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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正是丁香盛开的季节，无数淡紫色的小花点缀在人行道旁的高高的白桦树中间，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长春的街头穿过。这座城市的美丽出人意料，宽阔的街道，富有异国情调的高大建筑，蜿蜒的伊通河，还有让人感到惊讶的长满全城的绿荫，无不叫我这个第一次来长春游玩的外地人耳目一新。所以，当我的朋友李药从北京打电话来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反过来劝他不要多虑，我告诉他我很喜欢长春这个城市，这两天一个人玩得很开心。两天前，在他的邀请下，我从上海来到长春，可没想到他突然被单位里派到北京出差，原来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他只得把他的房门钥匙和一辆旧自行车交给了我，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就一个人匆匆赶去了火车站。
       李药住在南湖公园旁边的一幢楼房里，出门一拐就是笔直的斯大林大街。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斯大林大街骑车到城北伪满时期溥仪的皇宫去参观一下，可上了车却发现自行车的后轮没气了，我就把车子推到路拐角的一个露天的修车摊前，想打打气。修车师傅是个中年人，头发花白，佝着背蹲在地上正在修车，我从地上拿起气筒，吭哧吭哧打了十几下，看看差不多了就停了下来，我问师傅多少钱，修车的师傅头也没抬，哑着嗓子对我说我车子的轮胎被扎破了，等会补好后再付钱算了。我有些不相信，伸手压了压后车胎，感觉到它果然在变软，在漏气，看来内胎是破了。这个师傅的修车水平很高。我夸了他一句，他没有吭声，背对着我继续修理手里的那辆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的自行车。过了一会，他拍了拍沾满油污的手，站起身来，他的个子不高，还有些驼背，一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没有说话，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上，转身在我的自行车旁蹲了下来。这时，我发觉他的两只手一直在哆嗦，不管是拿香烟还是拿扳手，都抖个不停，可干起活来，倒十分利索，一点也没耽误时间，而且，他的收费也相当公道。我连声向他道谢，他叼着已经燃到尽头的香烟哼了几声，还是没说什么话，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怪，作为一个摆摊做生意的，他的话好像太少了一点。但就在我推着自行车要走的时候，他突然用沙哑的嗓音问我，你是不是南方人?我说是的，我以为他想和我聊一聊，他却哆嗦着又点上一支香烟，把头扭了过去。
       从设在伪满皇宫的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出来，我找了个地方吃了晚饭。等我骑车回到南湖时，夜幕已渐渐地降临了，街上的店铺灯火通明，路灯也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伴随着自行车叮叮当当的铃声和公交车局促的刹车声，下班的人流开始多起来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在前后喧嚷的车流中，我不禁感到有些孤独。我望着左右的街景，五颜六色的灯光，模模糊糊传来的音乐，摇晃的人影，想到李药陈设简单的房间，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拐进李药的住处时，我看到那个修车的师傅还在路灯下忙碌着，他的生意还真不错。回到李药的房间，我打开了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日本人粗制滥造的儿童科幻系列剧。我洗了洗脸，坐在电话前，期望李药能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好有人说几句话，解解闷，可我等了半天，电话铃也没响一声。电视里，那些木头木脑的人还在使劲哼哈哼哈地吼着。我心烦意乱，连遥控器都没用，就直接关掉了它的电源。我喝了一口水，带上烟，走了出去。
       快走到斯大林大街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修车的师傅，他正坐在一个小凳子抽烟，脚边摆着一个老式的铝质饭盒，看样子，他已经吃过晚饭了。我走过去，对他打了个招呼，他还没忘记我，冲我点了个头，算是回答。在晕黄的路灯下，他的脸上也有了点血色。我顺着宽阔的斯大林大街走了一段，觉得索然寡味，便又折了回来，我想我可能太无聊了，当我再次看到路拐角的修车摊时，我想也没想就走了过去。我又向那个修车的师傅打了个招呼，我已经忘了我当时说了什么话，他起身坐到了一个工具箱上，把凳子让给了我。我递给他一支烟，他颤抖着点上了火。我们沉默了一些时候，他还是像白天一样很突然地问我手里的香烟牌子是不是红双喜，我说是的，他又突然问我，你是上海人吧，我点点头。说完这几句话，他便闭上了嘴。