行这些行动准则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如果所有的人因此而得到改造,那么社会和国家同样会获得新生。”问题是,他所构想的这个“新生”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每个人都能获得独立与尊重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而是一种军队式的人人听从命令的准军事社会。例如他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社会军事化是蒋的一个关于社会模式的理想方案,在这里暴露了他的法西斯思想的主要社会观。
在现实中,新生活运动是由一个专门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来领导的。按照这个机构的计划,政府工作人员和教师、学生开始穿上制服,接受军事训练。更为有意思的是,“据报道,在武汉,‘新生活运动’建立了一支行动部队,它有权在街头召集成年男子,女人可以留在各自的组织中,但必须以法西斯主义作思想基础”。这种情景如果不是有过类似的生活经验是很难想象的:满街穿军服的人,到处是明显地结成队伍的人群,以军服和队伍为标志就可以具有随时动员人力资源的权力,而事后又不必为此而负有责任。这种情形是力图迈向军事化国家的民间步骤的表征,再往前走就是国家的正式动员、体制启动、划一施行。1934年,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成立,指导对学生进行军训,在洛阳、汉口、南京还成立了暑假特别训练营。
当然,蒋介石对于军事化国家的向往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他本人在日本军事学校学习的经历一定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而“流行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同样影响着蒋氏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蒋最为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无论在家里,在厂里或在政府机关里,每个人的行动必须像在军队里一样。……换言之,应该是服从、献身、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当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猖獗的时候,蒋的这种军事社会观念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利于抗战的心理动员。
在新生活运动中,也还存在着某些尽管是比较微弱的不和谐音。易教授指出,蓝衣社并没有完全控制这场运动,基督教的组织、教徒、传教士等也在运动中起着作用。这些作用的努力方向是朝向民主的,以至一位美国外交官形容这些人与蓝衣社之间的差别是“一场盎格鲁——美国——基督教的民主主义与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战斗”。
蓝衣社的特务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特征
不管如何,作为设计中的精英组织,蓝衣社最终成为一个特务组织,它的神秘乃至恐怖色彩与它的特务头子戴笠有密切联系。然而,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特务形象肯定是带有片面与夸张的成分的。戴笠在训练特务的教材《政治侦探》一书中列举了他们应守的职责是:
1.保卫领袖的安全。领袖的安危同于国家的安危。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处处决心保卫领袖的安全。
2.惩治腐败。腐败是革命斗争中的蛀虫,除非这一(惩治腐败)行为得到圆满完成,否则建立一个廉洁和诚实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3.摧毁一切反革命力量。这包括控制调查集会、结社和出版。无论从行动或是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政治侦探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共存的。
4.帮助国家重建。如同农民在庄稼成熟前必须除草一样,必须清除国家重建道路上的障碍。
5.防范国际间谍和叛徒。政治侦探是国防的哨兵,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主力部队的成功常常取决于幕后的侦探的成功。
在这些任务中,有些是与暗杀、绑架等活动直接有关的,也有些是党内斗争的手段,蒋介石要借助于此而达到控制各种派别的目的。蓝衣社的纲领中把清洗腐败官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以特务手段来完成这种任务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康泽的别动队在江西期间比较成功地获得当地老百姓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短期内调查和审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僚的腐败案件和豪强劣绅的劣迹。
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特征中,有些是比较奇特的。比如它提倡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农庄,甚至不惜为此而冒着被其反对者攻击——指责他们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危险。在三十年代西方自由经济严重萧条与危机的背景之下,与全球知识界普遍的思想潮流相一致,他们对国有制度、计划经济的兴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是受到三十年代对经济放任主义批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德国、苏联作为样板起到的作用。易教授认为,“蓝衣社在本质上并不反对私有企业制度。然而,像重工业、矿业、大规模的运输业这类关键的经济领域,以及外贸,必须由国家直接经营”。在他看来,部分蓝衣社成员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的激进程度甚至大大超过此时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
另外,蓝衣社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恨的意识十分明显,日本人的情报机关对此高度重视。蓝衣社的纲领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断然否认妥协和平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本社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将亡我中华。因此,我们决心保持绝对仇日的态度。抗日是本社最为重要和最为神圣的任务。”由于这种强烈、鲜明的态度,“1935年共产党中央政权在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同时,建议与具有民族思想的蓝衣社合作以建立反日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有很多难以弄清楚的问题。比如,蓝衣社的抗日意识与蒋介石在此时压制反日情绪的矛盾如何解释?易教授分析了有三种可能:一、蒋不想太过得罪日本人,有意实行暗中抗日的政策;二、蒋以认可蓝衣社的反日活动来换取他们对他的忠诚;三、蓝衣社逐渐摆脱蒋的控制。他认为,“根据现有资料,要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确表明了蒋介石政治集团内部关系之复杂”。蓝衣社的抗日与反共在蒋介石看来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统一起来的,因此,当西安事变以后蒋希望与共产党改善关系时,蓝衣社便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1938年春,蓝衣社解散,但三民主义青年团马上又建立起来了。原蓝衣社成员在三青团中的支配地位不断上升,“蓝衣社的精神并未因组织的解散而消失”。
从蓝衣社看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易教授并没有把国民党的革命失败症状——行政腐败、贪污腐化、宗派主义、政治压迫——看作是仅仅发生在国民党身上的现象。他指出,晚清时代的官僚已经是那样的声名狼藉,民初时期的军阀也是如此,因此还应该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认识国民党的现象。
中国的政治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传统?它在思想上、行为模式上有些什么特征?关于这些问题的确切而深刻的答案还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比方历史、人口、经济等重要因素不能成为我们的盲点。然而,易教授从对1927—1937年的国民党政治的分析中,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很有启发的意见。他的分析从这几个方面进行:
1.脆弱的政治机构。这个政治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不同,它的使命本来是要指导、监督行政机构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它就是党。但是,与我们易于产生的那种想法相反,国民党对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与指导是很弱的。党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减轻乃至于名存实亡,这是我们所不易于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蒋介石非常强调要在党的干涉下保护行政人员,中央以下的党的基层机构只能在宣传方面做出一点努力,这在强调一党专政的中国是十分奇特的。
2.无效率的行政。当官的专横跋扈,傲慢自大,可以毫无一点他所负责的事业的知识,更没有自己动手操作的可能。于是只能文牍盛行,实际上的操作如何则无人管理。
3.贪污腐化。这方面的情形无需在这里再来描述了,总之它的传播之广、花样之多,是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中极少见的。
4.宗派主义。宗派的形成几乎完全是由于为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而争斗的需要,根本没有什么思想的分歧、原则的分歧。在那些热衷于宗派斗争的人看来,政治原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5.政治压迫。这是中国党派政治中玩得最纯熟的一种境界。无论什么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建立在自由的说理、论辩的基础上,而是由权力意志的好恶来决定;凡是有思想分歧就等于是政治异己;以统一思想为名压制不同的声音。
易教授在最后的几个段落中谈到了一个问题:“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正如对国民党一样。”他由此而想到了中国的“文革”,他认为这场运动至少表明了毛泽东的一个清醒的看法∶一个现代的中国不可能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同时共存。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毛的观点一定会有更深一点的了解。
本文中引文全部来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一书。
李公明,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广东美术史》、《左岸的狂欢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