我有些后悔，下午修车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话不多，现在还想来找他聊天，真是找错了人，不过这只能怨自己自找没趣，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想赶快把烟抽完后好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也许我的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出于礼貌他又问我的家在上海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我住在五角场，五角场，听见我的回答，他也跟着重复了一下，我想我没有弄错，他是用上海话讲五角场这几个字的。你也是上海人，我一阵惊喜，连忙问他，他犹豫了一下，说不是，他只是知道五角场而已。
       说来也怪，那天晚上自打我坐到修车摊起，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前来修车了。也可能是时间还早，修车师傅并没有收摊的意思，我又递给他一支烟，希望他能和我继续谈下去。他没有拒绝，再次接受了我递给他的香烟，这使我的话多了起来，我主动向他谈起我对长春的印象，这座绿树成荫像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在我眼里要比光秃秃的上海漂亮得多，上海的绿化太差了。我说了很多，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出于虚荣心，我还告诉他我是个作家。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旁边静静地抽着烟，他的脸侧着，有一半都被灯光的阴影遮住，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似乎若有所思。我觉得我今天的话格外多。时间已经很晚了，路上除了偶尔有几辆公共汽车开过来开过去，行人已很少见，我不禁有点疲倦，我想我可以回去睡觉了。但我在临走之前还是忍不住问了沉默的师傅一句，问他怎么知道上海有五角场这个地方。
       他看了看我，我并不想得到他的回答，我准备站起来回去，可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你是一个作家，”他说，“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你要是有兴趣，我也愿意给你讲个故事听听，但我的故事可能没有你们作家讲的故事有意思，不过，多少也能帮你解解闷。”说完，他哆哆嗦嗦地又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还是侧对着我，开始讲他的故事。如果我没记错，他在和我说话的时候讲的是一口带东北味的普通话，可他讲故事的时候，却不时冒出几句很地道的上海话来。
       我曾经念过大学，学的是冶金，1982年我从沈阳的一个工学院毕业，被分到了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工作，厂里的设备和工艺都很落后，我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一点也用不上。在车间里实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安排到仓库当保管员，这个工作很清闲，只是看管一下厂里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钢材，有人来提货的时候发发货就行了。要说这个工作当时在厂里还是很不错的，干的活很少，钱却一分也不少拿，只有一些有关系的人才能到这里来，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说我运气好。我在上海无亲无故，在厂里更是谁也不认识，能到仓库来工作，说明领导很重视我。可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我想到设计处去搞搞技术，这样专业更对口些。我去找了一下厂长，希望他能让我再调换一个岗位，他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说仓库也很重要，更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去工作，就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有技术，才把我分到了那里，要是其他人，想去都去不了。他说的话确实是真的，我想想也有几分道理，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我最后还是去了仓库。
       钢铁厂的仓库在厂区的边缘，仓库外是一条大马路，每天川流不息的都是一辆辆载满货物的大卡车和长长的集装箱专用车。我们这儿的污染很厉害，路边的树上一年四季落满了黑灰，地上也到处都是油渍，人在外面走两步路鞋就会变黑。这里虽然偏僻，可很热闹，每天人来车往，都是来提货的。有好几层楼高的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型号的钢材，屋顶的航车不时就得吊一捆螺纹钢或一块钢板嗡嗡地滚动着把它放到汽车的车箱里。我干的活也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根据提货单上的要求帮提货的人把他们所要购买的钢材从仓库里取出来，再帮助他们把钢材装好，谁都知道，这样的工作所需的技术并不多，我很快就厌倦了。好在这里的活很多，每天忙忙碌碌的，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
       我学会了抽烟，这倒不是因为心情不好，那几年钢材很紧张，不仅是有钱都买不到，就是买到了也不一定能提到货，那些拿着提货单来仓库提货的人见谁都陪笑脸，递烟，说好话，一来二去地我也抽起了烟。可除了学会抽烟，我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和身边的人愉快相处，星期天的时候我还经常跑到市区去玩，我一遍又一遍地逛南京路，在大光明看电影，到外滩去看来往的轮船，听海关大钟敲响整点报时的音乐。我想我也许就这样在上海平平安安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我会结婚，可能会生个儿子，也可能会生个女儿，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可很多事情都不是人所能估计到的，我以前不相信这一点，我是学理工的，我相信一切事物的发展和运行都是有规律有秩序的，它们也都是可以把握的，即使有例外，也只是我们的理论有缺陷或者不够完美，这并不能动摇我的信念。我对我的将来也这样看，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得到报偿，自己也能有所发展，尽管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还是愿意把它做好。实际上，这也是每一个人的正常想法。
       在仓库工作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仓库的管理十分混乱，各种规格的钢材的堆放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保管员是看哪里有空档就放在哪里，缺乏一种科学性，这使我们在寻找和搬运的时候常常很麻烦，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又累，工作效率还高不起来。我想我有责任改变这种现状，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要在堆放产品的时候稍加注意，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起来。我把仓库的库房和场地进行了区划，参考产品的型号和销量以及交通的便利等因素作了一个计算，建议以计算的结果来重新放置产品。我写了一份材料，把我的这个意见交给了我们仓库的领导，领导很重视，看了我的材料后很快找我谈了话，还在会上表扬了我，大家对我的方案也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样做确实很好，省力省心，还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领导决定，以后就按照我的建议来堆放钢材。看到我的精力没有白费，我的计划也得到了实施，我感到非常高兴。可很多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件事也是这样，就好像多米诺骨牌，要是没看到排在后面的一张张牌，你推倒第一张牌的时候是怎么也想不到后面会有那么多张牌都要被推倒。
       这个计划刚开始执行就流产了。虽然我在制订这个计划时尽量考虑到了现有产品的堆放情况，可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过去堆放的钢材挪挪位置，这个工作量很大，但这不是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领导已经进行了协调和分组，派出专人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在搬迁原来堆放的钢材的过程中，我提出要对它的规格和数量再做一次统计，以便将来利于管理。我找到了仓库的产品入库登记簿和发货清单，一个一个进行核对，我发现，有很多种钢材的数量和记录不符，有的少了很多，有的干脆就没有。我想这很可能是以前大家仅凭习惯乱堆乱放造成的恶果，我把这个情况向领导反映了一下，我这么做，没有其它的目的，我当时还很年轻，也有年轻人的虚荣心，我只是想向领导表明，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是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后，沉吟了一下，对我说的情况显得很重视，他称赞我做得对，对我工作的细致和条理性也表示欣赏。我很高兴，可没过几天，我就被从这个事情中调离了出来，又过了几天，这个工作完全停了下来，领导的解释是这一段时间太忙，人手不够，等以后有机会再接着干。我们都回去继续干原来干过的事，我没问其他人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好像一点也不忙。
       我是个办事很执着的人，为了以后再整理钢材的时候省点力气，闲下来的时间，我就按我所设定的计划去清点那些应该搬迁的钢材，但我再去借过去的入库登记簿和发货清单时却没借到，负责保管这些档案的人说这些材料已经上交到厂部，要过一阵子才能发放回来。我没在意，上次多亏我还抄了一些数据，虽然不多，倒也可以先干起来，清点一个是一个，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这次因为不赶时间，我从容了许多，我耐心地清点了一处过去堆放的某个型号的钢材，这堆钢材数目比起应该有的，少了很多。于是我用了好几天的空余时间，仔细清查了仓库存放的所有的钢材，我本来以为这些少掉的钢材可能是因为胡乱堆放，放错了地方，可我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接着我又清点了两个地方的钢材，同样少了很多，同样找来找去找不到，我感到很奇怪，这些钢材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么重的东西，飞是飞不掉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它们完全锈掉了。可一堆火烧完了后也还会有一堆灰，这些钢材生锈后却什么都没留下来，何况这些入库没多久的钢材根本就不可能生锈。我又一次去找了仓库的领导，我告诉他我清查的结果，为那些钢材的丢失困惑不已，这些钢材都到哪里去了，它们存在于我们仓库的纸做的记录本上，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可在现实中它们早已不翼而飞，连个影子也没剩下。我们的领导是个认真的人，他对我的调查结果很重视，他说这个情况太重要了，说明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很大的失误和漏洞，但在没有进一步核实之前，他让我先不要对别人讲，我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这种事情怎么能对其他人乱说呢。他送我到办公室门口，要我以后有事情直接找他谈。这一次和上一次谈话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分手时，他还关心地问起我的家庭状况，他居然还记得我是个长春人，我告诉他，家里除了我的母亲，没有别人了。他叹了一口气，要我逢年过节时多给母亲寄点钱，将来有条件了把母亲接到上海来一起住，尽尽孝心，他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又大又温暖，我很感动，谢了谢他。
       在上海生活了大半年，除了往家里写过两封信寄过两次钱外，我还没有回过一次家。我很想家，每天上班报过到后，我都会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仓库外的马路旁边抽上一支烟，马路上，各种各样的车辆永不停息地奔流着，我抽着烟，看着它们一辆一辆从我身边驶过，似乎连声音也听不见。我盯着车身上的牌照，每次都渴望能见到一辆长春的、沈阳的或者是东北其它城市的车子，希望它能随着滚动的车轮把我的一些思念带回故乡。我知道这种浪漫不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有的，我也知道这些胡思乱想都是不真实的，我在沈阳和东北其它地方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想家，我只是抽了一支烟而已，是尼古丁在做怪。又过了几天，一天早上，我在马路边抽烟的时候突然被两个人摔到了地上，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把我在地上拖了好几米，弄得我全身都沾满了又脏又黑的油污，我的一只棕色的翻毛皮鞋也被弄掉了，袜子上到处都是泥。我想问他们要干什么，张了张嘴，却没说出来，我的嘴里被塞满了沙子，有一个人还把我的脸按到了地上，这时我听到我的后脑勺砰地响了一声，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一间屋子里的一张床上了，这个屋子的门很奇怪，不是一般的木门，是用粗钢筋焊的铁门，窗户上也用细钢筋来回拦了好几道，就像一个监狱。我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上面有一道一道的竖条，和我平时用的床单差不多，我的脑袋还有点疼，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掀开被子，下了床，我走到门口，好像闻到一股药味，我想我可能是得病了，被那两个人打伤了。门是关着的，我想打开，但门上上了锁，走廊空空荡荡的，我又走回来，看见床单上和被子上都印着字，我看了看，是“五角场精神康复医院”这几个字。果然是个医院，我放了心，可我还是有些头昏，就在床上躺了下来，重新睡了过去。睡了一半我突然惊醒了，我在梦里梦见自己躺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我跳下床，扑到铁门前，使劲地摇动着，让它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大声叫喊，想看到一个人从我面前走过，一会儿，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冲进了我的房间，他们把我就势按在地上，攥住我的胳膊，给我打了一针，我声嘶力竭地叫着，告诉他们我没有病。我拼命挣扎，我的鼻涕和眼泪都流了出来，弄得我脸上到处都是，可我感到全身越来越软，我的头也越来越沉，一个医生摘下口罩，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对站在旁边和他一样满头大汗的两个医生说，我注意了一下，来这里的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天一醒过来，我就冲到铁门前大声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用力摇着铁门，拿手推，用脚踹，我的嗓子变哑了，我的胡须变长了，一次次，我看见医生从走廊里嗵啊嗵地跑过来，他们一次次地把我按倒在地上，一次次吃力地抓住我的手，再一次次地用那粗大的针管给我注射那无色的透明的液体。一次又一次，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快，人也越来越少，我撞门的声音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轻了。一天，只来了一个医生，他打开门，却没有直接向我扑过来，他看着我，对我说，你比来的时候好多了，我强忍着没有流眼泪，他要我躺到床上，要我听话，然后给我打了一针，接着他关上门，转身离开了屋子。我终于哭了，我感到自己的眼前蒙上了一层白纱，我的脑袋也好像生了锈。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好医生，下次他又来给我打针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的一个小发现，这里的门窗上用的钢筋都是我们厂生产的，这个秘密我一般都不对别人说。我还告诉他我是个大学生，我很想念厂里的同事和领导，还有我在远方的亲人，我的母亲，我要让她知道，她在远方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我说的这些他全都知道。
       人总是这样，总喜欢说自己，我想我讲自己讲得太多了，我一定昏头昏脑地对那个医生说了很多遍我的情况，还自以为每回都是头一次告诉他。其实这个故事也一样，主要不是讲我的事，我本来是想讲讲另外一个人的事的，他是我的同屋，比我先来这个房间，我醒过来的第一眼就看见了他。他笔直地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泥塑的木胎，他垂着头，眼睛盯着地板，从早到晚，看也不看我一眼。我的嚎叫，撞门发出的响声，医生和我展开的搏斗，他都充耳不闻，视若不见。每次他都静静地坐在床上一声不吭，我昏死过去，我醒过来，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和触动，在这间屋子里，好像就生活了他一个人，而我只是一团空气，或者根本就什么也不是。我想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病人。每天，天一亮他就从床上爬起来，整整齐齐地叠好被子后，就坐在床上发呆，除了上厕所，不管是吃饭还是吃药，他都坐在那里，一点也不挪动地方。他从来不闹，很安静，夜里连个鼾也不打，他吃药都是自己吃，很自觉，医生到时间只要把药和水送来，他接过就吃，很老实。不像我，有时候老是觉得自己没有病，拒绝服药，常常让医生按住强迫打针或吃药。我还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病，也许他这样不言不语的，就是发病的症状，谁知道呢。这里什么人都有，有人一直在唱歌，有人一直在哈哈大笑，还有人喜欢一天到晚光着身子在屋子里跑步，我则老向医生说我没有病，我要回厂里去上班，有时候我还用头去撞铁门，用脚去踢铁门，弄得血淋淋的，可等医生一来，打开铁门一看，我却变成了一个哑巴。
       我不是一个哑巴，但我很害怕医生，害怕医生给我打针，每次打了以后我的身体就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是不是真的得了病，想得难受了我就折磨一下自己，这样心里会好受一些。我的同屋倒真像个哑巴，来到这个地方后，我几乎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他既苍白又瘦弱，那张脸就像一个面具一样毫无表情，整个人似乎和个没有生命的木偶差不多，只有在他呕吐的时候他才更像一个人，这时我终于能看见他扭曲的脸上有那么一点表情。他的胃一定坏了，常常稍微吃点东西就吐了出来，有时哪怕是两片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的药片吃了也会恶心和呕吐。他皱着眉，用手捏着喉咙，无声地打着嗝，把那些刚刚吃进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他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从来不在医生面前吐，吐的时候他还努力不发出一点声音，憋得发黄的脸上直冒虚汗。我感到他很可怜，难怪他这么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他一顿饭都没吃饱过，人当然没精神了。后来，我再见到他想吐的时候，就赶紧把痰孟端给他，开始的时候，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让我端着痰孟站在他面前，接他吐出来的东西，有时我看他实在难受，就伸出一只手帮他捶捶背，他虽然不答理我，可也不反对我这样做，我想他说不定真的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现在又得了精神病，真是比我还可怜。意外的是，有一天在我侍候他吐完以后，他却对我说了声谢谢，他突然开口，声音又是这么低沉，我听到后还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抬头看了看门外，外面并没有医生，我这才意识到是我的同屋在对我讲话。
       谢谢，他说。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一脸，他终于说话了，我完全听见了，听懂了，我激动得两只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手里的痰孟也一下摔到了地上。我没病，我大声吼道，冲到铁门前拼尽全身的力气把它摇得哐当哐啷乱响，我没病，我用脚使劲踢着由一根根钢筋横七竖八焊接起来的铁门。医生们跑过来了，我没病，我一点都不怕他们，我没病，怕他们干什么。他们把我从铁门上拉下来，把我按在地上，我觉得有一股清凉冰冷的液体从胳膊的血管里进入了我的身体，而且越来越凉。半夜的时候，我醒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同屋正在白花花的月光下帮我把身上的被子盖好，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也对他说了声谢谢。
       尽管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爱说话，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哑巴，能听懂我说的话，我还是感到很高兴，我不寂寞了。我把我的故事全部告诉了他，然后我问他，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自从进到医院后，我的脑子有些不大好使了，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可越想越想不清楚，越想越糊涂，我只能说，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他想了想也认为我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好像也没什么用，我又问他该怎么办，他劝我耐心等待。等谁呢，我再问他，是等厂里的同事和领导来接我出去，还是等医院发现我没有得病，让我早日出院?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有那么一会儿，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倒是看见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他的嗓音突然变得沙哑起来，可随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也没怎么听懂，他告诉我，要我少吃点药。可他天天都在吃药，医生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叫他吃多少他就吃多少，虽然有时候他全吐了出来，却从来没有对医生说他不愿意吃药或者想少吃点药，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还想多问他两句，他的脸却板了起来，又变成了一个哑巴。
       不知为什么，那次一激动把痰孟摔到地上后，我的手就经常莫名其妙地抖动，即使我命令它停下来，它还是哆嗦个不停。奇怪的是我发现我同屋的手也在颤抖，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没有理我，我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不肯说，他怎么也不愿意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想起来了，就问他一次，我都不知道我到底问了他有多少次，我一定问了成千上万次。我还问了他许多问题，我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就像一只动物园里的关在笼子里的狼，他总是不说话，总是不回答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一天到晚自言自语着，觉得他和把我关起来的铁门铁窗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在我眼里，他就是铁门，就是铁窗。我想让他和我说话，可他就是不说，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差点发了疯。一连好几天，我一醒过来就跑到门口抓住铁门乱晃，要医生放我出去，我要到外面去和别人说话。我严厉地告诉他们，他们弄错人了，我没病，我还唱了好几首革命歌曲，其它房间听到了，有好几个人都跟着我唱，医生们手忙脚乱，到处乱打了一阵子针，可能数我打得最多，我只记得这件事平息以后，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后来的事情就都怪我了，要是我早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会在我的同屋刚开始讲他的事的时候就让他闭嘴，但当时他说他愿意和我聊聊天时，我一点也没多想，我马上把耳朵竖了起来。他说他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他是一个小偷，我一点都不相信，可他说这是真的。他说他以前在五角场的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工作，他在厂里很少和别人交往，在家里他也一样孤僻，他总是躲在自己那间狭窄的小阁楼上看书：诗歌，散文，小说，中国，外国，古今，他看的大部分都是文学书，他还把这些书的名字告诉了我，可是我忘了。没有人来找他交往，也没有人来找他聊天，每天他都沉浸在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书本构成的一个孤独的幻想的世界里，他脸色苍白，严肃，身上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大家只是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怪，有些恍恍惚惚，像一个轻飘飘的影子。时间长了，也没人再特别地注意他了，反而对他有点见怪不怪的味道，没什么人理他，干什么也没人去问他，好像越来越与众不同，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很正常，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一天快下班时，他偶然从厂里会计的办公室经过，他看见会计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一本书，像一本小说，他走进去看了看，却是一本讲财会的书，这让他有点扫兴，他转身想离开办公室，却瞥见会计的办公桌边那只用来存放钞票的绿色的保险箱没有关，厚厚的铁门半敞着，里面放着两沓厚厚的人民币，他想起来明天就是发工资的日子，这些钱可能是他们厂里的工资。正巧这时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就顺手把钱拿了出来，他把一扎钞票扔进了门口的一个大大的用铁丝编成的字纸篓里，然后用手摇了一下，让废纸把钱盖住了，接着把另一扎钞票往口袋里一装，走了出去，他准备再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他想，这个玩笑开得可真精彩，这下子，大家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谁知道办公室外面没什么好地方能把钱藏起来，这时已经下班了，人们陆陆续续向厂门口走去，他也就跟着走了出去。回到家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先上了小阁楼，他把那一沓钞票在手里掂了掂，放到了桌子上。他吃过晚饭后，继续看昨天没有看完的书，那么多钱就放在他的眼前，他却一点也没受到影响和干扰，他照常看到很晚才睡了觉。
       第二天早上，他把那扎钞票带在身上去上班，可一到厂里就发现气氛不对，很多人都在议论纷纷，说是厂里的保险箱被盗了，今天早上会计打开保险箱一看，昨天下午从银行取出来用来发工资的钱突然不见了，会计当场就昏厥了过去。厂里已迅速向公安局报了警，警察马上就来了，他们到会计的办公室里看了看，仔细勘查了一下现场，又问了一下苏醒过来的会计一些情况，紧接着就坐在里面开始一个个找人谈话。轮到他时，他还有点害怕，可警察也没问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衣服口袋里就装着那被盗的一大笔钱，他们问他昨天都干了些什么，下班前又干了什么，他说他没干什么，和大家一样，他一直在车间里干活，到下班的时候他也和大家一样下班了，他否定了他曾经去过这个办公室，警察又问了问其他一些人的情况，他如实说了。警察也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他很轻松地就走出来。他看看他身上的那扎钞票一时也不好出手，就又带回家，把它扔到了小阁楼上。第二天，警察又把大家叫过去一个一个分别问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和第一次的比起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问话的方式变了，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不再是昨天下午你来过这间办公室没有，而说你老实说吧，你前天下午干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厂里的十几个人只好老老实实把自己前天下午干过的事又说了一遍，大家感到这几个警察很奇怪，问来问去始终是那几个问题，这样问能把丢掉的钱找到，真是见了鬼了。当他被叫进去的时候，他发现那几个警察的眼睛都红了，还一个劲地抽烟，他一点也不慌，进门的时候还扫了一眼那个字纸篓，看了以后他顿时放了心，根本没有人动过，他把昨天说过的话向警察重复了一边，很快就没事了。第三天，警察只叫了几个人去谈话，他没被叫去，他听说有人在办公室里和警察吵了起来，下班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警察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的眼睛变得比兔子的眼睛还要红。他很同情他们。
       他觉得这个游戏应该结束了，他不想让那些无辜的人互相忍受这种可怕的折磨。当天晚上，他拿着一个手电筒，带上那一扎放在他的小阁楼里的钞票，悄悄去了厂里。在路上，他头一次感觉到这扎钞票的分量，虽然它和一块肥皂的大小差不多，可好像比一块肥皂重多了。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意识到钱也有重量。为了躲开看门的老头，他从一条偏僻的小弄堂绕进了厂，厂里很静，他听见有青蛙在呱呱地叫，厂里居然有青蛙，这他以前倒一点也不知道。他没有打开手电筒，借着远处射来的昏暗的灯光和天上的月亮轻轻地走到了会计的那间办公室。谁知他刚到门前，就突然被人按到了地上，几个揿亮的手电一下射到了他的脸上，刺得他眼睛都眯了起来。他听见有人惊呼了一声，原来是你，他们把他拖到了办公室里，灯全亮了，他看见厂里的一个同事和那几个警察站在一起。一个胖警察从他身上把那笔钱搜了出来，交给了旁边的另一个警察，要他数一数。他的手已经被扳到背后用手铐铐了起来，刚才搜钱的那个胖警察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得意地问他来干什么，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数钱的警察说被盗的钱还少一半。没等那个警察再问，他便主动地告诉他，剩下的钱在门口的纸篓里，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感到有点意外，他看到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困惑的神情。胖警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把烟在烟灰缸里掐掉，走到了纸篓前，他拿起了那个铁丝编的大大的字纸篓，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了会计的办公桌上。一看到那沓厚厚的钞票，胖警察回头冲到了他的面前，伸手用力打了他一个耳光，胖警察劲很大，一下子就把他打到了地上，当他抬脚还想再踢他时，厂里的那个同事走过来把他拉开了。胖警察一定是气坏了，连夜将他带回去以后，把他的鞋子袜子一把脱掉，光着脚叫他面对着墙跪下，又二话不说，拿起电警棍就往他的脚心捅了几下，让他像一只蚂蚱一样曲着腿从地上蹦起来了好几下。
       最后，他对我说，警察没有把他送进监狱，却把他送到了这家精神病院。法院没有判他的罪，因为谁也不相信像他这样文质彬彬的一个人会以偷盗的方式来开玩笑，无论是厂里的同事还是他的家人，都认为他是发了疯才这样干的。大家还一致认为，他平时就有些不正常，神经早就有了毛病，甚至连审讯他的警察也觉得他的脑子有点问题。他一直坚持说自己盗窃这笔钞票没有任何更深的动机，就是一时兴起想开个玩笑，但是他却应该早已过了开这种玩笑的年龄。有个穿着警服的医生和他进行了一次漫长的交谈，离开他时连连摇头，还对和他一起来的一个警察说，除了精神病，不可能再有其它的解释了。于是，他被送到了这里，医生让他吃药，给他打针，而他只能将错就错。
       月光下，我看见他像截木头一样坐在床上，讲完自己的故事后他有点疲惫，我能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我觉得很不均匀。我虚弱地躺着，感到他的故事和我的经历有相像的地方，可到底是哪里相像，我又说不上来。集中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尤其让我头疼，我劝他像我一样早点睡觉算了，他却站了起来，我想很有可能，他这次对往事的回忆就像触动我一样也触动了他自己，我没想到，他一头撞到了那扇我摇了无数次的铁门上。
       故事讲到这里，那个修车的师傅突然停了下来，我看见他又哆里哆嗦地从我放在地上的那包快要抽完的红双喜中抽出了一支烟，我注意到了此刻天上也有一轮弯弯的月亮，我用打火机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我承认，他讲的这个故事比我过去在小说里讲的故事好多了，我期待着他能够讲完。他却吸起了香烟，不再吭声，我只好问他，他的同屋撞到铁门上后又怎么了。
       “死了。我抱起他的头时，流出的血把我的手都弄湿了，他的手还在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不再动。后来，我终于离开了五角场的那所精神病院，回到了长春。”他回答我说。
       他的脸被呼出的烟遮没了，随着烟雾的消散很快又在昏黄的路灯和月光下浮现了出来，我感到他的脸显得格外苍白，他的手也抖得厉害，我眼看着那根夹在他手里的香烟很不自然地掉在了地上，烟头上红色的火星四处飞溅开来，一闪就不见了。这个故事无疑使我着了迷，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怀疑起来这不像是一个真的故事，我还似乎发现了其中的漏洞。我忍不住又问修车的师傅，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问得显然不是很妥当，他用颤抖的手捡起了掉在地上的香烟，侧过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但随即他又把头侧了过去。
       “我就是那个偷工资的人。如果说故事有不真实的地方，那就是死去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同屋。”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也颤抖了起来。
       张生，作家，现居上海。曾发表《一个特务》、《结局或者开始》等中短篇小说若干。